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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傳奇功德圓滿

邵氏傳奇功德圓滿

2011-12-30 22:21:04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廣州) 有2114人參與 手機看新聞 轉發到微博(19)

「永不退休」的邵逸夫,還是在2011年歲末最後一天退休了。104歲的世紀老人,終於卸下所有職務,成為名副其實的「逸夫」。

這是華人世界裡很難超越的傳奇人物:由他創辦的邵氏兄弟公司,迄今出品影片超過一千部;他退休離任的香港廣播電視有限公司(TVB),在香港歷次收視大戰中屹立不倒,製作節目行銷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幾乎所有你能想到的華語影視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這個名字發生聯繫;由他創辦,以他名字命名的「邵逸夫獎」,有東方諾貝爾的美譽;熱心慈善公益的他,迄今已經向內地教育捐助超過33億港元;在內地大小學校,隨處可見「逸夫樓」;為表彰邵逸夫對內地教育科技事業的貢獻,中國政府將一顆1990年發現的行星命名為「邵逸夫星」……

綜觀邵逸夫此生足跡,不難看出家族血脈對於他畢生產生的深遠影響。邵逸夫後來所有的發展脈絡,幾乎都能從1925年上海閘北橫濱路那家由長兄創辦的「天一影片公司」找到答案。如果說邵氏兄弟是香港電影的源頭,那麼邵氏家族和天一公司,便是邵逸夫生命傳奇的源頭。

自1920年代末期和兄長們離開內地開始,邵逸夫先南洋後香港,像所有的遊子一樣,在異鄉的土地上終身打拚。他和家族成員一起,矢志不渝地實踐著殖民土地上的一個中國夢,同時也用邵氏兄弟走向全球的跨界歷史,構築了香港電影文化和海外華人文化的絢麗景觀。一個發源於雜耍戲院的家族企業,被邵逸夫和兄長們經營成了一項寫入歷史的文化事業。他和他的家族一起,用近百年的持續付出和對社會的驚人回報,演繹了傳統中國最地道意義的「功德圓滿」。

邵氏家族 燎原的影視帝國

黃家禧透露,邵逸夫現在十分健康。他最近一次見到邵逸夫,是上周去邵逸夫的家中。輪椅上的邵逸夫需要戴著助聽器跟他講話。那天他們微笑著打招呼,邵逸夫習慣性地沖他揮了揮手。如今在家的邵逸夫,每天必看TVB,今年所有的自製劇,他一集不落,全部看過。方逸華每周會帶他進城喝兩次茶。

香港廣播電視有限公司(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以下簡稱TVB)坐落在九龍將軍澳。綜藝錄影樓的正門外牆上,「邁向45」4個大字,在冬日的暖陽下色彩斑斕。今年11月,TVB迎來創辦44周年的台慶,粵港一帶忌諱言「4」,所以TVB提出了這個新的台慶口號。

11月19日,「萬千星輝賀台慶」晚會在綜藝樓舉行。每年台慶的開場節目是一個固定程序——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在兩位港姐的陪伴下,主持亮燈儀式。當晚鏡頭切入時,出現在畫面里的,不是104歲的邵逸夫,而是由今年港姐冠亞軍陪伴著的董事局副主席梁乃鵬。

在台慶的媒體見面會上,邵逸夫的夫人、無線董事局行政主席方逸華女士解釋說,因為邵逸夫在午睡,不忍心打攪,所以沒來參加台慶,不過他會在家中收看電視。香港媒體窮追不捨,問方逸華TVB當晚是否會進行權力交接,她對長槍短炮的媒體留下一句話:「你們明天把故事編好一點啦。」

12月7日,TVB發表聲明: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電視)董事局宣布邵逸夫爵士將自2011年12月31日後,退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同時,邵爵士亦會退任無線電視非執行董事及董事局轄下行政委員會成員職務。聲明中還宣布:梁乃鵬將接替邵逸夫,出任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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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我什麼時候退休,我告訴你,我永不退休。」1981年12月4日,邵逸夫在位於清水灣的辦公室接受了媒體採訪。那天他剛剛獲得香港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主持儀式的,是港督麥理浩。

那年,邵逸夫投資1億5000萬港幣,聯合《星球大戰》特效製作班底和好萊塢製片公司,拍攝了科幻大片《Blade Runner》,中文名為《電腦人》。「拍片就一定要拍大片,我們這個《電腦人》,是講機器人跟真人戀愛、鬥爭的故事。」這部影片就是後來由雷德利?斯科特執導、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銀翼殺手》。

也正是那一年,邵逸夫的電影公司「邵氏兄弟」剛剛有過一次股權之爭。打算收購邵氏的佳寧集團開價75元一股,邵逸夫還是拒絕了收購方案。收購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將出現地產投資板塊。

