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摘錄（49）

    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

    ——江澤民

    如果自主創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術引進，就永遠難以擺脫技術落後的局面。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於先進民族之林。

    ——江澤民

    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

    ——馬克思

    工人階級需要一個廉價的政府。

    ——馬克思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孔子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

    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

    ——荀子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荀子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尚書》

    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

    ——《唐六典》

    勇氣多半來自經驗。

    ——愛默生

    為什麼關注短期，因為從長期來看都會死掉。

    ——凱恩斯

    批判不等於悲觀、否定。批判這個詞語傳到中國，翻譯不是很準確，德文當中的批判既有批評的含義，又有分析的意思，其實更多的是偏重於分析，而不是批評和否定。

    ——許小年

    時間和空間容納物質，三者相互作用產生無數規律，併產生萬事萬物。

    ——謝昭武

    中華民族要投入足量的時間和精力用於發展科技，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必行之路。

    ——謝昭武

    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錢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增強民族自信，絕不是要排外。我們要賡續漢唐胸襟，自覺學習外國一切好的東西。學習是當學生，不是當奴婢做小妾。只有抬頭挺胸地學習，才能學會外國的好東西，才能獲得發展，才能戰勝對手。如果奴顏婢膝的模仿，亦步亦趨，邯鄲學步，最終只會爬行，淪為奴隸。

    ——黃忠平

    所謂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統治者品德的影響力、良好的社會教化及愛利民眾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這種政治條件下，社會的統治者通常都是道德的先覺者。他們靠自己對於社會之道的領悟，靠愛利民眾的行為，靠對於大眾的教育熏陶，來贏得民眾的心，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權威，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這種政治之道歷史上也稱為「王道」、「德政」，它是與「霸道」、「暴政」相對立的。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德治之所以可能實行，就在於社會的統治者原本有一顆天賦的善良本心。統治者只要從自己那顆本來就有的良心出發去從事政治，德治也就出現了。德治之所以可以實行，就在於每一個社會成員也同樣原本有一顆天賦的善良本心。老百姓的善良本性，決定了他們喜善而不喜惡，因而並不是非得靠統治者嚴刑峻法的強制脅迫才能維持和諧有序的生活。正是因為人們從內在本性上更喜愛德治，故而德治是可以實行的。孟子認為，德治是從人的本性中引申出來的，因而如能以此作為為政的基本理念，賓士天下就成了一件非常簡單而愜意的事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儒家的人性本善論雖然不是一種科學的理論，但它是一種不錯的理論假設。因為它相信人民群眾與社會的統治者一樣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修正、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能力，它相信人類可以憑藉普遍的道德覺悟建立起一個符合正義的政治秩序。以人性本善論為理論基礎的德治理念，從根本上說，是反對拿民眾當敵人來防範、拿民眾當奴隸來驅使的。在儒家的德治理念中，道德不是政治的手段，而是政治的靈魂；不是道德為政治服務，而是政治要為道德服務。儒家以德治為治國理念，就是要建立起一種道德的政治。這種道德的政治，也就是從善良的本心出發的政治，就是能給老百姓以實際利益的政治，就是能使老百姓向善的政治。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治國的理念決定治國的方略；有什麼樣的治國理念就會有什麼樣的治國方略。在歷史上，儒家提出了德治的治國理念，也設計了一套德治的治國方略。這種治國的方略由以下幾個方面的要素構成：

    其一，聖君當政。在中國歷史上，「朕即國家」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國家是君主的國家，治國當然也就是君主之事。要想治好國家，就必須得有一個聖明的君主。這是以往政治思想家們的共同看法，儒家也不例外。按照儒家的思路，君主並非人人可做，只有達到「內聖」的人才有資格。一個人必須經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這樣一系列的修鍊階段，達到「內聖」的境界，再加上特殊的機遇和條件，才能成為「外王」；有了「外王」的地位，才有可能推行德治，實行愛利民眾、教育民眾的政策，從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遺憾的是，人們在現實中很難找到「內聖」的人，即使有「內聖」如孔、孟者，也與「外王」無緣。儘管儒家後學為實現賓士天下的「外王」之夢而對「內聖」孜孜以求，但沒有一個人有幸登上君王的寶座。「內聖」者不「外王」，「外王」者不「內聖」，這是儒家提出的德治方略中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

