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新自由主義的特朗普，為什麼不是左派的朋友？

2017年1月21日，唐納德·特朗普在質疑、反對、驚訝、歡呼、嘲諷乃至抗議的聲音中，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按照眾多政治學者的判斷 ，特朗普的當選，標誌著自里根-撒切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共識在全球範圍內的全面危機 。事實上，僅在2016年，不僅僅是特朗普當選這單一事件，包括英國公投脫歐、伯尼·桑德斯成功動員美國年輕一代助選，都說明現有的新自由主義全球體系，敵人眾多，受到左右夾擊，難以為繼，到了鬆動的關頭。

特朗普的崛起和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上個世紀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了各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私有化進程。在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跨國機構的協調下，各國放鬆管制（deregulation），鼓勵資本、勞動者、消費品乃至文化，不斷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在全球範圍內流動，以適應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得以建立。同時，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成為主要的牟利手段，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也許，當撒切爾在1980年代斬釘截鐵說出「別無他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時候，可能並沒有想像到，她所倡導的這條道路，在2008年就遇到金融危機，在2016年就被眾多學者宣布「共識瓦解」。

事實上，如果我們向前追溯，在政治領域對全球化過程的反撥，實際上發生得更早。2001年在美國本土紐約市發生的「911」事件，就是其中最為激進和有標誌性的一例。自此之後，「反恐」成為了一個常規辭彙。而與此相應的，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都開始了常規性的對邊境的更加嚴格的治理。在學界，這個過程經常被叫做「安全化」（securitization）過程。同時，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自由主義價值及其霸權（hegemony）的局限。

在社會層面，反全球化的運動也一直和全球化的運動並存。偏左的運動包括反對世貿的抗議活動、農業領域的糧食主權運動、消費領域的「慢食運動」，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佔領華爾街」的運動，這些都是對新自由主義體系下跨國財團主導、金融資本主導的體系的抗議。偏右的反全球化的運動往往以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思潮為特徵，也在各國現出端倪。以美國茶黨運動為例，雖然它主要的訴求是政府減稅、減少赤字等等，但是同時也支持限制移民和貿易保護等。

特朗普本人在競選過程中，號稱自己是「藍領百萬富翁」，強調自己代表著受排擠受壓迫的底層和中層勞動者。雖然特朗普競選成功後選出來的內閣成員，均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受益者，其中不乏跨國財團的CEO，但是他的競選策略確實成功迎合、動員乃至煽動了一些不滿現行體制的勞動者。從統計數據來看，特朗普從白人、工人階層和中低收入群體那裡獲得的支持，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作為一個政治事件，特朗普的的當選，顯然體現了選民對於現有新自由主義體制的不滿和厭倦，也是上述反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通過這次大選，人們看到了美國本土那些長期沉默，被政府、校園左翼和主流媒體共同忽略的銹帶工人。所謂「銹帶」，指的是那些曾經輝煌、現在陷入低迷的老工業區，在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都廣泛存在這樣的銹帶。這些傳統的產業工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這些人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裡，在全球市場中處於劣勢，面臨失業或是失業的威脅。即使不受失業威脅的工人們，也往往感到生活缺乏上升空間，地位顯然不如當年。大部分感到自己被體系拋棄。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位於銹帶上的伊利諾伊州、密西根州等都為特朗普的當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銹帶工人以及特朗普的當選讓我們看到，對全球化的拒絕不僅在發生在社會層面，也可以發生在國家機器內部；不僅限於邊緣國家，也更加擴展到了所謂「帝國」。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傷害，不僅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們，也同樣波及美國內部的部分工人。只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全球化的分析框架，民族國家的框架，政治正確的理論框架，都忽視了美國內部的這一群體。

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拋棄的人，走上了支持特朗普的道路

當然，並非所有的學者都忽略了美國銹帶上大量的工人們。美國已故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曾經在1998年就斷言：

「工會的成員，以及缺乏組織的非技術工人，遲早會發現他們的政府壓根就不會阻止工資下降，也不會防止工作外流。同時，他們會發現，郊區的白領工人們——他們自己也害怕被裁員——根本不願意為其他人的社會福利交稅。那時候，體系會出現裂縫。不住在郊區的投票者們會發現整個體系失效了。他們會回過頭尋找一個強人領袖，會為他投票。這個強人會告訴他們，一旦自己當選，那些官僚，狡猾的律師，還有金融領域交易商們，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教授們，都會不再當權。很可能，那些過去四十年里，由黑人、墨西哥移民、同性戀群體的抗爭帶來的進步，都會被一筆勾銷。對婦女的蔑視也會重新變得時髦……他們長期被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們告知應該這樣或那樣，這一次，他們的憤恨會找到一個出口」。

