「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紀念顧炎武誕辰400周年

　　李直

　　顧炎武，號亭林（1613-1682），崑山千墩人，是蘇州響噹噹的歷史名人。今年是他誕辰400周年。他發出的振聾發聵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聲音，至今仍在我們耳邊迴響，喚起了無數中華兒女的覺醒，使人們熱血沸騰。我們要了解這句話的深刻含意，先要了解顧炎武其人。

　　自幼勤奮好學

　　顧炎武自幼篤學。其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員都對他有過很大影響，其中對他產生深刻影響的主要有兩個人：一是嗣母王貞姑。她因未婚夫早喪，未嫁就守節，主動來到顧家，精心照顧婆婆，斷指為婆婆治病，受到普遍讚揚。她對顧炎武愛如己出，嚴格教育。顧炎武5歲前就讀《小學》，6歲讀《大學》，7歲學《四書》，9歲讀《易經》。後來為避兵患，貞姑遷居常熟的語濂涇，當她聽說"兩京皆破"的消息時，悲傷得"絕粒不食"，堅持15天，壯烈殉國。去世前，她對顧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你一定要讀書隱居，無仕二姓！"嗣母的行動對顧炎武的震動太大了，使他一生難以忘記，更堅定了他的反抗精神。二是嗣祖父顧紹芾，有名的鄉紳，見多識廣，老而彌堅，極期孫子成才。在他的培養下，10歲的顧炎武就認真學習《左傳》、《國語》、《史記》以及孫子、吳子兵法，以備將來之用。嗣祖父喜歡做讀書札記，有藏書五六千卷。這些都對顧炎武后來的寫作和研究產生極大影響。顧紹芾是引領顧炎武進入學術殿堂的第一位導師。

　　放棄科舉，立志救世

　　顧炎武從14歲考了秀才後，一直考到27歲，連考14年，屢考不中，最終放棄了考試。其原因不能只看表面，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他不僅僅是因為科舉考試不稱心和仕途不如意，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在親身經歷中，看出了封建制度的沒落，看清了科舉的危害，看透了官場的腐敗，不願與朝廷合作，更不願同流合污。從此，他杜絕了為清廷做官的念頭，不願在"書中自有黃金屋"、"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而要另闢救國救民的新路。為了這個目的，他發憤讀書，併到各地考察，潛心研究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學問，以行動實現自己為國為民的理想和追求。

　　復社是明末江南士大夫階層組織的進步社團。當時，社會矛盾激化，在農民大起義的壓力和清軍進攻的威脅下，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繼東林黨而起，由太倉張溥等人牽頭，合併江南若干文社，組織了這個團體。他們主張改良政治、參加抗清，以挽救明王朝。曾在蘇州虎丘開過大會，後被清政府取締。復社的性質和組織活動，對顧炎武的人生和"天下觀"的形成，都產生了積極影響。顧炎武參加復社，是當時蘇南的知識分子對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主張改良政治、參加抗清，是大家研究後達成的共識，是為民族、為社會、為民眾的利益著想。

　　顧炎武原名繼坤，初名絳，字忠清，後憤而改名為炎武，字寧人。原因是東北滿族女真部的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向關內進軍，後來皇太極改國號為清，打過長城。1645年，清軍南下，一路燒殺搶掠。在揚州，屠城十日，在南京、蘇州也實行燒殺政策，僅崑山就被屠殺4萬多人。30多歲的顧炎武面對殘酷的現實，在崑山、蘇州等地積极參加抗清鬥爭。失敗後，他一邊秘密從事反清活動，一邊做學問，輾轉於蘇南一代。為了紀念和學習南宋的愛國志士王炎午，將自己的名字絳改為炎武，又將自己的字忠清改為寧人，寧是明代南都江寧（南京），表示永做明代人。他改名改字的用意，全在於愛國抗清，立志救世。

　　1645年崑山被清軍攻陷後，顧炎武渡江到淮上，投奔朋友抗清富商萬壽祺。從此他往來於大江南北，一方面經商，一方面堅持抗清鬥爭，前後約十年。這種"亦商亦儒"的生活，使他的思想和感情逐步傾向於包括新市民階層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在實踐中，積極支持廣大人民群眾改良政治和發展工商業的要求，並為他們到處吶喊。