    其二，賢臣得用。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須有賢臣的輔佐。追求「內聖」的孔孟之徒後來已經完全明白「外王」之夢難以實現，便降格以求其次，謀求把自己之所學貨賣於帝王之家。歷代君主當然也很需要有才幹的人為自己服務，於是便以推行德治之名而招攬人才。歷史上實行過的各種舉薦選拔人才的制度，都是德治這種治國方略的組成部分。

    然而，同樣遺憾的是，歷史上那些並不聖明的君主從來也不想實行什麼德治，而被選拔上來的德才兼備之士卻又真誠地抱有賓士天下的理想，因而君臣之間常常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最後大多是以賢臣的悲劇而靠終。賢臣不得志，讒臣受寵，是儒家提出的德治方略中另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

    其三，民眾幸福。按照儒家關於德治方略的設計，德治必須產生愛利民眾的實際效果。針對當時「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社會現實，儒家代表人物都曾對於如何增進民眾的福利進行過研究。孔子曾有「富民之教」，孟子也曾提出「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的思想，並且還對井田制進行過研究，荀子也曾對富國問題做了深入的論述，後來更有事功學派出現，把先秦儒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層次。均田地，減稅賦，興水利，使民以時，與民休養生息，等等，都是提倡德治的政治家們所能想出來的使民眾幸福的辦法。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人民群眾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統治階級養尊處優的生活正是建立在對民眾利益的盤剝基礎之上的。統治階級從來都是把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把民眾的幸福放在第二位的。因此，受階級社會中政治本質的決定，標榜德治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可能真正地為人民謀幸福。剝削階級的幸福和人民群眾幸福的衝突，是儒家提出的德治方略中第三個不可解決的矛盾。

    其四，德教昌明。傳統的德治理論是建立在人性本善論基礎之上的，因而德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最終要訴諸民眾道德品性的提高及其善本性的實現。因此，德治的真正實行，最後必然要歸結為道德教化的昌明。對於德治的實施者來說，就需要做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個體的自我道德修養，二是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進行了卓越的創造性研究，提出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方法。所謂「天朝上國、禮儀之邦」的稱號，是與古代深入而廣泛的道德教化聯繫在一起的。行之有效的教化，良風美俗的興起，國民素質的提升，是德治真正實現的保證。

    德教昌明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就是道德教育者必須是道德的模範。教育者言談高尚而行為卑鄙，其教育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中國歷史上有「以吏為師」之說，但是從皇帝到吏這些大大小小的「師」們，大多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品性低劣、魚肉民眾的人。孔子曾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行下效是道德教育中一個普遍的規律。孟子也曾云：「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惡於眾也。」教育者如此，民眾的道德素質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也是儒家提出的德治方略中第四個不可解決的矛盾。

    從歷史上說，德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的治國方略。由於社會的動亂和不正義，造成了多數社會成員的巨大不幸，造成了社會中人們之間的對立、衝突、仇殺和戰爭，同時也造成了社會統治者的失敗和滅亡。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從善良的願望出發，設計了這樣一種政治方略，並且找到了遠古時代的堯、舜、禹作為范型，鼓勵後來的統治者們以這種理想的政治方略來治理國家。事實上，由於上述德治方略難以解決的四個矛盾，由於德治方略的操作性研究還不到位，所以純粹的德治在階級社會中從來也沒有真正實行過。

    德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有其勸善的優長，但是也有不能治惡的致命短處。德治作為治國方略賴以建立的人性本善理論，只不過是一種理論的假設。對於政治來說，人性的消極面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治國既要追求應然，更要注重必然。必須如此而不僅僅是應該如此，是政治之為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

