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編訂 風雅頌 用詩和傳詩

詩經的編訂 風雅頌 用詩和傳詩

1、《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了西周初到春秋中

葉的詩歌305篇。包括十五國風（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三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共40篇）。另有6篇笙詩，僅存詩題，不在305之內。

2、《詩經》的分類。《詩經》中的詩依據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是指各地不同的的音樂。「雅」是雅正之聲，指周王朝京畿地區的音樂。「頌」是宗廟祭祀用的舞曲。全書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 6世紀。產生的地域，約相當於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一帶。也就是黃河、長江、漢水、渭水流域的廣大地區。作者包括了從貴族到平民的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絕大部分已不可考。時代如此之長，地域如此之廣，作者如此複雜，顯然是經過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書的。

 詩經六藝

風雅頌賦比興

詩經按風雅頌分為三類：風即音樂曲調，國風即各國地區的樂歌，雅分為大雅和小雅，雅：正，指王畿的樂歌。頌，宗廟祭祀之樂歌。

賦比興是詩歌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賦，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興：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

笙詩

《詩經·小雅》「鹿鳴之什」中的《南陔》﹑《白華》﹑《華黍》，「南有嘉魚之什」中的《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的合稱。這六篇詩都僅有篇名而無文辭。宋朱熹於集傳中稱這六首詩為「笙詩」。《

詩經的句式和章法

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強烈的節奏感，是構成詩經韻律的基本單位。四言句節奏鮮明而略顯短促，詩經中經常出現的重章疊和雙生疊韻的重沓結構讀來有顯得迴環往複，節奏舒捲徐緩，在意以表達和修辭上都具有很好的效果。詩經的句式特點是由其音樂性決定的，因為詩經中大部分作品是由樂官收集而來，並加以修改的民歌，或者是有周朝留存下來的祭祀饗宴所用的樂歌。

雅頌與國風不同的語言風格

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他、也，等，這些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的這種不同特點，反應了時代特點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的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簡述興在詩經不同詩歌中的不同作用

有的只是調節韻律、喚起情緒，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的聯繫並不明顯，只在詩歌開頭協調音韻，引起下文。

詩經中更多的興句，或烘托暈染環境氣氛，或比附象徵中心題旨，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繫，構成詩歌境界不可缺的部分。

詩經中賦比興手法運用得最為圓熟的作品，已經達到了情境交融，物我相協的藝術境界，對後世詩歌境界的創造，有直接的啟發。

風、雅、頌：

風即音樂曲調，國風即各地區的樂調。國是地區和方域之意。十五國風。雅即正，朝廷正樂，西周王畿的樂調。「頌」是宗廟祭祀用的舞曲，音樂可能比較舒緩。（周魯商頌）《詩經》中的詩依據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類。

四家詩：

秦火以後，《詩經》以其口耳相傳、易於記誦的特點，得以保存，在漢代流傳甚廣，出現了今文的魯、齊、韓三家詩。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興盛一時。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古文「毛詩」晚出，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學官，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今本《詩經》，就是「毛詩」。漢儒傳《詩》，使《詩》經學化，固然有對《詩經》的曲解、附會，但漢代形成的詩教傳統和說詩體系，不僅對《詩經》的研究，而且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在先秦時代的三個作用。

最初主要用於典禮、諷諫和娛樂，是周代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左傳中大量記載了諸侯君臣賦詩言志的事例。詩在社會生活中具有使用價值，得到人們廣泛重視。

（1）祭祀、宴享時奏唱。

（2）外交場合言談應對的辭令。

（3）作為教育的課本。

賦、比、興：

《詩經》中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藝術手段。賦是《詩經》中運用最多的表現手法。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它可以是直接敘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畫描寫，還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比，就是比喻，以此物言彼物。興，先言他物已引起所詠之辭。就是起興或發端，一般處在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位置。興與詩歌的情思有時相關，有時不相關。賦、比、興在理論上雖然可以區分為三種不同的表現方法，但在實際運用中常有重疊。他們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

《詩經》的編集

《詩經》的編集，在先秦古籍中沒有明確記載。歷史上有廣泛影響的 「采詩」、「獻詩 」、 「刪詩 」之說，透露了《詩經》作品來源和編定的一些消息。

采詩：周代朝廷采詩、獻詩以製作禮樂。這種采詩制度的目的是觀風察政。

獻詩：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

刪詩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東漢王充《論衡·正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其重複，正而存三百五篇」。刪詩說影響很大，至今有人堅持，但多數學者認為此說不確：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魯樂公演奏十五國風，名稱順序與今本是《詩經》相同。當時孔子僅 8歲。《史記》說孔子刪詩是在「自衛返魯」之後，但《論語》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詩」、「詩三百」。春秋時期諸侯宴饗和出使，常賦詩言志，所賦之詩多為《詩經》。而賦詩言志之風，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孔子曾罵過「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主張「放鄭聲」。但現本《詩經》鄭衛民歌依然很多。可見，說《詩經》由他刪選而成，則是不可信的。孔子對 「詩 」可能作過 「正樂 」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對 「詩 」的內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重章復沓： 

