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歷史學者姜鳴先生的新作《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近期由三聯書店出版了。這是他繼九年前出版《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之後，又一本關於晚清的歷史作品。兩書都涉及清末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對於不大為人注意的晚清政治中樞軍機處的運作，更是有多篇文章進行分析。核心權力機構中的那些重臣，面臨亘古未有之變局，會如何應對呢？8月20日，姜鳴先生將在上海圖書館做題為「老照片中的晚清政治家」的講座，對這一話題會做出更多解讀。
姜鳴
澎湃新聞：晚清的中國，曾、左、李雖名震天下，但清廷的中樞機構軍機處，以及那些我們不太熟悉的文祥、沈桂芬、李鴻藻等軍機大臣，才是政治運作的核心吧？
姜鳴：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關注的是農民戰爭、農民起義，學術界那時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資源去研究太平天國、義和團，洪秀全、李秀成。討論是英雄（統治者、精英）創造歷史，還是奴隸（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硬生生地把社會分割成兩個部分。現在想想，如此機械劃分，有什麼意義？當年把洪秀全說成是「奴隸」的時候，其實滲透著的，仍然是另一種「英雄史觀」。
八十年代以後，在近代史的人物研究中，開始重視曾、左、李、恭親王奕訢，但對於統治者中的大部分人，對晚清中樞的關注和研究依然很不足、很片面。以光緒朝前期為例，軍機大臣文祥、沈桂芬、李鴻藻、寶鋆、王文韶，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董恂，對於國內外事務決策起著重要的作用。
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左起）合影
實際上，在1880年前，軍機處主政的先是文祥，後來是沈桂芬，恭親王只是把把關。日常運作，沈桂芬一系有很大話語權。李鴻章曾對其淮軍舊屬潘鼎新說：「佩公（寶鋆）專說浮話，不管實事。……政柄乃沈（桂芬）、王（文韶）主之，農部則王之專政也。」張佩綸則對李鴻藻分析：「自粵捻削平，曾、胡繼逝，而吳江（沈桂芬）入柄大權，為陽極陰生之象。」1881年沈桂芬去世後，張佩綸又密告李鴻章：「吳江除夕即世，予謚文定。月初恪靖（左宗棠）入直，但願群工協力，破沈相（沈桂芬）十年因循瞻徇之習，方可強我中國。」張佩綸當時是李鴻藻嫡系人物，他的看法，反映了李鴻藻對引左宗棠入軍機的期待。左宗棠被「清流」推薦入朝後，翁同龢記載「訪晤左季高相國長談，初次識面，其豪邁之氣俯視一世」。翌日又記：左相「議論滔滔，然皆空話也」。半月之後，他在日記中記錄：「左相來，寶相（寶鋆）有一團茅草之喻。竊恐左公不免齟齬矣。」李鴻藻本人甚至寫下嘲諷左宗棠的竹枝詞，這些都反映出當時高級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彼此的觀感。1881年之後，主政者是李鴻藻。張佩綸居於李鴻藻和疆臣中最具影響力的李鴻章之間，力圖將二李勾兌在一起，做出一個大的格局。對這些重要史料，以往學術界關注甚少，因此對甲申易樞前中樞集團的判斷，存在很大盲區。1884年到甲午戰爭，這期間先是醇親王主政，後來換成慶親王奕劻，再有禮親王世鐸、孫毓汶、張之萬、閻敬銘、額勒和布、許庚身擔任軍機大臣。光緒後期，慶親王奕劻、榮祿、翁同龢、張蔭桓，乃至瞿鴻禨、鹿傳霖、袁世凱，都是政治運作的核心人士。但是，不僅普通老百姓和一般的文史讀者對許多名字不甚了了，學術界對他們也幾乎很少研究。用《中國知網》這個收集國內大部分期刊報紙的資料庫引擎去檢索篇名關鍵詞，以奕訢為例，從1986年至今，只有58篇文章；奕譞，1982年以來只有17篇文章（還包含不少通俗文化期刊）；李鴻藻從1997年至今，只有6篇文章；沈桂芬從1991年至今，連同資料整理在內，有10篇文章；文祥同樣也是10篇，而研究寶鋆的文章是零。可見被關注和研究的成果非常稀少，與那些熱門而重複研究的人物相比，完全不均衡，不成比例。