    權力具有腐蝕權力執掌者的趨向，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一個人即使有高尚的道德，但長期執掌權力而沒有制約，也會被權力腐蝕，從而難以實行德治。如何制惡的問題，僅在德治的治國方略中是難以找到答案的。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法治是一種務實主義的治國方略。這種治國方略是統治者們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而形成的。因此，從歷史上說，它是一種較晚形成的治國方略。無規矩不能成方圓。法治就是依照一定規矩而進行社會治理。它告訴人們一個言行的底線，讓人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如果人們的言行超越了法律規範所規定的底線，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直至消滅肉體。

    法治的治國方略建立的出發點，不像德治那樣是從良善的人性出發，而是從人人都有可能作惡出發。從一定意義上說，它的立論基礎是人性有不完善的一面，即在一定條件下人人都可能做違法之事，而且自己難以主動避免和糾正。這種治國方略不寄希望於國家、社會生出一個偉大的、聖明的聖人，而寄希望於有一整套能夠正常運行的完善的政治、法律規範。執政者即使只有普通人的才華，只要他認真地執行現成的政治、法律規範，也能夠把國家治理得很好。

    法治與德治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治理方略，各有其特點。法治是一種剛性的治國方略：法律規範是人們行為的底線，是不允許逾越的，因而是剛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強制，也是剛性的。德治是一種柔性的治國方略：它建立的一套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倫理的和道德的規範是柔性的、勸導性的；其維繫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靠社會教育、風俗環境熏陶、道德榜樣感染、社會輿論監督以及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和內心信念來加以推行。

    我們可以這樣說，法治是讓人身服的辦法，德治是讓人心服的辦法。前者和長處和主要作用是懲惡，後者的長處和主要作用是勸善。治理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律及其運行機制，少數邪惡不法之徒就得不到約束，就會為所欲為，先秦思想家墨子所說的強凌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的情況就會出現。一種法律規範的制定，是以整治不守規矩之人為基本任務的；沒有法律方面的規範，良好的社會秩序是難以形成的。同樣，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完善的社會道德及其運行機制，日常生活中沒有可遵循的共同道德規則體系，人們就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就沒有向善前進的方向，沒有可追求的道德理想，因而也就不可能提高素質。一個社會中如果全體成員不思向上，但求無過，素質普遍不高，這個社會當然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會秩序。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法治治身，德治治心；法治治近，德治治遠；法治禁惡於已然之後，德治禁惡於將然之前。這兩種治國方略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不可偏廢。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兩點啟示：

    其一，法治是離不開德治的。法治是保障規定國家和社會秩序的大法，規範的是社會政治生活與行為的底線。它的建立必然要有一個基本的、總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這個基本的、總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是具有道德意義的。一個法律規範體系好不好，首先取決於它的根本出發點、總的指導思想。在古代，法律規範體系是統治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其倫理道德也同樣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故而兩者本來就是一種相互配合的關係。

    對於維繫社會秩序來說，法治是基本的。然而，社會生活是複雜的，法律法規不可能給人的言行提供面面俱到的準繩。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經常的、大量的事情並不是靠法律規範來調節的，而要靠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社會輿論、道德教育等來調節。在法治治不到的地方，就要靠道德來調節。人們有了倫理道德的規範和道德的習慣，守法意識也就增強了，違法亂紀的事情也就少了，社會也就更安定、更美好了。如果不講德治，勢必會形成這樣的局面：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道德素質都很低，每個人都在想著挖國家的牆角、鑽法律的空子，每個人都想著損人利己，這樣違法犯罪案件自然就會大量上升，違法之事層出不窮，管不勝管，甚至有可能會出現法不責眾的局面。要治理好這樣一種人們道德水平和素質普遍低下的社會，社會治理成本必將是極其巨大的。

