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帛書的故事：發掘、流轉與研究

05-27

近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新著《子彈庫帛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子彈庫帛書，通常稱「楚帛書」（Chu Silk Manuscript），1942年自長沙子彈庫盜掘出土，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也是現已發現唯一的戰國帛書，中國最早的典籍意義上的古書。

除個別殘片外，楚帛書均已流失海外，現存美國華盛頓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館重新發掘此墓，出土「人物御龍帛畫」，是目前僅見的兩幅戰國帛畫之一。

《子彈庫帛書》一書詳述了子彈庫楚墓的盜掘和發掘、文物情況、帛書流轉美國的過程，以及帛書收藏者賽克勒博士未能實現的歸還帛書的遺願等等；並收錄帛書彩色圖版、釋文、摹本、文字編及文獻目錄等。

基於子彈庫帛書在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李零先生的前沿研究，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會同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文物出版社，於8月2日在北大靜園二院召開《子彈庫帛書》出版學術座談會。《文匯學人》在此刊發座談紀要。

科學考古發掘的一段前史

李零（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講這個故事，跟我們考古學史有很大關係。大家都知道，1950年代夏鼐先生他們在長沙進行發掘，也接觸到當地很多事情。可以說，全世界考古史都碰到過這個問題——在我們科學的考古發掘之前，都有一段前史，也就是一段盜墓史、盜賣史。本來，這段歷史好像已經比較遙遠，但是由於現在盜掘猖獗，好像我們又回去了，回到那個時代。所以，這段歷史對我們今天仍然有意義。

在原來長沙城牆的城圈，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歷史地點。蔡季襄經常在城南這一片喝茶、會朋友。湖南省博物館的同事也帶著我們，走了這一圈。

《子彈庫帛書》的出土地點是在城的右下角，出帛畫的地方在它上面。過去長沙很有名的就是盜墓，有幾張在1972—1974年馬王堆漢墓發掘現場拍攝的老照片，我們從中可以大概想像，1942年盜掘楚帛書的，基本上也就是這樣一批人。這批「土夫子」當時可能也都是20多歲，最小的只有十幾歲。而且他們當時盜墓是跟長沙在抗日戰爭中成為重要戰場有關，也就是利用四次長沙會戰——在第三和第四次會戰之間，有一段較長的空歇，他們就在這段時間裡進行盜墓。當時長沙也正好在修環城的公路，所以好多人說他們是在收集古書，其實他們是在挖文物。

跟這件事情有關的，首先我們要提到四個人：任全生、漆效忠、李光遠、胡德興。這四人不但參加了子彈庫發掘，而且參加了馬王堆一號墓、二號墓、三號墓——全部的發掘。1970年代初的子彈庫發掘就是為馬王堆發掘做實驗，看看是什麼情況。

這個小組裡我們姑且叫組長的任全生先生，我沒有見過，他已經去世了。但是我有幸見到漆效忠先生，當時已經70歲了。李光遠我沒有見到，生卒年也不太清楚。他們當中最小的是胡德興。

帛書出土以後，落到蔡季襄的手裡。蔡先生收藏過很多文物，都賣掉了。我們知道他賣掉的這些文物里，最有名的三件文物，一件就是楚帛書，第二是現藏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漆木雙鶴，第三件有名的文物就是陳家大山帛畫。過去我們一說縑帛出土都是西北，最後湖南長沙變成真正的縑帛大城。特別是帛書，只出過兩批，一批就是子彈庫帛書，一批是馬王堆帛書，這兩批帛書都是出在長沙，並且子彈庫帛書是目前唯一發現的戰國帛書。帛畫也只有兩幅，將來一定還會再出土，我們也期待著。

夏鼐先生在長沙進行發掘的時候，蔡先生的大兒子每天都騎自行車到工地里。他有美術才能，非常時尚，穿最時髦的衣服，騎漂亮的自行車。湖南館說，你有美術才能，願不願意參加考古工作呢？他說我不喜歡過有組織的生活，所以他不參加。後來他去了澳門，就見不到了，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他的照片，也沒有他的消息。