前些年，石泉先生所著《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林文仁先生所著《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先後面世，對於中樞大臣和清廷政局初有涉及，但其所用史料均屬初級，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 再比較一下對光緒初年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王韜398篇，都是圍繞著新聞思想、變法思想、教育思想等來寫的；馮桂芬93篇，研究《校邠廬抗議》、變法思想、西學思想、中西文化觀比較、經濟思想等；鄭觀應356篇，研究慈善、經濟、變法，商戰思想，教育思想等。這些人士，生前影響未必很大，但是後來被學界重視、發掘和包裝，有關研究連篇累牘，即使觀點陳陳相因，毫無新意，也總有人在不停地寫。這種不對稱，反映出學術界對歷史人物的關注存在很大偏頗，也反映出新生代的研究者不善於選擇研究方向和課題。
軍機處
澎湃新聞：研究中樞機構和人物，對於研究近代史有什麼重要作用呢？
姜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無疑應當包括中樞集團的活動。如果沒有這種研究，將晚清中央決策系統簡化成慈禧、恭親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翁同龢、康有為、袁世凱等少數政治人物的格局，是不全面的，也無法真正反映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曲折反覆、錯綜複雜的局面。
對中樞集團研究的不充分，會影響到我們對晚清政局變化發展的把握。在晚清面臨整個國家和社會巨大變局的時候，在應對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一大批政治領導人，是怎麼謀劃、行動的；他們對中外關係是怎麼考慮的，遠非後人想像的那麼簡單。這些人的應對，對中國社會的變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舉例來說，前述洋務思想家王韜、馮桂芬、鄭觀應，他們的著作，在思想史上當然應該研究，他們代表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的先進思潮，但是在那個時代，他們的著作文章，是在極小範圍內傳播的，簡單地把他們的一些話語摘引出來，貼上標籤，討論他們的「愛國」、「洋務」觀念達到什麼高度，其實是片面的。而他們給中樞人物寫說帖、做謀劃，力圖影響中樞決策，或者實際上參與運作過程，才是更重要更值得關注的。中樞機構這些人，在當時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領域所做的決策，真正地影響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政治史的研究，首先要看國家的決策，所以必須把中樞機構的這些重臣搞清楚。 在編撰國家《清史》工程光緒朝人物傳的時候，我曾與沈渭濱老師感慨過，這段歷史時期中的大量重要人物，一百年來研究成果太少。一方面，學術界認為《清史稿》不夠完善，要另起爐灶編新書；另一方面，對許多人物不甚了解，還不得不借鑒《清史稿》和《清史列傳》來寫人物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哀。
成林、文祥、寶鋆（左起）合影
澎湃新聞：那麼，從整體上說，您認為中樞機構的這些重臣，是偏於保守還是開明的呢？
姜鳴：在光緒前期的軍機大臣中，一般認為比較開明的是恭親王和文祥。除此之外，大部分軍機大臣對中國該怎麼往前走，相對比較遲鈍。他們還是用傳統的價值觀，用儒家的倫理道德來看待社會變化。對他們的思想傾向，以往的困難是缺乏材料。因為他們代皇帝擬旨，卻沒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近年來，在國家清史撰修工程中，影印整理了各種原始奏摺檔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名人稿本抄本等大批珍貴文獻公開出版。張恭慶院士捐贈了張佩綸書信日記檔案，翁萬戈先生也將保存在美國的翁同龢檔案予以公布。這些對於研究中樞重臣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對這些資料的研讀和利用遠不充分。
