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到底有沒有死於九宮山　奉天玉和尚又是誰

                        來源: 新華網　　　

 

　　奉天和尚墓葬挖掘

　　1981年元月，當地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石門夾山寺大路西坡偶然發現了一座古墓，但是挖開之後，墓葬的形制卻讓他們感到迷惑不解。

　　這種葬俗很少發現，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當時都弄不清楚，但是根據墓葬的形制，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此後，出土的碑刻再一次引起龍西斌的注意，這是一塊名為《中興夾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銘》的石碑，通過碑文，他們第一次獲知了墓主人的的身份。

　　那麼第一，這個和尚他是順治九年來到夾山的；那麼第二，他的弟子門徒有數千眾，不是一般的和尚。

　　一墓三穴的墓葬形制仍在困擾著工作組。在繼續挖掘清理的過程中，考古人員又在中間墓穴發現了一隻白底青花瓷壇。瓷壇做工細膩，釉面竟然裝飾有麒麟和鳳凰的圖案，這種情況，的確讓他們有一點意外。

　　當後來把它打開之後呢，一看裡面是些骨骸，塔銘有記載，是舍利子數百枚，這裡是舍利子舍利的骨骸，但真正的舍利子沒有發現，就是骨骸。

　　龍西斌，湘西著名的考古專家，從一開始就加入到這項挖掘考察工作當中。根據這隻青花瓷壇，他模糊地感覺到，這個法號奉天的和尚，絕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和尚。

　　這種瓷器發現比較少，還沒有發現過這種麒麟和鳳凰的圖案，所以我們認為這件瓷器，並非一般和尚所用。我們在夾山施掘墓葬的時候，發現其他幾個和尚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瓦罐，像這樣精美的瓷器，我們還沒有發現，特別是麒麟和鳳凰的圖案紋飾清晰，應該是一個有等級的和尚才可以享用的。

　　眾所周知，出家人坐化後一般是用龕和塔來安置遺體和骨殖，但是這位和尚卻違背僧規，按照俗禮下葬，而葬俗又與本地葬俗迥然不同，與此同時，壓在青花瓷壇上的符號奇特的方磚到底是什麼含義也同樣讓專家們摸不著頭腦。一系列奇怪的現象，讓專家們不由得對這位神秘的墓主人產生出濃厚的興趣。

　　夾山寺石碑考證

　　在奉天和尚所在夾山寺原來的大雄寶殿――大悲殿正門東西兩側牆壁中，考古人員分別發現了用白泥封藏了很久的兩塊石碑，通過這兩塊石碑，研究小組獲得了更多關於奉天和尚的信息。

　　鑲嵌在大雄寶殿正門東側牆壁中的是《重興夾山靈泉禪院功德碑》，因立於康熙44年，故又被稱為「康熙碑」，系奉天大和尚死後30年的追記，碑文寫道：因明朝末年的戰火，這裡幾乎成了廢墟。因為奉天老人從四川來到這裡，恐怕這裡就此沒落，於是在這裡住了下來。幾年之後，夾山寺就蔚為壯觀了。

　　藏於大雄寶殿正面西側牆中的則是《重修夾山靈泉寺碑誌》，因立於清道光年間，又被稱為「道光碑」，碑文這樣記載：順治初年，有個叫奉天的和尚來到這裡，招收了很多徒弟，寺廟的衰敗得以徹底改觀。

　　龜形敕印的挖掘考證

　　1992年9月，在重修夾山寺大悲殿的時候，維修工人在大殿中部地基里突然又發現了一個刻著「來力印」二字的石龜。

　　「敕」是皇帝專用的一個名詞，那麼這個敕印是皇帝專用的。敕印可以作為道家的法器，但這個敕印放在這裡是幹什麼用的呢？我們也作了一些推斷和考證。

　　根據鑒定：這個石龜也是明末清初的東西。查閱夾山寺歷史的記載，當時唯有奉天玉大和尚德高望重，門下有弟子門徒數千之眾。看來，這個石龜只有奉天玉和尚才能領受。一個和尚竟然運用了皇帝的做法，代表皇權的敕印卻埋在大雄寶殿的中央，這個和尚的身份的確不可輕視了。

　　敕印放在殿堂中間，第一它是作為修建這個殿堂之用，奠基之物；第二，它顯示一個等級和身份。為什麼？就是今後你們發現以後，我奉天玉和尚是個什麼人。

　　奉天玉詔銅牌的挖掘考證

　　1994年2月，石門附近的一個農民在挖菜窖時偶然挖到一塊銅牌，上面寫著「奉天玉詔」四個字。經過鑒定，這塊銅牌同樣是明末清初的，而它顯然應該是奉天玉和尚使用的物品。

　　眾所周知，「詔」歷來是皇帝專用，奉天玉和尚用詔就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了。如此濃重的皇權色彩竟然集中在奉天玉這樣一個和尚身上，這絕對不會是一個普通的和尚。

　　諸多的謎團讓龍西斌一籌莫展，無法理出頭緒。1984年9月，龍西斌去陝北米脂縣開會，卻無意間了解到闖王李自成的一段歷史，這次經歷將使他對奉天玉和尚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當時明朝認為李自成是犯上作亂，與祖父有關係，這樣陝西總督汪喬年就派陝西米脂的邊大綬去掘李自成祖父的墓，有一個塘報，李成，當時埋葬李自成父親的這樣一些經歷的人，他們說李自成祖父的墓，父親的墓，當時是三個穴，所以後來我們認定，那麼這個一墓三穴是一個人，也是陝北米脂的風俗。

　　與此同步，奉天玉骨灰罈上的方磚也找到了相應的解釋。

　　也就是壙符碑，這個壙符碑有一副對聯：身披北斗，頭戴三台；壽山水遠，石朽人來。陝西米脂縣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資料，就是陝北的人死了之後，男磚女瓦，男的就用磚，女的就用瓦。那麼，這個福祿磚也是陝北的習俗。

　　種種跡象表明，奉天玉和尚極有可能就是闖王李自成，崇禎16年，李自成在起義過程中，曾經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與奉天法號相合，此外，敕印、「奉天玉詔」銅牌均屬皇帝專用，暗合李自成大順皇帝的身份；另外，奉天玉墓葬違背僧規卻以陝北民俗埋葬，而李自成的家鄉就在陝北米脂縣。也許李自成並沒有死在九宮山，而是出家為僧了。　　

　　李自成禪隱的歷史記載

　　其實，李自成禪隱的說法古已有之，最早見於《澧州志林》的記載，是乾隆時任澧州知府的何璘《書<李自成傳>後》中提及的。何璘在書中說，有一個姓孫的老先生對他說，實際上李自成是跑到了湖南的石門出家了。於是何璘就向很多本地的老人詢問，聽他們說李自成就是從湖北公安來到湖南夾山當和尚的，現在他的墳還在那裡。

　　充滿好奇心的何璘於是專門來到夾山寺，寺中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和尚還記的夾山寺過去的事情，告訴他奉天玉和尚是順治初年入寺的，當時沒有說自己從哪裡來，但他的聲音卻像是西北的人。

　　此後，又有一個自號野拂的和尚來到這裡，自稱是奉天玉的徒弟，對待奉天玉畢恭畢敬的。當何璘看到寺中珍藏的奉天玉遺像時，深深感覺到，奉天玉和尚的畫像與《明史》中記載的李自成是何其相似。

　　野拂和尚墓碑考證

　　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與夾山相鄰的慈利縣發現了野拂大和尚墓，墓碑上明文寫道，老禪師出身行伍，出生在明朝，清朝去世。曾經「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

　　「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吳王指的吳三桂，追是追隨李闖王來到澧水。另外，我們在張家界，就是原來的大庸，也就是原來的永定，有一個天門山，天門山有座廟，就是野拂大和尚在那裡建的。那麼《永定縣鄉土志》怎麼記載的呢？野拂為闖賊之餘黨，從石門夾山寺「飛錫來茲、實繁有徒、叢林大舉」，講的很清楚了，野拂就是李自成的下面的一個部將。

　　《梅花百韻詩》殘版、《支那撰述》殘版發現考證

　　那個時候，石門縣根據《澧州志林》的歷史記載，已經開始尋找和搜集與李自成相關的各種線索。既然奉天玉可能就是李自成，夾山寺當然就是重點。果然，就在龍西斌和他的考察隊在寺里的大悲殿進行考察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炊事員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們那裡去，跟我們說，小龍小龍，下面木板有字。這樣我就急匆匆地跑去。

　　在路上，炊事員告訴龍西斌有字的木刻板是維修工人們從大殿西牆上的一個洞里發現的，但是因為沒有人注意到，大部分都拿到食堂當作劈柴燒掉了。

　　當龍西斌再趕到食堂時，他已經無力回天了。

　　大量的木刻板已經被燒掉了，但是最後搶救下來的僅剩的幾塊不算完整的木刻板仍然讓專家們驚喜不已。

　　回到博物館後，龍西斌和他的同事立刻開始對這幾塊木刻板進行了仔細的研究，結果是他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原來他們發現的，就是後來被證實為奉天玉和尚《梅花百韻詩》殘版，和野拂和尚《支那撰述》殘版，這個發現讓他們感到異常的興奮。

　　譬如有一首《馬上梅》：金鞍玉鐙馬如龍，來去風花雪月，後面一個字脫落了，滿堂春色暖融融。這個和尚他金鞍玉鐙，和尚搞金鞍玉鐙幹什麼呢；還有一首叫《東閣梅》，：東閣閣東頭，徐聽三公話政猷，煮茶當酒喚同流。三公是太師、太傅、太保，皇帝手下的三個參謀，在這裡談政治、談軍事、談經濟、談文化，怎麼能在這個地方立三公談呢？所以這個梅花詩的發現，更加證明了前人夾山的考證並非所妄。

　　然而，不只是《梅花百韻詩》透漏了李自成禪隱夾山的信息，野拂和尚的《支那撰述》中也反映出同樣的信息。

　　「皇帝聖躬萬歲萬歲，堯帝之仁中宮皇，再願滿朝文武功」，也就是野拂和尚撰的，那麼他稱奉天玉為皇帝，然後在夾山再願滿朝文武功，夾山已經作為他的殿堂，登基了，這樣的一個地方，是講的這樣一個，與佛教是不相關的。

　　其他文物考證

　　在隨後的幾年中，夾山附近的石門縣、臨澧縣、澧縣等地又相繼發現了「永昌通寶」銅幣和鑄有「西安·王」字樣的銅質馬鈴以及刻有「永昌」字樣的摺扇扇骨，這些東西的面世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印證了李自成的禪隱。

　　這當然對我們這個佐證，奉天玉是不是李自成，有一定的用處，提供了一種實物的證據，說明了大順軍就是圍繞著夾山這個地方，以夾山為中心，圍繞著這個地方仍然準備東山再起。

　　讓人驚異的還有另外一個事實：臨澧的蔣家有許多傳世的文物，包括香爐、酒杯、玉雕等很多珍貴的玉器，經鑒定均為明末清初的器物。這些工藝超群、價值連城的寶物集中在夾山這片山區發現，不能不讓人懷疑它的來路。相傳蔣家原本姓李，為躲避清廷的追殺，才改姓蔣，當代著名作家丁玲，即為臨澧蔣氏一脈，她曾說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後人。