這位大兒子，是蔡先生原配生的。蔡先生一生都非常風流，他的第二個太太是很有名的湘劇演員。幾位子女中，蔡美儀到現在還找不到，希望有心人能幫忙找到，跟蔡家聯繫這個事情。

蔡先生得到楚帛書之前，在上海住了7年。我也去調查了他原來在上海的住所。他當時在這裡做買賣，開百貨商店，賺了很多錢。他買下了兩個小樓，自己住不了，租給別人。結果和房客，一位上海大學的教授，因為房租問題起了衝突，被日本憲兵隊抓了。後來他用他的文物疏通一個日本人和法國駐上海的領事，才被放了出來。以後他就再也不敢在上海待了，趕快逃走，回到長沙。他得到楚帛書是在到長沙以後。

蔡先生回到長沙以後，正好碰上日本人打長沙，他們逃難，結果碰到日本兵要非禮他的妻子和女兒，他的妻子和大女兒就跳到水塘里自殺了，《晚周繒書考證》這本書就是此事的一個紀念。蔡先生二兒子告訴我說，他逃難過程中始終帶著一個鐵桶，裡面裝的就是子彈庫帛書，他躲到湘西，在湘西寫了這本書。那是1944年，後來賣帛書是1946年的事情。

跟帛書有緣分的有幾個美國人。長沙最有名的中學雅禮中學，以前是耶魯大學在那裡辦的，所以他們每年會派兩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過去教書，柯強（John Hadley Cox）就在這裡面。那時候所有的外交人員、傳教士都要上北京的一個漢語進修學校，就在我們現在的三聯書店旁邊，柯強也在那裡進修過漢語，然後在長沙教書，教到抗日戰爭爆發。

他在長沙的時候，並不僅僅是教書，還在那裡搜集文物，有時候甚至睡在墓地，這樣能夠首先得到文物。當時楚國的文物，對美國古董市場來說是非常新鮮的，他曾經把這些文物帶到美國，在耶魯大學辦過一個展覽，在那兒宣傳楚文化，影響了很多美國人對楚文化的印象。展覽中有一批就是瓷器，現在還留在那兒，但是其他的銅器等等，最後都被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漢學家都被派去做情報工作，所以柯強回到長沙，也在做情報工作。他的情報組織就是今天CIA的前身。在日本還沒投降時，他就潛伏在上海的戤司康公寓里，這幢樓現在也是上海的文物保護建築。

上海是中國古董外流的重要口岸，當時蔡季襄談帛書買賣的地點就在他下榻的吳宮大

酒店。柯強說跟蔡先生借帛書去照相，但照相機少了一個零件，所以沒有經過蔡先生允許，就已經請美國的軍人把帛書帶到台灣。是誰把它帶走了呢？這個人我們也很難找，我們只是找到了他美國同學會的照片。這位舒爾特斯（Frederic D. Schultheis），後來為美國空軍情報部門工作，是將軍的助手。楚帛書後來由他帶到美國，這樣完成一個傳遞。

原來我不知道這個情況，後來知道他原是學漢語的，還教漢語、研究漢學，而且他有個親戚還是有名的漢學家。他在中國的時候，一直待到解放軍要打南京，在南京待不住了，跑到上海走掉。本來想回美國，因為爆發了朝鮮戰爭，又把他派到亞洲來。所以是這位先生帶走的，說要賣一萬塊錢，押金只有1000美元。蔡季襄非常不放心，他一直在追這個文物，但是沒有回信。蔡季襄還找吳柱存先生來催，也沒催回來。

舒爾特斯先生也有一位助手，著名的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他原來是在哈佛大學學藝術史的。

這些情況都是怎麼披露出來的呢？是那些要買楚帛書的人調查情況，所以我們很多消息都是從他們那裡看到的。帛書在美國每走一步都做了跟蹤調查，找到了記錄，現在終於所有的鏈條都完成了。所有這些材料，我們在新出的這本書里也可以看到。