各篇結構單位為章，各章之間結構相同，只是相應變形成迴環往複，層層深入的效果。

詩經的內容

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 農事 宴饗 怨刺 戰爭徭役 婚姻愛情 詩經的現實精神

《詩經》的內容

祭祖頌歌：

上古祭祀活動盛行，許多民族都產生了讚頌神靈、祖先，以及祈福禳（ rá ng）災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頌」中的祭祀詩，大多是以祭祀、歌頌祖先為主，或敘述部族發生、發展的歷史，或讚頌先公先王的德業，總之是歌功頌德之作。周族史詩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讚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業績，反映了西周開國的歷史。從《生民》到《大明》，周人由產生到逐步強大，最後滅商，建立統一王朝的歷史過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現。五篇史詩，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偉大業績，社會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隸制國家的轉化，以及推翻商人統治的鬥爭，是他們壯大發展的歷史寫照。因此，它們與後世的廟堂文學有明顯的區別。

《詩經》中五篇史詩的藝術特色。  

（1）五篇史詩並不是平鋪直敘全部歷史過程，而是通過有選擇地描繪具體事件來歌頌先祖的功勛，抒發周民對先王的崇敬和愛戴之情。如《公劉》敘述周人遠祖公劉帶領周民從邰遷豳的歷史。《綿》主要敘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  父率民由豳遷岐的事迹。詩作避開正面敘述，著重描寫周民在遷徙中的活動和心理感受，，尤其注重歡快熱鬧的場景刻畫。 

（2）詩中有對先祖神化的記述。如《生民》寫周始祖后稷是他的母親踩了天帝的腳趾印而受孕、出生的。他在種植五穀方面具有神奇的才能，等等。這些描述，塑造了后稷這個給周民帶來安定富足生活的半人半神的部族首領的形象。

農事詩：

我國農業有悠久的歷史，很早就開始了農業種植活動，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標誌著農業的初步發展。周人將自己的始祖與發明農業聯繫在一起，可見農業在周人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詩經》時代，農業生產已佔有重要地位。《詩經》中的作品，不僅在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上打上了農業文明的烙印，而且產生了一些直接描寫農業生產生活和與之相關的政治、宗教活動的農事詩。周初的統治者極為重視農業生產，一年的農事活動開始時，要舉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禮，祈求上帝賜予豐收，天子親率諸侯、公卿大夫、農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徵性犁地。秋天豐收後，還要舉行隆重的報祭禮，答謝神靈的恩賜。這類作品，真實地記錄了與周人農業生產相關的宗教活動和風俗禮制，反映了周初的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周初農業經濟繁榮，以及生產力發展的水平。

燕饗詩：

《詩經》中還有以君臣、親朋歡聚宴享為主要內容的燕饗詩，更多地反映了上層社會的歡樂、和諧。周代是農業宗法制社會，宗族間相親相愛的關係是維繫社會的重要紐帶。周之國君、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親，周統治者十分重視血緣親族關係，利用這種宗法關係來加強統治。燕饗不是單純為了享樂，而有政治目的。在這些宴飲中，發揮的是親親之道，宗法之義。《詩經》中許多其他題材的作品也都表現出濃厚的宗法觀念和親族間的脈脈溫情。

怨刺詩：

西周中葉以後，特別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綱廢弛，社會動蕩，政治黑暗，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政的怨刺詩出現了。這些詩被後人稱為「變風」、「變雅」。（所謂「變風」、「變雅」：《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是後世經學家納入倫理軌道後對《詩經》作品的主觀解說，即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經》確有不少含蓄蘊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罵之作。這些作品被後人稱為「變風」、「變雅」。其特點是「多具憂世之懷」，「有憂生之意」

戰爭徭役詩：

戰爭與徭役為主要題材的敘事和抒情詩稱為戰爭徭役詩，這類詩大概有 30首。戰爭與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稱為「王事」。參加戰爭和徭役，是周人必須履行的義務。戰爭徭役詩的主旋律：由於周人重農尊親，所以從總體上看，戰爭和徭役詩，大多表現為對戰爭、徭役的厭倦，含有較為濃郁的感傷思鄉戀親的意識。從而凸現了較強的周民族農業文化的心理特點。《詩經》反映戰爭徭役有兩種情況：