    無論什麼樣的法律，都是要靠人來建立、靠人來執行的。愈是完備的法律，愈要靠高素質的人來建立和執行。再好的法律，如果沒有好的執法者，也不能起到好法律的實際作用。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同一個朝代，同一部法典，有的人執政國家就安定，有的人執政國家則混亂。這種情況說明，法治搞得好不好關鍵在人，關鍵在於有沒有一批高素質的執法者。高素質的執法者的造就是離不開德治的。如果執法者也同樣想著挖國家的牆角、鑽法律的空子，想著損人利己，那麼，他就不可能嚴格執法，秉公辦事。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就等於無法，甚至法律會變成少數人謀取一己私利、欺壓民眾的工具。

    其二，德治也同樣離不開法治。如前所述，德治是一種柔性的治國方略，社會正常秩序的維持主要靠社會教育、風習環境熏陶、道德榜樣感染、社會輿論監督以及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和內心信念。它長於勸善，短於制惡。先秦時期的韓非子曾經特別指出過這一點。他說，一個不肖之子，父母的疼愛教管、師長的勸誘、鄉黨的輿論批評都對他不起作用，只有官吏帶著繩索鐐銬來要懲治他的時候，他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慈母有敗子」的現象說明了德治的局限性。只講法治，則無以勸善；只講德治，則奸徒不懲。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所謂人治，指的是主要靠一個或一批權威人士來推行的政治。這些權威人士可能是由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的，他們或者有超人的智慧，或者有過人的勇武，或者有卓越的德行和影響力，或者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政治實踐中，他們依靠自己特有的優勢，折服了他人和民眾，從而確立起自己的領袖地位和權威。這些人處於統治者的地位上，按自己的意見來治理國家和社會。人（統治者）大於法，統治者的利益高於廣大民眾的利益，統治者的意志高於廣大民眾的意志，統治者不受法律的約束，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以自己的利益和好惡隨意修改法律法規，可以隨意地處置被統治者，這就是人治的基本特點。人治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強人政治。在統治者足夠強大的時候，其統治的社會可以是一種有序、安定的社會。然而，再強大的人也有不強大的時候，再聰明智慧的人也有糊塗失策的時候。因此，一治一亂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社會後果。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德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以愛利民眾為本，訴諸社會統治者的示範作用，訴諸社會的道德教化。它對國家政治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要求：其一，對社會的管理者或統治者提出要求，要求他們要有較高的道德素質和覺悟，要求他們不斷地以德治身，成為社會的表率；其二，對於國家的制度規範包括法律規範在內提出要求，要求制定的這些制度規範要符合民眾的意願，要能增進民眾的利益。這兩個方面的要求都與人治沒有必然的聯繫。德治強調統治者人格對社會的影響力，但這並不妨礙法治的執行。如果統治者在社會上起的是壞的表率作用，那就不能歸入德治的範疇。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德治與人治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德治並不必然導致人治，人治與不必然會走向德治。

    ——《論作為治國方略的德治》 焦國成

    何謂有為政治？有為政治是道家而外的其他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的治國方略。其宗旨在憑藉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憑藉人的智慧和能力，去積極作為，改造社會，治理國家。儒家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墨家講求「非命」、「非攻」、「節用」、「兼愛」，法家講求「任法而治」，縱橫家講求「合縱連橫」，兵家講求「以戰養戰」、「戰於謀勝」，等等，都是有為政治的不同表現。相對於無為政治或無為而治而言，有為政治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要大得多，一部中國古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有為政治的歷史。有為政治突出和強調的是人事人為，是人治；無為政治突出和強調的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天治。因而有為政治和無為政治的對立即是人治和天治、人為和自然的對立。

