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由主義者也應是女權主義者

作者=李思磐

來源=《思想》

2012年11月，針對歐盟司法專員維維安·雷丁(Viviane Reding)提案歐洲上市公司保證非執行董事職位的女性比例，上海的一位媒體評論員在《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評論。這篇評論四分之三是敘述立法分歧、雙方的觀點與政策的脈絡，而在文章末尾，作者才亮出了他的觀點：「就我個人而言，似乎更傾向於消極的法律觀，在我看來，個人自由是一切權利中最重要的權利。新道德和新價值只有在一個社會中被選擇，才是值得追求的，也才是真正有效的。」雖然提案和投票本身就是社會作選擇的過程，但在這裡，作者似乎暗示，性別平權不可能是社會自發選擇的結果。

這篇評論在網路轉載的標題為《對不起！我們不需要政府指派的女董事》(立法規定被置換成了「政府指派」)；文章甚至提到，「事實上，……針對這個問題(促進性別平等)的立法可以無窮盡地細分下去，直到它剝奪人們絕大部分自由。」

引述這個例子來說明中國自由主義與女權主義的關係，是因為這個「用自由反對平等」評論框架，把平權(利)要求等同於政府的擴權(力)行為，並不是個別論者的孤例，1990年代以來，在印刷媒體和網路平台上參與公共討論，用「自由」來反對平等和反歧視主張，並拒絕增進社會福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屢見不鮮。

平心而論，前文的作者算是面對性別議題尚能保持君子風度的男性媒體寫作者。我看到過更讓人憂心的。一家非常傑出的都市報評論部在2005年開始發展以社科背景寫作者主創的「時評」文體、並成為最受自由派知識分子青睞的平台時，它發表了兩篇與性別相關的評論。一篇認為北大小語種專業提高女生錄取分數線、降低男生錄取分數線並不是性別歧視，中間許多讓一個對平等價值敏感的人驚愕莫名的論斷，例如「只有女人辦外交是代表女兒國還是代表中國」、「女生分數高只是因為善於死記硬背」。另一篇，則幾乎是用「戲說」的方式，批評中國第一次將反對性騷擾法條寫進婦女權益保護法是「無厘頭」。在去年夏天，《南方都市報》針對「上海地鐵二線事件」發表了秋風的評論《禮俗優先於權利》，事實上是支持地鐵公司要求女性「自重」來免於騷擾的觀點；而《南方周末》網站則在評論板塊推薦了這篇文章。

從媒體這種快餐文化表現入手來批評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可能對自由主義學者並不公平。不過，1990年代中國的政治自由主義思想「浮出水面」與中國新聞改革息息相關。1990年代，中國官方的新聞市場化改革給財政無法支撐的媒體「斷奶」，鼓勵它們從市場求生存，一些媒體不得不從「黨的喉舌」轉向服務於受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藉助於新湧現的市場化媒體如「南方報業」和《財經》、「財新」等尋求「新聞專業主義」角色的媒體平台進行思想傳播，又伴隨這些媒體的成長，為其培養了對政治社會問題有著廣闊思考的後備人才，並且成為支撐「新聞專業主義」成長的意識型態基礎。保衛私權、捍衛個人自由、以法治國以及問責政府或「追問制度」，已經成為無論是新聞還是評論的主流框架。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媒領域新的典範，是以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為意識型態的基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由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學者所傳播和闡釋的自由主義理念，其內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響了傳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傳播的本質。因為大眾傳媒的文體特點本身無法容納周密細緻的論述，可能導致一種學術思想被簡單地、甚至標籤式、口號式地傳播；另一方面，對名人和媒體熟臉孔的聚焦，也會導致部分知識分子的觀點被放大。因此，就傳媒表現來指出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偏差的任務是艱難、難免有漏洞的；大陸自由主義內部，畢竟並非如大眾傳播所呈現的那樣鐵板一塊。

但無論如何，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確實表現出了他們的傾向性，這種傾向性在大眾傳播中更加明確、影響更加深遠。我常常疑惑：為什麼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會認為人權概念應該優先於女權，甚至消解女權的必要性？為什麼他們都相對鄙薄(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平等的價值、認為自由和平等相衝突而不能兼顧(慣常說法是平等傷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為什麼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無法理解性別人權議題，並且時時站在性別平權的反面？