其一、對周邊民族的抵禦與進攻（積極防禦）。

其二、對內鎮壓叛亂的。、

婚戀詩。反映婚姻愛情生活的詩作，在《詩經》中佔有很大比重，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戀，相思相愛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場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詩，還有表現不幸婚姻給婦女帶來痛苦的棄婦詩。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 「國風 」之中，是《詩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動人的篇章。

《詩經》中的情詩，廣泛反映了那個時代男女愛情生活的幸福歡樂和挫折痛苦，充滿坦誠、真摯的情感

棄婦詩：

《詩經》中有的詩是被丈夫拋棄的婦女所詠唱出來的，反映了婦女地位的卑下及其不幸的命運，其中以《谷風》和《氓》最為有名。這兩首詩都表現了女主人公對丈夫忠貞不二、辛勞持家卻被無情遺棄的悲凄遭遇，但是表現風格各具特色。

《詩經》中歌詠愛情作品的主要內容。

（1）歌唱愛情和婚姻。這類詩有的風格直率、大膽、浪漫，如《召南·摽有梅》、《召南·野有死麇》。有的風格溫文典雅，如《邶風·靜女》、《陳風·月出》等。  

（2）反映與愛情婚姻相關的社會問題。這類詩有的反映了愛情同禮教、社會輿論的矛盾，如《鄭風·將仲子》、《鄘風·柏舟》。還有幾篇棄婦詩，反映了女性社會地位的卑下和她們的不幸命運，如《邶風·谷風》、《衛風·氓》等。

1、《詩經》中有一些記載民族歷史，歌頌祖先功勛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周人的五篇史詩，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歌頌周先王領導人民興建周邦的歷史功績，是它們的主要內容。

2、《詩經》中還有一些有關農事活動的歌詠，這些詩從不同角度表現了周人農業生活的情狀，如：《七月》、《芣苢》、《十畝之間》等。

 

《詩經》中社會政治詩主要包括的內容。

（1）下層人民抨擊政治的詩。還有的詩歌表示了對剝削現象的不滿。

（2）官吏對政治表達不滿的詩。有的作品抱怨勞逸不均，雅詩中還有一些作品或抒發憂國憂民的心情，或直斥高層統治者的昏庸無道。

（3）抒發生活郁懣和人生憂傷的詩。有些作品宣洩了對人生的感慨和鬱結情懷。有的作品以深沉憂傷的筆調，寫家國淪喪的悲哀。

（4）稱頌執政者的詩。有些作品讚美了盡瘁為公的執政者。

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

大雅中的周族史詩，真實的再現了周民族的發生，發展史；刺怨詩，表現出詩人對現實得熱烈關注，充滿憂患意識和干預政治的熱情。國風中的作品，則針對戰爭徭役，婚姻戀愛等生活抒發詩人的真實感受。詩經立足於社會現實生活，沒有虛妄和怪誕，極少的超自然的神話，祭祀、宴飲、農事是周代社會經濟和禮樂文化的產物，其他詩對時政、世風，戰爭徭役，婚姻戀愛的敘寫，展開了當時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的形象畫卷，《詩經》中，不僅描述了周代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態，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風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說，詩經是我國最早的富於現實精神的詩歌，奠定了我國是個面向現實的傳統。

 

《詩經》的藝術特點

賦比興的手法  句式和章法 風雅頌不同的語言風格

一、《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的開端：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賦、比、興的手法：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詩經》中「興」的運用情況比較複雜，有的只是在開頭起調節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的聯繫並不明顯。《詩經》中更多的興句，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繫。或烘托渲染環境氣氛，或比附象徵中心題旨，構成詩歌藝術境界不可缺的部分。觸物起興，興句與所詠之詞通過藝術聯想前後相承，是一種象徵暗示的關係。《詩經》中的興，很多都是這種含有喻義、引起聯想的畫面。比和興都是以間接的形象表達感情的方式，後世往往比興合稱，用來指《詩經》中通過聯想、想像寄寓思想感情於形象之中的創作手法。

《詩經》中賦、比、興手法運用得最為圓熟的作品，已達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諧的藝術境界，對後世詩歌意境的創造，有直接的啟發，

三、重章疊句：《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迴環往複，節奏舒捲徐緩。《詩經》重章疊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於圍繞同一旋律反覆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詩經》中的重章，許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

《詩經》的疊句，有的在不同詩章里疊用相同的詩句。

詩經的押運方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是一張之中只用一個韻部，隔句押韻，隔句押韻，韻腳在偶句上。

四、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總之詩經語言形式生動，豐富多彩，以少總多，情貌無疑。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的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口語。