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文祥
在這批人之中，我覺得李鴻藻和張佩綸在1881年之後，其實是在謀劃一個局面。一方面對昏庸無能的大臣，由「清流」進行彈劾，使工部尚書賀壽慈、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等人紛紛去職。原屬沈桂芬派系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亦因在鎮壓雲南回民起義的軍費報銷案中，涉嫌受賄，而被迫辭職。在此過程中，李鴻藻通過張佩綸與李鴻章建立起聯繫；把已經退休賦閑的前工部右侍郎閻敬銘請出來擔任戶部尚書，幫助清政府理財；將張之洞外放擔任山西巡撫，任命張佩綸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當時，作為中樞核心的李鴻藻是舉足輕重的，他可以影響慈禧和恭親王，從而操控整個大局。這個人事構架如果逐漸調整，不犯大的錯誤，還不失為一個主張賢明政治和進取的局面，卻因為中法戰爭中清軍在越南的潰敗而引發「甲申易樞」事件而換班。
張佩綸致李鴻藻函
澎湃新聞：李鴻章雖從未擔任軍機大臣，但對晚清的政局舉足輕重，您曾引梁啟超的話評價他：「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您的新作名稱《秋風寶劍孤臣淚》也取自他的臨終詩，這是否意味著李鴻章的努力和際遇，就是晚清政局變遷的一個縮影？
姜鳴：這句詩和之前的《天公不語對枯棋》（以下簡稱《天公》）所用的陳寶琛「感春」詩，都是對大清王朝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一種心緒的表示。李鴻章和陳寶琛都為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努力過。但是都沒有成功，都是一腔悲憤。
在這個時代變化的過程中，李鴻章應該算是先知先覺者，比同時代的人看得遠得多、深得多。但是到臨死的時候，面對的是以義和團的形式來反對西方的局面，這真是一個悲劇。整個中國近代化，雖然是從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但是到1900年的時候，發現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這時候，一群農民走上歷史舞台，用非常簡單、愚昧的排外來宣洩對社會變遷的抗爭，而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還用向世界列強宣戰的方式來表達這種無可奈何，最終離京出逃。從廣東召喚李鴻章進京處理殘局，與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這對李鴻章來說是非常悲慘的，他奮鬥了四十年，臨終的時候幾乎沒有看到什麼進步。 這四五十年是中國了解世界的過程，西方人東來之後，中國人需要做出回應。1860年以後，外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1876年以後，西方外交官被允許與中國官員交往，中國駐英使館也建立了，引進了海軍、工業、鐵路、電報、西醫等等，看上去好像開始融入世界了，但是資本主義體制沒有引進。1870年代，李鴻章想學習西方買軍艦的時候，日本人已經開始在全國造鐵路了。而蒸汽機、鐵路、電報在中國受到的抵制和排斥，遠比日本強得多。這裡面，最關鍵的還是當時如何看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如何看待中外關係。甲午的失敗，最終還是中國改革的失敗。在整個世界變化的過程中，中國人並沒有把握好。反而是因為戊戌變法，使慈禧產生了對西方國家更加強烈的不滿，並將這種不滿，最後通過支持義和團排外宣洩出來。《秋風寶劍孤臣淚》（以下簡稱《秋風》）的書名，取自李鴻章的臨終詩，表述的是這位中國近代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政治家在生命走向終點時的末世悲涼心態。2002年，我曾用這個題目，寫過一篇探訪李鴻章墓地的散文，收在《天公》中。而《秋風》中「簪花多在少年頭」一文，講述探訪李鴻章出生地合肥磨店的所見所聞。「簪花」云云，出自李鴻章《二十自抒》中的句子，寫詩的時候，他剛滿十九歲，充滿著生命的朝氣和陽光。我對李鴻章下了較多功夫。在兩本書的38篇文章中，有7篇是專寫李鴻章的。寫了他的出生，他的死和墓地，他的對俄外交，他精心謀劃的鐵路建設，他對西醫的信服和推廣，他在官場的送禮周旋，他晚年居住的北京賢良寺。我描繪的各個側面，都是那個時代的縮影。讀者倘若把這些文章連起來細讀，對李鴻章一生的坎坷命運，可以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在我將來撰寫的晚清中國社會變遷的新作中，他依然會是一個最值得關注的角色。