我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答這些問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與女權主義理論之間原本存在的緊張，在自由主義被中國知識分子「拿來」的過程中被照單全收；在中國後社會主義階段的劇烈歷史變遷中，中國男性知識精英成為受益者，卻缺乏對自身社會位置的敏感和性別特權的自省；與此相關地，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在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固執於特定的階級認同和精英思維，對於社會經濟平等議題有意迴避，甚至將其視為不成功的社會主義實驗的一部分或與之對立的左派陣營的主張，因此平等議題，尤其是階級與性別議題，受到了自由主義的排斥。但與此同時，中國女權主義發展也存在自身的問題——例如與國家之間的合作大於問責，女權議題和其他社會運動普遍表現出的非政治化傾向，以及缺乏與其他社會思潮的理論對話與批判，在在都造成了自由主義與女權主義的疏離。

「人權」與「女權」

我本人與從事性別研究或是女權運動的朋友們有著高度雷同的經驗，就是不止一次面對自由派友人——多是學者和媒體人的質問：「人權就夠了，為什麼還要主張女權？」「沒有人權，怎麼會有女權？要爭取女權必須在有了人權以後。」「中國的女權已經走過頭了。」

這些質問隱含了兩個問題。一，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人權的理解有偏，僅僅將人權視為一種抽象的、原則性的，通常是指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質的」政治權利；他們並沒有把人權視為針對個人克服各種社會壓迫與歧視而進行生活各種運作(functionings)的能力(capabilities)所提供的保障，而由於每個人身處的先天條件和社會結構並不一樣，所以人權所提供的保障必須因人、因處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現多樣的內容。二，更糟糕的可能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的想像仍然停留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有產階級男性假設，女權被視為不屬於公共領域的私人和「特殊」的議題(正如麥金儂喜歡說的：「女人」 尚無法用來稱呼一種作為人的方式)，在現階段缺乏重要性，或至少是在實現了政治民主化之後的「第二階段」的議題。至於女權過頭論，我會在後面詳談。

女權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張，並不是中國的獨特現象。為什麼自由主義的理論概念一方面可以用來為性別平等辯護，一方面又往往用來反對女權，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從基本理論概念到方法論，已經提出了很多批判。

儘管內部有著複雜的辯論，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大致是：理性和自利的個人；自治的個體和個人主義；個人自由和私權的保障；平等與社會正義。女權主義的很多要求，都和自由主義的兩項基本價值——個人自主與平等——分不開。而自由主義的基本制度設計，在歷史上，也是大大提升了兩性平等(如基本權利、政治參與權、工作機會平等)的。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並不是對立的；相反，不少女權主義學者都認為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對於女權主義非常重要，或者說自由主義與女權主義共享某些基本的原則，尤其是個人作為平等與自由的存在，必須從生而由之的等級束縛中解脫的願景。

不過，女權主義者不約而同地指出自由主義理論尚存的諸多不足之處，並在與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辯論中，幫助其完善和深化了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

首先是，自由主義將社會生活截然二分為公、私領域，前者包括政治生活與市場，後者包括私人關係與家庭；前者是男性主導的領域，而後者是個人社會化同時也是性別化的學校、婦女受到父權壓迫的場所，並且家庭領域的性別分工直接影響到婦女投入社會工作的「能力」。這時候，自由主義無意挑戰私領域中的不平等，實際上是它與性別等級制度言和的一種方式；從而婦女所面臨的壓迫和屈從地位，被排除在政治領域的考慮之外 。這種二元對立導致了的對婦女權利和家庭領域正義的排除，正是女權運動要反對的目標。女權運動第二波「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性政治」呼求出現，是女權主義對自由主義公╱私二分邏輯的集中反思

。

再如對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理性、自利的人的假設，其實架空了人們的行為難以脫離的社會結構。如施瓦茲曼認為，自由主義理論的抽象化，遮蔽了特殊的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權力、財富的不平等；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更傾向於將個人視為獨立的、自主的選擇者，而不是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關係的群體成員。奧金表示，這個抽象的假設對於性別隔離的現實中人們的真實情況沒有說明力；男尊女卑的性別制度的社會化過程和角色期待，通常讓婦女更傾向於不主張自己的公平的份額，更傾向於將其家庭成員的需要列為考慮的優先選項；甚至為了家庭承諾而改變自己的整個生命過程。