「也許合作,多方發展,邵氏會賺更多的錢,但是我還是決定不換口味,一直做電影。」邵逸夫說,「我的一生興趣都在電影,現在這個年紀,不打算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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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是邵逸夫的父親邵玉軒從寧波老家鎮海郊區朱家橋鎮來滬創業的第4個年頭,當時他在上海經營著一家名為「錦泰昌」的顏料行。同年,在北京豐泰照相館,旅日歸來的老闆兼攝影師任景豐購置了法國造木殼手搖攝影機以及14卷膠片,邀請京劇名家譚鑫培,拍攝了《定軍山》中「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片段。這一舉動,後來被認為是中國電影誕生的標誌。

後人對邵玉軒的零星記載,大多沒有離開這幾個關鍵詞:為人謙和,經營有方。在眾說不一的有限史料中,有一點頗為一致:邵玉軒1920年去世時,清末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上海灘著名大亨虞洽卿、前蘇浙總督盧永祥、民國元老譚延闓等晚清與民國風雲人物紛紛為其題詞致哀。不難發現:邵玉軒思想開明,人脈廣泛,生意經營得極其成功,當時應該是十里洋場極有影響力的商場人物。

上海灘創業的20年,正是中國風雲突變的20年,邵玉軒的家族生意正是在這個時期崛起。多年後,他的幾個兒子「深諳市場、遠離政治」的經營之道,與他的經商智慧如出一轍。

邵玉軒跟電影初次結緣,是在一次跟朋友的遊玩中。那天他們偶然看了一場電影,雖然還處於默片時代,但老百姓對於一塊白布上出現活靈活現的山水人物充滿了好奇。散場後,邵玉軒跟朋友打聽起了他關心的問題:一部拷貝多少錢?一部影片可以放映多少場?每場觀眾大約多少?票房如何?成本多少?贏利多少?那一次,邵玉軒隱隱感到:經營得當的話,賣電影,比賣顏料掙錢得多!

1907年,邵玉軒迎來了四子邵逸夫的誕生。因其前有3位大哥、兩位大姐,排行老六,所以邵逸夫後來被港人稱為「六叔」。在3位大哥仁傑、仁棣、仁枚之後,這位「仁」字輩新丁取名「仁楞」。

在吳儂軟語里,「仁楞」並無不妥;但換成北平或其他方言,這個名字多少有些不雅。三位大哥依次號「醉翁」、「邨人」、「山客」,邵仁楞給自己取的號是:逸夫。

「寧波人從小就立志做大事,頭等大事就是經商。一生從商,終生忙碌。取這個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後能鬧中取靜,忙裡偷閒,安逸度過一生。」邵逸夫後來這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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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家族進入電影業,始於大哥邵醉翁。

邵醉翁,1914年畢業於神州大學法學科,從影之前在金融界、商貿界摸爬滾打,先是與人合資辦「中法振業銀行」,同時在南北各地兼營三十多家商號,後因經營「華友蛋廠」失利,開始尋求新的投資渠道。

1922年,法租界有個叫「小舞台」的娛樂場所,每日都有戲曲、評彈、評書等各色娛樂活動。因老闆經營不善,債台高築,最終只得抵押變賣。邵醉翁就這樣成為「小舞台」的新主人。接手後,他將「小舞台」改名為「笑舞台」。一字之差,觀眾一目了然:此地為娛樂大眾而立。

「笑舞台」的主要業務是上演文明戲。當時與他聯手創業的兩位骨幹,便是後來在影史上被稱為中國第一代導演的兩位大家:張石川和鄭正秋。邵醉翁排演的第一出舞台劇,居然出人意料地大獲成功。身邊朋友於是誇他:你有寫劇本、做導演的天才。

不到一年,張石川和鄭正秋離開「笑舞台」,創辦了「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兒救祖記》。該片的成功,奠定了它在業內的龍頭地位。邵醉翁深受觸動,電影這個新興行業果然如他所料,有利可圖。1925年6月,邵醉翁創辦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業實體:天一影片公司。

邵逸夫後來解釋:之所以叫天一,就是天下第一、天下一家的意思。他沒有提到另外一層意思,老膠片易著火,按《易經》說法,「天一生水」,水能避火。

天一開業短短半年,邵醉翁一鼓作氣執導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俠李飛傳》、《忠孝節義》。傳媒學者李亦中後來評價說:這一快速、多產的特點,此後一直貫穿於天一製片公司的日常運作。

「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揚中華文明,力避歐化。」這是邵醉翁為天一公司確立的製片宗旨。在後來的很長時間裡,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沿襲了這一宗旨。

《立地成佛》描寫了一個橫徵暴斂的軍閥,在愛子死後,遣散妻妾、散盡家財,削髮為僧、立地成佛的故事。問世後,它在評論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一度被批為「反動影片」,「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直接對立」。

邵醉翁1933年接受採訪時回應說:我覺得什麼都有新舊,只有道德沒有新舊之分。就現在而論,還應適當提倡舊道德,忠孝節義不過是解釋略有不同。

「守舊」是邵醉翁和他的天一公司留給外界最深的印象。天一公司的片頭,是一尊佛像。在當時新舊文化激烈衝突的大背景下,很少有生意人會如此清晰地亮明自己的價值取向。不僅如此,邵醉翁還在辦公室供奉佛像。天一的片場按他的要求,四壁刷成明黃色,很多第一次來的人,都疑心「進了佛堂」。

