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諾獎取消了會怎樣？

2012年，莫言的諾獎現場10月已至，一年一度的諾獎輿論風潮也隨之日漸洶湧。博彩公司的操盤正如火如荼，一水兒的准諾獎候選人繼續排排站，接受來自瑞典的檢閱，少不了熟面孔，也不乏生疏的，像村上春樹和昆德拉這樣的，簡直已經成了老油條。緊急備戰的出版社和書商們，硝煙早已點燃，隨時準備撈一筆大的，就像不無孤寂的文化媒體人也總想藉此搞個大新聞一樣。總之，在娛樂至死和商業邏輯的世界裡，諾獎成了寂寥文學圈裡集結各種花邊的大磁石。反之，這種過度的喧囂也引得不少人產生了打碎這塊磁石的願望。雖然在可預見的很長時間內，這事情都不會發生，但仍不妨礙我們設想：如果有一天諾獎突然取消了，世界的這幅文學圖景將會如何變動呢？它會是文學的損失嗎？還是相反？

諾獎獎章諾獎大Party，大家來嗨我們的娛樂文化已經膨脹到了把一個文學獎當成了個大節日似的地步。因此，諾獎演變得像一場世界冠軍賽，因為有保密協議，整個諾獎的賽場是封閉的，選手是看不見的，就連規則也是曖昧不明的，可一頭霧水的觀眾們對此毫不在乎，依舊熱情洋溢，樂此不疲。而且，隨著結果公布日近，從觀眾席和各種權威專家們那裡傳出的小道消息就越是繁盛滋長。各種八卦、推理、揣測、謠言、預言和斷言滿天飛，有人信誓旦旦，有人言之鑿鑿，有不屑一顧的，也有假裝不屑一顧的，空氣中總是充滿了狂歡、亢奮和喧囂。

諾獎候選人的賽馬戰正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各博彩公司也聞風而動，早早就為諾貝爾文學獎博彩開盤做足了準備工作。據報道，他們每年都會針對諾貝爾文學獎設立特別的團隊，團隊成員既是文學愛好者也是精算師。他們需要考慮的因素比諾獎評委們還複雜，除了作品本身的優劣，也會考量讀者的反饋、媒體的報道以及評委的喜好等，期間還會不斷向專業的文學評論家、作家進行諮詢，並據此計算賠率，供人押注。除了博彩公司，其他各種各樣的諾獎經濟也是一路揚高。單說2012年，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後的第二天，A股文化傳媒版的股票立馬上漲，有6隻個股開盤就漲停。莫言老家高密則迅速擬定了一份投資額達6.7億元的旅遊計劃書，其中包括莫言文化體驗區、種植紅高粱的文化休閑區，紅高粱影視作品展示區，莫言文學館等眾多項目。而在莫言笑稱諾獎獎金將用於買房後，嗅覺敏銳的房地產商們也迅速跟進，廣告詞從原先流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迭換成了「噓！好房莫言。」大眾消費的淘寶網也沒放過這場熱鬧商機，一時間網上到處都充斥著「莫言T恤」、「莫言馬克杯」、「豐乳肥臀連衣裙」等各色商品，就連燒雞也打出了「莫言牌」。

隨莫言火起來的《紅高粱》當然，最為直接的還是圖書銷售。換言之，每屆諾獎獲得者都是當年圖書市場的新星，是書商和出版社的「搖錢樹」，其諾獎作品的版權也是出版業紛紛爭搶的對象，中國就曾出現過七八家出版社爭搶諾獎作品版權的情況。與之相應的是其市場號召力，2004年，奧地利作家耶利內克獲諾獎後，其作品《鋼琴教師》的訂購量24小時內在亞馬遜從第1163804位一躍上升到了第9位。而這並非個例。據報道，莫言獲獎後作品的月均銷量是獲獎前的199倍，定價700元的30萬套《莫言文集》，在一個月內就一售而空。期間，不少莫言作品都處於緊急加印的狀態。正如豪爾赫·阿馬多（Jorge Amado）所說，不是諾貝爾獎成就了文學，而是作家們成就了諾貝爾獎。但在這場鬧哄哄的諾獎大Party中，真正關涉文學的往往是少之又少。觀眾追逐的視線似乎天然會轉彎，似乎天然有自動導航把事件拖向娛樂化、市場化的「康庄大道」上疾駛狂奔。與此相應的，文學場就像一株快要枯萎的植物，人們想要通過酒精讓它恢復生機，一開始它立刻張開花瓣振動了一下，但是一會兒酒精散發後馬上又萎蔫了，甚至可能變得比以往更加死寂。