此外，麥金儂指出，相對於為被壓迫的弱勢群體贏得平等，權利的效應更多是維護現存的權力結構。「那些對他人擁有權力的人常把他們的權力叫『權利』。」社會變化、政策調整會侵蝕重要的「權利」，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典型說辭。

以上儘管是國外學者的討論，但基本上也說明了在中國自由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的疏離。公私領域二元論，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婦女權利相關的議題如家暴與婚內強姦，很少受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關注(最近性別學者方剛召喚微博的男性名人參與推動反家暴立法，卻無一人參與，即是一個例證)；與此相關的，性別不平等被當成一種合理的差異，借口 「差異」與「多元」，為機會的不平等進行辯護。此外，在網路空間主要由男性學者發起反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議題，只強調在捍衛家庭的私權的前提下，反對國家暴力，要求將生育權還給家庭(而非婦女)，卻不討論婦女在父權家庭壓力下被迫多次生產以求男胎的現象，並且還直接從美國引進了反墮胎議題，企圖以胎兒人權的名義，干涉婦女的自由選擇權。自由主義論述對於僅在政治權利上平等的「自由人」之間仍然存在的權力關係習焉不察，於是，職場性騷擾和性侵害議題並沒有被當作一個權利議題來討論，因為以自由主義的眼光來看，在沒有暴力脅迫的前提下，人們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些受害的女性是因為「自身的原因」而招致惡果。

男性知識分子：缺乏自省的性別紅利受益者

正義在家庭、工作場所這些不透明的場所止步，以「私領域」和「企業自主管理」為口實壓制婦女人權，也許如納斯鮑姆所言，並非自由主義本身的問題，而是某些自由主義思想家沒有將自由主義理論思考貫徹到底的結果——他們在這些領域事實上不夠「個人主義」，而是將一些集體或者機構的整合與和諧視為高於某些個體的權利，沒有追問其中每一個個體的權利實現狀況如何。譬如，關於家庭，自由主義思想家沒能如此追問，納斯鮑姆的推論是，也許他們關注的是男性的自治與自由，希望在這些領域給男性留出足夠的餘地。

因此，除了學理層面原因，男性知識分子整體缺乏對男性精英性別特權的自我反省，可能是自由主義對女權議題表現疏離和反動的主要原因。不過，必須強調，在中國大陸，對女權不友善，對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真相不了解也沒興趣了解，是中國當下新左、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幾種思潮共同的特色。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以後，如果從所帶來的社會性別影響評估，是一種資本主義父權統治形式的復興。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家以避免「單位辦社會」的效率理由，大舉撤出社會福利領域(如單位食堂、託兒所、幼兒園紛紛停辦，但主要集中於企業，政府機構仍然保持這些福利)，對婦女的影響極為不利。一方面是國企改制帶來女工為主體的失業問題，另一方面是缺乏權益保障的年輕未婚女工佔據沿海工業區流水線七成比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重新被性別化(已婚留守婦女支撐的農業和農村小區；流水線生產和商業、服務業使大量性別崗位出現)；另一方面，則是市場所需要的消費主義話語興起，成為對女性傳統家庭角色扮演、身體形象追求上的「女人味兒」性別話語的強大載體，形成強大的規訓力量。

市場確實也使個人權利和私人生活領域重新有了正當性，但另一方面，在國家女權主義框架下婦女問題是有公共性的(雖然被當成階級解放的一部分)，在改革之後則被重新打回私領域。城市女工下崗，農村婦女失地，婦女政治參與不足，職場歧視、勞動權受損和性騷擾越演越烈，熟人性侵害和家暴懲治不力，對於婦女而言，這些問題既是個人困境，也是需要政治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可是，這些政治問題在大多數關心公共議題的男性知識分子那裡是看不見的；他們更傾向於認為中國女權「過頭」——超前，或者凌駕於男性。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儘管一部分在政治上受到打壓，但進入1990年代，隨著國家進一步將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體系市場化，1980年代曾經出現的「腦體倒掛」迅速變成了「知識改變命運」的中國夢。比起工農階級，知識分子在經濟改革中受益更多。在一個性別歧視仍然嚴重的社會，當女性相對被剝奪，男性知識分子就成為重新性別化的勞動和私人領域的受益者。