　　1657年以後，40多歲的顧炎武，決意變賣家產，毅然北游，直到1682年，因年老體弱，墜馬身亡于山西曲沃。他考察、遊歷祖國北方20多年，經江淮，上岱嶽，瞻孔林，入京師，謁明陵，出關外，折而南至恆岳，西逾華山，北抵太原，往來曲折達二、三萬里！愛國、報國，"作客邊陲"，不怕"蘭摧玉折"。一路上辛苦勞累，忙於考證和廣結賢士，處處透發出他對故國的思念和強烈的興亡之感，處處顯現出他的學者氣質和"經世致用"的學風，處處閃耀著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在此期間，清廷幾次徵召，他都一一拒絕，不予合作，甚至以死相抗。"耿耿此心，始終不變"。這就是顧炎武的立場和氣節。

　　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

　　用"著作等身"來形容，非常確當。據有關資料統計，他一生的著作多達117種，累計400多卷。許多專家認為，其中主要的有：一是《日知錄》，一般都認為《日知錄》是一部內容豐富、考證精審的史學類型的書，這是不錯的。實際上此書的內容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藝術、歷史、地理以及論兵和外國事、論天象、術數等，是一部宏大的讀書札記性的學術著作。全書不分門目，而列1020餘條目，共32卷，是一部造詣極高的學術著作，歷來為世人所推崇。用顧炎武自己的話來說：所著以"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日知錄·初刻自序）。可以說此書是他的一部力作。二是《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是一部歷史地理學名著，約150萬字，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地方文獻資料，對地理形勢、水利、賦役、屯墾、邊防、關隘以及西域、交趾和海外諸國等都有詳細記載，為後人研究歷史地理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經濟史料，在中國地理書中別開生面，開創了後世整理和利用地方志的先例；三是《肇域志》，約200萬字，是《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姐妹篇，內容側重各地沿革、建制、山川、名勝資料，是他閱志書一千多部以後寫成的，囊括了二十一史和天下府州縣之志書，是一部明代的地理總志。這也是一部典範之作和重要學術成果，說明顧炎武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修志大家。四是《音學五書》，五種音韻書的合集，共30卷，對我國上古音韻進行了系統研究，綜述了音學源流，以《詩》、《易》用韻考定古音，訂正了《唐韻》讀音，審校了《詩經》全書1900多個韻字，歸納為古韻十部。該書開創了清人研究古音的先河，奠定了清代古音學基礎，在這方面，顧炎武的貢獻可以說是前所未有，開創之功不可磨滅。其他在金石書法學、詩詞美學等方面也頗有建樹和成就，被稱為清代金石學的開山祖師、有成就的書法家和愛國詩人。這裡更要強調的一點是：顧炎武聞名於世的著作很多，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這就是他所有著作的核心思想。

　　「天下觀」的原話和要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八個字是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提出的。

　　他在《日知錄·正始》中寫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自正始以來，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段話就是顧炎武的原話。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八個字，是後人根據顧的原話概括的。是誰概括的？一說是愛國人士麥孟華在《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一文中概括的，2003年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傳統美德格言》就是這樣認為的；　一說是維新派領導人之一的梁啟超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概括的，說："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現在一般都認定是梁啟超概括的，也有人說孟、梁是同學，可能是他們共同概括的。

　　無論是誰概括，原話都是顧炎武說的。顧炎武的這段話，明確了"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肯定了"匹夫"（人民等各階層）保天下的歷史作用。從這段話中，還可以看出他熱愛祖國的崇高品德、以天下為己任的主人翁態度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

　　提出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是：明代中、後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發展到晚期，在蘇州、杭州一帶，商品經濟已經繁榮起來，在一些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中，已經出現"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勞資合作的生產關係，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社會階層———市民階層和"亦商亦儒"的士大夫階層也出現了。顧炎武就曾一度"抱布為商賈"，來往於大江南北之間。他受市民階層思想觀念和道德、感情的影響，已經在他所著的《日知錄》等書中，向統治者提出了要擺脫封建性經濟、政治束縛的要求。他說：有明"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而君主獨裁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天下"萬幾之廣，固無一人之所能操也。"（《日知錄·守令》）他主張讓"富人"投資興產，破除天子"絕世之貴"，確立"為民立君"思想。這些論述已經孕含有關於"天下興亡"的新觀念。