後來楚帛書被賣給了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醫生，本來被另外一個人戴潤齋拿到，他想私自藏下來。力勸賽克勒醫生買這件東西的就是辛格（Paul Singer）醫生。我去過辛格醫生家裡，原來以為他家裡面應該跟博物館似的，但其實是一個公寓。很狹窄的走廊，兩邊全是文物，他就一個人生活在古董堆里。我跟他採訪的時候，他遞給我一篇他寫的文章，說賽克勒醫生已經謀劃好了，在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落成之際，給你們一個驚喜，把這件文物送給你們。可是我們工作做得太晚了，等博物館落成的時候，賽克勒已經去世多年了。

賽克勒醫生目前還是子彈庫帛書的收藏所有人，帛書現在在美國的所有權，《四時令》是屬於賽克勒基金會，《五行令》全都在賽克勒博物館。

在這裡要非常感謝羅泰教授，在我們這本書出版以前，又獲得這樣一個資料。賽克勒醫生在1978年郭沫若去世的時候，寫了一篇悼詞，明確表示他想把楚帛書歸還中國。外界很難看到，因為是賽克勒在醫學界的印刷物上發表的。

賽克勒的文物從紐約搬到華盛頓，建新的賽克勒博物館的時候，羅覃（Thomas Lawton）館長要挑文物放到新館裡，他第一個就是要這個東西，但是賽克勒說這件不行，因為這件我是準備送回中國的。這幾次機會都錯過了。最後一次機會就是他本來要跟中國科學院合作，到中國來辦醫學雜誌。辦醫學雜誌他覺得應該去見院長，也就是郭沫若，準備在見郭沫若的時候把楚帛書歸還中國。但是郭沫若的秘書告訴賽克勒，郭現在身體不太好，原來說看他情況再定見面時間，結果一等就去世了。所以他又沒有機會送出去。但是這篇文章的結尾仍然說，希望有一天，還是把楚帛書交到合適的人手裡，這是他本人說的，還不是別人轉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子彈庫這個墓在1942年被盜了，但是1970年代為了給打開馬王堆做實驗而重新打開這個墓，讓我們有一個重大收穫，就是出土了子彈庫帛畫。出土以後，郭沫若非常興奮，寫了西江月詞，文物出版社也印了帛畫，郵電部還專門發行了一套郵票。

我去調查的時候，他們就帶我們找這個地方，找了半天。進去以後，又覺得面目全非，認不清墓在哪裡。失望之際，有一位老太太，說話是山西口音，我說您是山西人吧，她說對，我是南下的。我說我們找不到子彈庫挖掘地點，她說我還記得，就帶我們找。找到一片工地，正在蓋房子，長著雜草、亂糟糟的，老太太說這就是當年出土的地方。

子彈庫帛書其實不僅屬於中國，還屬於我們全世界的學術界。所以這件東西，不管能不能夠回到中國，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做一個復原性的工作。復原性的考古報告，不僅可以增進

學術上的了解，而且對我們了解盜墓和考古的關係也有很大幫助。

每天電視都在廣告保護動物，「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我就發明了一句這樣的廣告詞：沒有買賣就沒有盜墓。文物和動物一樣值得保護。

方法、結構與思想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系教授，英譯者之一）：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子彈庫帛書，但我對李零這幾十年甚至半輩子以上的時間，對子彈庫帛書花的大工夫，還是比較熟悉。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

我其實也在很小的規模上參與過這個工作。去年，我把李零大作的第一部，翻譯成了英語，現在期待著英語的版本能夠早日出版。出版後，我希望全世界的學術界能夠逐漸明白子彈庫帛書的重要性，而且能夠重視它對於中國文化和考古的重大價值。我現在一直在想，子彈庫帛書在美國藏了70多年，在美國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美國的觀眾也幾乎沒有看到過它，而且美國學術界也沒有多少人能夠真正懂得、更不要說處理這方面的材料。

所以我想借這個機會表達一下希望，希望子彈庫帛書能夠儘早回到中國。最好，美方現在的所有者能夠送給中國，不要賣給中國。文物不是能用錢買賣的。

夏德安（Donald Harper，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系教授，英譯者之一）：《子彈庫帛書》的出版，是一個在學術界、在中美兩國文化交流上都極為重要的事件。