當然，勞動和私人領域的重新性別化過程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在對國家舊有體制提出批判的同時，男性知識分子唯一不曾批判的，是自己在其中分享紅利的性別制度；事實上，他們認為性別紅利還太少，並歸因於社會主義階段的婦女解放，認為那應該作為失敗的社會主義實驗的一部分，予以徹底拋棄。1994年，中國社會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刊物《社會學研究》刊出社會學家鄭也夫的文章《男女平等的社會學反思》，認為中國的婦女解放，是國家以「一種強大的行政力量，通過扶助弱者壓制強者，干擾破壞著家庭中強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誤以為自己不弱，強者喪失了應有的自信心」 。他認為，男女平等是一種犧牲效率來照顧公平的做法，男女同工同酬「是荒誕的平均主義原則」；「政治推動的中國婦女解放」，「 使中國『失去了』男子漢」，「也使中國失去了自己的女性」，並導致中國「混亂無序」。

值得注意的是，彼時鄭也夫提出「平等是權利，而不是結果」，社會在女子的態度應該是「上不封頂，下不保底」，也就是對其成就「不施以人為的壓制」，「也不施以人為的扶持」；這不啻是說，不可以通過制度保障實質平等。這其實是中國式自由主義思想的共識——如劉軍寧就說：「自由主義對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它信奉的是權利的平等，不是結果的平等。」而在鄭文引起的社會學界大討論中，另一位社會學家孫立平則主張，解決中國當時就業問題代價最小的手段，是讓佔據工作崗位的婦女回家。當時，「效率與公平」是討論經濟改革的熱門辭彙。犧牲對女性的公平，來成全市場化改革條件下的「社會的效率」，在男性知識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這樣的「自由」論述，是對公有制時期縮小階級和性別等級實踐的反彈和顛覆。原有的制度固然缺乏資本的效率，但是為了恢復 「效率」，卻完全不惜犧牲作為「她者」的女性已經取得的職業空間和社會地位(這對於女性來說，既是平等，也是自由)——在這兒，自由主義成為一部分人「增加自己紅利」的輿論武器 ，被用來擴大市場經濟時期的性別等級。

沒有跡象表明關注制度問題的男性知識分子，在性別等級擴大問題上比1994年有多少進步。如果仔細梳理主要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文章，關於女性權益、性別公正的文章幾乎沒有，而對婦女解放、性別人權卻誤解甚多。從一些只言片語，大致可以了解男性知識分子對性別議題的態度。如，甘陽曾提到性別、種族、同性戀和酷兒理論，都是「雞毛蒜皮」；秋風也曾提到過跨性別議題是西方人設定的議題(儘管中國跨性別群體真實存在，並且相關的民間行動已經成規模) 。自由派專欄作家許知遠曾在一篇隨筆里如此提到中國婦女解放：「在上個世紀的後半葉……生硬的女權主義者拚命擠壓著女人身上的芬芳的汁液，把她們變得勇敢卻乾燥起來，她們錯誤地把男性化的行為與傾向理解成堅強。」他也在一個青年研習營任導師時，明確表示不喜歡女權主義對男權文化的批判，原因是不欣賞所謂「受害者心態」。這顯然是源自於對中國婦運歷史的反感。這段歷史導致了大批婦女獲得平等就學就業機會，在眾多領域成為挑戰男性精英壟斷權的社會力量，因此成為當代男性精英焦慮的源頭之一。