語言學家和社會批評家諾姆·喬姆斯基也曾在2010年的文章中提到：「如果一個卡里斯馬型的魅力領袖出現，這個國家就真的陷入麻煩了。因為挫敗感以及合法化的憤怒，黑人族群和非法移民會成為靶子，會有人宣稱白人才是受害的少數群體。如果這一切發生，會比歷史上的德國更加危險」。

美國老工業區的工人們，在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中的失意，具體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第一，全球化加劇，美國將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集中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這就使得傳統工業受到負面影響 ；第二，科技的發展，包括機器人技術的進步，也進一步使得很多傳統行業的崗位流失。這一過程還將繼續，對很多技術工人都會形成衝擊；第三，近些年對於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視，導致很多重污染以環境為代價的產業遷移或流失，導致這個行業的工人也面臨困境；第四，由於白人在美國長期的優勢地位，在二戰後的工人運動中，白人為主導的產業工人為自己爭取到了很大的權益。工會的力量非常大，代表和保障工人權益。然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框架下，這些權益反倒諷刺的變成了他們「效率低下」從而被資本家拋棄的重要原因。

雖然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都意味著全球局勢的重要變化，然而，縱觀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美國銹帶工人所經歷的痛苦，並不是一個新鮮的事情。資本主義體制追求效率和低成本，從而追求高額利潤，這就意味著總有一些群體被納入中心，一些群體被排除。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路德工人就認為新發明的珍妮紡紗機奪走了他們的工作，通過破壞紡織機來對抗新技術帶來的高效率的生產。不論是19世紀英國的手工業被工業化生產取代，還是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全球再分工，其核心都是資本主義市場對於效率的追求。在過去新自由主義體系三十年的時間裡，也同樣發生了資本主義的所謂「創造性的破壞」（constructive destruction）。這實質就意味著，一些人在全球市場中佔據了優勢，一些群體可能止步不前甚至遭到了拋棄。根據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 中的論述，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獲益的群體是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技術工人（skilled workers），以及發展中國家（以中國為代表）的非技術工人（unskilled workers）。這些群體被高度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成為了火車頭，成為了點對點全球化的中堅力量。當然，所謂的「獲益」，並非意味著這些被深刻捲入全球化的群體享受著幸福生活，相反，這些群體往往缺乏工會代表，缺乏勞動保護，受到嚴重的剝削，也缺乏團結的途徑。

這些都說明，資本全球流動和民族國家的框架，有著非常複雜和矛盾的關係。一方面，資本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貿易壁壘，尋找利潤機會；另一方面，民族國家框架內的種族、民族等概念，也有效的分化各國的勞動者，為資本的利益最大化創造重要條件。很多銹帶上的工人，在今天呼喚國家對他們的保護，卻似乎沒有看到，他們的憤懣，恰恰是因為工人的聯合沒有辦法超越國家而進行聯合而造成的。在很大意義上，是國家的邊界，限制了他們的團結，使得他們以工會為主體的鬥爭，在全球範圍內缺乏有效性。

我們也看到，銹帶上工人們的憤懣並沒有天然的正當性和進步意義。由於白人的歷史優勢地位，他們的憤怒往往和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等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他們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滿，很容易轉化成對其他處於劣勢群體的不滿，女人、少數族裔、移民、外國人，都成為了搶工作和危險的來源。好像只有通過孤立主義，才能試圖維護自身利益，重建自己心目中的美國。

保守主義為什麼不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解決之道？

特朗普就任演說中，明確表示「美國優先」。就任後的兩個星期，除了組建內閣，還簽署了多項總統令，包括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修建圍牆、拒絕難民入境、限制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等。這一系列帶有孤立主義傾向的政策，意圖之一就是實現競選承諾，讓支持者們滿意。然而，美國的工人，尤其是銹帶上的工人們，可以通過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建設自己的「南泥灣」嗎？可以自給自足的搞生產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第一，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美國的優勢行業早已不是鋼鐵等傳統產業。而包括金融業、IT業、教育業等等優勢行業都已經高度全球化。這就意味著，美國東西海岸掌握美國經濟命脈的大公司們，很多都高度依賴海外移民，也高度依賴外包（out sourcing）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這些大公司目前依舊是美國經濟的核心，也是當前新自由主義體系的支柱。孤立主義的政策，勢必引起這些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大公司的反擊。譬如，2017年2月6日，包括蘋果、推特和微軟等美國97家科技公司向聯邦法院提出法律申辯 （legal brief），要求禁止「禁入令」。

第二，日前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是和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以及國家主義等思潮共謀。從競選的過程開始，特朗普就開始不斷觸動各個群體的敏感神經。女性問題、宗教問題、反恐問題、移民問題，每一個問題上，特朗普從態度到立場，都引發爭議。在今天，這樣的孤立主義，不僅不能解決銹帶工人的問題，反而會持續引發各類群體的不滿和抗爭。2017年2月21日，在全球各地超過100萬人參加的婦女遊行，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遊行示威活動。在特朗普針對七個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頒布後，在美國多個大城市的機場也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同時，雖然沒有工會的組織，很多群體開始號召2月17日的全國罷工（general strike），以及3月份的婦女罷工。可以想像，類似的抗議還會不斷繼續。

