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精彩!!!外交部副部長傅瑩智答德媒

    2010年07月29日 13:08中新網

    傅瑩 中新社資料圖 李鵬 攝

    中新網北京7月29日電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近日在柏林接受了德國《時代》周報記者納斯(Matthias Nass)的採訪。她呼籲西方社會更全面地看待中國，並強調中國並不拒絕人權概念，也主張有批評，訪談語多機鋒。

    傅瑩坦白指出，一些歐洲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指責中國，總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你們想要和很多國家分享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卻不想分享你們的財富、你們的生活水平——而這些正是你們政治制度的基礎」。

    她表示，西方世界承認中國的經濟進步，也讚許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的作用，但卻對中國的政治進步視而不見。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應得到尊重和理性的分析。

    傅瑩也強調，中國並不拒絕人權這一概念，並在逐漸學習，吸收那些能夠種植在中國土壤里的觀念，使其在中國茁壯成長；「但另一方面我們反感別人強迫我們做什麼，這種感覺讓人不舒服」。

    傅瑩也說，「我們是主張有批評的，沒有批評就不會有過去30年來的改革。有時也許進展比較緩慢，因為中國是如此之大的一個國家，但我們的改革一直在向前推進」。

    她坦承，與西方媒體比較，中國的媒體要年輕些，但它們現在也很活躍。如果發生什麼事，例如河流遭到污染，或者工廠造成了環境惡化，他們就會跟進。

    採訪全文

    《時代》：傅瑩女士，這次你出訪歐洲，你認為歐洲大陸是屬於未來還是過去呢？

    傅瑩：兼而有之吧。歐洲深植於過去，例如歐洲文學、歐洲對工業化的貢獻。同時歐洲也屬於未來，在應對氣候變化、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歐洲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而且在一個曾有過數百年戰爭和衝突史的大陸成立歐盟是一個大膽的創舉。

    《時代》：許多亞洲人認為歐洲在沒落。

    傅瑩：一些人有這種感覺，我不覺得奇怪。如果你是一位中國遊客，從北京嶄新的T3航站樓出發，在希思羅或戴高樂機場降落時，也許會說：「這機場怎麼這麼舊啊？」這類對比是有的。

    儘管如此，我不認為中國人覺得歐洲經濟上在沒落。你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中國的十倍；你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社會福利——這些都遠遠超過我們。我們很長時間都難以達到你們的水平。

    《時代》：你覺得歐洲和中國一樣充滿活力嗎？

    傅瑩：像德國這樣的國家經濟上還依然充滿活力。中國幾乎每個省份和德國都有合作。當你購買來自歐洲的產品時，第一印象便是可靠和高質量。

    但是歐洲人的言行給人一種停滯不前的感覺。八十年代我從事過翻譯工作，(一些外國代表團在)談話中常涉及人權問題，我們的客人是帶著名單來的。30年過去了，中國在前進，世界在發展，變化天翻地覆。保護人權已於2004年寫入中國憲法，我們的法律和法規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在我看來，中國不論是在對人權的態度上，還是在實踐上，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但是來中國訪問的歐洲代表團的態度依然沒變，他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指責我們。我很少聽他們講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了哪些進步。中國有個別人提出不可能滿足的要求，但歐洲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印象似乎全來自這些政治極端主義者。

    《時代》：我們歐洲人當然承認中國在諸如扶貧等方面的進步。但我們認為不可接受的是，你們政府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或集會自由，禁止他們自由地組建政黨。

    傅瑩：當你評論中國做這個或不做那個，你是在用自己的標準進行衡量。我在想，不知你們是否記得當你們處於像中國這樣的工業化早期階段時，你們的人權狀況又如何？現在，你們創造了高福利國家，溫飽對你們而言早已不是問題。而我們擺脫經濟困難的時間還不長，我這一代人還經歷過飢餓。如果你們總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如果你們總指望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那麼你們總是會被這種期望所迷惑。

《時代》：在人權標準方面，你是否願意將中國與19世紀早期的歐洲相比較？

傅瑩：清朝末期的中國著名學者希望借鑒西方人權理念，試圖改革中國的封建體制，但他們很快發現，西方人對人權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並且根本不願與中國人分享人權。在租界區，外國人凌駕於中國人之上，人權是精英階層的專屬品，不存在對話。中國的第一次人權浪潮未取得任何成果。

第二次浪潮是學生和工人運動，得到共產黨的支持。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遭遇了西方的封鎖，由於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很多西方的理念，包括人權，都被拒絕了。2004年，「保護人權」寫入中國憲法，你可以將此看作中國的第三次人權浪潮，取得了迄今為止的最大成就。此後，中國還頒布或修改了物權法和勞動法等，(這些法律)或許還不是很完善，但對於中國的法律體系建設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現在，一方面中國並不拒絕人權這一概念，並在逐漸學習，吸收那些能夠種植在中國土壤里的觀念，使其在中國茁壯成長；但另一方面我們反感別人強迫我們做什麼，這種感覺讓人不舒服。

《時代》：但對人權的呼籲不僅來自國外，也一直來自中國國內——從70年代末一直到現在。

傅瑩：在中國發生過很多事，我們曾經歷文化大革命，我們有成功的改革，在經濟發展中取得了進步，滿足了大部分中國人對政治穩定的要求。我們經歷了西藏和新疆的騷亂，遭受過洪水和地震的災害，也曾舉辦奧運會。你必須看到整幅畫面。

回顧新中國60年的歷程，你會看到我們曾有過的失誤，也可以看到我們改正錯誤的能力，例如文化大革命曾使這個國家遭受創傷，沒有人願意讓類似的事情重演。

如果你想了解中國，僅僅去挖掘你們感興趣的東西是不夠的，僅僅去傾聽那些用你們的語言、順著你們的心意說話的人是不夠的，真正重要的總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在13億中國人中找到極端主義者不是件難事，在任何事情上都會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只有真正弄明白什麼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做出明智的決策。

《時代》：在經濟上，中國已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而在政治上卻改變很少。

傅瑩：這(種看法)確實是矛盾的：西方世界承認中國的經濟進步，也讚許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的作用，但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對中國的政治進步視而不見。你們的邏輯行不通啊，就好像是說，中國是在沒有政府、沒有政黨、沒有政策，也就是說是在完全無政府的狀態下取得了這一切(成就)。

《時代》：既然你們如此成功，為什麼不再開放一些呢？

傅瑩：我剛才的回答還沒有講完。我要說的第二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