晚年李鴻章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您一直關注「清流」人物，在《上海書評》上也曾談過張佩綸和晚清政局，喚起史學界對這個課題的關注，這次您寫到寶廷，這也是一個新的視角。
姜鳴：是的，這些年我花了相當多的精力研究張佩綸，從而對光緒前期「清流」勢力崛起及其對政局的影響，做了不同以往的判斷和揭示。《天公》中的《清流·淮戚》一文是這方面研究的起始之作。《秋風》中，講述了張佩綸將胡適父親胡傳引見給吳大澂，改變了胡家命運的故事。又介紹張佩綸提攜幕僚榮俊業，不經意間，為榮德生、榮毅仁家族崛起奠定了基礎，從而加深後人對於張佩綸在舉薦人才方面的印象。 通過詳細閱讀張佩綸與李鴻章、李鴻藻的數百封通信，我大體摸清了他們之間的溝通和謀劃。但是，張佩綸也很得恭親王奕訢和左宗棠的賞識，而這方面的資料卻很稀少。1883年底，清廷任命張佩綸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進入總署後，張佩綸即迅速閱讀歷年對外交涉的資料，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就在總署居住。他對外交事務提出多項建議。在現存張佩綸書信中，有兩封是致恭親王的，一封談論海防，一封建議總署內設海防股。這兩封信件，正可彌補史料缺陷，亦可看出張佩綸對近代海防建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 張佩綸第一封「上恭親王」函，要點是談論中法戰爭即將爆發前的沿海防務。有意思的是，他在信中特別提到對福建防務的嚴重擔憂，指出「現在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治務安靜，不甚知兵，而亦不講求兵事。台灣鎮道不和，防務一切閣置。一旦海波偶揚，恐台、澎、廈、澳尤不足恃。雖易置疆臣非本署所敢妄議，而事關切近之害，理難茹默不言。應請隨時入告，或別簡賢臣以為更代，或起用宿將以建軍屯，均宜從速施行，俾得從容展布」。張佩綸沒有料到，數月之後，他將與何璟、張兆棟為同事，共同防禦福州和馬尾，他原先的擔心，全部變為現實，而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馬江之戰後斷送。
恭親王奕?
馬江戰敗後，張佩綸受到閩籍京官的強烈批評，但奉旨前往福建督辦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對他的處境卻頗為理解，在調查戰事的奏摺中為他辯誣，因此遭到朝廷傳旨申飭。張左之間，顯然是「清流」與疆吏之間另一層複雜關係。最近我讀到張佩綸1884年底寫給張曾敭的信，提到「左相到閩，龍鍾殊甚，論事論人，均無成見。……謂簣（張佩綸字簣齋）膽大而不知兵，尚需指引。左以簣為子房，欲為黃石；簣亦以左為淮陰，欲為左車」。這裡張佩綸用了兩個典故，說左宗棠以張佩綸為漢代張良，願做點撥張的黃石公；張佩綸則將左宗棠比作淮陰侯韓信，而將自己比作願意輔佐他的趙國軍師李左車。如此比喻，顯示他與左宗棠交情匪淺，不排除在更早的時候，也已建立起私下溝通的渠道。只是這種渠道和溝通的文書，還有待進一步地發掘。 我還研究了寶廷娶江山船女的歷史疑案，用張佩綸與李鴻藻的書信，搞清楚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對「清流」走向衰弱，這是一個重要事件。而這些細節，對光緒前期政局變動，都是十分重要的補充。
澎湃新聞：在中樞大臣和封疆大吏之上，還有慈禧太后在，她又是如何在他們之間協調的呢？我注意到，對於慈禧太后，您在新作中選擇了她1880年患病和徵召民間醫生入宮看病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