　　只有李自成才能帶過來，其它蔣家沒有人在外面作大官，怎麼能得到手中呢？

　　越來越多的信息顯示：奉天玉和尚極有可能就是叱吒一時的闖王李自成，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李自成為什麼要選擇禪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兵敗九宮山被殺的傳聞？這其中又隱藏著什麼樣不為人知的苦衷呢？　　

　　李自成禪隱原因

　　面對無法抗衡的滿清八旗兵，早在大順軍從北京撤退，李自成就有了希望能與南明聯合抗清的想法，但自己是朱明王朝的死敵，南明朝廷以「報君父仇」、「聯清討賊」為舉國大綱，所以一直無法實現。在遭遇武昌戰役的失敗、面對大順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如何決斷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了。

　　根據現在的綜合分析，我就認為在武昌，恐怕有些謀士就給他出主意，讓他隱退，而且讓部下去聯絡南明，跟南明談判、合作。他只有這兩股勢力結合，他才可能在當時的力量對比中，他認為才可能跟清朝有力量敵對。

　　也許是李自成的確採納了謀士的意見，選擇隱退。在這樣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怎樣才會是一個最為穩妥的退身之策呢？李自成選擇了出家，這在當時也許確實是一種明智之舉，而另一個原因似乎和李自成幼年的經歷也有一定的關係。

　　李自成小時候，從六歲的時候到十歲，出家四年，當和尚，命名為黃來僧。所以有一些佛學研究者認為這也是還原，還歷史的本來面貌，還他的本來面貌。他與佛有緣，從小出家，到最終老了之後，又出家，認為是他的一個緣分，與佛學的緣分。

　　選擇夾山禪隱的原因

　　李自成最終出家為僧，出家的地點選在了湖南夾山寺，這個地方也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選擇的。

　　當時夾山是三不管，一個是清朝管不了，第二個是南明王朝管不了，第三是土家族，石門是土家族，是湘西的門戶，土家族也管不了。那麼這個位置很重要，它進可攻，往洞庭平原，洞庭湖，江漢平原；退可向湘西北，退可守，是這樣的一種戰略的地位。那麼根據我們調查所獲，這個李自成的大部隊達到澧州、松茲、公安一帶，那麼從這幾個點，一個洛浦寺，那裡山峰比較高，再就是夾山寺，另外就是武陵山，再就是天門山，這四個點往湘西，都是每一個特區的制高點。

　　禪隱前後的推斷

　　李自成很有可能在武昌戰役之後，就暗中隱遁出家，此外，李自成特意安排了一個和自己極像的親隨在九宮山被殺，讓他的消失變得更加合理逼真。而李自成本人，徑直從武昌南下來到了夾山。

　　剪落凡塵的李自成表面上看破紅塵，心中此刻也許正是蹈海翻江。

　　在夾山禪隱後，李自成仍然胸懷天下，密切關注著時局的發展，與大順軍余部保持著經常的聯繫，繼續在幕後指揮著他的部隊聯明抗清，「奉天玉詔」銅牌則成為最直接的證據。

　　奉天玉和尚確有其人，但奉天玉詔就更加證明了，奉天承運的這個皇帝那就是奉天玉大和尚，奉天玉就發行了這個詔，那奉天玉和尚就等於李自成了。

　　他是秘密地節制，譬如你是我的部下，有好多部下，就說我要有關於大的決策，或者你們要報告給我什麼，我要傳達我的什麼意見的話，就拿這個詔，就跟過去的虎符一樣，春秋戰國一直到漢代那虎符一樣，有了這個你才能信他。

　　禪隱說無法自圓其說之處

　　然而，就在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的推論背後，卻又將面臨著諸多無法解釋的疑點，首先就是關於奉天玉和尚從何處抵達夾山以及抵達的時間。

　　他說是從四川到湖廣來的，李自成沒有這個經歷，一生當中沒有從四川到湖廣的經歷，那自然不是李自成了。另外一個他說是順治九年到的夾山，可是李自成是在順治二年的五月歷史上就沒有他的記載了，沒有他的蹤影了，那麼二年到九年之間他到哪裡去了？

　　在奉天玉夾山出家的歷史中，他與當地官員的交往極為密切，而這顯然與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從奉天玉和尚和當地官員的關係來看的話，那正好說明他不是李自成。為什麼呢？因為當地的官員和他來來往往很密切，很密切的，這個李自成的相貌特徵是非常明顯，陝北口音，四十歲多一點，一個眼睛瞎了，這樣的相貌特徵官員們就沒有警覺性嗎，那不可能。

　　而奉天玉和尚的名號與當時的傳統避諱也有矛盾，這同樣讓人產生懷疑。

　　因為奉天玉他有法號，法號叫明玉，明玉這個不合理。因為李自成的祖先有一個明字，避祖諱，當時那個時代這個祖諱是絕不可以犯諱的，要犯諱的話那就是不孝。

　　作為反映奉天玉和尚身份的「奉天玉詔」銅牌，仔細想過後，這個直接證據卻又似乎嫌疑最大。

　　奉天玉是一個公開的身份，在當地和官員的關係都很好，甚至修復夾山寺的時候，當地官員還捐了錢，關係很好嘛，來來往往關係很好，關係很好的人下面還有個詔，你就不怕暴露。

　　特別重要的是，如果李自成果真退隱出家暗中指揮大順軍余部繼續做戰的話，必然是調度有方，行動統一，事實卻並非如此。

　　從他的余部來看，很混亂：有降清的，有降明的，降明又降清的，降清又降明的，或者降清降明之間徘徊不定的。從這種局面來看的話，那李自成不在了，李自成要在的話不會出現這種局面。

　　大順軍余部結局對禪隱說的反駁

　　李自成失去下落後，闖王余部幾經徘徊，終於走上了聯明抗清的道路，康熙元年，清軍開始大舉圍剿，李自成的親屬故舊、宿將老卒最終被清軍一網打盡。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刻，隱遁夾山的李自成難道不會暴露行跡么？而依據奉天玉和尚墓志銘，奉天玉和尚在此後十多年才壽終正寢。

　　那麼，奉天玉和尚究竟是否就是隱遁出家的李自成？史學界最終沒有定論，所有的研究推理終久只是一種猜測。如果當年的李自成沒有身死九宮山，也沒有選擇出家為僧，那麼關於他的最終的命運結局，又有誰能真正知曉呢？(北京科影廠《發現之旅》)

  

 

明朝末年，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一個出身貧苦的陝北農民率眾揭竿而起，17年後，崇禎皇帝在景山自殺，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划上了一個句號。那個昔日曾經飽受苦難的普通農民，最終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他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威名赫赫的闖王李自成。然而，就在北京登基後不久，李闖王的命運再次驟然逆轉。他屢戰屢敗，公元1645年，李自成兵敗九宮山，與過去無數次神奇地化險為夷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失去了所有的機會。

　　李自成結局的歷史記載

　　遍覽明清兩朝官方歷史文獻以及諸多私家著述，大都對李自成的人生結局作過記載，兵敗九宮山，最終被當地鄉勇圍困，死於亂軍之中。

　　在清軍鐵騎的圍追堵截之下，李自成一路南撤，逢戰必敗，潰不成軍，這一天，李自成逃至湖北九宮山，與前來追殺的英親王阿濟格再次激戰。

　　九宮山之戰應該說是兩戰，一戰是在清朝軍隊窮追李自成到九宮山下，這一仗中間李自成基本上是全軍覆沒，這個時候李自成只帶了二十來個人突圍。

　　一路上，李自成又被當地鄉勇截擊，隨行部從四散逃逸，他也單人匹馬落荒而去。然而，險峻、陌生的九宮山讓逃亡變得異常茫然而艱險。

　　童恩翼，湖北大學歷史教授，對中國明清的歷史做過極為深入的研究，李自成最終的下落結局，強烈地吸引了他的好奇心，在幾年的時間裡，他曾無數次親赴九宮山實地考察，在考證之後他對當年的情況作了這樣的推測。

　　李自成剛剛翻過牛跡嶺，到達小月山，由於勢單力孤，李自成在朱寨的外面被當地的鄉勇包圍，被殺身亡。

　　這就是今天位於湖北省通山縣九宮山境內的闖王陵，據考證，李自成當年就是逃到這裡後落難被殺的。

　　阿濟格奏報考證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童恩翼在《清世祖實錄》第十九卷中卻發現了一段記錄，這同樣也被其他很多專家、學者注意到，正是這段記載，將李自成生命中最後一段歷史變得撲朔迷離，李自成的最終命運，也將因此充滿變數。

　　當年負責一路追剿大順軍的英親王阿濟格，在九宮山之戰後曾馬上表奏清廷，報告說，李自成逃跑後被九宮山當地鄉民包圍，無法脫身，最終上吊自殺。

　　阿濟格的奏報，第一次的奏報，他主要的意思就說，賊人已滅了，軍隊也被打垮了，那就說消滅李自成了，所以他的奏報到了北京之後，清朝廷非常高興，他打的旗號就是好象為明朝報仇來了，來剿賊來了，因此他很重視，這當然是大功了，朝廷很高興，就祭祖了，我們得勝了，把李自成消滅了。

　　劉重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名譽會長。在對阿濟格奏報的研究過程中，他發現了其中的一個最關鍵的疑點，這個疑點確實無法迴避。

　　後來得到的消息說李自成沒有死，賊兵還很多，所以就下了一個諭，口諭，就譴責阿濟格，說你欺騙朝廷。

　　作為直接追剿李自成的前線最高指揮官，竟在一個月的時間裡作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而第二個結論更是石破天驚，李自成竟然沒有死在九宮山。

　　因為李自成被當地鄉勇所殺，地點在深山之中，清軍又不在現場，因此，在奏報朝廷李自成被殺後，為慎重起見，阿濟格還是專門安排認識李自成的人前去辨認屍體，結果卻出乎意料。

　　王戎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清史學會會長，根據清宮檔案和歷史記載的深入研究，王戎笙發現，阿濟格並沒有掌握真正李自成已死的確鑿證據。

　　他說是認屍，認屍又屍朽莫辨，就是屍已經腐朽了，弄不清到底是不是李自成。結果又有第二個奏報，第二個奏報就說得更含糊了，更不清楚了，因為找不到屍首，說李自成死了，你找不到屍首，找不到證據啊！

　　驗屍的結果竟然是因腐爛而無法辨認！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結果，它的不確定性不僅可能改變李自成的最後命運，就連其他當事人也將遭逢命運的突變。

　　阿濟格的第二份奏報到達北京後，攝政王多爾袞在震怒之下，對他的謊報軍情進行了嚴厲地訓斥：先前你說李自成被殺死了，但是現在又說他逃跑了，你怎麼能這樣欺騙朝廷呢！

　　因此，勝利班師還朝後的阿濟格不僅沒有得到封賞，還因為欺誑罪由親王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但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阿濟格自己也不會想到，此後他的人生會繼續因為李自成而跌宕起伏，最後竟至天翻地覆。