《立地成佛》原本打算在中央大戲院隆重上映,卻與明星公司的排片檔期發生衝突,首映不得不推遲。天一與明星由此結怨。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聯合大中華百合、民新、華劇、友聯等6家公司組成「六合影片營業公司」,獨家發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以此控制片商,封殺天一。這就是「六合圍剿」。

以今天的眼光看,天一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業:邵醉翁自任總經理兼導演,二弟邵邨人任會計兼編劇,三弟邵山客任發行。不久,邵醉翁娶了紅演員陳玉梅為二太太。在當時,再找不到第二個家族,有這樣的電影生產勢力。

邵逸夫當時的身份是攝影師,他使用手搖式攝影機,出任了大哥執導的影片《珍珠塔》的攝影,上下兩集,合計20大本。

天一自1925年創立,到1937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的12年間,共拍攝了101部故事片,製片速度幾乎達到50天一部。「邵氏兄弟善於揣摩大眾心理,搭准市場脈搏,比同行領先一步,推出新題材與新樣式,以此吸引觀眾,爭取更多票房份額。」這是內地傳媒學者李亦中對邵氏兄弟早期創作的看法。

胡蝶是天一公司最為後人熟知的影星,她曾在回憶錄里這樣寫道:「簽約兩年,共主演15部影片。公司出片神速,一部影片常常十來天就拍攝完成。剛上完一部戲,下一步就接踵而來,中間沒有任何休整。」

後來影人流傳的聲音中,有一種充滿了對邵醉翁和天一的不滿:天一雖為大公司,實則連小公司都不如。一般電影人不到末路,絕不會進天一,而從天一出來的,也大多是因為忍無可忍。

面對六合公司的聯合封殺,邵醉翁帶著邵氏兄弟離開上海,赴南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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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中心,離泰國、印尼、爪哇、怡保、吉隆坡都很近。那個時候那裡沒有電影,對中國人來說,是很新鮮的玩意,所以我們幾個兄弟很成功。」邵逸夫後來說。「我們有6組流動放映車,每組由一人掌管。全套器材,在貨架上,去鄉下放電影。」

邵逸夫當時剛中學畢業。他隻身一人在北平度假,突然收到三哥發來的電報,就這樣來到新加坡,做起了電影。

後來的邵逸夫,扛著手搖放映機,在馬來西亞的橡膠工廠里給工人們放電影,身上都是毒蜂蟄的皰。香港媒體談到這段創業史,說:邵氏王國,是放映機連格搖出來的。

1920年代的新加坡,雖然本地影院不少,但是放的影片大多來自歐美。那個階段,邵氏兄弟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這一稱號後來成了家族的終身品牌。邵氏兄弟依然堅守中國傳統古典題材,放映一些天一出品的古裝片,同樣極受歡迎。

「當時南洋華僑七成以上為小商人、苦力和僱農,依舊過著中世紀的被剝削生活,保持著強固的鄉土觀念與先輩的生活習慣,世界觀很不進步。」電影史學家鄭君里如此分析邵氏兄弟當時的成功,「邵氏很多帶有封建意味的作品,能在南洋各地盛行一時,不僅因為它們能夠滿足大部分下層華僑的鄉土觀念,同時也因為它們並不違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奴化教育。」

1941年元旦,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在《星洲日報》以整版篇幅為自己做廣告。「1941年,我們在星馬、印尼、泰國、安南,已經擁有了139間戲院。」除了提到的這些名下產業,邵氏兄弟在當地還有兩家大型遊樂場。1942年2月,日軍佔領新加坡,邵氏所有戲院充公。淪陷時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舊堅持以稗史為題材,拍攝一些受普通觀眾歡迎的影片。香港媒體後來評價說:在大時代里,邵氏拍投機、無聊的低級電影,迎合了觀眾的逃避心理。

與兄長們的做法有所不同,邵逸夫當時因放映抗日紀錄片、散發抗日傳單,被日本憲兵隊抓走。幸運的是,未遭嚴刑拷打,兩周之後,他被釋放了。

「當時我以為我死定了,所以就照實說,我是放抗日電影,但是那都是真實的紀錄片。」邵逸夫說,「他們又指我發了10萬傳單,我說豈止10萬,是50萬!」

據邵逸夫解釋:日本憲兵隊徵用的很多士兵,其實都是邵家兩個遊樂場的警察。當時邵氏兄弟還經營著「新世界」、「大世界」兩大遊樂場,僱傭了50名警察。淪陷後,這些警察進入了憲兵隊。「這些警察聯名保我,說我這個人沒有問題,所以我很快被釋放了。」

邵氏兄弟一開始經營,就在為日後龐大的影視帝國勾畫藍圖。為了更好地宣傳自己的演員、影片和影院,邵氏兄弟在1946年成立了邵氏出版印務館。到1958年,他們將這種宣傳策略做得更為專業,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出版了邵氏正式的宣傳物《南國電影》,最初銷量便達到10萬冊。