　　到了明代末年，政治更加腐敗，社會更加動蕩不安，各種矛盾激化，內亂外患烽火不斷，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社會危機非常尖銳和複雜。正值此時，東北滿族女真部的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1636年皇太極又將其國號改為清。清軍不斷進攻明軍，窺視北京明政權。雪上加霜的是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壓迫更加深重，土地兼并，閹黨專權，貪污橫行，農民被迫起義，陝北李自成率領農民軍向北京進軍，於1644年推翻了明政權。明總兵吳三桂引清軍入關，農民軍敗退，清軍很快佔領了北京。1645年，清軍南下，一路燒殺搶掠。

　　當時，顧炎武已是復社成員。他親眼目睹這一切，積极參加抗清鬥爭。清政權想鯨吞全中國，這消息傳到崑山，顧炎武等復社成員聚集在崑山明倫堂，研究嚴峻的形勢和對策。他登台演講："清軍入關進京，這不僅是"易姓改號"的"亡國"，而是使中華文物衣冠盡喪的"亡天下"！只有堅決抵抗，才能拯救民族危亡，維護中華文化的血脈。"他是這樣說的，一生也是這樣做的。

　　從《日知錄》這本書中可以看出，顧炎武非常讚賞孔子的"以天下為心"（為第一位）、"不可一日忘天下"的思想境界。但顧炎武對"天下"的看法遠遠超過了孔子。他最為震爍人心的是提出和肯定了"亡國"與"亡天下"的"有別論"、"保天下"與"保其國"的關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和"匹夫"在"保天下"中的偉大作用。他為什麼不講"國家興亡"而講"天下興亡"？因為在他看來，明與清實行的都是封建獨裁統治，皇帝代表著國家，朝代的更迭、政權的興衰，從來沒有"匹夫"參與，因此"匹夫"用不著去負責，應該由"吃肉的大臣們"去負責。而"天下興亡"就不一樣了，其意思非常廣泛。顧炎武說的"天下"，不僅包涵人與自然、國與家，還包涵民族大家庭、全社會、全世界、一般老百姓（匹夫），甚至文化血脈、倫理道德等。這些方面的"興亡"，"匹夫"都有責任。他的這些論述，使人眼睛一亮，為大家打開了一個真實認識"天下"的窗戶。

　　這錚錚有聲的八個字，是顧炎武"天下觀"的集中體現，也是他為國為民思想的結晶和一生經歷的寫照。

　　「天下觀」的形成和突破

　　顧炎武的"天下觀"不是天下掉下來的，也不是生來固有的，而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和歷史潮流的變化中逐步形成的。他的"天下觀"，比起古人來，有許多突破。"天下觀"是人們對"天下"的認識、理解和看法，自古有之。顧炎武的"天下觀"與古人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他繼承和發展了古人的觀點。繼承就是相同的地方；發展就是不同的地方，就是突破。在他之前，儒家經典《禮記·禮運》中就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聖人耐（能）以天下為家"；孔子強調過："聖人治天下，必自人（仁）道始矣"，必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也說過："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漢書》中說過："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曹操說過："摧滅群逆，克定天下"；范仲淹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些前人的論述，顧炎武都繼承了，並在此基礎上，經過深思後，在自己的實踐中發展了。他為"天下觀"增添了新內容，開闢了新境界，確立了為國為民的新坐標，為天下"匹夫"的人生注入了新活力。"保天下"，盡"匹夫"之"責"，是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堅定抉擇，體現了他對"天下觀"的理性思考；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否定"君權神授"觀念和"尊君賤民"傳統，堅持把"愛國"與"忠君"二者分開，並提出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和政治主張，這是對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思想的突破，也是對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思想的突破；在經濟方面，從天下大勢出發，強調藏富於民，反對橫徵暴斂，重視發展農業和工商業，讚揚紡織之利，提倡貿易自由，並提出"當禁止租不得過八斗"（見《日知錄》）的減租主張。這些一系列的新觀點，深入批判了統治中國定於一尊的經學理論，揭露了二千多年來封建專制的壓迫剝削制度，已帶有自由、民主的性質，順應了時代要求。他以一生的奮鬥，為此作出了開創性的的貢獻。他把人們對"天下"的認識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達到了一個新高峰。他比西方倡導自由、民主的啟蒙學者早了一百年！他不愧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開創者、倡導者和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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