姜鳴：慈禧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她不斷地在當時的政治局面中保持各方權力的平衡。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在八旗、綠營軍隊已經完全不堪一擊的情況下，她用曾、左、李的湘、淮軍，把即將傾倒的清廷大廈重新撐扶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她可以依靠的，只有傳統的禮教和價值觀，把曾國藩、李鴻章這些漢人利用起來。我在書中提到，當李鴻章母親去世的時候，她一面挽留慰問，希望李鴻章奪情留任，另一方面又下諭旨命令安徽巡撫裕祿查辦李鴻章的子弟魚肉鄉里的情況。在管理和馭人上，她都有巧妙高明的手腕。 我在《秋風》中研究慈禧太后徵召民間醫生入宮治病的過程，是想換一個角度研究1880年北京的政局波瀾。作為當時的背景，清政府正趕上曾紀澤與俄國談判交涉收回伊犁，中間交雜著慈禧患病、慈安去世等變局，還從慈禧治病服藥的過程中，帶出晚清著名的「庚辰午門案」，這些生動有趣的細節，以往尚不為史學界所關注。
澎湃新聞：在晚清的變法、改革進程中，嚴復與康有為一直很為人關注。如今，兩人作為思想家的地位愈來愈高。在您看來，嚴復的仕途偃蹇與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對晚清政局的走向究竟有無影響，有多大的影響？
姜鳴：呵呵，他們都曾是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但在現代，「顏值」卻是極高的。同樣用知網搜索，嚴復從1957年至今，有1894篇文章。康有為從1954年至今，有1745篇文章，真是炙手可熱的大牌。但往深里想，投入如此巨大的研究力量，寫了那麼多的研究論文，是否真的就弄懂了這兩位先人呢？嚴復是個功名心很強的知識分子，以往研究者對他在天津水師學堂的這段教學生涯，總懷有過分的同情，覺得他以總教習的身份在做校長（總辦）的工作是懷才不遇，卻從來無人去研究過校長姓甚名誰。我用研究表明：第一，嚴復在水師學堂，連「總教習」也不是，他的教職只是「洋文正教習」；第二，嚴復和校長呂耀斗的仕宦生涯，就是最普通的一個單位內領導崗位的競爭。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彼此都有許多無奈。
嚴復
呂耀斗資格非常老，當年他考中進士的時候，嚴復還沒有出生。而從洋務資歷上講，他做過福建船政的提調，主持建造過「開濟」號巡洋艦，並非顢頇無知的冬烘先生。最後這兩人竟然成為正副職的同事，嚴復還要盯著正職的崗位，說什麼「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從嚴復的角度看，覺得自己不受重用。但在實際上，學堂校長是個局級（候補道）崗位，嚴復沒有熬到候補道，就無法擔任這個職務。官場的道路很窄，熬到候補道台也有多個台階。研究者大可不必因為嚴復仕途偃蹇而為他鳴不平，還扯上李鴻章對他愛國情懷抱有偏見。
從方法論上看，以往各種嚴復傳記的作者，其實都不研究呂耀斗的經歷，更不知道呂同樣懷才不遇。這種在研究中只顧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於說，嚴復在甲午戰敗後開始宣傳進化論和變法思想，在我看來，是日益危急的時局使然，是其留學經歷和眼光使然，與所謂在水師學堂的「懷才不遇」，查不到直接的聯繫。至於康有為，我早就揭示了所謂康版的「公車上書」是個並不存在的虛假故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偽造密詔，虛構故事，現在日益被歷史學家考證清楚。我曾經說過，腐朽沉悶的中國社會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康有為應運而生，是個天才的宣傳鼓動家。儘管未曾上書，他所寫的那篇文字，仍然是當時所有反對馬關和約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個舞台，演出起來駕輕就熟，四兩撥千斤，不費多大勁，就取得了極好的效果。他的維新變法思想和行動，大大領先於時代。但康有為不以啟蒙思想家為滿足，他是屬於自負極高、行動性極強的那類人物，懂得抓輿論宣傳、抓上層關係甚至抓武裝力量的重要性。手裡握著多種方案，為了達到目的，可以隨時更換。