我第一次接觸楚帛書是在2007年。2011年經來國龍教授牽線，與柯強的家人取得聯繫。2012年，柯強孫女將所有的文件捐獻給芝加哥圖書館。直到2014年，還一直有關於子彈庫帛書的新資料出現。從2014年到現在，則沒有更多的新資料出現。

蘇芳淑（Jenny F. So，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史系教授，楚帛書殘片揭剝工作推動者之一）：我感到後悔的是，2001年，我離開了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此後就沒能繼續支持和促進李零的研究。希望技術繼續進步，讓李零，也讓我們終能看到，這些摺疊的帛書里到底是什麼內容。

我有幸見證這一中國古代學術文獻的歷史性時刻。我和李零的友誼是同他的子彈庫帛書研究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他和我都是在1990年來到史密森學會的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第一次見到了楚帛書。三年後，也即1993年，他離開華盛頓之際，我協助他把楚帛書研究報告翻譯成了英語。25年後的今天，我意識到當年他在報告里的話是當真的，在楚帛書研究這件事情上，他說要「死馬當作活馬醫」。今天，馬真的活了！

我希望李零那麼殫精竭慮、努力澄清這段發現、流轉的歷史，強調子彈庫帛書的重要性，最終會帶來另一個奇蹟——這件古代中國歷史上的無價之寶的回歸。

唐曉峰（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剛才李零說，他是最早來博物館見楚帛書的兩個人之一。而我就是那之後找李零玩的人，順便見到了楚帛書，但我的印象是這個東西太難整理了。那時候李零拿一張紙，反覆揣摩疊的方式，但是也不知道怎麼疊好。

和李零在一塊兒玩的時候，是1980年代初，我們聊這聊那，聊改革，聊文學，都是一起關心的，所以他怎麼「偷偷」寫出這麼一個東西，是讓我們大家非常吃驚的事情。1980年代初，他曾經非常嚴肅認真地通讀馬克思主義的書，也談理念。他涉足的領域很廣，後來做的那些，一樣是他開展系統研究的方式。

過去我們研究《山海經》的時候，只挑實際的東西，是李零讓那些東西活起來——他帶了風氣，研究思想史。那些東西活起來之後，才能真正理解那個時代。像中國古代宇宙模式，這些都是思想史裡面非常基本的問題。我們現在再來讀《山海經》的時候，會忽然發現裡面有一些非常嚴肅的問題：《山海經》所要展現的世界，全部它所理解的世界。這是比較重要的學術推動。

朱鳳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零的研究非常重視的，不單是流轉情況，還有出土情況。他對幾次原始的記錄，包括1973年的，都做了研究。我覺得試圖把一件不是考古發掘的東西，盡量恢復到環境裡面去，是非常必要的。

總的來講，對楚帛書這樣很具體的一個文字資料，雖然有持續不斷的30年的研究，但到現在我們還有很多不明白的。我們做學問，應該是不斷自我提升、更新，不斷自我否定。看看李零這部書的研究過程，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不斷的自我否定，說明他也有他的一個過程。

通過楚帛書做學術研究，對年輕人特別有好處，因為這項研究完全是典範，並且能培養在學術方法上與時俱進的態度。

徐天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零老師雖然不做考古，但是他對材料的重視、對細節的在意恰是我們考古人所缺的。書里專門有一節，講注錄應該怎麼來做。我們是編考古報告的，看完以後都很慚愧。他講的是縑帛古書的注錄，並且提了很多很具體的建議。好的考古報告，是給讀者提供方便，提供客觀、詳實、準確的信息。儘管我們現在報告越來越大，似乎跟原來比進步已經很大了，但是按李老師的要求，還有很多不夠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細節還遠遠不夠。