如果說專門著文談性別，我所看到的只有兩位自由主義男性知識分子。一位是最近轉型為國家—民族主義者的摩羅，2007年曾經在《南方周末》文化版發表長文，批評中國的婦女解放傷害了婦女的「母性」；同樣地，他對婦女運動字裡行間充滿怨氣，認為「也許近代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導致這種(母性)倒退的重要原因」。 無獨有偶，秋風也在報紙撰文，建言育嬰假，不過他強調：「做到這一點的關鍵是打破現代迷信，女性的第一角色不是勞動力，而是女性、母親。」這些男性知識分子對女性社會角色的理解是本質論的；他們除了「保護母性」之外，對中國女性面對的歧視全然無感，並且對她們應該擁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全然漠視。早在一百多年前，小彌爾就曾經斷言，將一切奴役、統治的關係，包括性別不平等，歸咎於「自然」與「人性」，是既得利益者捍衛其利益的通用借口。但遺憾的是，古典理論家對性別平等的關切並未被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重視。希望將婦女群體固定到本質化的家庭角色上的秋風和摩羅，事實上都告別了自由主義，而更多的大陸自由主義學者，對性別議題不置一詞，或者如小彌爾批判的那樣，將性別差異造成的權利不平等自然化。這似乎確實印證了女權主義圈子的朋友們的老生常談：「對性別議題的態度，能夠檢驗一個人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

前述的自由主義面對差異的短板，中國自由主義照單全收。然而，如前文所述，女權主義與自由主義本身又有親和的一面，自由主義政治實踐在歷史上對女性和其他弱勢群體起到了擴權作用，正如奧金所說，自由主義對等級制的拒絕和強調個體自由與平等，對於女權主義是至關重要的。此外奧金也強調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為女權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設置了一些概念工具，如「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總之，自由主義的新發展，有利於接納女權主義的批判，或者嫁接女權主義的價值與方法論，進行更加多元化的修正——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即是這種修正的努力。

自由主義理論家中，與女權主義有著較多「重迭共識」或者至少是對話基礎的，首推德沃金和羅爾斯兩位。然而，這兩位因為其對實質平等的強調，卻基本上被排除出(大眾傳播的)中國自由主義主流的視野。雖然中國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多元分野，如秦暉就力圖調和左右立場形成共識；但通過新興市場化媒體和網路傳播的自由主義理念，仍然較集中於自由至上主義。

我認為秋風所描述的中國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互為表裡，至少在1990年代是事實。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都推崇個人自由、自由市場和法治等原則，這也是政治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傳播的原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調左和右的風險都在，但主要是反左。因此，當自由主義者在媒體上反思烏托邦、反思文革和法國大革命，仍然能夠有一定言論空間；以反思文革、平均主義、極權主義為起點的「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的傳播，在備用西方理論的過程中，重點不免集中在個人自由和警惕利維坦，將平等、社會福利視為不成功的共產主義實驗的產物，予以迴避。

譬如，任劍濤認為，不能因為新自由主義強調社會公正，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價值，更容易響應中國的政治現實，或者更接近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便加以採納。他從西方先自由、後公正的「歷史—邏輯次序」，推斷中國也必須在有了自由權利的基本制度保障——自由民主憲政——之後，才能繼續考慮公正的價值。這也能解釋，為何「有了人權才會有女權」(在這一點上，這些自由主義者同男權共產主義者如出一轍：「先有階級的解放然後才有婦女的解放」是男權共產黨人的經典論點)。而劉軍寧的美國式保守主義立場更是為人熟知。他最近直言周保松推崇羅爾斯正義理論、批判市場對自由產生妨礙，不是「正宗」的自由主義者，而筆者也曾耳聞一些自由派媒體人認為羅爾斯「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在中國一些自由派那裡，社會主義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污名的標籤，或不假思索一定要從社會政治藍圖中排除的選項)。

1990年代末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辯論中，自由主義被自己的敵人塑造的特點更加明顯，成為相對應的「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到現在為止，他們中間的一些人仍然認為平等和社會福利是「左派」禁臠。他們相信存在著一個純粹的、在資源分配上幾乎無所不能的「自由市場」，對社會公正的要求充滿警惕與懷疑，唯恐帶來共產主義和極權政治的復辟，卻不能理解，在威權國家一手締造的既缺乏獨立性又缺乏足夠社會規制力量的中國式市場經濟下，社會公正不僅對於每個個體是有意義的，並且是國家順利走向民主化的根基。

此外，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精英色彩十分濃厚，劉軍寧和任劍濤在最近的討論中都再次強調了政治、經濟精英的作用。譬如，劉軍寧認為，「自由主義的現實可行性，取決於知識精英和商業精英的結合，而且這種結合必須是雙方內在需求的結合，形成了須臾不可分離的關係。」讓劉軍寧感到沮喪的是，「這樣的關係在目前的中國還遠遠沒有形成，現在企業家首先考慮的是和政府的關係，其次是財產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繼續度蜜月。」