第三，即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得以實施，也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體系會很快瓦解。相反，特朗普的政權內閣，都是大財團大資本的代表。很難想像，這樣的政府能夠真正謀求銹帶上工人的利益。即使孤立主義能夠短時間內為銹帶上的工人提供少量工作，銹帶上的工人的未來也是灰暗的。因為即使美國的產業工人獲得工作，這無非意味著，美國產業工人其次在有些領域的「效率」已經和發展中國家類似。尤其在近年，中國的工人工資提高，國內所謂的「民工荒」，海外資本也另尋他地，甚至很多中國資本開始尋求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進行投資。也就是說，銹帶上的工人們，可能遭遇更加嚴酷的全球市場競爭。

特朗普的美國孤立主義，從各個角度來看，都是一次反動。更糟糕的是，它可能只是一個商界名人對於群眾的煽動，其內容是非常空洞的。煽動起來的，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幽靈，是法西斯的幽靈。

自由主義從啟蒙以來就有兩個敵人：左翼思潮和保守主義思潮。在20世紀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左翼和自由主義的角逐佔據了主流。然而，在今天，很明顯的變化是，保守主義在新自由主義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收穫了大量追隨者。

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要搞清楚的是兩個問題：第一，是不是只要反對新自由主義就可以了？出於不同的原因，很多左翼認為，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四十年裡面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分化，反對新自由主義是首要任務，只要反對了新自由主義，包括特朗普的帶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運動，都是好的。而事實上，正如阿蘭·巴丟（Alan Badiou）在特朗普當選第二天就在演講中指出的那樣，希拉里代表的「舊的寡頭政治」與特朗普所代表的「新的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個完全對立的選項 。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對立投射出了一種符號化的和象徵意義上的對立，它能夠反映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巨大傷害，卻沒有投射出當前世界的真正的矛盾。事實上，也恰恰因為這種一致性，特朗普才能夠當選。

特朗普的新法西斯主義，並不能對新自由主義形成打擊，它能打擊的，是各個群體經過幾十年努力爭取來平等權益。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通過不同群體的不懈努力，在美國本土，包括少數族裔、性少數群體在內的弱勢群體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承認和權益。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把這些進步稱為「進步的新自由主義」(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帶有法西斯主義特徵的特朗普政權，對上述進步都是挑戰。從這個意義上，左翼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同時，也必須有能力反對法西斯主義。

第二問題：是不是只要反對特朗普就可以了？目前在美國，反對特朗普的運動取得了廣泛的聯合，這其中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持者，也有其反對者。既包括女性、少數族裔、移民等各種政治力量，也包括新自由主義體系中的上層力量。這種聯合顯然對於短時間內限制和反對特朗普政權有一定效果。但是，長期來看，人民需要尋找到新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外的解決框架，還是要對反對特朗普的各種力量進行梳理。這就要求人們的想像力回到撒切爾說「別無他路」之前的歷史時刻，尋求歷史的其他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回到概念上的社會主義，來考慮未來的可能性。事實上，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已經出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元素。伯尼·桑德斯就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在很大意義上，他的具體政策延續的是羅斯福新政的道路，但是他對於大財團和金融資本的挑戰，才是新自由主義的真正的對立面。他的「我們的革命」所代表的新的政治團體，也可能是一個新的秩序的開端。

還是以銹帶工人為例。從全球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問題，是他們如何被重新整合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鏈條中的問題。以資本主義的用工邏輯衡量，他們效率不是過高，而是過低；他們的權益不是過低，而是過高。如果銹帶工人要重新進入資本主義的核心環節，理論上看，可能的解決道路，只能是伯尼·桑德斯的道路。那就是要放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要全面支持提高其他群體，包括女性、少數族裔以及移民的權益，不僅在政治上繼續承認他們，而且也要支持他們在工作中的福利以及受教育的機會。只有這樣，美國銹帶工人的在市場競爭中的「劣勢」才能消失。他們的被剝奪感才能得以緩解。

當然，根據桑德斯在競選中的討論，他對美國工人還是採取保護主義的態度，並沒有全球社會主義的視角 。而在資本和市場已經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工人的問題，也是全球化的。美國銹帶上的工人，如果要重新進入市場，他們也應該支持世界其他地區的工人的福利有所提高，鼓勵全球範圍內工人的團結。這樣，各國工人的生活條件和生存的幸福感也能得到提升。在這種條件下，以種族、性別、國別為基礎的劃分，都可能是有害的。它們不僅無助於人們之間的團結，讓弱者之間互相憎恨，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當然，這樣的探討目前只能是概念層面的，現實層面的實踐，還遠沒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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