    有為政治中又可細分為四種不同的治國方略，即以法治國、以智治國、以力治國和仁政德治。先論以法治國。顧名思義，以法治國即是運用法律制裁的手段和方法來達到維護社會秩序、治理國家的目的。從中國歷史上看，較為正規的成文法相對晚出，而真正把法的功能和作用推向極端，明確主張以法治國，並排斥其他種種治國方略的是戰國末期才出現的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派。不過，我們仍可發現，遠古時代的風俗習慣乃至周公製作的周禮已暗含法的某些功能，而且對法的重視和認定、將其視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措施之一的觀念更是由來已久。特別是到了春秋時期，具有法家思想傾向的管子指出：「法者，民之父母也」，將法提升到民之父母的高度來認識。戰國時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商鞅亦指出：「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不可以須臾忘於法」，主張「一任於法」，視統一法令為「治之本」。法家通過在各國的法治實踐，成功地結束了戰國紛爭的局面，在歷史上是有其積極意義的。然秦王朝一味推崇李斯、韓非等法家人物務法而不務德的主張，將法的作用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嚴刑酷罰，致使強盛一時的秦帝國二世而亡。

    繼論以智治國。以智治國即是運用知識和智慧治理國家，實行開明政治或賢人政治。道家謂世俗之智為偽智，此乃導致社會動亂和人心不古的根源，故主棄智絕智。其他家派不作如是觀。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仁智統一說，既重仁又重智，認智與德在政治生活中相輔相成，對於國家的治理都有其積極的作用。總的看，在儒、墨、法、兵等各家的學說中，智都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它乃是實現其理想政治的必要條件。儒家孔子倡導「為學」，主張普及教育，提高人們的知識修養，並認智為達到「不惑」和「明」的內在前提，而惟「不惑」和「明」，方可知己知人，方能「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凡此均是儒家重智的表現。法家講求「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運用，而「術」的運用效果之好壞顯然取決於操「術」者「智」的高低。因此，對「術」的強調在一定意義上亦是法家重智的體現。而兵家突出謀略意識，提出智戰理論，講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則更是其重智崇智的體現。

    又論以力治國。所謂以力治國，即是憑藉實力和強力來統治和治理國家。實力指政治實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強力指強力政策和強力手段。強力亦可謂之強權。強力強權以實力為依託。以力治國、強力強權的極端表現，就是戰爭。在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動蕩變革，各諸侯國為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先後對舊的生產關係進行不同程度的變革，變革之先後不同和程度之差異，導致各國之實力和地位此消彼長，交互發生變化。當時各國從各自的利益和處境出發，憑藉自己的經濟、政治特別是軍事實力，為爭做霸主或盟主，展開了頻繁而殘酷的侵城掠地的兼并攻伐戰爭。春秋五霸（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一說指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戰國七雄（指魏、楚、燕、齊、韓、趙、秦七大強國）的出現，正是當時以力治國、強權政治的產物。

    又論仁政德治。所謂仁政德治，即是重視道德的力量和作用，主張以人為本，突出道德教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礎地位。這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所竭力提倡的治國方略。在孔孟之前，周公已經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治國主張，表露出重視人事、重視道德的思想傾向，這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的思想傾向。孔孟沿著這一思路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提出了系統的仁政德治學說和治國方略。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凡此都是孔孟儒家提倡和強調仁政德治的具體表徵。

    ——《從傳統治國方略說到以德治國》 邵漢明

    儒家學者一再告誡統治者要施仁政，棄霸政，指出施仁政則長治久安，施霸政則短命而亡。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將德治和力治、仁政和霸政相比較，以見出德治仁政的優越性，這優越性就在於「善教得民心」，就在於「得道者多助」。

    ——《從傳統治國方略說到以德治國》 邵漢明

    依法治國是社會進步、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五種形態。治國方式也經歷了從專制獨裁到民主，從人治到法治的演進過程。歷史的經驗證明，人治是與落後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方式相聯繫的治國方式，是專制主義的表現形態。其典型的表達語言是「朕即國家」，「君命即法」。雖然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已經提出並初步闡釋了法治的思想，但是由於物質生產方式和物質生活條件的限制，這兩種社會形態下普遍性的治國方式是人治，是專制主義。