《南國電影》的問世,主要是為了從宣傳陣地上,迎戰另一家影業公司——「國泰」的《國際電影》。國泰的掌門人陸運濤,是新加坡首富陸佑之子,也是後來邵逸夫在香港遇到的最強勁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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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30年之際,邵氏兄弟在南洋已經擁有了131家影院和十來家娛樂場所。不同於新加坡的局面大開,邵氏兄弟在香港的經營遇到了重大危機。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產大亨歷來是最強勢的金主。富豪榜上絕大多數的席位,是為地產界名流預備的。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逐漸眼熱,一心想進入地產業。此時,由邵邨人和兒子經營的「邵氏父子公司」,正在同業的競爭中岌岌可危。

邵邨人是兄弟中性格較為保守的一個。他知道投資拍片可能會獲得高額回報,但擔心個中風險,所以一直以放映為業。經營戲院回報率低,但是風險小。進入50年代後,邵邨人進入地產業,選擇清水灣的地皮作為未來邵氏父子公司的片場。因為邵氏父子在香港製片業務急劇萎縮,邵邨人將其中一個片場以270萬變賣,隨後在九龍彌敦道置地,興建了二十多層的「邵氏大廈」。邵逸夫來港後,便在這裡暫時棲身。

得知邵家在港的電影業務大不如前,剛剛結束第二次歐美採購之行的邵逸夫連夜從新加坡給二哥寫信。十多天後,收到回信。二哥明確表示:目前家族影業處境維艱,已無心戀戰,冀家中弟兄能有一人,來港主持邵氏影業。

1957年初秋,邵逸夫離開了打拚30年的南洋,隻身來港。這一年,他50歲。半年後,「邵氏父子公司」更名為「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出任總裁。他的時代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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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邵逸夫抵港的前一年,老演員王元龍領銜成立了「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總會」,一年後更名為「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台灣當局聲明:為阻止宣揚赤黨思想的影片流入台灣,非「自由總會」會員機構拍攝的影片,不準進入台灣市場。「總會」成立後,香港影壇正式出現左右兩派。

1950年代,因為內地政局風雲突變,香港影業公司無法進入內地市場。為了讓邵氏的影片不致喪失台灣市場,邵氏兄弟加入了自由總會。

深諳市場的邵逸夫很清楚:左派只在官方主導的市場有競爭優勢,但香港是純市場環境,所以他的對手一直在那些自由派中間。放眼整個香港影壇,眼前最強勁的對手,依然是從新加坡就開始較量的陸運濤。

在後來的影史記載中,陸運濤這位13歲便奔赴瑞士、英國,修讀文學和歷史的海歸派,不僅作風洋化,而且視野開闊,極其喜愛文藝。早在1948年,比邵逸夫年幼8歲的陸運濤便成立了國際戲院有限公司,同時大舉引進寬銀幕、新式放映機。他以從事電影發行進入電影圈,旗下四十多間戲院,1951年成立國際影片發行公司,這便是「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懋」)的前身。

1953年,陸運濤的「國泰機構」正式登陸香港,成立子公司,設立「粵語組」,試探粵語片市場。電懋比起邵氏,最明顯的優勢在於劇本創作。很顯然,與文藝氣息濃厚的陸運濤相比,編劇是邵逸夫作為製片家的短板。電懋旗下當時最有名的編劇是姚克,由他編劇的《清宮秘史》在內地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批判。除姚克之外,電懋另一位大牌編劇是作家張愛玲。當時大多數的一線明星,全部跟陸運濤的公司有合約。

面對勁敵,邵逸夫雄心勃勃地開始了在香港的出擊。他從美國之音電台挖來一個主持人擔任公司的宣傳經理,這就是日後成為邵逸夫左膀右臂的鄒文懷。重金相邀之下,鄒文懷來到尚未掛牌的邵氏兄弟上任。他對邵逸夫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宣傳部門的所有職員,由自己決定。

明星戰略是從大哥邵醉翁開始就貫穿整個邵氏家族經營戰略的重要主題,邵逸夫面臨的處境,就是邵氏此時白手起家,沒有一位明星。據盛傳已久的版本,當時他和鄒文懷二人聯手,制定了一份挖角名單,最經典的一戰,就是挖來了電懋的頭牌女星林黛。

在二哥邵邨人經營的時代,邵氏父子曾不惜重金,聘請林黛主演過3部邵氏影片:《亂世妖姬》、《梅姑》和《追》。不過,經驗老到的陸運濤,早已師從好萊塢藝人的經紀理念,用各種方式控制藝人私下跟其他影業公司接觸,以防挖角。

因為電懋一直有人「照看」林黛,鄒文懷始終得不到接近她的機會,只好將電話打到林黛的住處。一番激將之後,林黛答應赴宴,坐在了邵逸夫對面。據說當日邵逸夫親自給林黛斟茶,林黛也在仔細打量眼前的邵氏總裁——他就是那個一手興建了清水灣影城的六叔?