　　處罰了阿濟格，很快阿濟格就平反了，把他降為郡王，降為郡王后來很快又恢復親王了，甚至於到多爾袞臨死的時候，把他當作最親信的人。

　　阿濟格的再度升遷似乎是清廷為他的欺誑罪翻了案，透露出清廷可能最後還是相信李自成被殺了。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一道諭旨卻徹底改變了阿濟格家族的命運，諭旨重點提到阿濟格「往追流賊、誑報已死」。

　　有人說給阿濟格翻案了，但是有乾隆的批諭證明了沒有翻案，而且阿濟格子孫都被削去爵位了，成為庶民了，而且乾隆批示裡面就說：第一你是欺騙朝廷，李自成已經被滅了，後來你打仗的時候，你還在地方搜刮，雖然說你有一點點功，但是功不抵過，所以子孫削了爵是咎由自取。

　　此後，清廷誰也沒有再為阿濟格翻案，也許這才是清廷對李自成下落的最終態度。那麼，歷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何騰蛟奏報考證

　　有關李自成的最終結局，除去清史中的相關記載之外，還有當時偏安江南的南明朝廷。對他們而言，任何人都可以忘記，唯有李自成，這個讓他們國破家亡的人是永遠不能忘記的，這一次事件的主角則換成了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

　　何騰蛟也有一個向南明政府的一個奏報，這個奏報說李自成已經死了，也是和南明聯合抗清的一部分將領他們講的說李自成已經死了，李自成死了，他的主要來源就是這個，而且說是滿營痛哭。

　　《明史·何騰蛟傳》對當時的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南明皇帝大喜，立刻封何騰蛟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總領軍隊，但是卻暗自懷疑李自成沒有死，原因就是何騰蛟的調查結果也與阿濟格一致。　　

　　東台寺鐘銘和碑文考證

　　這是通山縣組織的一次文物普查行動，任務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尋找文物線索，並無明確的目標。按照事先掌握的情況，他們即將抵達的是一處早已毀壞的寺廟遺址。

　　上午我們趕到當時的楊林公社，經過和鄉鎮幹部的了解，和我們找一些老農、當地有一些知識的人了解之後，我們得知，距楊林公社三十里外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廟宇叫東台寺，所以我們覺得這一個地方我們不應該放棄。儘管說它非常古老，也可能成為一片廢墟。

　　然而，這一次例行的普查工作卻讓隊員們有了意外的發現，這個發現則可能成為李自成結局考證工作的重要證據。

　　首先我們發現那是一個挺不錯的地方，樹木竹子都長的非常好，它適合一個廟宇建設的地方。但是看到這個廟宇，到處都是殘牆斷壁，雜草叢生。我們好象發現了一個鐵鐘的頂部，露在磚石碎瓦堆的上面，這樣我就雇了兩個民工，花了三十塊錢，讓他們幫我們掏出來。

　　在挖出鐵鐘之後，范國干開始查看並摘錄鐵鐘上的銘文，突然間幾個字印入他的眼帘。

　　當摘錄到崇禎十七年「闖賊據庵、僧潰無遺、庵又衰也」的時候，我的心動了一下，我感到這似乎有些格外有用的價值。

　　根據經驗，有人提出在寺廟裡一定還會有功德碑。再次尋找之後，結果與預期是一致的。

　　當時廟裡也有另外的兩塊碑，但是好象與李自成的進山沒有任何關係，純屬功德性的。接著我們又把其他的顏色質地，就是表面上也象石碑的幾塊石頭，五六塊吧，把它們拼起來一看，它們仍然也是一塊碑，這塊碑叫摩阿逸多碑。我們就接著讀這塊碑的碑文，果然在這塊碑的第二行還是第三行，也有「崇禎之末、毒遭闖踞」的這一段文字的記載。

　　事實上，大順軍進駐通山境內是早有記載的。在康熙版的《通山縣誌》中就記錄了「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的情形，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議的。儘管東台寺鐘銘和碑文的發現從側面證實大順軍部隊確實曾經到過九宮山，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斷定李自成一定就在其中呢？

　　闖賊不是李自成的專有名詞，就是說，李自成的任何部下的一股軍隊，一個將領，在一般的記載里，都可以把他叫作闖賊，你怎麼能說闖賊兩個字就是李自成呢？

　　馬鐙的求證

　　這是一隻粗看起來並不起眼的馬鐙，經專家鑒定，它是明末清初的文物，如今它被收藏於湖北省通山縣境內的九宮山李自成紀念館裡。當年土改時，它從九宮山大屋場一個地主家的牆壁里被挖了出來，據說曾是這家的祖傳之物。

　　其實，關於這隻馬鐙的淵源可以在《九宮山志》中找到記載。

　清道光年間九宮山牛跡嶺

　　這是極其普通的一天，山坡上，一戶村民正在自家的田裡鋤地。忽然，他的鋤頭碰到了什麼，很硬，於是他小心翼翼挖了下去。隨後，他把挖出來的東西除掉泥土，原來是兩隻已經鏽蝕的馬鐙。此時，恰好一個肩挑貨擔、遊走四方的江北貨郎胡某打此經過，當他看到馬鐙上端的雕刻時，這個見多識廣的貨郎禁不住心頭狂喜，但他立刻讓自己平靜下來。

　　幾番討價還價之後，胡某花了很多錢才把馬鐙買了下來。回到家後，他慢慢地進行洗刷，看到了黃金的顏色。他又繼續再刷下去，兩個字慢慢浮現在他的眼前，原來是「永昌」二字。

　　崇禎十七年正月，闖王李自成自號順王，定國號為大順，年號叫作「永昌」。那麼，這個刻有「永昌」字樣的馬鐙也許和李自成有著某種關係，或者他就是李自成用過的。在馬鐙的上端，赫然雕鑄著兩隻龍頭。這在當年，絕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使用的，也不是一般的朝廷官員可以使用。

　　龍形標誌在封建社會是皇家的專利，也就是說這個馬鐙，應該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永昌的字樣，還有龍形雕飾，這隻馬鐙極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遺物。

　　而今，紀念館中收藏的這隻馬鐙，與《九宮山志》中的記載極為相似。如果這隻馬鐙真的是李自成的御用物品，那就證明李自成一定來到過這裡，他被殺九宮山也就有了極大的可能性。

　　然而，謎底似乎並未由此揭開。現在紀念館只見到其中的這隻馬鐙，雖然有龍頭形態，但是卻並沒有「永昌」字樣，而那關鍵的另一隻卻迄今不知下落。僅僅憑藉現在這隻無字的馬鐙，顯然缺乏充分的說服力。

　　歷史記載混亂的原因

　　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朝記載李自成的史料多達幾十種，統觀這些歷史文獻，一種奇怪的現象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專家們發現，在很多關鍵事實的記載上。竟然會有那麼多的差異。

　　打死的時間起碼有四五種說法，而且記載的死的方法，我大概初步統計了有七八種，有的說打死的，有的說自刎的，有的說到廟裡去碰死了，是天譴，就是說神滅了他了，有的說是自縊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在一個社會動蕩的時候，民間的知情慾望很強烈。知情，到底怎麼樣了，誰打贏了，誰打輸了，這個知情的慾望很強烈的時候，就不乏有很多揣測之詞，很多猜測之詞。

　　程九伯考證

　　在《明史》的記載中，李自成兵敗九宮山，被當地鄉民程九伯殺死。這個程九伯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在九宮山大屋場，我們找到了這間古屋，據說這裡就是幾百年來程九伯家族所屬的宗族祠堂。

　　在《程氏宗譜》中，我們找到了一個叫作程安思的人，他就是為後世熟知的程九伯。在對他的記載中寫道：「順治元年甲申剿闖賊李延於牛跡嶺下」，並且，程九伯把首級、珠盔、龍袍獻給了清廷委任的湖廣總督佟軍門。按理說，任何人都不會放過這個報功領賞的機會，然而，程九伯的反映卻有些奇怪。

　　這查得很緊，縣官著急了，就跑到那個牛跡嶺那裡去，跑到小月山那裡去，打死的不是程氏嘛，程九伯嘛，就給程九伯說，你們打死的這個人就是李自成，有賞！可是這個布告很早就貼出去了，但程九伯是一直沒有敢去領賞，你想為什麼，因為他打死的，金印龍袍都是寫的李延，所謂冒功啊，你是要被殺頭的，在那個時候，所以他不敢去。

　　然而，在《程氏宗譜》明確記載了程九伯將死者的首級、珠盔和龍袍這些重要的物證已經全部交到佟軍門的手裡，而在阿濟格的奏報中也提到當時鄉勇曾繳獲金印一顆，那麼，為什麼還是無法證實死者的身份呢？

　　這不是證明那金印上寫的不是李自成，所以他不敢交，所以那金印、龍袍、珠冠都沒了，那隻好掩藏起來了，所以最後丟失嘛，對不對？如果是李自成的，我把這金印往上一交，不就證實了嘛？哪裡還有這幾百年的爭論？什麼李延，大家在這裡你說東我說西呢，所以本身就證明不是嘛。　　

　　李延和李自成的辨析

　　《通山縣誌》中的記載為：「九伯聚眾殺賊首於小源口」；而《程氏宗譜》卻是這樣記載的：「剿闖賊李延於牛跡嶺下」；沒有一個地方明確指出，程九伯的確殺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說殺死了李延。那麼李延又究竟是誰？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麼關係？他們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呢？

　　然而，在查閱了《米脂縣誌》《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鄉的史料後，發現記載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說法很多，卻唯獨沒有延字。

　　那絕對不會是一個人的，在這裡有好幾個證明，一個就按基本的中國人的常識，還不要什麼記載常識，李自成的侄子裡邊的名字里，都必須有走字旁，那李自成怎麼能還用，他起任何名字都不可能和他的侄輩採用一樣的，對不對？那就證明李延就是他的侄子輩的，所以他不可能叫李延。所以就有人附會說李炎，天氣炎熱的炎字，那都是傳說，其實都是李延傳說的附會，而不是李自成傳說的附會。

　　迷霧再一次籠罩著九宮山，如果李自成兵敗之時，並沒有被殺於此，他又可能前往何處？那個曾經威名赫赫的李闖王，又有怎樣的傳奇結局呢？　　

　　公元1645年，在滿清鐵騎的圍追堵截之下，李自成一路南撤，武昌之戰後便下落不明。雖然正史野史中有眾多李自成兵敗九宮山被鄉勇所殺的記錄，但是既沒有鐵證如山的物證，史料間的推斷又矛盾重重，生死之迷霧鎖九宮山。李自成到底生死如何，下落何方呢？

    

「李自成夾山禪隱說」之我見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蘇同炳

一

　　1989年，湖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禪隱夾山考實》一書，系由「湖南李自成歸宿研究會」編，收集在此書中的學術論文、歷史資料、文物資料等為數甚多，並附有相關圖版多幅，洋洋洒洒，蔚為大觀。只因此書出版時筆者已由原服務單位退休，其發行量又只有3000冊，在大陸書銷售極為狹隘的台灣市場上並不容易見到，所以一直到去年，我才有機會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圖書館中見到此書，至感驚喜。但在讀畢全書之後，又覺得心中存有疑竇甚多，必需一吐為快。因撰此文，以就教於當世之專家、學者。