    ——《依法治國：中國跨世紀的戰略選擇》 雷振揚

    同人治相比，法治具有明顯的優越性。首先，法治建立在社會民主的基礎之上，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的基礎之上。法治能使國家的決策更好地體現民意，避免個人決策的失誤；能夠有效地維護公眾的合法權益，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其次，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的特點，能夠有效地克服人治的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法治以國家強製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人治雖然也強調權威，但由於其權威缺乏民意基礎和有效制約，因而是不穩固的，甚至往往是與社會的發展目標背道而馳的。再次，法治體現了對社會公平、正義、效率的價值選擇，能夠有效地克服人治造成的等級、特權和低效率等弊端。從法理學的角度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體現在社會的基本結構能夠為每一個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公正平等的機會和手段；社會的基本制度能夠提供一套公平合理地分配利益的程序規範；當社會利益分配及其實現明顯不均衡、不公正時，社會基本制度能夠通過一定的機制予以糾正或補償。而這些要求都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實現。從效率方面看，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性經濟，必須有健全的法制，才能有效保證交易的安全和降低交易成本，使市場在有序的軌道上運行，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益。正因為如此，法治成為衡量一個社會進步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成為文明國家追求的一種理想的治國模式。

    ——《依法治國：中國跨世紀的戰略選擇》 雷振揚

    社會主義應是歷史上最公正，最講正義的社會。為了實現社會基本結構的「制度正義」和個人行為的「行為正義」，社會主義也只能選擇法治，而不能是其他什麼方式。

    ——《依法治國：中國跨世紀的戰略選擇》 雷振揚

    腐敗現象，是寄生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毒瘤，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阻礙因素。此病不除，民心難平，社會難穩，效率難高，跨世紀的奮鬥目標難實現。

    ——《依法治國：中國跨世紀的戰略選擇》 雷振揚

    三步走的特點：①堅持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②堅持了速度與效益的統一；③堅持了國力與戰略的統一；④堅持了奮鬥精神與求實態度的統一；⑤堅持了生產發展水平與人民生活水平的統一。

    ——《三步走發展戰略的提出及其特點》 吳奕新

    城市化是一個國際現象，它是在產業革命之後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從農村社會，農村文明逐步轉變為現代化城市社會和城市文明的自然歷史過程。

    ——《都市化：海南發展新戰略》 郭凱平

    城市化實際上是一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基於產業的聚集、人口的轉移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多重作用，才能形成具有各自功能的城市。

    ——《都市化：海南發展新戰略》 郭凱平

    美國是個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國家，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全國50個州，304個縣（郡），35153個市、鎮（村），基本實現了城鄉一體化。從城市發展和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它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1）科學而穩定的城市規劃。美國非常重視市鎮建設規劃。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詳細發展規劃。規劃必須通過專家的論證和市民的審議，一經通過確定，規劃就具有法律效力，十分穩定，不得隨意更改。如要變動，必須經市民重新審議通過。（2）民主而靈活的管理機制。美國市民管理城市的民主意識很強。民意對政府決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重大事項沒有民眾的表態，無論是城市經理，還是市長，都無權單獨決定。（3）穩定的法律和制度環境。美國的法律、制度、規劃長期穩定，不僅保證了經濟發展，而且為城市建設帶來了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環境。

    ——《都市化：海南發展新戰略》 郭凱平

    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原署長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是中小城市與小城鎮的協調發展，以構築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市體系，這也是解決中國「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強、小城鎮不優」的根本舉措。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必須堅持以大城市的發展，去化解城市面臨的大挑戰，也就是說要「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消除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促進中國城市的健康發展。

    ——《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

    城市化必須走出三大認識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要走出這個誤區，就必須建立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要走出這個誤區，需要認識到：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範下得到合理的發展。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要走出這個誤區，必然考慮到地理基礎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城市的布局在時間、空間、速度三維模型中必須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

    城市化是需要成本的。依據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一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要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專家們指出，在現有城市人口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將為城市化支付數千億元成本。城市規模越大，經濟實力越強，財富集聚越高，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國城市化面臨新戰略機遇》 陸彩榮