簡述《詩經》形式和語言方面的特點。

（1）           重章復沓的結構形式；

（2）           以四言為基本句式；

（3）           節奏鮮明，音韻和諧；

（4）           語言辭彙豐富，大量運用雙聲疊韻的聯綿詞和疊字，不但增加了詩歌的韻律美，而且能細膩地傳達出詩人曲折細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潑情狀。

詩經的地位和影響

抒情詩傳統風雅與文學革新 比興的垂範

1.開創了抒情詩的傳統 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後，我國是個沿著詩經開闢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2.在內容上，詩經表現出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市詩歌的創作，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精神繼承。。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 「風雅 」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古風》其一）；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意旨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詩歌創作中，從宋陸遊到清末黃遵憲，也代有其人。

 

3.在藝術手法上，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後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詩經中僅作為詩歌起頭協作音韻，喚起情緒的興，在後代詩歌中仍有表現。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後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定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託的藝術表現形式。

4.詩經對我國後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遠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了詩經的四言句式，詩經其他各種句式當時只是單句，後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時，後世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方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詩經》。《詩經》的初源

雖然人們稱《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源頭之一，但其實《詩經》也有它的初源，那就是所處時代比它更早的、屬於上古時代的歌謠。

上古歌謠，即文學史常稱的詩的原始時代，無論從其產生時代還是本身體型特徵看，都毫無疑問地是《詩經》的初源。由於它的結束，或者說，它被《詩經》所替代，《詩經》時代才真正開始。

我們可以從上古歌謠所反映的社會內容看出來，它們與《詩經》的內容大致上具有相似的類型：其一，最早出現的勞動歌。這是上古時代人們從事勞動生產時所自然發出的有節奏的呼號。其二，原始宗教的祭祀歌。原始先民由於無法理解宇宙間的種種現象，便常常以祈禱和祭祀來表達自己的祈盼和願望，這便有了祭祀儀式上的禱語和祭歌。這些禱語和祭歌，有的被記載在了甲骨卜辭中，流傳到後世。其三，古老的情歌，上古時代的情歌原始曖昧，含蓄婉轉充分體現了先民愛情的古樸。其四，上古戰爭歌。早期原始人民的刀光劍影被刻在甲骨卜辭中記錄了下來，讓人們可以藉此一窺戰爭的場面。

毫無疑問，上述四個方面的上古歌謠內容，使我們清楚看出，它們的總體風格，即記錄的上古初民各方面的生活，以及由此而激發出的樸質情感，基本上只是事實和現狀的記錄，及原始地、客觀地再現，而沒有作意識上的藝術加工。正由於此，這些歌謠的語言往往是簡練質樸，沒有絲毫的誇張修飾，也不能刪減任何一個字，但這並不妨礙它們表達情感，都在極其簡短凝練的字句中，包容了所要表述的內容與情感，從而顯示了其原始風味的藝術感染力。

雖然和《詩經》相比，上古歌謠顯得更原始質樸，甚至粗糙鄙陋，我們也能同時看到，它們之間有著相承的淵源。也就是說，《詩經》身上有著上古歌謠的影子。只是《詩經》更具有藝術表現力，更能傳達人們的情感。所以，上古歌謠毫無疑問是《詩經》的初源，而其原始質樸的風格也自然而然影響到了《詩經》。　　　　　　　　　

《詩經》的收集和編選

關於《詩經》的收集和編選，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刪詩」的說法。采詩之說始於漢代。一見語《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再見於《漢書》：「春秋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卷三十《藝文志》）。三見於何休注《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句）：「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但采詩說究竟有幾分可信，還頗成問題。孔子刪詩見《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但這種說法不太可靠。《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詩經》的體制分類

  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風」，有風土、風俗、地方色彩之意，也有教化、風化、諷刺的引申義。《風》又稱《國風》，分為「十五國風」，即由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詩歌組成，包括周南、召南、邶風、庸阝風、衛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從內容上說，大多數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間歌手，但是也有個別貴族。

「雅」為何義？《詩·大序》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另有一說：「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白虎通》卷三《禮樂》）。前者偏於內容，後者偏於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    「頌」為何義？《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熹《詩經集傳》說：「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可見，《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讚美治者功德的樂曲，它連歌帶舞，配合禮儀，聲調滯重徐緩。 「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認為可能是西周時的作品、多作於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則認為是春秋以前宋國的作品。賦、比、興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賦」是《詩經》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之一，「比興」是最能代表《詩經》民歌特色的藝術手法，也是中國民歌的優秀傳統，「興」一般用於詩歌的開頭，《詩經》民歌中藉以起興的物象大都是自然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這些物象本身就使人感覺到優美的詩意，而興的妙處更在於藉以起興的物象和下文之間有著一種若有若無的關聯，它或襯托，或暗喻，給讀者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比」在民歌中也是俯拾皆是，比的運用使得詩歌的語言更加生動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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