獲獎後，銷售一空的莫言作品諾獎下的閱讀，值得警惕在諾獎作品和出版商的市場聯盟下，每年讀新諾獎作品成了全球最廣泛的閱讀衝動之一：新鮮、有話題性，還不缺逼格。在嚴肅閱讀不斷被唱衰的今天，很多人甚至將之視為文學教育和文學閱讀的福音。當我們回顧吉卜林、葉芝、柏格森、托馬斯·曼、T.S.艾略特、福克納、帕斯、海明威、加繆、貝克特等這支諾獎作家隊伍時，我們應該承認瑞典文學院確實給出了一份還不賴的閱讀書單，儘管其中也摻雜了一些面目可疑的作家，例如賽珍珠、高爾斯華綏、米斯特拉爾等。

馬爾克斯與此同時，我們也還可以舉出另一支規模龐大的獎外隊伍，他們不僅毫不遜色，甚至有逾越之勢。單看20世紀，隨手就可列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卡夫卡、喬伊斯、普魯斯特、卡爾維諾、里爾克、龐德等等。這份名單之所以這麼信手拈來，是因為每次有人要鄙夷一下諾獎，這些名字就會被不斷重複。

普魯斯特這支獎外隊伍名單固然可以算作警惕諾獎下閱讀的原因之一，但這更直接指涉的是評獎的公正。但就文學評獎而言，本來就不可能存在清晰、一致的評判標準，因此這種指涉看起來就是個泥潭，是完全爭辯不清的。而諾獎下的閱讀真正令人可疑的是，在過分娛樂化和市場化的諾獎事件主導下，各國書商和出版商緊盯榜單的做法，就相當於放棄了自己的文學趣味和文學判斷，變成了諾獎的傳播渠道，這使得書店裡大量充斥著諾獎作品和准諾獎獲得者的作品。比如在中國，每次去書店，我們總能見到村上春樹和昆德拉的作品集擺得滿滿的，內容都一樣，但封面和裝幀不斷地翻新，這可能也是長期陪跑者的另一份市場「收穫」。但正因文學並不存在統一的標準，所以它的多樣化和豐富性就顯得尤其珍貴。而在諾獎書商主導的趕時髦、追時尚的閱讀風氣下，我們的文學視野恰恰沒有變得更開闊，更全球化，而是愈來愈窄，甚至還可能愈來愈自負。尤其是諾獎本身帶有的歐美中心文化圈視角，讀者很可能會因為讀了泰戈爾就據此去想像印度文學，讀了索因卡就夸夸其談非洲文學，但只有我們看到別人通過莫言來代表中國文學的時候，我們才會意識到其中的荒謬。

四庫全書換言之，所有文學都是其自身傳統的產物，而這個傳統的構成序列可能會是很漫長的，中國的古典傳統就是如此。但在這個意義上，諾獎主導下的追求新鮮感的文學閱讀是省心省力的，其背後構成序列中的其他經典則成了灰塵撲撲的博物館陳列品。因為我們寧肯去讀《豐臀肥乳》也不願去讀諸子百家，我們寧肯抱著《暗店街》，也不願重新拿起《荷馬史詩》。正如庫切舉例耶利內克、奈保爾和貝克特的諾獎頒獎詞時說的那樣：「這三句頒獎詞本身沒有錯，但這樣的總結似乎是有意要突出他們光明的一面，儘管他們作品本身的內核，是相當黑暗的。」諾獎下的閱讀也正是如此，雖然作為一份書單，它是合理的。但一旦這份書單被市場力量和全球化力量不斷放大的時候，它原本意義背後的陰影也就出現了。換言之，諾獎下的閱讀值得警惕的，不是它呈現了什麼，而是它遮蔽了什麼。

諾獎儀式文學大同到底意味著什麼？海明威曾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沒有哪個混蛋能寫出什麼值得一讀的東西。事實上，諾獎這個甜蜜的重負不只折磨著已獲獎的作家，對那些被提名的和未被提名但希冀自己能獲獎的作家也是如此。換言之，在諾獎被國際競賽化以後，他們都像偷偷揣著一篇獲獎詞在寫作。