像這次這本書裡面，帛書流轉的過程，看上去跟帛書研究本身關聯性並不大，按過去傳統的方法看，我只考慮帛書就好。但是恰恰整個過程，也是學術研究裡面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就跟我們看考古報告，不同歷史時期的報告，為什麼會是這樣一樣。如果我們對時代大背景不了解，我們看報告的時候，體會也不深。所以大的時代背景，應該構成我們學術研究里特別重要的一個內容。

孫慶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我想說的是，什麼人的墓裡面放什麼樣的書，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放這些東西跟墓主人的知識背景、個人追求和興趣點，包括家庭背景等等，有沒有關係？可惜的是，考古學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有時候無從下手，有時候甚至就忽略了這個問題。我們也會關注器物的組合、器物分期分類這些東西，但是考古學挖出來的都是「啞巴」材料，需要多少考古材料，才能提煉出一幅帛畫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呢？如果沒有帛畫，沒有文書類材料的出土，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了解，是要差很多的。

李老師對考古學多有鼓勵也多有批評，說考古學是一門顯學、是貢獻很大的學科，但問題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做，和別的學科不來往。確實是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想，怎麼樣能夠最大限度地把「啞巴」的材料和文字的材料融通，讓啞巴材料發揮出更好的效果。

沈建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1992年8月在長沙開了馬王堆國際研討會，我當時也參加了。會議期間，我看到李零整天咯吱窩裡夾了一本書，是關於長沙子彈庫發掘的調查報告。我後來也聽說他專門到上海去尋找蔡季襄居住的酒店和聯絡的地址，做了一番調查，甚至從酒店到哪裡，大概需要多少時間，他都在計算。他通過種種現象和背景，儘可能地還原帛書出土以後的真實面貌。

從往來的信件裡面，也可以看到一個學者的執著和嚴謹。這本書，在我眼裡，既是一部學術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子彈庫學術史，前前後後他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這無疑給當下浮躁的學術界做出了最好的示範。李零教授在沒有申請任何國家經費的情況下，用自己個人的努力，完成了如此大的重點項目，恐怕在當今學術界，絕無僅有，很值得我們反思：真正的學者是如何做學問的。

來國龍（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副教授）：我也有一些個人的經歷和楚帛書有關。2001年我得到史密森學會的獎學金，到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到華盛頓的第一天，老館長羅覃博士帶我看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楚帛書。201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得知柯強去世後還留有一部分手稿等材料在家人手中，就馬上告訴了李零先生和夏德安先生。

楚帛書的研究當然是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起點。從李先生的學術經歷來看，他是從研究銀雀山孫子兵法起家，到古文字、金文研究，再到楚國青銅器的研究（這是他的碩士論文）。在碩士論文之外的一項大的工作，就是楚帛書的研究；由楚帛書的研究而進入中國早期數術的研究。所以李先生在很多年以後，又回過來，再把這個研究做完，也是他自己的心愿，圓滿地回到起點。

在楚帛書研究的學術史上，從蔡季襄開始，商承祚、陳夢家、李學勤、嚴一萍、金恆祥、饒宗頤、曾憲通等，差不多所有研究戰國文字的學者，都對楚帛書下過工夫。李先生的研究做得比較早，在1980年就把《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的稿子寫好了，但這個書壓了五六年，到1985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很多年以後有一個訂補。所以在楚帛書研究領域，今天的這部書是一個集大成者，是很重要的總結。

在這部書里，李先生對楚帛書的內容、形式、發現過程、收藏史等方方面面做了窮盡式的研究，唯一的遺憾是對12個人神雜糅的圖象還沒有很好的處理。以前林巳奈夫、魯惟一（Michael Loewe）等有所討論。我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為將來更上層樓做準備。

鄭岩（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我主要是做漢唐墓葬，有一次我女兒給我布置一個作業，說爸爸你研究古墓，給你推薦本書必須看：《盜墓筆記》。看第一頁裡面就跳出來——盜了一座墓在南方。好像就是楚墓，我心裡一緊。為什麼通俗小說會把楚帛書作為第一頁開頭呢？可能也不是完全無緣無故的，這種流行文化，跟學者們有一個共同點：大家對古代東西的好奇心。好奇心向嚴肅的方向發展就是學術，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就是《盜墓筆記》，都值得研究。我想從這點談起。

