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亂彈

「國家」亂彈

(2011-02-23 21: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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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一個有時神聖、有時粗暴的怪獸(西人霍布斯稱為「利維坦」)，「亂彈」似乎不妥。近日有一則新聞，福建歸真堂葯業股份有限公司醞釀上市，因網上爆出該公司從活熊身上取膽，血腥恐怖，狀極殘忍，激起民眾反對，該公司創辦人聲稱：「誰反對我們就是反對國家」。(2月16日《第一財經日報》)在其看來，不僅企業可以與國家劃等號，「我們」也是可以隨時成為「國家」的。有這開春第一雷語，對「國家」也就有了「彈」一「彈」的必要。

「國家」肯定是個事物，但這個事物是個人還是機構，似乎都有可能。在歐洲的中世紀，法王路易十四有名言曰：「朕即國家」。他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划了等號。這曾被專制君主視為金科玉律，視為政治定理。

由於專制政體的共通性，這一定理決不會為西方所專美，在古代中國，皇帝不僅被稱為「天子」，也被直接稱為「國家」。毛澤東生前讀的最後一部書，是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該書卷十一《漢封禪記》，講的是漢光武帝劉秀登泰山封禪的故事，其中，「每稱天子為國家」。封禪完畢，下山時，「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下山後，「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在專制政體中，江山、社稷、天下、國家這些概念的人格化，就是皇帝本人。按照當時的邏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皇帝個人就是「國家」，似乎也講的通。

將皇帝個人稱為「國家」，這樣的史料不是很多，但在史書中，「家國」的概念卻所在多有。帝王們從潛意識中是將「國」當作「家」，將「國」之公事當作「家」之私事的。開元盛世之後，由於李隆基的驕奢淫逸及安祿山的叛亂，李唐政權面臨全面危機，兩都失陷，玄宗遷蜀。恢復失地，穩定局面之後，鑒於郭子儀勞苦功高，唐肅宗李亨對郭這樣說：「吾之家國，由卿再造。」(《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六)將領們用血汗「再造」的江山，仍然是他姓李的「家國」。填詞有才、治國無能的南唐後主李煜，當了俘虜之後，仍然不忘「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這個窩囊的皇帝，面對已經失去的「家國」，只會「垂淚對宮娥」。這樣的心境，哪裡還會有隔代的郭子儀為他血灑疆場、恢復家國呢？

在中國，有一句官方、民間都認可的格言，那就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正式收入《成語大詞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版)的。詞條[釋義]：「對於國家的興亡，每個老百姓都負有責任。」然而，[出處]又指明該詞條出自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奇怪的是，[出處]的原意與詞典的[釋義]恰是南轅北轍。顧炎武認為，保衛國家，是朝廷君臣和各級官吏的職責。保衛天下，普通百姓責無旁貸。何以如此呢？在詞條引文之前，顧炎武的原文明確挑出了「國」與「天下」的區別問題：「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既然國家等於皇帝，只是一家一姓之政權，那麼，改朝換代也只是廟堂里統治者的更換，與匹夫何干？

這個詞條的設置與注釋，幾乎是自打耳光，根本問題在於詞條作者缺乏顧炎武的思想深度，混淆了「國家」與「天下」的概念，以致於自相抵牾。當然，成語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思想因顧炎武而濫觴，其表述由梁啟超而成型。梁啟超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指出：「今欲國恥之一灑，其在我輩之自新。……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至於「天下興亡」何時易為「國家興亡」，時間不詳，我以為原因有二，一曰近代以來，歐風東漸，民族國家漸趨形成，相應觀念日益普及；二曰列強入侵，凌夷族群，朝廷屢屢割地賠款，致使民生凋敝。雖然在封建統治者治下，也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況下，出於民族大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順理成章了。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貫中西，思想先進的中國人，也仍然將「國家」與「朝廷」作了嚴格的界分。梁啟超明確指出：「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中國積弱溯源論》)在他的觀念中，「國家」是百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而「朝廷」不過是這塊土地上匆匆的過客，只不過表現為劉漢政權、李唐政權、趙宋政權之不同。

去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已經日本內閣證實。消息傳來，在中國社會並沒有激起多少歡慶的漣漪，反而呈現出喜憂參半的情緒。這其實反映了中國公眾的成熟與理性，純粹國家主義的狂熱，在中國公眾的現實感受面前遭遇了挑戰。何以如此呢？在國內近年關於「國進民退」、「國富民窮」的巨大爭議中，這一消息呈現為中國國家與中國民眾兩個維度：之於國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昂然屹立於世界之林；之於民眾，人均GDP不及日本十分之一，而且蒙受高消耗、高污染、高物價，低收入、低保障、低人權之苦。作為現代國家，不能僅僅滿足於統計數據的輝煌(何況有關數據是否真實、科學也是問題)，必須首先滿足國民對於「共享發展成果」的期待。因此，「國家」與「國民」仍然是一個亟待理清的關係。（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