    在城市總體規劃中，要進一步調整完善城市用地結構，切實保證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設施用地需求。拓展公共空間，興建文化交流設施，為人們的生活和交往提供更加廣闊的公共空間和交往機會，努力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浙江省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

    產業發展是支撐城市化的重要基礎。作為區域中心的大城市，要大力集聚高層次產業，促進產業向高效益、高檔次、低能耗方向發展，更好地發揮大城市的中心作用。要特別注重造就社會化、專業化的城市生產服務系統和生活服務系統，大力發展以金融、信息、商貿、通信、旅遊、保險、諮詢等為重點的第三產業，強化金融、貿易、科技、信息中心的作用，對周邊地區經濟形成強大的服務、帶動和輻射功能。要通過集聚公司總部、科研機構和科技型企業，彙集富有創新精神的現代企業經營人才和技術人才，強化省域中心城市的創新功能，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中小城市則要在發展技術密集和勞動密集相結合的產業上下功夫，著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區域特色經濟，進而提高城市發展質量。小城鎮要主動接納大中城市轉移的普通製造業和傳統加工業，並採取有效措施，以治散為重點，大力集聚鄉村工業。小城鎮的第三產業要為農業生產和鄉鎮企業提供多方面的專業化服務。

    ——《浙江省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

    我國政府制定的《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了我國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即把城市「建設成規劃布局合理、配套設施齊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區環境清潔、優美、安靜、居住條件舒適的人類住區」。

    ——《浙江省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

    通過50年左右的時間，將西藏建成國際性的精品旅遊勝地；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一塊無污染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凈土；建成全國最大的高原特色生物資源和綠色食品研發基地；建成全國最大的藏藥材科研、開發、生產、出口中心；建成中國西部重要的以鉻、銅、硼、金、鋰為主的貴重和稀有金屬基地；為開通南亞陸路商貿大通道打基礎、創條件，全面提升西藏人民生活的富裕水平。

    ——《西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規劃思路》

    西藏大開發的階段性目標是，到2005年，開好局、起好步，確保12%的發展速度，綜合實力有所增強，人民生活初步達到小康，保持與西部省區的發展差距不再拉大；到2015年，夯實基礎，跨越式發展，確保高於全國2～3個百分點的平均發展速度，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人民生活基本實現富裕，達到與西部省區並駕齊驅、同步發展的水平；到2050年，穩定、快速發展，發展速度保持或略高於全國平均發展水平，綜合實力明顯增強，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與全國同步發展的水平，局部地方的人民生活走進西部開發省區的前列。

    ——《西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規劃思路》

    西藏地域遼闊，各地地理、氣候條件和資源狀況的差異很大，經濟發展水平不盡相同。宏觀經濟布局的基本思路是，結合全區自然地理和資源分布組合特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突破行政區劃界限，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經濟核心區和經濟發展軸為主體的網路型區域經濟體系。

    根據效益原則，按照因地制宜、統籌兼顧、分類指導、分級決策的構想，全區的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按照「一點三線四區」的布局展開，由點到線到面，點、線、面結合，使改革開放和發展與區域特點緊密結合，實現區域經濟的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一點」，即以拉薩市為中心點，發揮其輻射作用，帶動其他地區的快速發展，把拉薩建成商貿、旅遊為一體的核心集散地；「三線」，即對沿邊（邊境口岸、城鎮）、沿路（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和中尼公路）、沿江（「一江兩河」中部流域、尼洋河流域、昌都「三江」流域）地帶進行重點開發建設，形成沿邊的經濟軸線，沿路的農業、礦業開發軸線，各軸線向兩側延伸，逐步形成幾條特色產業帶；「四區」，即按照「重點發展中部，放開搞活西部，保護開發東部，藏北牧礦致富」的原則，促進各地區經濟聯合發展，建成中、西、東、北四大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經濟區。

    ——《西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規劃思路》

    一個生態旅遊市場實際上是一個跨文化交流的市場，生態旅遊消費地同時就是一個能夠長期運用的跨越空間的文化交流場所。

    ——舒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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