剛才在翻這個書，還有一個感受。如果墓葬是研究死人的歷史，那李老師還研究活人的歷史。流轉史很難歸類。學科

分類發展到今天，隔絕得很厲害，大家在一塊兒工作，卻覺得彼此之間沒什麼關係。但是李老師在一部書裡面呈現的歷史，非常耐人尋味。

在戰國時期，很多變化都在發生，這是極大的轉身，但對最早的這些繪畫性的東西的研究完全不夠。李先生自己很關心這個問題，所謂畫像知識，考古材料一出，就得到一個印證。

傳統藝術史的寫作其實缺少背後整個考古學、歷史學的大的背景。這些年大家在做轉向，轉向相應地給史學、考古學的研究做支持。我覺得這是藝術的共性，剛才國龍提出批評，說圖象在裡面沒有展開，我想將來人可以繼續在這方面努力。

由大家的發言，我還想到另一個問題。李老師的研究，其實是把中國思想史裡面很重要的一塊，人們日常的知識這樣一個大領域給復原了。這是藝術史非常重視的大的板塊。早期中國藝術史研究，好多都是通過圖象形式表達出來，文字也是一種圖象。這是我作為一個外行和普通讀者的感受。

王睿（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剛才來國龍提到圖象問題，這也是困擾我很長時間的問題。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戰國晚期和漢初的帛書帛畫，儘管雜亂，但讓我們知道，在印刷出版之前圖書的原始狀態是什麼樣的。可能分五種：以圖為主，以文字為主，圖文並重的，圖文都有、以文字重的，圖文都有、以圖重的。帛書肯定是屬於圖文都有，但是圖文並重類的。

可是我們古代圖書中的圖，好多都丟了。《山海經》也只剩下文字部分。在時間進程里，肯定有些文化因素是被過濾掉的，過濾掉的是什麼，為什麼會被過濾，某個基礎性的因素是怎樣被過濾的？圖象和文字這兩種文化符號在發展過程里，釋讀的範圍肯定是不一樣的。以帛畫為例，包括馬王堆帛畫，每一個人都有作為現代人的自己的認識。我們如果把文字部分都剔掉，光剩下畫，幾乎沒法理解。牛郎織女也是，如果光剩下畫，沒有文獻來導引的話，誰也看不出兩個像是牛郎織女。

我覺得如果我們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可以探討的就是，文化符號的灌輸是靠什麼，是靠教育、靠集體活動，還是其他？對文字或圖象的大型識別，一直都在延續。

羅斌（Robin McNeal，康乃爾大學東亞系教授）：我們做過李零學生的人都知道，我們可以跟他出去考察、到他家裡看書，但他的學問不一定學得來。因為這些還不是最關鍵。李零的研究方法就是他喜歡，他特別喜歡做研究、考察問題。你要像他這麼愛學習，那你出書什麼也會慢慢變快。

我們今天說方法說得多，內容說得少。我希望這個書出來以後，大家能多注意四時的概念，我們往往將之歸為陰陽五行。但更重要的是，這裡涉及的一個是空間問題，一個是時間問題，正好子彈庫帛書是把空間和時間放在一塊兒。也就是，整個宇宙都在這兒。

帛書的英譯

甘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我簡單講一下這部書英文版的翻譯、編輯和出版情況。作為一本書，有李零教授這樣的作者，有羅泰教授和夏德安教授這樣的譯者，是十分幸運的。他們仨合在一起，就是個夢之隊。而且，夏德安教授和羅泰教授不僅僅是譯者，他們參與了楚帛書研究的推動，27位學者聯名信他們都在其中。因此，這部書的英文版是不折不扣的國際學術共同體的合作典範。港中大出版社也是這一共同體的一分子，我們貢獻的是一個支持系統，即英文編輯出版和全球發行能力。