　　關於李自成之死，《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記中本來已有記載，說：

　　順治二年……秋九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掠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為自成也。時我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屍，朽莫辨……

　　這種既雲「縊死」而又說是被通城縣九宮山村民所擊殺的兩存之說，本已令人發生疑惑，更何況在滿清官方遣人前往九宮山實地查驗時，所看到的又只是一具「朽莫辨」而難以知其真偽的腐屍呢？由於有這種不確定的記述存在，所以懷疑此事的歷史學者乃根據了《清世祖實錄》中的有關記載提出異議，以為《明史》中所記李自成死於通城九宮山之說並不可信，其實際真相如何，正復大有可疑。亦正因為如此，所以才使後來的「禪隱夾山」說有其發展之餘地。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記有順治二年閏六月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阿濟格所奏，李自成已於逃入九宮山後「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惟因屍朽莫辨之故，「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訪」云云之奏。但在順治二年七月阿濟格班師回京時皇帝所頒之詔諭訓示，則與前奏之內容顯有不同。《清世祖實錄》卷十九記此詔諭之內容說：

　　此次遣人迎勞，原以兵丁遠行勞苦故也。至於王及行間大臣，本應遣官特迎。但爾等先稱流賊已滅，李自成已死，賊兵盡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宗廟，宣諭中外。後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戰敗賊兵凡十二次，則先稱賊兵盡殲者，竟屬虛語。今又聞自成逃遁，現在江西。此等奏報情形前後互異，以此諭眾，已駭聽聞，況經祭告天地宗廟，豈有如此欺誑之理？……

　　由於皇帝有此諭旨，所以阿濟格等班師回京之後，不但未蒙獎敘，反因欺誑等罪遭削爵之懲處，則阿濟格前次奏報李自成已死於九宮山之說，顯然亦是不可信之誑語了。阿濟格是當時奉命前往征討李自成的清軍主帥，主帥的報功疏如此誑言欺蔽，有關李自成的生死存亡問題，豈不成了難解之謎？但是，儘管阿濟格因報功不實而遭到削爵降黜之罰，滿清的官方文書中，卻從此不再看見有關李自成生死存亡的記載。這其中的道理何在，就是一個很大的疑竇了。

二

　　滿清入據中原，為了鞏固其政權，自入關以後，即無時不注意防範可能危害其統治基礎的反對力量。當時的反對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漢人因不甘受其統治而勃興的反清復明運動，二是曾經顛覆明朝統治的全國性革命運動——農民叛亂，亦即是明、清兩朝官書記載中所稱之「流賊」。因反抗滿清統治而興起的義軍，必以擁戴故明遺裔為興復之號召力量；所以清政府當時不但全面搜捕故明的藩王、宗室，更特別查緝最具有號召力量的崇禎諸皇子。自順治朝至康熙朝，明朝的宗室胤裔慘遭搜捕殺戮殆盡，能獲倖免者只有靠遁跡空門或以改名換姓的方式藏匿偷生。至於李自成張獻忠被剿滅後所殘留的餘黨，若非與反清義軍合流，在最後同為清軍所滅，亦難逃根株追捕而斬薙無遺之命運，其下場與明朝宗室同樣地極為悲慘。要知道其實際情形如何？在明清檔案中的順治朝殘餘檔案里，可以看到很多有關的文書奏報。不暇備述，姑舉在歷史上有鼎鼎大名的「朱三太子案」為例，即可見其一斑。

　　孟森先生所撰《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第28頁至77頁，收錄其《明烈皇殉國後記》一文，其第二篇《清聖祖殺故明皇四子及其眷屬》部分，所記即是俗稱之「朱三太子案」。其中之主角人物，乃是明思宗崇禎帝之第四子慈煥，在輾轉逃亡藏匿六十餘年之後，最後仍為清政府所緝獲，並其妻妾子孫皆遭屠戮之始末經過。由孟森先生此文所考證之史實，即可窺知滿清政府如何跟蹤追捕明室遺裔，雖歷時數十年之久而仍毫不鬆懈之事實。

　　根據孟森先生大文之所考，慈煥原封定王，於北京城破時藏匿民間，旋為李自成所獲。李自成為入關清軍所敗，餘黨各自奔逸，慈煥亦逃出北京，為一名為「毛將軍」之人帶往河南，棄馬買牛，種地為生。一年多以後，因「清朝查捕流賊緊急」，毛將軍棄慈煥而逃生，其時慈煥年方十三，自往南行。至鳳陽，為一王姓鄉紳所收留，從此改姓為王，名士元，與此鄉紳之子同學讀書。數年後王紳病故，慈煥無可倚靠，乃渡江而南，至一寺廟中削髮為僧。後遊方至浙江，為一胡姓宦裔所收留，蓄髮還俗，更以女妻之。自此久居於浙江之湖州，有子有孫，儼然可以安居樂業。此後數十年中，他在浙江各地教讀為生，其子改名為王子則的，則到山東河北各地處館。一家人向來謹慎小心，只圖苟全性命，從不敢有興復之想。但因其出身來歷畢竟是收留之人所知道的，而這些人又不免因言語不慎而泄漏了消息，以致外間逐漸有人知道慈煥未死的秘密，於是慈煥之名居然被野心亡命者所利用，藉「朱三太子」之名號在各地結黨起事，所掀起的動亂規模居然不小。這就使各省的地方官吏大為震動。經由捕獲亂黨所供出的線索，直隸、山東、安徽、浙江等省巡撫按「順藤摸瓜」的方式輾轉查緝，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才在浙江長興、山東饒陽等縣將已改名王士元、王子則的慈煥父子六人俱皆拿獲，其後皆問擬斬罪，其餘姚家中另有一妻二妾三女一媳，聞事變捕捉，舉家投繯，同時畢命。孟先生大文中引《雞林舊聞錄》所載此案愛書之判語有曰：「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應擬大辟，以息亂階。」這就是說，不管朱慈煥有無謀反之事，只要他是崇禎皇帝的子孫，就非死不可。孟森先生因此很感慨他說：

　　朱三其時，一教書謀食之寒士耳，而猶不共與戴天，聖祖之萬不令明有後，意灼然矣。

　　滿清皇帝為什麼不能令明室有後？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具有被野心人士擁戴利用的資格，為了鞏固滿清皇朝的統治基礎，非將他們斬刈無遺不可。由朱三太子案可以知道，滿清皇朝對於可能危及其統治基礎的危險人物，決不會輕易放過；即使竭數省之力，歷十餘年之久，亦必要將此人查獲為止。由此更可知滿清皇朝的查緝能力甚強，即使如改名換姓、隱匿民間已數十年之久的慈煥一家人，最後亦仍難逃出其查緝之網。慈煥之事例如此皎然明白，如果是李闖王，又當如何呢？

　　假如闖王李自成果如民間傳說所云，確實是在通城九宮山一帶乘亂失去了蹤影，站在滿清政府的立場，必然因震懾於李自成號召能力之強的緣故，必不敢絲毫放鬆其明查暗訪的緝捕工作；而只要滿清政府不放鬆其緝捕工作，以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毗鄰地區面積之小，應該沒有查緝不獲之理由。然則我們不禁要懷疑，如果李自成真的是在九宮山一帶失去蹤跡的話，滿清政府豈有不大舉搜捕，而且居然搜捕不獲之理？更何況所謂石門縣夾山寺並非僻處荒陬的野寺破廟，李自成又如何能在寺中藏匿而不被察覺呢？

三

　　論述至此，應該先回過頭來看看所謂李自成禪隱夾山之說究竟從何而來，然後再根據此一傳說剖析其能否成立之理由，即不難察見其中之是非真偽。

　　傳述李自成「禪隱夾山」的文字紀錄，始見於何璘所撰之《澧州志林》。何璘曾於清乾隆時出任澧州知州，石門即為其屬縣。此書卷二十二中有《書李自成傳後》一文，其主要內容云：

　　闖賊李自成之死，野史所載不一。《明史》載為我兵所迫，部眾多逃降，走咸寧蒲圻，竄於通城之九宮山。秋九月，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餘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又載有「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鋤死」，說各不一，其以為死於村民之手，一也。野史則載，村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何騰蛟，驗左顴傷鏃，始知為自成。《明史》則雲「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為自成。」雖死於縊與死於鋤說各不一，其以為果死，亦一也。余以澧志不備，周諮遺事。有孫教授為余言，李自成實竄澧州。因旁訊故老，聞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後棄騎去，獨竄石門夾山寺為僧，今其墳尚在，雲。余訝之。後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豈和尚所稱？曰「玉」，曰「何氏子」，蓋寓言之，亦諱言之也。遍問寺僧，對不甚詳。內一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記夾山舊事。雲和尚順治初年入寺，是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復有一僧來，是其徒，乃宗門，字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謹。和尚歿於康熙甲寅歲二月，年約七十。臨終有遺言於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奉天和尚為其自號，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遺像，命取閱之，則高顴深額，鴟目蠍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其為自成無疑（編者按：順治七年上任的石門知縣魏紹芳和順治十年接任的石門知縣邵元璽，與40多歲時的奉天玉和尚交往甚密，均沒看出奉天玉和尚像貌與《明史》所載李自成像貌相同，而100多年後，何璘僅在寺內看了奉天玉和尚70多歲時的遺像就可確定「為自成無疑」，何璘真是火眼金睛。）自成之構亂也，初僭號曰「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僭號新順王。其曰「奉天玉和尚」，蓋以「奉天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玉又璽質，為天子所寶，殆迄死不去僭號。自成受我兵追蹙，由襄陽分路南奔，時何騰蛟在長沙，尚為明守，料其痛君父之仇，必不容己，故令妻侄乞降，而已由公安別竄，蓋欲走辰州，由黔入川，與張獻忠合。而常德又為騰蛟別將所扼，進退不得，乃舍騎入山，削髮亡命，亦勢所不得不然。而我師與何騰蛟彼時皆以得自成為首功，因而設疑代斃，以為緩追脫身計。此又其腹心謀臣之所共為，安知後夾山之野拂，非即其逸黨耶？《明史》於九宮山鋤死之自成，亦言：「時我兵遣識者驗其屍，朽莫辨」。而老僧親聆驚咳，其東西音又異焉也。愛臚異聞。備書傳後，俾後之怪史傳異辭者，亦有所參考雲。

　　何璘此文，舉李自成可能隱遁於石門縣夾山寺為僧的各種理由，甚為詳盡，而通觀全文，以「奉天玉和尚」系陝西人，其相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其僭號奉天，殆至死猶不忘其曾為皇帝之意等等證據來加強他的說法，雖似言之成理，其實經不起實際證據的查驗。如以《李自成禪隱夾山考異》中所收集的各種實物證據來逐一查證其可信程度，以上種種說法，就會出現太多的罅漏。何璘曾以澧州知州的地方長吏身份親至夾山寺考查，何以竟對現存於寺中的各種實物證據視而不見，如不存在，卻仍要在這一篇《書李自成傳後》中鼓其如簧之舌，恣為異說，其用心實在大有可疑之處。

　　被何璘隱指為李自成削髮隱遁的這個「奉天玉和尚」究為何許人？這個問題，應先從奉天和尚之來歷及夾山寺之名稱與歷史沿革說起。《李自成禪隱夾山考實》頁310「文物資料」一，《夾山寺的地理位置及沿革》云：