村上春樹如果真如卡薩諾瓦在《文學世界共和國》中寫到的那樣，文學世界有自己的疆界，也區分中心（巴黎、紐約等歐美文化）與邊緣（亞非拉地區的小語種文學），那麼諾獎的重負對「邊緣地區文學」的壓迫會更大，因為邊緣文學國家對國際認可的渴求和對集體榮譽感的需求會來得更強烈，卻又沒法僅僅依靠自己建立起文學自信，它必須藉由向中心的依附和獻祭來獲得來自中心的承認，從而提高自己的文學地位。卡薩諾瓦認為像韓國這樣的文學小國甚至得了「諾貝爾強迫症」，「在首爾的最大書店裡，人們可以看到對於『未來諾貝爾獎』的召喚。」事實上，中國一直以來的諾獎情結也是如此，諾貝爾文學獎被視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體現，在經濟和政治上日益強大的中國也需要在文學上得到這樣一張全球性的證書。為了得到這樣一張全球性證書，其過程往往是慘烈的。文學翻譯首先就是「大魚」吃「小魚」的手段之一。瑞典學院的院士們熟練掌握著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語等歐洲主要語言，而對韓語、泰語、斯瓦西里語等其他語種一無所知，哪怕是像中文這樣的大語種也是如此。而翻譯給文學作品帶來的損耗和誤解是可想而知的。

昆德拉諾獎對寫作的另一個影響是世界圖景下的文學大同想像。自上世紀初以來，諾獎的歷史就是逐步詮釋文學全球化標準的歷史。要進入這個歷史，來自邊緣文學區的參與者們就會陷入揣摩的心態。為了獲得世界文學中心的認同，他們中的一部分放棄了自己的民族性，而另一部分則誇大了這種民族性，因為民族性有時被視為障礙，有時又被視作更好的敲門磚。但這看上去都是「一廂情願」的，既可能是強者的一廂情願，也可能是弱者的一廂情願。在《新法蘭西雜誌》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讓·卡索（Jean cassou）清晰地分析了法國評論機構的主要怪癖：「我們希望外國人使我們感到驚訝，但我們卻準備告訴他們如何做，似乎他們的作用就是為了能為我們的樂趣服務，而不是為他們的種族。」 1913年，諾貝爾獎頒給印度的泰戈爾，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是對小語種文學的尊重，而是「不斷加強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者不斷得到滿足的殖民者自戀傾向發展的產物」。事實上，泰戈爾不是印度人向委員會推薦的，而是由倫敦皇家文學社引薦的，獲獎也是在《吉檀迦利》唯一的英文版出版之後才定下來的。

沒有版權，卻暢銷不止的《百年孤獨》諾獎使得邊緣文學區的寫作進入了一種去歷史化的操練。文學評論家查爾斯·拉森（Charles R.Larson）就認為，在這種機制下產生的非洲文學只消改改人物和地點的名稱就能轉化成美國小說。而實現去歷史化的途徑之一，就是對寫作技術的仰賴。這方面，馬爾克斯可視為一個代表。《百年孤獨》幾乎集結了西方對拉美的全部想像，也抓住了拉美人陰鬱的情緒，既顯得異域風情，又不無民族主義。但它既不展示這片土地的過去，也不展示這片土地的現在和未來，它只是提供了一種地區理解的簡便法，像一塊八面玲瓏的意願磁石。這塊磁石，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願意承認的，也是拉美獨立戰爭後的獨裁者願意看到，並加以鼓勵的。它的被高估是出於一種時代的合謀。在馬爾克斯之前，拉美小說如果說有什麼傳統，那就是致力於發現和表達周邊地區的真實處境，並試圖介入其中：殘酷的地理事物、與原始大自然的鬥爭、階層社會的觀察和國家不安的紛爭等等。雖然這樣的作品大部分在藝術性上還顯得粗糙，但卻是基於自身的歷史寫作。在三聯書店評選的「20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100本書」中，《百年孤獨》位屬第一。它曾引起中國作家一場持久的仿寫運動，比如莫言、賈平凹、余華、馬原、蘇童、格非、阿來等等，幾乎囊括了所有創作活躍的前線作家。馬爾克斯對中國影響之深遠，其實也是諾獎世界圖景下文學大同的一個投射。但無論文學的世界，還是世界的文學，更重要的不是大同而是多樣化。正因如此，面對這樣的影響，現在我們已經很難拍著胸脯說，它是完全有益的，或許我們正在步入它的後遺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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