說到中英文兩個版本，有個角度很有意思。中文版非常精美，也非常精深，英文版的觀感卻很不同。比如，中文版里有大量古文，原文照錄的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就是用文言寫的，羅泰教授說他譯得很辛苦，可是他譯成英文後我們都覺得非常好看，因為他是用標準的當代英文譯的，看英文可能比看中文的古文還要容易，還要有意思。羅泰教授花的功夫真的很值。我指的是英文版上卷，面貌和中文版相當不同，真的可以讓英文世界的讀者，排除很多時間的障礙、時代的障礙，看到一個精彩曲折的故事。

夏德安教授做的下卷釋文也很難，是另一種難法，我們兩位編輯一直都在學習。這也是非常精深的，夏德安教授會用他的方法譯成他認為適合英文世界的專業讀者的作品。整個翻譯將會由他們這一代人學生輩的中英兼通的張翰墨老師做校訂，也是清晰的學術傳承。

我們計劃在收齊所有稿件之後一年內出版。今年是2017年，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時候，想起2007年我剛到香港工作，那時李零教授、唐曉峰教授、沈建華老師都在香港，我們一起討論楚帛書的各種可能性，一部古代文明史的學術著作，一本非虛構暢銷書，甚至一部想像中的電影。我這樣的外行尤其容易激動。當時《達芬奇密碼》正在熱映，我就想這本書如果拍成電影，一定有機會震撼世界，因為裡面有懸念的元素太齊全了——盜墓故事、兩千年前的神秘之帛、日本侵略、美國間諜、冷戰……我現在還相信這一點，只是時間的問題。十年過去了，李零教授和文物出版社諸位值得尊敬的同行，終於把第一步走完了——這也說明學術工作是多麼艱辛、細緻、需要耐心，下面的工作會加速。我的夢想也可能是很多人的夢想。

帛書的回歸

宋新潮（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子彈庫帛書是我們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獻。李零教授是對楚帛書研究最為深入、系統的一位學者，除了對帛書本身，還對整個盜掘出來之後的流轉過程進行了考證調查、梳理和研究。

幾年前我在國家文物局組織了一個項目「海外遺失文物的調查」，李零教授當時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提供給我。我查閱了資料，對整個子彈庫帛書有關情況也進行了系統的學習，我們也對整體情況進行了梳理。2013年5月，利用參加美國博物館協會年會的機會，我親眼目睹了這件國寶。

《子彈庫帛書》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能夠再次推動學術界對帛書文化價值的深入研究，也會再一次激起我們對子彈庫帛書何時能回到祖國的期盼。剛才李零教授還在跟我討論，如何使帛書回來。中國政府有打擊文物犯罪，打擊文物走私盜竊的決心。這些年我們也積極跟國際社會，包括教科文組織合作，加強對海外文物的追索工作。我們也有一些成績，如圓明園文物的回歸。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本書的出版，通過跟美國及其他一些機構，包括學者、專家的合作，能夠早日促成《子彈庫帛書》回歸。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子彈庫帛書被盜75年來，經過大量研究，如今有了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不過，這畢竟是盜掘出土，和我們後來經過科學發掘的，像馬王堆出土文獻的研究有很大不同。馬王堆是經過社科院考古所和湖南省考古所（當時叫博物館）在很嚴格的科學發掘的程序下做的工作。也是去年，馬王堆帛書的集成釋文考證才出來。這是兩種不同的發掘，值得思考。

希望通過這樣一本書的出版，能推動對戰國晚期及子彈庫帛書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希望，以後應該有更多經過科學考古發掘的東西。一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最好還是經過科學的發掘。

來國龍：關於海外流失文物回歸的問題，剛才沈建華老師也說了，李先生用他個人的力量做了很大的努力、更做了很好的學術研究，這是一個傑出的典範。我們現在很多人說文物回歸，調子唱得很高，但是很多功課沒做好，研究沒有做紮實，很多東西都落實不下來。不管文物在哪裡，我們首先要把它研究透了、研究徹底了，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流失文物的回歸，本質上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其中也涉及一些具體的法律問題，可以討論。我們國內的文物保護工作首先也要做好。很多具體問題要具體處理，但是對於文物保護、流失文物回歸的整個的態度、方向，大家應該多展開討論，慢慢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