　　夾山，在澧水之南，東沿澧水入洞庭，西距石門縣城十五公里。「夾山寺」為「靈泉禪院」的俗稱，座落於夾山之麓，山環水繞，環境幽美，為楚南名剎。該寺創建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宋神宗元世祖先後敕修，故有「三朝御修」之盛名。因山門兩廡與正殿相距甚遠，有「騎馬關山門」之說。迨明末清初，成為廢墟。幸賴奉天大和尚來此住持，率領弟子修茸開拓，漸復舊觀。

　　讀何璘的《讀李自成傳後》，使人想像「李自成禪隱夾山」的夾山寺，似乎只是一座僻處山陬而且十分簡陋敝敗的鄉野小廟；惟其如此，所以才能讓一個語音難曉而面貌猙獰的野和尚一住幾十年而無人知曉。但在讀此沿革簡介之後，這種觀念顯然應該大加改變。第一，夾山寺原來是距石門縣城並不太遠而規模頗大、歷史悠久，有「楚南名剎」之稱的著名佛寺，其正式名稱是「靈泉禪院」，始建於唐懿宗咸通年間，至明朝末年，因兵火而幾淪為廢墟，至順治年間，賴有奉天大和尚前來主持，方才重獲復興之機運。至於這奉天大和尚的來歷及修復夾山寺之經過，則康熙四十四年《重興夾山靈泉寺功德碑》中說：

　　迨明末兵火，幾至邱墟。獨賴奉天老人從西蜀南遊，恐祖庭之蕪沒，於焉騎錫，思復舊觀……時順治壬辰夏月也。有本邑魏侯諱紹芳，欽老人開拓行力，捐俸而給牛種，並贖取附近田畝為常住供眾之本。是年冬，則野拂大和尚由鼎州而來，投老人披剃。……

　　此碑文中明白指出，夾山寺遭明末兵燹後幾成廢墟，至順治壬辰年後始重獲興復。按，順治壬辰即順治九年，此與石門知縣魏紹芳在石門任職之時間相吻合。由魏紹芳之捐俸買牛給種，又贖取附近田畝為寺中僧眾的耕種之資，夾山寺始能重獲興復。然則這位「奉天大和尚」並非潛蹤匿跡，不為官府所知的情形，顯然十分明白。而由另一篇夾山文獻《夾山說》中之所見，這位奉天和尚不僅為官府所熟知，而且曾遠赴華容縣敦請當地文士嚴平子為之撰寫記文，則其並非不敢在社會大眾間公然露面的事實亦十分明顯。嚴平子所撰《夾山記》云：

　　……百年來天下梵剎競盛，多位大山喬嶽，往來名公矩卿，借富商大賈為檀越。獨某師安住石門郡，人跡稀闊，建場其中。而予友舊為華令者，一日擲版出家，歸依茲山，予年近八旬，躬耕岩端，稱在家僧，可四十年矣，三者皆有隱意。忽一日，某不遠五百里，一盂一笠，來瀨園屬予為紀。予色然如入歡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爰盥手燃炷而紀之曰：「古石門郡今為縣，薄近溪洞，有夾山，古所稱『猿抱子歸青嶂嶺，鳥鳴花落碧岩泉』，蓋最勝也。《燃燈》《指月》諸錄及《高僧傳》所載，善會祖師說法於此。唐咸通十一年，奉旨指州邑賦建道場，銅鐘象鼓，為吾楚大觀，師塔至今有。迨宋神宗朝，丞相張無盡奏請園悟禪師住持，著《碧岩集》。元世祖特賜敕修，爰有「三朝御修」之敕，勒石題額。明三百年鐘鼓不替，丁亂灰燼，賴茲興復。眾六十人，甘苦與共，皆令力耕自食。釋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則僧家南州高士乎？……

　　由嚴平子此記，更可知道，由奉天大和尚主持興復的石門夾山寺，在順治九年草創規模時，由於原來的廟宇毀圯殆盡，興復之初，只有僧眾六十人，完全依靠力田耕食，不恃外來香火之濟助。這與前引《重興夾山靈泉寺功德碑》中所說，知縣魏紹芳捐俸購買牛種，及贖取附近田畝，俾寺中僧眾可以躬耕給食的情形，亦完全吻合。草創興復的夾山靈泉寺，在奉天大和尚的督率領導之下，有僧眾六十人之多，他們除了奉經禮佛之外，還須要勤懇力田，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這樣的光景，豈能有李自成藏身潛蹤其中，完全逃出官府監視的可能？應當是很容易了解的問題。

　　據嘉慶二十二年重修的《石門縣誌》卷三十五《職官志》之所記，石門縣歸清以後第一個來做知縣之人，是山東曲阜縣人孔尚標，以後的第二、三任則是魏紹芳與邵元璽。魏紹芳於順治七年到任，至順治十年，改由邵元璽接任。這魏紹芳與邵元璽，與重建興復的夾山寺都有甚為密切的關係，其情形可由另一篇夾山寺文獻中見之。建立於清道光三十年的《重修夾山靈泉寺碑誌》云：

　　……噫，兵燹之餘，古迹湮沒者多矣，獨茲也乎哉？我朝順治壬辰歲，有和尚字明玉者，飛錫來茲，實繁有徒，叢林大啟。癸巳年，明府邵公，蒞我石邑，公餘之暇，游心凈界，廣種福田。兼有楊君道義昆仲，丁君朝輪等解囊勷事，而廟貌一新。孔長史剃草開林，蔡安西崇基表剎，殆復見如昔日矣。二百年來，香火如舊……

　　由這篇文章可以知道，在歷經石門縣前後兩任知縣魏紹芳、邵元璽的提倡，及當地紳士楊道義兄弟、丁朝輪的努力捐獻之下，夾山寺在兵燹之後又復漸具規模，幾如昔日之舊。這其間所經歷的時間似乎並不太久，至其建制規模如何，則在康熙四十五年來任石門知縣的許湄所撰遊記中大致看到其輪廓。嘉慶《石門縣誌》卷四十九《藝文志》所載此記云：

　　邑之清泉、福田及花藪、花山諸寺，山中之名勝也，巉岩荊棘中得此憇息而眺覽，亦曰：苟如是足矣。而山之奇特，僧閣之幽峻，門徑之迂迴，兩山相夾，別有天地，則以夾山為稱，非親履其地而得諸傳聞彷彿間，其與耳食何異？戊子春，以公事息肩於此。屢折委迤，引人入勝。寺南清池，廣二畝許，澄波洒然。入山門，登大雄殿，考之碑褐，知創於唐，為善會禪師卓錫於此，其題句有：「猿抱子歸青嶂嶺，鳥鳴花落碧岩泉」，亦足想其磊落風致，能會上乘法者，青嶂嶺南，即碧岩泉，泉極甘美。遂登大悲殿，層級而上，至方大地，過湧泉亭，不啻司空圖白馬觀之游，令人心地清涼也。乃知天造地設，自然之真境常在人間，而鹵莽滅裂者不能歷其藩翰，況閫奧乎？故佛氏以入山而知性之至空，儒家以入山而悟理之至實。後之遊覽者，請高著眼，均作夾山可也。是為記。

　　許湄的這篇《游夾山靈泉記》，不僅寫出夾山靈泉寺的山水形勝，也大致勾勒出此寺之規模輪廓，在山門及大雄寶殿之外，尚有大悲殿及歷級甚高之方丈地。「屢折委迤，引人入勝。」參以康熙《重興夾山靈隱禪院功德碑》中之所云，「至辛酉秋，大興土木，極力重修。首圓通殿，次大雄殿，以及鐘樓鼓樓。山門兩廊，依次畢舉，咸修無缺。雖不知視宋、元為何若，而雄峙西南，應為今日之僅見也。」可知在順治、康熙間一再修建的夾山靈泉寺，其大致規模，在康熙晚年時猶能保持原來的狀態，「雄峙西南」，堪稱為楚南之名剎。奉天和尚於順治九年壬辰來主此寺，於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病歿，其卓錫於此之時間，首尾凡二十三年。在這二十三年之中，夾山靈泉寺由「幾至邱墟」的頹敗情況重新興復至如此規模，皆奉天和尚的經營掌畫之功。為了籌募經費，他必須廣結善緣，與當地知縣及紳士們交結往來；為了請名人作記，他也曾遠赴華容縣親自向當地名士嚴平子請求。像這樣拋頭露面、奔走往來的住持大和尚，豈是由流賊首領藏身匿跡，惟恐為人察覺的李自成所能擔任？更何況李自成的面貌猙獰而一目已眇的特殊形象十分惹人注意，他又怎有此可能在眾目睽睽的情形之下與各方面交際往來而不畏人知呢？凡此都已是無法解釋的矛盾，即使是撰寫《書李自成傳後》的何璘亦無法解答，如果再以後面的問題向他提出考詢，恐怕更將使他膛目結舌，啞口無言的吧！

四

　　夾山寺文獻中有一篇《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銘》，乃是近代發掘奉天和尚墓穴所得的隨葬文物。此塔銘說

　　師於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請書，領徒開山，歷盡清要，卧風餐水二十年，叢林大舉，門弟子數千眾……

　　清朝的順治九年壬辰，即南明永曆朝廷的永曆六年壬辰。考之史籍，此時的湖南石門縣，正是明清兩軍征戰頻繁的軍事前線。據王夫之《行在陽秋》所記，南明軍於此年三月克複沅州，又復平遂衛、藍田縣等地。五月廿一日，平東王孫可望自靖州率大軍進攻湖南，清將沈永忠發兵迎戰，敗績。七月初一日，明軍克寶慶。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國進攻廣西的桂林城，激戰多日後終將桂林克複，守城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刎死，其部將曾盛、祖秘希、孔承先等皆伏誅，明軍大獲勝捷。李定國率大軍乘勝追擊，廣西州縣皆聞風降附。至八月十八日，孫可望軍更進抵長沙附近的善安縣，深入湖南腹地。清軍在湘、桂各地的連串敗績，使清政府大感震恐。而這一段時間內的石門縣，也正是知縣魏紹芳遠從四川延請奉天和尚來到夾山靈泉寺，籌畫興復此一「楚南名剎」的時候。石門縣位處湖南省的北境，隔洞庭湖與常德湖相對，雖然尚未成為明清二軍的戰場，畢竟仍是接近前敵的軍事戒嚴地區。在軍情緊急之時，接近前敵的州縣地方官以籌措軍需糧秣及綏靖地方為首要之務。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動亂時刻里，石門知縣魏紹芳在應付緊急軍務尚且不遑暇晷之時，居然還有這一分閒情逸緻，遠從四川去請來這個奉天和尚，還捐俸銀，積極進行夾山靈泉寺的興復工作，這種舉動看起來是不是很不尋常呢？