跟三哥謹慎求穩的經營策略不同,邵逸夫一到香港,便拿出了自己的大手筆。他在香港買下清水灣當時佔地65萬平方尺的地皮,打算籌建好萊塢之外的另一個夢工廠——為期7年才竣工的邵氏影城。

毫無疑問,兩次歐美之行,讓邵逸夫深受震撼,也明白了構建工業藍圖的諸多要義。香港地少人多,對於最擅古裝題材的邵氏來說,拍攝場地無處可尋。邵逸夫拿出50萬,按照圖紙,籌建了中式古代街道和極具中國田園意韻的鄉村永久外景。當他和他的清水灣影城出現在香港大小報端時,連同林黛在內,香港同行頓時明白了六叔的來頭。

陸運濤當時給林黛開出的片酬,已經極為可觀。邵逸夫將準備好的合約擺到了林黛面前:電懋的兩倍!當時全港最紅的女星,就這樣成為了邵氏的簽約藝人。為她量身打造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後來紅透香江的黃梅調《貂蟬》。

關於黃梅調在香港的盛行,後來學者說法不一,比較一致的結論是:當時京劇在粵語地區並無市場,因戰亂滯留在港的京劇大師馬連良,甚至連基本生活都靠香港朋友接濟,以致長期負債。究其原因,正是因為香港人並不熱衷皮黃。反倒是黃梅戲輕柔婉轉的嗓音,打破國粵界限,進入尋常百姓家。

1957年5月28日,《貂蟬》公映,好評如潮。連續半個月場場爆滿,創下了當時最好的票房成績。一年後,這部影片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五屆亞洲影展中,一舉囊括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編劇、最佳剪輯、最佳音樂5項大獎。這部戲不僅讓邵氏名利雙收,也捧紅了從台灣來香港發展的導演李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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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蟬》走紅後,李翰祥成為各大老闆眼中苦求不得的名導。之所以同行們挖不走他,就是因為當時邵逸夫手上有一份跟李翰祥長達8年的合約。「我當時才30歲,8年一點都不覺得長。老實說,不要說8年,就是80年我都簽。那年頭,只要有人肯出錢,讓我做導演,怎麼說都行。」李翰祥後來這樣回憶。

事實上,邵氏對於旗下導演和藝人的掌控,極為嚴厲。邵逸夫本是通過挖角在香港起步,最懂如何力保自己不被以牙還牙。

「其實《貂蟬》是我最臉紅的戲,拍得很壞,但能獲那麼多獎,實在出乎我的意料。」李翰祥後來說。《貂蟬》之後,邵氏乘勝追擊,再度推出林黛擔綱女一號的大型古裝片《江山美人》,影片上映一周,票房突破40萬,刷新了邵氏自己的紀錄。在1959年的第六屆亞洲影展上,這部影片史無前例地囊括了全部的12項大獎,也讓林黛第三次捧起「亞洲影后」的獎座。一年後,李翰祥執導的《後門》再一次上演了囊括了新一屆亞洲影展所有獎項的這一幕。邵逸夫和他的邵氏兄弟,成為業內所有人刮目相看的黑馬。

1960年,香港10大賣座影片,邵氏獨佔6部。陸運濤的電懋,只有3部。

《後門》雖然大受獎項肯定,但是因為採用黑白攝影,太追求導演個人風格,票房並不理想。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春風得意的李翰祥正大談特談個人藝術追求,邵逸夫突然發火,「我拍電影不是為了獲獎!」

李翰祥十分不解:當初《貂蟬》獲獎,六叔您很高興啊?

「《貂蟬》能賺錢,《後門》呢?」邵逸夫說。

「那我就拍一部又能獲獎又能賺錢的片子!」

邵逸夫清楚:李翰祥心裡想的,除了獲獎,還是獲獎!是時候給這位狂熱中的年輕人潑潑冷水了。後來將近三年時間,李翰祥沒有獲得任何片約。

邵逸夫內心最在乎的,到底是電影藝術,還是票房生意?1980年代,在一次採訪中,他回應說:「我經營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純藝術的電影,我不敢肯定這年頭會有很多人喜歡。少人看,就少得益。所以我寧願專心向大家都中意(喜歡)的娛樂著手。如果香港人喜歡藝術,可以去藝術中心。我寧願捐錢給藝術中心,做藝術節。但是拍電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雪藏」李翰祥的第三年,電懋老闆陸運濤親自抓了公司的一個項目:籌拍《梁山伯與祝英台》。其實早在1920年代,邵氏在上海創立之初,就已經拍攝過《梁祝痛史》。令邵逸夫大為光火的不是自家題材被人翻拍,而是電懋一直擅長時裝片,如今卻想跑到古裝片這一邵氏的拿手地盤分杯羹。

「用最快的速度,拍出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以下簡稱《梁祝》)!」冷板凳上的李翰祥,在接到邵逸夫新命令的同時,正式「解凍」。