他善於「做秀」和「造勢」，有極強的鼓動性，說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天生就把現代政治家的陽和陰、優點和缺點、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公開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這樣的人物，在近現代史上還可舉出數位，他們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場的關注。他們是時代造就的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歷史在他們手裡，總是發出燦爛的光彩。在沒有光彩的時候，他們還會營造出光彩，召喚著追隨者一同前進。於是，人們對於他們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裝沒有看見。
康有為
澎湃新聞：您對近代史上各類人物關注廣泛，這次讀到您寫的李鳳苞和唐國安的故事，也很有趣味，以前不為人所熟知。
姜鳴：近代中國的進步，不僅是少數中樞大臣的行動，還有許多中層人物的具體活動在推動。比如李鳳苞，他是上海第一個近代外交家，擔任過駐德、法等國的公使。北洋海軍的「定遠」、「鎮遠」鐵甲艦就是他定製回國的。但他一直背負著一個罪名，許多人彈劾他訂購軍艦時貪污受賄，他也因此被革職。我對李鳳苞懷有同情，一直在尋找為他正名的過硬材料。前年底，我在南京圖書館閱讀新發現的「定遠」艦訂購合同，忽然看到合同另有附件，是專門的反商業賄賂條款，規定「定造鐵甲船之價，毫無經手之費，中國使館，無論何人，皆不得經手之費」。這就能夠在一百三十多年後，還了李鳳苞清白。此後，我又看到李鳳苞被革職後寫的一副對聯：「忌我安知非賞識， 欺人到底不英雄」，更能體會他的悲憤心情。這種為國家近代化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是不應被忘記的。 同樣，對於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我指出他是近代史上首例公派留學生私自出走，去外企謀職者。同時也查考了他後來在上海粵漢鐵路公司供職的情況。這些都彌補了以往唐國安簡歷上的空缺。我想對珠海唐國安紀念館更正他們的記載會有幫助。在命運的轉折關頭，人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也不知道當下的選擇會對將來造成什麼變化。唐國安是容閎攜帶出國的留美幼童，在耶魯大學讀法律，回國後被李鴻章安排進天津醫學館學醫，自然心中不快，他跳槽去旗昌洋行，混得不好，輾轉二十餘年後，在老同學的幫助下進外務部當翻譯和候補主事，本來是人生的挫折，卻趕上籌備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進而就成為清華學堂的首任校長，備受後輩的尊崇。人生如此奇妙，大歷史和個人的命運就是這樣結合在一起，卻也無需為尊者諱言。每一滴水珠在陽光下都有自己的光澤。
張之洞致張佩綸函
澎湃新聞：您對於尺牘、日記所披露的原始材料一直很重視，這些材料對我們理解晚清的政局、了解那些人物有怎樣的作用？
姜鳴：我在近代史的研究和寫作中，除了閱讀大量原始檔案外，還廣泛運用日記、書信、報刊、詩詞、舊影像，來再現已經逝去的昔日場景，追溯被遺忘、被改寫的歷史秘密。我一直相信，歷史的秘密在細節之中，歷史的秘密在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中，歷史的秘密在書信、日記、詩詞和舊影像中。當年陳寅恪先生提倡「以詩證史」，我在浩如煙海的清人詩集中，找到大量生動有趣的素材，完全可以推動研究的深入。同樣，書信、日記也給我重要的幫助。近年來，歷史老照片被越來越多地發掘出來，其內容之豐富甚至令我驚訝，更帶給我感動，我將這些研究的成果都運用在作品之中。 還要多說一句。時下各種通俗歷史讀物越來越多，但我依然秉持自己對於歷史研究的嚴肅態度，把每篇文章都當作嚴格的論文來審慎對待，而非簡單地拷貝、粘貼傳聞和野史。收入新書的文章，無論是選題還是在寫作技法上，我都努力使可讀性和學術性得以兼顧。我將此稱作「用論文的規範寫散文，用散文的筆法寫論文」，文章後面都附有詳盡的史料出處。一般瀏覽的讀者毋庸去看出處，但專業讀者則可以藉此尋找線索，展開更深入的學術研究。
（《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姜鳴著，三聯書店，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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