　　清代制度，州縣官的成績考核最看重錢糧徵收及盜賊緝捕這兩大項目。所謂錢糧，就是現代所稱之田賦，如在戰時，還包括緊急徵用的軍需糧秣及夫馬供應。錢糧徵收不能達到規定的分數，或地方發生盜賊人命而地方官不能在限期內獲盜破案，輕則參罰降處，重則革職。這種獎懲處分的「功令」在平時就很嚴格，在戰時如因此而延誤軍情，罪名更重。順治年間，清政府對南明及明鄭的戰爭始終未能停止，軍費及糧秣的供應調度十分緊張。而大亂之後，人口大量死亡，地方凋殘，田畝拋荒，無論是征銀征糧及僉派夫馬，都十分困難。石門縣位處前敵，支吾應付之不暇，身為知縣的魏紹芳、邵元璽卻可以拋撇錢糧短缺的困難，拿出銀子來做修寺置產的「不急之務」，實在教人不可思議。這其間如果沒有更大的政治目的與作用，魏紹芳、邵元璽的作為，就未免背悖情理。這一層，應是了解當時環境後應有的認識。

　　由前引何璘所撰《書李自成傳後》一文已可知道，早在何璘未到澧州之前，當地就已流傳著各種有關李闖王的說法，以為「李自成實竄澧州」，及「獨竄夾山寺為僧」云云。魏紹芳、邵元璽來到石門的時間更早，所聽到的這一類傳聞當然更多。他們二人身為石門縣的知縣，聽到這種傳說後當然要十分關心，而且有責任要在查明事實真相之後設法將藏匿在夾山寺中的李自成緝捕到案，奏報朝廷。查明事實真相的方法至少有兩種，一是派軍前去搜查，二是責成負責緝捕工作的差役廣布眼線，明查暗訪，以求達到目的。但派遣軍隊不免驚駭地方人民，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則責令捕役訪拿緝捕的辦法應該比較妥當。但這裡也不無問題存在，因為寺廟乃清凈佛地，一再上門搜查，未免跡近騷擾；則以幫助興復寺廟為名，表面上熱心贊助而暗寓親身體訪之實，應該是最不動聲色的查訪緝捕之法。相信魏紹芳、邵元璽等人在當時之所以熱心幫助夾山靈泉寺展開興復工作，此應是其真正的動機所在。如其不然，何以前後兩任的石門知縣都如此熱切關心夾山靈泉寺的興復工作呢？在邵元璽之後來任石門知縣之人，在嘉慶《石門縣誌》卷三十五《職官志》中可以考見其姓名的，尚有翟檜、張國紀、郭世純、程光札、金璋、王興宗、張霖等人。翟、張、郭、程四知縣之任職時間不詳，金、王、張霖三人之到任時間則分別在康熙十三年、十八年及十九年。由夾山文獻中可以考見，在邵元璽以後的七任石門知縣中，只張霖亦曾有捐款興寺之功，其餘六人並皆缺如。康熙夾山碑記中有一段相關文字云：

　　於時四方歸依者雲集，苦其供奉不給，前任邵侯諱元璽、張侯諱霖、九溪守府袁諱，相繼捐俸、置田數處，免其租徭，永為供奉接眾之費……

　　由此更可知道，在順治、康熙之間來做石門知縣的這些地方官吏之中，魏紹芳與邵元璽雖然對興復夾山靈泉寺最為出力，其繼任者應翟檜、張國紀、郭世純、程光禮、金璋以至王興宗六人，幾乎都不聞不問，只有最後的張霖才是熱心贊助之人，其來任石門知縣的時間則已是康熙十九年了。在這一段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裡（自順治九年至康熙十八年），為什麼只有魏紹芳與邵元璽這兩個前後任的知縣對興復夾山寺最為積極，而其餘諸人並皆不聞不問？很可能與他們在任時間的軍事、政治環境有關係。

　　由於夾山靈泉寺距離石門縣城只有15公里的路程，由縣城前往此寺，當日可以往返。在魏紹芳、邵元璽來做石門知縣之時，地方上既有李自成竄身夾山寺削髮為僧的謠傳，他們當然有責任要將此事查理清楚。既然魏紹芳所採取的是柔性處理的暗中察訪之法，而且還遠從四川請來奉天明玉和尚擔任住持，積極從事夾山寺的興復重建工作，則他無論是真的熱心興復佛教或只是藉表面上的贊助以便於實際上的監督控制，他都必須積極地為此廟籌集經費以為興寺購田之需。魏紹芳於順治十年去任，邵元璽繼任知縣，如果對查緝訪尋李自成的工作還不能停止，他當然也必須繼承魏紹芳之作為，以表面贊助暗中監控之法繼續執行對夾山靈泉之注意。在經過魏、邵二任歷時數年的訪查監控之後，如果已可確定李自成決不可能匿跡遁身於此寺之中，則對夾山靈泉寺的監控工作顯然已可證明其全無必要，以後來任石門知縣的翟檜、張國紀等人，還有什麼理由需要對此事繼續捐錢出力，純粹只是扮演宗教贊助者的角色呢？由此所顯示的事實則是：到了順治朝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李自成禪隱夾山寺的傳說，在經過魏紹芳、邵元璽、翟檜、張國紀等一連串當地長吏的實地了解之後，已證實其根本無此可能，所以在以後來任石門知縣之人，似乎已完全放棄對此寺的注意。由此所顯示的另一項事實則是：所謂李自成禪隱夾山的傳說，已經可以證明它只是一項無稽之謠傳而已。

五

　　基於以上的論述，照筆者的管見，石門知縣魏紹芳之所以要在順治九年遠從四川請來這位奉天明玉和尚擔任夾山靈泉寺之住持，又多方設法捐款購贖田產，積極幫助此寺的災後重建工作，其目的顯然是為了便利對此寺的監督與控制，防範其潛藏姦宄之可能。這奉天明玉和尚既然是魏紹芳從四川所延請來湘的來歷分明之人，則他的面貌是否猙獰可畏而眇一目、面有箭鏃傷痕等等特徵，豈不是魏紹芳所深切了解的？這樣一個當家大和尚居然便是藉薙髮出家以便遁跡方外的李自成，而魏紹芳亦居然視若無睹，這種說法未免跡近天方夜譚。所以，在魏紹芳、邵元璽這前後兩任石門知縣嚴密監控下的夾山靈泉寺，其不可能有李自成藏身匿跡其中的事實，應該十分明顯，而奉天明玉大和尚之不可能是李自成的理由，更是十分明顯不過。何璘輕易相信不可靠的傳說更加以附會，便編織出了這一段荒誕成分太多的故事，其態度實嫌輕率。《李自成禪隱夾山考實》頁141載有穆長青先生所記錄的另一則故事更說：「據夾山民間傳說，闖王削髮於夾山寺後，清軍曾先後搜捕過三次，其中一次情況很危急，幸賴李過負之過牆而逃，方免於禍」云云。這大概便是何璘來做澧州知州之前流傳在當地的故事，所以他才會特別相信「程教授」與寺中老僧之所說，認定此奉天玉和尚即是削髮禪隱的李闖王。由上文所舉各項理由可以知道，這些故事顯然都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實，即夾山靈泉寺並非僻處山陬的村野破廟，而且是在石門知縣魏紹芳手中重新興復的「楚南名剎」，在魏紹芳與邵元璽這前後兩任知縣的監控之下，不僅寺中的動態可以一一掌握，甚至連當家大和尚都是魏紹芳所遠道延聘前來的親密友人，故事中所傳說的種種事實，怎麼有可能在當時發生？實在是筆者心中最大的疑竇。管見如此，不敢自秘，特地寫出來請求指教。

　

(編者註：蘇同炳，1925年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審退休。於明清史之涉獵較為深入，著有《明代驛遞制度》、《明史偶舉》、《明清史事叢談》、《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沈葆楨傳》、《劉璈傳》、《台灣史研究集》、《台灣今古談》、《清代史事與人物》、《人物與掌故叢談》、《歷史廣角鏡》等書，及其他學術論文。)

奉天玉決非李白成補證

                     

                         清華大學歷史系 秦暉

    清初石門夾山靈泉寺的中興祖師奉天玉和尚決非李自成，夾山出土文物就是最好的證據，筆者已有拙文對此作過論述①。近來翻了翻有關資料，覺得這類證據實在是越找越多。茲再舉數例作為補充。

一

    筆者說過，劉瑄《塔銘》指出奉天玉享年為七十三歲，而李自成如活到那一年，應該是六十八歲。僅此一點，已足證奉天玉非李自成。

    現在再來看看他們的出生月份：夾山出土的所謂「《支那揖述》木刻殘版」是奉天玉大弟子野拂的作品②。其首句為『辛未夏月師誕期……」，這證明奉天玉的誕辰在「夏月」，亦即舊曆五月。

    而李自成的生日是舊曆八月二十一日丁巳，這是《綏寇紀略·通城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鹿樵紀聞》卷下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一致記載的。試問：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八月的李自成與出生於萬曆二十九年五月的奉天玉，怎麼可能是一個人呢？

二

    大順政權從定鼎長安時起，就與歷代王朝一樣實行了嚴格的避諱制度，康熙《延綏鎮志》卷五說：李自成在西安「頒諱法於天下。曾祖世輔，諱世為卉，輔為輻。祖海，諱為    。父守忠，諱守為    ，忠為衷。自為     ，成為戚。」  《平寇志》卷九稱：大順「禁民 間用自、成字」。卷十又說，大順軍進京後，  「頒示自成先世祖諱，禁用自，務、明、光，安，定，成等字。」《鹿樵紀聞》卷下亦謂：李自成「禁用十字，若忠為中，成為丞之類。」《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記曰：  「偽禮部示闖賊先世祖諱，如自、印、務， 光、安、定，成等字悉避。」當時，大順方面對這些規定是嚴格遵守的。如「防禦使武愫至徐(州)張示，謂『自』為『字』，『成』為『丞』。避李自成諱也。」③明方得到的一份塘報也說大順「委禮部造印，方印粗文，光字改廣字，成改呈，   改務，自改字，明改名等情，大變是也。」④甚至連北京的大明門、大順政權中的六政府司務一職，均因「明」、「務」二宇犯諱而改名。然而，夾山出土的據說是奉天玉、野拂所作的各種碑版，卻完全不管這一套。《梅花百韻》殘版有「梅性雖多本自同」，「世輩安知放鴨翁」二句，出現了三個諱字。固然李自成本人不必諱自成三字，但先世的祖諱他是應該避的。  「安」、「世」二字顯然犯了諱。尤其是那個被認為是李過，奉侍「李自成」最為忠謹的野拂，他留下的《野拂殘碑》與所謂《支那撰述》殘版總共只殘存百餘字，犯諱就達四處之多：  「雖自草創初成」、「明圓潤近所罕聞」、「善知識眼如電光」等是。必須指出，在那個時代，不僅要諱君名(即所謂「聖諱」)，而且要諱父、祖名(即所謂「家諱」)。犯諱是不忠不孝的「大不敬」行為。李過為守忠孫，且一 向父事自成，即使不考慮君臣之禮，僅作為李家子孫而言，他這樣肄無忌憚地犯諱也是不能想像的。

   「撣隱說」者一向以「掩飾之詞」為理由，無視夾山文物中大量不利於其說之處。然而用這個理由解釋文物中沒有出現    、成之類的大順專用字容或說得過去，解釋上述嚴重的犯諱現象卻是不行的。因為上述行文中的犯諱字完全可以很自然地避開，絲毫不影響文章的流暢，也不會引起任何懷疑。怎麼可以設想，夾山「大順軍余部」一面尊「李自成」為「奉天王」，甚至毫不「掩飾」地公然稱之為「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並在書寫中抬高一格以示尊崇，另一方面卻極為不恭地直書「自」、「成」等字，視聖諱、家諱如無物呢?