在邵氏影城外面,清水灣的路上,李翰祥遇見一位濃眉大眼的女子,行路步態中透出幾分男兒的幹練之氣。這位邵氏藝人,讓李翰祥迅速堅定了自己心中那個大膽的創意:起用女藝人,反串梁山伯一角!——這位在路上被李翰祥撿到的女主角,就是後來邵氏另一當家花旦凌波。

黃梅調《梁祝》只花了半個月就關機,鄒文懷抓住反串的噱頭大肆宣傳,吊足了外界的胃口。這是邵氏和電懋首次發生題材撞車的「雙胞案」,香港媒體說:梁祝生前未能完婚,死後化蝶,卻生出了雙胞胎。

《梁祝》在李翰祥的家鄉台灣引起了極大轟動。當時舉家出門看《梁祝》、萬人空巷的情形是很多台灣老人至今深刻的記憶。很多痴迷的影迷,連看十次以上,台北看完趕到高雄繼續看。1963年的第二屆台灣金馬獎上,《梁祝》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5項大獎。反串出演的凌波,領取男女演員哪個單項獎都不合適,組委會於是為她專門設立「最佳演員特別獎」。

邵逸夫從《梁祝》獲得的最大震動來自凌波——一個默默無名的藝人,一夜間成為不輸林黛的頂級明星。他深受啟發,這個心得對他後來的整個事業帶來巨大影響:要想讓邵氏家族的電影事業持續發展,一定要不斷培養新人。

電懋就這樣被邵氏殺了個措手不及。類似的事情在邵逸夫身上多次發生。70年代,鄒文懷跟他分道揚鑣自組嘉禾公司後,兩人成為競爭對手。邵逸夫在一次去日本出差的途中,發現嘉禾新片《啼笑因緣》因故暫停膠片洗印,趕緊給香港打電話,要求公司立即搶拍。邵氏用20天拍完,改名《故都春夢》,提前上映,票房不俗。這種策略,直到邵逸夫入主TVB,依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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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和電懋的競爭,在1964年陸運濤夫婦發生空難後基本終結。如果邵逸夫願意講述,這肯定是他五味雜陳的一年。這一年,邵氏當家花旦林黛因為感情問題自殺身亡;清水灣影城正式竣工,14間攝影棚全部落成,邵氏電影王國初具規模;邵逸夫的兒子邵維銘突遭綁架,交出300萬贖金才破財消災。

得知兒子化險為夷,邵逸夫又回到清水灣繼續工作。「全世界最忙的製片家」,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報紙《ChinaMail》曾在頭條以這樣的標題形容他。幾乎所有與邵逸夫接觸過的採訪對象口中都有一句大同小異的話:邵逸夫精力過人,工作時間驚人。他每天都跟員工同時上班,其他人5點下班,他一般會工作到10點。如果是在試片室看片,他會回家吃完晚飯,回來繼續看。不管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他依然準時出現在辦公室。

如今的清水灣邵氏影城,昔日的3層辦公樓依然矗立在院內進門右手位置。二樓最右側便是邵逸夫當年的辦公室,他對面的房間屬於鄒文懷,過道旁邊是看片室。邵逸夫最喜歡在那裡看片,除了看邵氏影片,也看其他公司的影片。他的最高紀錄是一天看了9部電影。

陸運濤離世後,邵逸夫在香港已經沒有對手,但是昔日風頭強勁的黃梅調也已式微,新的出路在哪裡?《新生晚報》是邵逸夫經常看的報紙,他每天必讀的版面,是一個名為「何觀」的影評人寫的影評。在一片「邵氏出品,必屬佳片」的讚譽中,他批評邵氏電影「太過陰柔,缺陽剛之氣,是女星的天下,長此以往,發展不均」。「何觀」,就是後來開創新武俠電影的名導張徹。

張徹對邵氏女影星如數家珍。邵逸夫對他印象極好:你總批評我們捧女星,那我以後就叫鄒文懷多多宣傳男星。

「不!您錯了邵先生。邵氏電影,從劇本開始,就是為女星量身而寫,男藝人一直不過是她們的陪襯。要想治本,必須從劇本開始改!」張徹說。

1967年,受內地紅衛兵運動影響,香港左派電影機構已經瀕臨絕路。邵氏新片、由張徹執導的《獨臂刀》在這年公映。這部令邵氏所有高層提心弔膽的新片,上映首周,票房突破100萬,刷新了香港影史紀錄。主演王羽也從起初月薪200元,一舉躍升至6000元。這種薪酬,已經可以比肩邵氏一線花旦的待遇。從此,電影的男星時代來臨。

《獨臂刀》之前,另一位來自台灣的導演也拿出了自己的新武俠代表作《大醉俠》,但是因為票房不佳,邵逸夫並不高興。這位失意導演名叫胡金銓。後來,他拿著一個只有36場戲的劇本,再次出現在邵逸夫的辦公室。邵逸夫沒有細看劇本,呵斥他回去重寫。從影半生的邵逸夫不相信一部只有36場戲的劇本,能夠拍出一部及格的電影。胡金銓後來把這個劇本帶回台灣拍攝完成,打破了台灣的票房紀錄。這部戲就是《龍門客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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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看走眼」的故事,被外界提得最多的,並非胡金銓,而是另外兩位與他失之交臂的知名影人——李小龍和許冠文。

1970年,在好萊塢受挫的李小龍帶著被華納兄弟槍斃的電影項目《無音簫》返港。他對那些期待他加盟的香港公司開出的條件是:片酬1萬美金,拍攝周期不能超過60天,還有,劇本必須讓他滿意。

外界流傳的版本是:邵逸夫聽到這番條件後,冷笑回應:開什麼玩笑?一個武師,真敢開口!他難道不知道,邵氏300元一個月的武師一大把嗎?