也許是來自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被收編的寒蟬效應，儘管企業家群體熱衷於與權力結合讓他們失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仍然堅持階級認同：他們假設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必然成為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雖然比較政治研究證實了這並非普世的歷史規律，如Rueschemeyer等人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一書提出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通常支持威權統治者，甚至反對民主化；而被支配階級聯盟的發展和動員促成了民主化。看起來，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對於政治變革的觀點，似乎是要為了理論的純粹性和邏輯的統一，必須捨棄現代自由主義對現代社會更為貼切的論述，而回到民主的老作坊里，只是為了建造一個「純正古法工藝」的西方式民主國家。

既然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託於精英之間的合作互動，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刻板地從政治自由角度思考當下問題，而忽略其他非男性精英群體面對的困境的多重原因——階級、性別、種族和文化認同，也忽視解決問題所需要的綜合手段和多元的社會力量。

政治經濟精英主導和統治的社會改革藍圖，不考慮公正的自由民主，迴避福利的有限國家，是否是資產階級之外的中國人的願景？這個藍圖對相對弱勢的群體是有排斥性的；對於堅持女權主義立場的人，它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答案。女性在性別等級制度中的屈從地位，註定她們與同階級的男性處於不同的競爭起點，無法從「純粹自由市場」中得到平等機會；女性承擔絕大部分勞動力和人的(免費的)再生產工作，必然使她們有更加迫切的社會福利需求。並且，女權主義認為父權壓迫是通過不同的壓迫力量——如政權、階級、種族和性別壓迫的交迭——而實施並且合理化，對等級制的不再追問和階級利益上的保守，意味著這樣的改革方案並非訴諸於所有人的解放，而仍為特權留出空間；無論是作為社會運動還是理論研究，女權主義都強調個體的意識覺悟，強調主體性和賦權，也就是說，強調每一個公民廣義的政治參與。在這個意義上，排他的精英民主本身意味著非民主。

「中國特色的女權主義」

中國民間女權主義的重新出發，跟1995年世婦會以及非政府組織論壇在北京召開有直接關係。為了應對非政府組織論壇，官方催生或容忍了一批民間婦女組織，這次會議也帶來中國當代NGO的濫觴。世婦會的檔次以及相關交流機會，促進了跨國女權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一方面，以福特基金會為主的國際基金會資助在中國的高校學科體系中設置性別學程；另一方面，無論是婦聯繫統，還是新生的婦女NGO，都受到國際資金和跨國女權主義理論的影響。

中國官方對於國際參與的態度，第四次世婦會是一個轉折點。中國官方發現，非政府組織論壇最後並未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責難，反而是反對西方霸權的一個平台。因此，女權主義和NGO的發展，是國家與國際社會基於策略的講和。從此之後，中國的NGO主要是利用國際法框架，逐漸擴展自己的活動空間。在女權行動領域，主要是利用中國在1980年簽署的《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的聯合國審查機制，與官方的婦聯繫統合作，在不同領域增進婦女的權利。

《消歧公約》要求實質平等，並要求國家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無論是關於國家消歧責任，還是基於平等與人權的行動方案，大多來自國外的當代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學者的論述；也就是說，當代女權主義行動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於當代自由主義，卻不被中國大陸自由主義者認可和重視，這是值得警覺的弔詭，也暗示了中國自由主義與國外自由主義思潮之間的落差。

另一方面，除了自由主義的主軸，中國的女權主義的行動領域也呈現了多元態勢——既有政策倡導和立法遊說，也有針對基層婦女的各類經濟賦權和小區參與項目，還有媒體和文化領域的創新改造，以及獨立發展的跨性別運動。這種多元共存的生態，導致了女權主義理論的不同流派——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第三世界女權主義和同女女權主義等在中國的共時性——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以外產生在不同歷史階段和地域範圍的女權主義行動和理念，在中國被同時存在、但側重點不同的女權運動仿效和在地化。對於女權主義希望爭取的這種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在內的「複合的人權」，大陸自由主義的論述與之鮮有交集。