 三  

    一些同志把所謂「《支那撰述》殘版」中「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與「滿朝文武」等宇視為至寶，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指出這不過是明清僧家語錄中極常見的套話，沒有任何值得奇怪之處。但他們可能還會說，用套話來歌頌李自成「正是精妙而又安全的」呀！因此，這裡再指出一點：在「今上皇帝」云云前面還有「辛未夏月師誕期」一行，辛未即康熙三十年。殘文撰成決不會在此之前。而奉天玉早在康熙十三年就去世了(見《塔銘》)，即使他就是大順皇帝李自成，這時也早成了『先帝』或「大行皇帝」了，決不可能在死後十多年還被稱為「今上皇帝」，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那麼辛未年的「今上」是誰?當然非康煕莫屬。對這位「今上」山呼萬歲並為他與他的「滿朝文武」拈香祝願的人，難道能與李自成相容嗎?

四

   《梅花百韻》是「禪隱說」者言必稱道的另一個發現。筆者已指出它不過是個三流「叢林學者」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毫無新奇可言。如果有人仍堅持認為「隴羌性魯」， 「天使行邊」二句就說明了作者是隴羌人，因而是李自成，那麼「西湖梅」， 「孤山遠箭」、 「美如西冷採蓮人」，這類帶有浙江味的句子不是比帶「隴羌」味的更多嗎?何以不說奉天玉是杭州人呢?

    其實，這些詩如果真系奉天玉所作(這一點目前並沒有什麼證據)，倒是證明了他與李自成毫不相干：我們知道．李自成並沒有兒子，而詩中卻說：「梅妻鶴子日和偕。」 「禪隱說」者常用李自成生活樸素之說來抨擊九宮山說關於「龍衣金印」的記載，但又居然認為「金鞍玉鐙馬如龍，來去風花雪月中」這種腐朽不堪的畫面是李自成生活的寫照，這怎麼說得通呢?其實，任何人都不難發現，夾山梅花詩不僅藝術水平低下，思想境界更俗不可耐，章太炎說是「無草澤粗獷之氣」倒是實話，它的作者決不可能是農民英雄李自成。   

五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奉天玉究為何許人，看看他的交際範圍即可知大概。據夾山文字遺存可知，與奉天玉交往較深者，首推清初歷任石門知縣，其次有明朝遺老劉瑄等，這已為眾所周知。

    此外，今可考的奉天王知交尚有嚴首升。首升字平子，華容人，明季歲貢(一曰諸生)，為湘北名士，詩文蜚聲一時， 「自謂古文則惟左史內外傳，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馬，俯視唐宋。」然而這樣一個恃才傲世的人卻對奉天玉十分尊敬，他曾應奉天玉之請，作《夾山記》一篇，收入《瀨園詩文集》與嘉慶《石門縣誌》藝文志內，是除夾山諸碑外，史籍中迄今所知唯一一篇與奉天玉有關的當事人記載．內稱：

    「百年來天下梵剎競盛，多住大山喬嶽，往末名公巨卿，借冒商大賈為檀越。獨某師安住石門郡，人跡稀闊，建場其中。而予友舊為華（容縣)令者，一日擲版出家，歸依茲山。……適某不遠五百里，一盂一笠來瀨固，屬予為紀。予色然如入歡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夾山寺)明三百年鐘鼓不替，丁亂灰燼，賴茲興復。眾六十人甘苦與共，皆令力耕自食。釋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則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為得，永斷精進，諸經所戎，以為邪妄。譬如亂賊才上尊號，旋破滅也，……師之督眾峰壑自怡，則古所謂隱者也。……今予等老矣，予將與師隱投老夾山焉，其容我同心坎！……。」這裡所謂「某師」，雖隱去了姓名，但一望可知他就是托盂南來、興復夾山的奉天玉．他曾到華容拜訪嚴首升。而嚴則一見傾心，以「師」事之，且於文中再三引為「同心」，甚至表示要投到其門下，與之終老夾山。其中感情，躍然紙上，可謂膽肝相照了。

    把嚴首升的《瀨園詩文集》與夾山文物放在一起，不難發現劉瑄，奉天玉與嚴首升三人之間關係非同尋常：劉瑄為奉天玉作銘，奉天玉請嚴首升作記，而嚴首升又為劉瑄的文集作序（這就是《瀨園詩文集》中的《劉它山文稿序》）。他們三人都是「國變」後「遁世」的。劉瑄在大順軍攻克北京時「破指血與小弟書，托終父，投入岳為僧」．⑤而嚴首升則在大順軍佔領華容，李自成所委縣令致書招撫之時，寫下了惡毒謾罵農民軍的《答偽令江一洪書》，而後「僧服行遁」。此文因其極端仇視農民軍的凜凜「正氣」而頗為有名，被收入省府縣方誌的藝文志以及《湖南文征》之中。《瀨園詩文集》的其他文章中這種敵視「流賊」的情緒隨處可見。就在《夾山記》中，他還對「亂賊才上尊號，旋破滅也」大加詬斥。入清後，嚴、劉皆為懷念故國，不附新朝，但又不願投身於抗清鬥爭的遺老隱士，與那個素為清朝歷任縣令及「闔邑紳衿」所欽的奉天玉一樣，在清統治下過著雖不得志然而卻是受保護受尊敬的生活。他們可能會從民族意識出發對堅持抗清的農民軍表示一定的同情，但決不會「同心的」。須知堅決抗清派如瞿式耜、何騰蛟也仍然目大順軍余部為「賊孽」，王夫之對救了自己命的高一功等還耍詆為「國讎」呢！南明抗清派與農民軍之間策略性的聯盟關係尚不能「同心』，置身於抗清鬥爭之外的嚴、劉等人更不用說了。

    我們知道，按「禪隱說」的立論，李自成就是因「君父之仇」不能見諒於明，才「設疑代斃」、「退居幕後」的。如果說他能與前明縉紳(乃至清朝知縣)結為「同心，那還有「禪隱」之必要嗎?

    《夾山記》還說，夾山僧眾中還有嚴的一位朋友，前明華容知縣某。看來他與嚴、劉一樣，也是個於明固有孤臣之譽，於清亦享高士之名的遺老，所謂夾山「數千名百鍊精金的農民軍將士」之一的真面目，不過如此而已。

六

    除了夾山諸碑版與《夾山記》之外，間接與奉天玉有關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利《野拂碑》。該碑中「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一句尤為關鍵。 「禪隱說」者強解為「戰吳三桂於寧夏，隨李自成於夾山」，其不能成立已見諸家駁文。在反對「禪隱說」者中，有的同志以上述碑文為「訛傳」，乾脆不予置理，筆者則以為訛傳成份(如「追李闖」一句)是有的，但並非全為無根之談。數年前筆者曾著文提出一種假說，認為奉天玉可能是兵敗後為僧的南月將領李占春， 「戰吳王於桂州」是指順治五年李占春平定「朱容藩之亂」的夔州之役。但近來翻閱康熙《黃州府志》，在「職官」與「宦績」項下都記載了李占春降清後任黃州副總兵並死於任上。據此看來，筆者原先的推測無法成立。那麼上述碑文應作何解呢?近來筆者看到幾份湘南瑤族世傳的《過山榜》文，內有如下記載：

    崇禎一十二年，吳王傳位，紅苗作亂劫庫，都天藩憲……調動四省兵馬，征他不動。……桂東汪大爺，大小官員，惶惶無主，急報四省瑤人，總請動數百弩手去朝廷，皆在城守，於拿大弓小箭，射紅、白無數。京都連走三人，朱千歲、黃次猴、馬老三，桂陽解往郴州，解往長沙。

    榮宗（？）皇帝征十二年流賊，……甲寅乙卯年昊桂東縣汪太爺，又(調)瑤人弩手，把截大嶺圳、離塘山、猴子嶺，……驅賊除寇，掃蕩山林。⑥

    宗(崇)禎王十三年，五(吳)王轉位，紅頭作亂，都天大老爺、蔡憲大老爺、審憲大老爺驚動四省兵馬，……桂東馬老爺、桂陽黃老爺、酃縣龍老爺，大小官員惶惶無計。急報四山瑤總，請動皇瑤弩、弓手。

    甲寅、乙卯年吳王轉位，桂東縣汪太爺又招瑤弩手把截大嶺坳……。⑦ 

    甲寅、乙卯年，吳皇崩位，四處寇亂，桂東縣江大爺又招瑤弩，把截大嶺坳，出堂山、猴子崎，征守乎樂。⑧

　　上述材料儘管行文俚俗，時間地點與人名互有出入，不夠準確，但考諸《國榷》，台灣影印本《崇禎長編》以及清董之輔、張宏燧兩修之《桂陽州志》等書，以上事件確是有的。從上述榜文中大致可以看到，明末崇禎年間以桂陽州，桂東縣為中心的湘南地區曾發生過一次以「吳王」再世為號召的、規模較大的苗民起義。按吳乃苗族大姓， 「吳王」之於苗族，猶如『盤王」之於瑤族，均為其傳說中的祖先與英雄。湘黔地區苗民起義以「吳王」作號召在歷史上不止一次。因此，所謂「戰吳王於桂州」，當即指與苗民起義軍戰於桂陽州而言， 「桂陽州」省去「陽」字，是駢文體所需，不難理解。果爾，則野拂維這個奉天玉大弟子的身份就不難窺見：他是個統率官軍鎮壓苗民起義的「武夫」，很可能，他就是上述過山榜文中所提到的許多「大老爺」中的一人。野拂如此，物以類聚，奉天玉的政治面貌亦不難想見了。

註：

　　①《「禪隱說」及其學風》，《陝西師大學報》 1984年第4期

　　②筆者已指出「支那撰述」決非書名、篇名，按殘版首行有「野佛禪師（）（）」數字隱約可辨，筆者以為當是書名《野佛禪師語錄》。

　　③李清：《三垣筆記》卷下

　　④上海圖書館藏《張世儀稟報》檔案原件，見《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

1959年鉛印本27頁

　　⑤《澧州志林》卷16

　　⑥《平王卷牒》（廣東連縣）載《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第八冊頁254—255頁

　　⑦《龍鳳牒批》(湖南宜章)，載同上書，235頁

　　⑧《過山經》(湖南江華），載同上書，233頁

奉天玉和尚與野拂和尚年齡考

                                  張毅強

    「禪隱說」者認為奉天玉即李自成，野拂即李過，不少專家、學者根據湖南石門夾山寺出土的文物和史料，已對這一說法進行了駁斥，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僅對奉天玉與野拂的年齡作一些考證，看他們分別與李自成和李過的年齡是否相符。