「其實這些都是外界杜撰的。」邵氏影城現任製片總監黃家禧說。他1970年進入邵氏,工作至今。除了方逸華,他可能是跟邵逸夫最親近的工作夥伴。「當時李小龍從美國回來,張徹找他試鏡,我們都已經打算用他,但是他一部戲要1萬塊美金。我們自己的藝人,狄龍和姜大衛當時才1萬港幣,1萬塊美金是6萬塊港幣。狄龍和姜大衛已經成名了,還是1萬一部戲,怎麼可以給李小龍1萬美金呢?給了你1萬,狄龍和姜大衛怎麼辦?」

後來鄒文懷的嘉禾公司用7500元美金拿到了李小龍的合約,由他主演的《唐山大兄》上映3周,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賣座的本土影片。嘉禾也憑藉這部影片賺得的350萬首輪票房,成為香港知名電影公司。

許冠文後來主演的《鬼馬雙星》,也是送到邵逸夫門前,被拒絕後落入鄒文懷手中的大餡餅。這部喜劇片的最終票房是625萬。

「許冠文的問題也是一樣,」黃家禧說,「他是拍李翰祥的《大軍閥》成名的,拍了兩三個戲之後要做導演。但是他要的片酬,比李翰祥還要多。如果給了他滿意的價錢,我們自己的導演怎麼辦?」

邵逸夫和鄒文懷,究竟因為什麼原因反目成仇?外界一直盛傳,因為方逸華進入邵氏高層,鄒文懷大權旁落,負氣出走。「其實事實不是如此。」黃家禧認為,邵鄒矛盾的核心,是製片理念發生分歧。「鄒先生拍戲,只求賣座,不管製作費,結果有很多地方就會有浪費。方小姐呢,是管錢的,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不需要,她會控制得很嚴格。因為這個問題發生矛盾,所以鄒先生就離開了。」

方逸華當時主要負責財務和採購,據說,任何採購項目都必須由她簽字。曾有這樣一個段子:一個劇組,拍攝時臨時需要一箱雞蛋,因為沒有打報告,全體工作人員只能現場等著打完報告、簽完字,戲才能繼續拍。這個說法也被黃家禧推翻了。「當時我們用過雞蛋,但是經常戲拍完,雞蛋就不見了。方小姐來了之後,就會過問。比如這個雞蛋,我們用完可以賣給我們的餐廳,這樣拍攝成本又回來了一塊。」黃家禧說,有些導演不善於拍攝大場面,他們把20個人放在大禮堂拍一個大場面,方逸華看到後不允許這麼做,一定要堅持配到足夠的人數才拍攝。

我問眼前這位與邵逸夫、方逸華共事四十多年的總監:有人說方逸華進入邵氏後,影片製片開始下降,所以他們說「成也蕭何敗蕭何」。黃家禧回答:「沒有方逸華,就沒有今天的邵氏。邵氏的很多事情,都是方逸華在打理。而且她也是邵逸夫現在最信賴的伴侶,邵逸夫的很多慈善事業,都是方逸華在身後支持和推動。如果沒有她,邵氏可能早就賣掉了。」邵逸夫的兩個兒子,一個從事地產,一個從事發行。而方逸華,始終在忠實地執行邵逸夫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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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邵氏(香港)成為上市公司。1974年,邵氏影片產量達到創立以來的最高峰,一年之內,出品了50部影片。這一時期,邵氏的全球戰略穩健推進。在新加坡建成總統戲院後第五年,邵氏再添3條院線。包括新加坡在內,邵氏機構的全球連鎖戲院已達230間之多。為了吸引各地觀眾,邵氏出品的電影經常剪出多個版本,尺度最大的送歐美,最小的送南洋,中間的,則在香港上映。同時,邵氏還為拷貝配上不同語種的音軌,發往世界各地。

就在邵氏兄弟的影視帝國日漸壯大之際,邵逸夫於1973年和1975年,先後痛失二哥和大哥。

這一時期,邵氏在香港的基金會成立,開始了在香港和大陸解囊捐助的義舉。1974年,為表彰邵逸夫熱心公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特授予他「皇家CBE」勛銜。1977年,他再度被女王冊封為爵士勛銜,成為香港娛樂圈獲得爵士頭銜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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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26日,TVB原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先生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辭世。這位地產大亨1967年創辦TVB,開設翡翠、明珠兩個台,採用粵、英雙播音,港人習慣稱之為「無線台」。