中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婦女解放問題發表黨內決議文的黨派，男女平等是中共的政治正當性基礎之一。加上政府對國際社會有著促進人權和消除歧視的承諾(實際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中國女權主義行動對政府以合作為主問責為輔(或者說以合作取代問責；除了去年剛剛興起的「青年女權主義行動者」的一系列問責與針對大眾的倡導行動)。這是目前政治架構下的策略——「在朝」比「在野」的政治力量更有動力維護性別平等。一方面高層次、全國性的政策、立法倡導項目都要嵌入國家的政策和官方意識型態，並主要由婦聯組織出面，在婦聯繫統、國家控制的學院體制外的女權主義者非常少；另一方面體制外的女權主義者在目前基層小區受控於政府的情形下，仍然要依賴婦聯的組織體系，去進行各種基層婦女經濟賦權、小區政治參與和法律維權等項目。

因此，中國女權運動盡量避免政治化，女權主義學者在體制內尋求最大限度的改善，在對既往體制資源進行梳理和批判的前提下，尋求與政府之間的安全的合作；體制內主要的追求婦女權利的手段，是「提高領導幹部的意識」。體制內的女權學者無法提出與體制不同調的制度設想，女權運動並沒有系統的理論和制度論述，因此，從政治哲學高度上與其他社會政治思潮對話的非常稀少。當然，這種與政府既有協商、又有緊張的「嵌入式行動主義」，也是當代中國社會運動的共同特點。

女權主義本身及其與國家關係的複雜性，性別平等政策和立法倡導項目運作過於「國家化」，動員群眾不足，是全社會包括自由主義社群對其不了解的原因。

中國女權主義目前面對的兩難，一邊是選擇與國家合作——這意味著國際法架構的保障，但由於缺乏對政府的有效問責途徑，並且不被允許動員草根力量而僅充當國家響應國際社會要求的助手，各種女權行動僅僅停留於「項目」層面，無力促成婦聯和政府系統中的社會性別主流化，工作效率不彰，且缺乏機制保障；另一邊是要求政治改革，依託政治自由和法治框架提供的機會，來實現女權議程。不過，這並不是目前的中國婦運的選擇：政策法律倡導者希望與政府取得互信；部分持社會主義傾向的女權學者和參與第三世界國際行動者對西方霸權疑慮重重；草根NGO只希望夾縫求存，中國主流的自由主義話語，對處於階級、性別和民族交叉不利地位的她們遺忘最多。

制度問題是難以迴避的。對社會缺乏響應性的政府和婦聯組織難以被民間女權行動改變，甚至婦聯繫統本身仍然缺乏將女性作為主體而非「幫扶對象」的意識，工作理念和手法反而強化男權觀念；而法治和基本政治自由的缺乏，也讓女權主義備受掣肘。這類事件不勝枚舉。女權運動一旦跨越「幫忙」而涉嫌「添亂」，婦女權利要求在官方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要將性別平權的原則一以貫之，那麼不可能不考慮國家民主化的問題。

一百年前，中國(男)人在一種 「亡國奴」的焦慮狀態中，在自卑與自強的交織中以西方為師，並且強烈批判傳統父權文化，這使得女權可能成為西方先進性的一部分被接納，成為中國現代性的一部分。男女平權曾經是大多數辛亥到五四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至少在檯面上對於「建國問題」的共識；女權主義者也積極地參與各種國家論述，提出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不同的政治方案。

而在今天，儘管民間女權運動的國際法框架、相關論述以及訴諸於政策法律倡導的行動取向，主要是憑藉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但幾乎從未得到國內自由主義者的支持；相反，希望政治進步和改革的自由主義陣營，將性別問題排斥於「建國問題」之外，曖昧地維持現狀，甚至支持傳統父權的復辟。這種狀況的延續，意味著中國自由主義者對一半人口的平等權利主張懸置——這樣的一種自由主義，對於中國到底有什麼意義？反過來，女權主義應該發展出怎樣的一種政治論述，來對「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的不足進行批判？

在中國當下的脈絡中，女權主義和社會運動，以及自由主義之間，需要更多的對話和辯論。權利、平等與自由的理念、民主憲政的願景，並不是自由主義的壟斷。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仍然固執他們的父權、異性戀中心和親資本的階級立場，那麼他們可能失去很多有行動能力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一種對更合理、更多元和豐富的中國社會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