    一、李自成與李過的年齡

    清初吳偉業《綏寇紀略·通城擊》、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均記載李自成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八月（1606年），計六齊《明季北略》記載「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生自成，九月生（李）過」，可知李自成與其侄李過為同年所生，李過僅比李自成小一個月。假如按「禪隱說」者所云，李自成於順治二年沒在通城九宮山遇難，李過於順治六年也沒在南寧病死，他們都是假死，均先後到湖南石門夾山寺當了和尚，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歿於甲寅（1674）康熙十三年三月，終年68歲；野拂和尚即李過，歿於壬午（1702）康熙四十一年四月，終年94歲，李過比李自成多活了26歲，兩人均壽終正寢。事實是否如此呢？那我們再看看奉天玉與野拂的實際年齡是多少？

    二、奉天玉和尚年齡

    何磷《書李自成傳後》記載奉天玉「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年約七十」 。夾山出土的奉天玉大和尚塔銘記載「師於大清壬辰（1652）六月受石邑魏侯（石門知縣魏紹芳）請書，領徒開山，歷盡清要，卧風餐水二十年，叢林大舉，門徒弟子數千指(筆者註：古人十指為一人），歿於甲寅（即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八九益一，頓入聖神。」其中「八九益一」是古人表述年齡的一種方法，即指奉天玉和尚享年73歲。古人虛歲算一歲，按此推算，奉天玉和尚生於壬寅（1602）萬曆三十年，而史料記載李自成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奉天玉和尚比李自成大四歲，從年齡上看兩人不是同一人。

    三、野拂和尚年齡

    據野拂維禪師塔銘記載，野拂和尚死於「康熙壬午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他生於何時塔銘沒有記載。但根據《重興夾山靈泉禪院功德碑》「是年冬，則野佛大和尚由鼎州而來，投老人（指奉天玉和尚）披剃」 的記載和野佛和尚活動情況以及比奉天玉和尚晚死26年來看，野佛和尚比奉天玉和尚年輕得多，那野佛和尚究竟生於何時？我們可以從湖南石門夾山寺發現的《支那撰述》中找到答案。

    「禪隱說」者認為，《支那撰述》是野佛和尚為紀念奉天玉和尚而撰寫的，其句首「辛未夏月師誕期」中的「師」是指奉天玉大師，「辛未」是指奉天和尚誕期。這個「辛未」年究竟是指何年呢？如果是指明隆慶五年（1571年）的辛未年，奉天玉和尚則活了103歲才死；如果是指明崇禎四年（1631年）的辛未年，奉天玉和尚只活了43歲就死了；如果是指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辛未年，這時的奉天玉和尚已經死了17年。這些年齡與何磷《書李自成傳後》記載 「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年約七十」和「奉天玉大和尚塔銘」記載 「八九益一」即73歲均不相符，這幾個辛未年顯然都不是奉天玉和尚的誕期。

    那這個《支那撰述》是誰撰寫的呢？筆者認為是野佛和尚的徒子徒孫撰寫的，其理由有三：其一，刻制在殘梨木版上的《支那撰述》，隻字沒提到「奉天玉」三字，而有三處提到野佛維禪師。木版正中的「支那撰述」四字下有「野拂禪」三字，殘字中還有「濟正宗第三」，與野拂維禪師塔銘上的「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野拂維禪師塔」銘文對比，《支那撰述》上完整的文字應是「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野拂維禪師」，一般和尚死後才這樣稱呼，其中「臨濟」為佛教禪宗臨濟派。從夾山寺出土的文物看，奉天玉和尚是佛教律宗派，與野佛和尚的佛教禪宗臨濟派不是同一佛教宗派。其二，「支那」一詞自唐代從印度傳入，常用於佛經之中。此木版《支那撰述》應是存設在寺內的牌位或佛經，並奉野佛和尚的禪宗臨濟派為正宗，而不是紀念律宗派奉天玉和尚的文章。其三，《支那撰述》句首「辛未夏月師誕期」中的「師」是指「野佛維禪師」，「辛未」是指野佛和尚的誕期，即明崇禎四年（1631年）。按野拂維禪師塔銘載野拂和尚死於「康熙壬午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計算，野佛和尚享年有72歲（虛歲），比奉天玉和尚小29歲，這樣與實際才相吻合。如果說李過就是野佛和尚，試問幾歲的李過能跟隨李自成領兵作戰嗎？

    通過以上對奉天玉和尚與野佛和尚年齡的考證，可以絕對地說，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野佛和尚也不是李過。去年紀連海先生在中央電視台舉辦的《歷史探密.李自成歸宿之迷》中回答阿丘的採訪說：李自成沒有後代，李過有後代，李過就是野佛和尚。且不說出家和尚能否娶妻生子，僅從年齡上他們就相隔29歲，他們顯然不是同一人。作為一個歷史教師和公眾人物，在對李自成歸宿沒作專題研究的情況下，信口開河，誤導國人，可見紀連海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不夠嚴謹的。李自成歸宿問題的研究是要以可信史料和文物為依據的，任何附會、猜測和造假都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李自成與奉天玉、李過與野佛年齡對照

    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歿於順治二年，    公元1645年，享年39歲）

    奉天玉（生於萬曆三十年，  公元1602年，歿於康熙十三年，  公元1674年，享年72歲）

    李  過（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歿於順治六年，    公元1649年，享年43歲）

    野  拂（生於明崇禎四年，  公元1631年，歿於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享年71歲）

2008年2月16日

 

附：湖南石門夾山寺出土文物資料

 1．墓葬

    奉天玉和尚墓：奉天玉墓，在夾山寺大路西坡，1981年元月，文物工作者試掘清理，發現了三個墓穴及其文物。

    中穴：耕土層下，是經過夯築的黃土層。厚40厘米，清除土後，則見用條石砌成的方形墓穴，等邊長45厘米，深62厘米。打開蓋後，正中傾斜放著一隻白底青花瓷壇，上面覆壓一塊古方磚。青花壇飾有麒麟、鳳凰圖案。經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鑒定系明末瓷器。壇有蓋，壇口有小缺損，加漆修復，內盛「舍利子」(屍體火化後的殘骸顆粒)。有「墓志銘文」：「中興夾山祖庭(「中興」二字填硃色)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銘：「師於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請書，領徒開山，歷盡清要，卧風餐水二十年，叢林大舉，門徒弟子數千指。歿於甲寅年三月，荼毗得舍利子數百枚。予聞驚悸，謂：澧陽無是高僧耶，非澧陽無是高僧耶，即兩湖亦無是高僧耶!予不得不為感動、傾倒、稽首，為師述銘。作吾儒之木鐸亦可，作釋教之金鑒亦可』。銘曰：師承目R(願)力，來度眾生。口吐寶月，心秘夜明。抑嗔嗔喜，拂惡惡清。藏碑荊棘，百鍊精金。八九益一，頓入聖神。舍利流珠，百世罕聞。西崗有塢，水猷佳城。假以玉色，補之為銘。周王丙辰年孟冬吉旦。賜進士第翰林院澧陽  劉瑄  撰」

    左穴：寬114厘米，長131厘米，縱深56厘米。原為條石砌成，早已擾亂，大部分條石已取出，穴內只剩若干碎瓦片。在該穴中存有磚刻鎮墓壙符碑，牌長35厘米，厚5厘米。兩邊檻聯為：「身披北斗，頭戴三台；壽山永遠，石散人來」。(此壙符碑與米脂縣1984年出土墓葬的壙符碑基本相同。)

    右穴：距中穴1．8米，用條石砌成，被擾亂。1974年在此穴發現陶釉缸，內盛木炭。缸蓋已散失，惟存缸身，飾梅花圖案，高82厘米，口沿直徑77厘米，腹徑85厘米，底部直徑42厘米。

    野拂大和尚墓：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鄰近的慈利縣高峰鄉茅庵村水庫旁發現。墓為封土堆，墓前一碑，正文從上到下刻「皇清臨濟正宗圓寂始祖僧上真下修野拂老和尚墓」二十一字，上端刻「衣缽永傳」個大字。銘文如下：「老祥師，武夫也。生於明，終於清。壯志軒昂，丰姿凜烈。抱經天緯地之才，久恨權閹；乘搗海翻江之勢，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復中原；拔劍登壇，定欲掃平寰宇。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無如戎馬屢乖，莫展風雲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競甘泉石之棲。愛乃來零陽，履響洞，於茅為庵，架木為剎，基地初創，田園漸懇(墾)。心之明也在於斯，性之見也在於斯，而曠野於以拂焉矣，而天真於以修焉矣。序。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二十一日龍崗撰(碑的下端有野拂的徒於徒孫八代)。」

    2．碑刻

    <重興夾山靈泉禪院功德碑)。鑲嵌於夾山寺大雄寶殿正門東側牆壁中。碑通高170厘米，寬68厘米，碑額篆刻「萬億斯年」四字。碑立於康熙四十四年，故簡稱「康熙碑」。文載：「迫明末兵火，幾至丘墟。獨賴『奉天』老人從西蜀南遊，恐祖庭之蕪沒，於焉駐錫，思復舊觀。但鼎革之後，村煙寥落。視此浩大工程，非區區瓶缽所可辦者。時順治壬辰夏月也。有本邑魏侯諱紹芳，欽老人開拓行力，捐俸而給牛種，並贖取附近田畝，為常住供眾之本。是年冬，則野佛大和尚由鼎州而來，投老人披剃。更不憚勤劬，跣足超化者三年，稍為修葺。乃以依德山受戒，閉關於龍陽蟠龍崖，三年苦行，奮然中指。奉老人知為法器，接歸本山。又於祖塔閉關三年，買舟東下抵杭州，參西湖鳥窠石蓮和尚，師資相契，始受衣拂，還居洛卜，開堂放戒者三年，復為闔邑紳衿延入本山方丈，於是四方歸依者雲集。」

    <重修夾山靈泉寺碑誌)。嵌立在大雄寶殿正面西側牆中。系道光三十年(1904)王大猷撰，文中載有：「我朝順治壬辰歲，有和尚字明玉者，飛錫來茲，實繁有徒，叢林大啟。」

    野拂紀念奉天玉大和尚殘碑。1980年夾山工人石開柏在奉天王大和尚墓地挖溝時發現一塊殘碑，為原碑的下部，質地為花崗岩，碑石現存陰刻銘文15行。文後有篆刻的野拂印章。

    野拂維禪師塔。1980年6月，石門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奉天玉大和尚墓附近10米處清理出土。塔高163厘米，直徑80厘米，塔正面雕刻陰文「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野拂維禪師塔，康熙壬午年四月吉旦」。

    3．木器

    (支那撰述)。殘版系梨木刻制。原版當為兩塊合成，所得者為上半部分。正中有「支那撰述」四字，當為書名或篇名；下有「野拂禪」三字。而「禪」字位於兩版相銜接處，可見「禪」字的上半部。此殘版長31．5厘米，寬8厘米，厚2厘米，刻版中縫左右各刻十行。首行為題，但因蟲蝕不清，隱約可見有「野拂維禪」等字。殘文有:

辛未夏月師誕期          

能名祖不能諱天         

善知識眼如電光

爐中供養今上

皇帝聖躬萬歲萬歲

堯帝之仁中宮皇

再願滿朝文武公

位紫金梁次拈香

爐中供養重開夾

之恩再拈雲鐵

松花遍地開燃

濟正宗第三

斂木口維

若

逗

尚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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