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根」源於土壤，腐敗源於制度

「劣根」源於土壤，腐敗源於制度

 

      「專制制度不是中國人的主動選擇，而是被歷史和環境賦予的。」歷史學者張宏傑最近對媒體如是說。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分階段分層次的。就如同生物的進化一樣。越是與世隔絕的地方，物種就越停留在原始階段。澳大利亞與其它大陸的分離很早，一直在孤立狀態中發展，因而保留了許多原始動植物，比如鴨嘴獸和針鼴。而文明的進化也一樣如此。由於地理原因，中國文明也停滯在了專制階段。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的進化緩慢，也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封閉的肥沃的黃土地帶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和動力。中國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保留積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徵。就像一個纏著臍帶長大的孩子，或者說像是一個背著蛹飛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別人早，可是發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徹底。在此後的幾千年間，中國文明一直沒有機會再次發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較低的文明層次上。就象一個早熟的孩子，在別的孩子沒有長起來的時候，鶴立雞群了一段時間，然而，在青春期過後，他卻終生低人一頭。所以，在1840年打開國門之後，那些西方人驚訝地發現，那個傳說中的文明古國，原來竟然是一個半開化的半野蠻的民族，保留著和非洲部落相類似的驚人落後的習慣：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無處不在的迷信和恐懼……

 　　當今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遠。文明進化的不徹底與再次發育的艱難，是「中國特色」的根本原因。認識到這一點，有利於我們對傳統文化轉型的難度進行更準確的評估。          傳統政治體系下，腐敗在所難免，乾隆朝即呈現出這種特點，造成這種貪污大規模風行的原因是什麼？相比於中國，日本為什麼沒有那麼多貪污？  　　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範了外戚、親貴、太監、權臣，將中國專制制度推向頂峰，但他的一系列強悍的專制措施，並沒有解決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基本問題——腐敗。他的專制只是加深了中國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動性，給中華民族帶來永久的創傷。 　　十八世紀，人類社會涌動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是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對理性的崇尚。伴隨著這些大事，西歐社會的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普通人的公民權利保障大為提高。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大大解放，這造就了物質進步的真正基礎。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發生著與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皇權推到了頂點。在他眼裡，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了對民眾的馴化，把他們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  　　他陶醉於為子孫後代建設萬世不易之基的偉業之中，成功地為中國人建造了一個針扎不透，水潑不透的完美政治監獄，這個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動敏捷地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換句話說，乾隆皇帝的偉大統治，造成了中國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距離。 　　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這個盛世完全是依靠強化君主集權制度這樣傳統的方式來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個人主導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並沒有回答中國在人口壓力下如何轉型這個近代性的問題，沒有回答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以何等姿態面對世界。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污，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污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多得不勝枚舉，貪污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針，那就是現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濕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時期腐敗的情況和當下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反映了中國歷史的規律。乾隆時代的腐敗案發生，遵循著一個數額由小到大，腐敗官員的級別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最後發展成窩案、串案，牽一個出一串，挖一個起一窩，團伙犯罪，相互打掩護。腐敗最後已經成為一種體系性、體制性的腐敗。但是乾隆治理腐敗的措施還是個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麼厲害，老虎成天虎視眈眈地盯著這些貪官，畢竟有打盹的時候，你一打盹，腐敗馬上就會死灰復燃。所以，中國式的腐敗是基於制度、體制的，我們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尋找對策，要不然單純靠皇帝一個人的雄才大略、精明還是靠不住。當官只有把上面對付好了，下面即使沒穿褲子也看不到。    中國的國民性問題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它不應該被當成一個什麼都能往裡裝的筐，和解釋一切問題的替罪羊。有意無意的，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被認為是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似乎只有中國人全體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中國才有可能推行現代化的各種制度，中國才能復興和強大。否則，不論什麼好東西，一到中國，立刻就變了樣。但是從嚴復、梁啟超開始提倡的將近百年的轟轟烈烈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取得的成效卻似乎並不令人心慰。    從嚴復、魯迅到柏楊、龍應台，他們的觀察和描寫精彩深入，但是他們開出的從改造文化入手的改造國民性藥方是錯誤的。事實證明，只有從改造制度入手，才能真正達到使中華民族新生的目的。正像鄧小平所說，壞的制度使好人做壞事。    中國人國民性中的主要的負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會發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們應該重新定義某些「劣根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懶惰，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缺乏開創性、因循守舊，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沒有原則、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而諸如「團結、合作、愛國、清潔、開放、學習」之類的優秀品質是現代社會對人們的要求。兩千年來基本停滯不前的中國與近幾百年迅猛發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會感到撞擊的巨痛。從後現代化的歐美日韓，看前現代化的中國，就如同把參天大樹和一顆剛剛發芽的小苗做對比，其差距自然觸目驚心。  　　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實際上都是前現代化或者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而並不是因為中國根性而特有的「中國問題」。 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專制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謂中國人善於忍耐，是因為中國人表達的渠道還不夠暢通，或者反映的問題並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機制，中國人也會眼睛雪亮，雷厲風行。幾千年的積習之所以現在還有力地影響著我們，是因為還有適合它們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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