7月23日,董事會宣布:邵逸夫成為董事局新任主席。接棒後,邵逸夫展開了與邱德根主政的亞洲電視(以下簡稱「亞視」)之間的收視大戰。接下來的所有情形,與邵逸夫在邵氏的征戰如出一轍:還在擔任首屆董事的時候,邵逸夫便說服利孝和,成功地從亞視前身「麗的」電視台挖來當家花旦汪明荃。直到今天,汪明荃依然被稱為無線大姐大。為了培養新人,無線在1971年創辦「藝人訓練班」,今天絕大多數的香港知名藝人,全部畢業於此。他們也是後來TVB自製劇的主要演員。幾乎所有亞視的王牌節目,無線都有應對的翻版:亞視選「亞洲小姐」,無線就選「香港小姐」;亞視斥巨資拍攝電視劇《一代天驕》,無線便搶拍出黃日華主演的《成吉思汗》,且率先播出。

歷史上,無線和亞視之間,先後有8次著名的收視大戰,無線始終沒讓亞視嘗到甜頭,築牢了自己的香港電視龍頭地位。香港媒體一直有兩種聲音:一說無線「無賴」;一說無線「棋高一著」。邵逸夫從不理會這些聲音,他心中有著更大的版圖要去拓展。

1987年,邵氏兄弟停止電影製作,正式告別電影圈。清水灣邵氏影城繼續保留,並參與制片。這一年,邵逸夫夫人黃美珍在美國病逝。10年後,90高齡的邵逸夫與62歲的方逸華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登記結婚。入主TVB後,方逸華成為董事局行政主席。

2003年10月,投資22億的無線電視城啟用。這裡很容易讓人想到離它不遠的清水灣邵氏影城。電視城有22個錄影棚和兩個影視拍攝基地。它比舊影視城大三成。全年生產節目超過17000小時,發行海外四十多個國家,覆蓋用戶超過3億。

我到TVB的當日,正是冬至。雖然是粵港一帶十分重視的節氣,但是戲劇製作部里,所有的小會議室,都坐著三五成群開創作會的主創。「我們有一條生產線,就是有量化、有規模、有體制的生產。如果要做一個強有力的產業,必須這麼做。其實現在想來,TVB跟邵氏的模式很像。」TVB知名監製梁家樹說。他和TVB另一位名監製曾麗珍一起,每年要監製500到600集自製劇。

據梁家樹透露,TVB分工極細,拍攝自製劇時,每天會有兩個組,一個外景一個內景。一線藝人可能白天出了外景,夜裡回來趕內景。不止一個TVB藝人說過:工作最辛苦的時候,走路都能睡著。時常有一線藝人,在一個棚里拍著一部戲,進入化妝間之後化好妝,進入下一個房間就拍另一部。

效力TVB6年的女藝人葉璇曾經對我說:「TVB是一所大學,它用人情世故教會你作為一個藝人該學習的一切。我所有的技能,包括後來發展出來的技能,都是TVB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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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產電影,就是為了滿足觀眾的需要和願望。核心觀眾就是中國人。這些觀眾都喜歡看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愛情故事……他們懷念祖國大陸,也懷念自己的文化傳統。」這是邵逸夫在1964年,接受邵氏自宣刊物《南國電影》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今天,越來越多的電影學者通過這段話,找到了打開邵氏秘密的鑰匙。「影視帝國」,這是學者對邵氏家族企業並無爭議的稱呼。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與太平洋中心研究室主任傅葆石博士評價邵氏說:「由於只能在歐美世界處於邊緣地位,邵氏兄弟公司成功地在香港發展成為華人電影工業的中心,在60年代後為全球各地的華人生產和放映電影。國語是中華民族的通用語言,保證了遠離祖國大陸的海外各地中國人能夠形成自己的社團群體。邵氏兄弟公司在他們的電影中構建的文化中國,勾起了全球華裔觀眾的懷鄉情結和民族情懷。邵氏兄弟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和導演,都是所謂的南來文人,在1949年後離開中國大陸,他們的根仍在大陸,他們所有的懷鄉情結和離異感都化作創作的源泉,通過創作電影來表達海外華人眼中的中國文化。」

在影視帝國大業終成之際,邵逸夫於2002年創立「邵逸夫獎」,用以表彰在數學、醫學及天文學方面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每年獎金金額高達100萬美金,因而也被稱為「東方的諾貝爾獎」。到2005年,邵逸夫對內地的捐贈累計達33億港元。

對於外界一直關心的、邵逸夫的健康狀況,黃家禧透露,邵逸夫現在十分健康。他最近一次見到邵逸夫,是上周去邵逸夫的家中。輪椅上的邵逸夫需要戴著助聽器跟他講話。那天他們微笑著打招呼,邵逸夫習慣性地沖他揮了揮手。如今在家的邵逸夫,每天必看TVB,今年所有的自製劇,他一集不落,全部看過。方逸華每周會帶他進城喝兩次茶。

「這麼多年過去了,你看邵逸夫從前的那些對手的公司都不在了,但是我們還在,而且還建了新的影城。」黃家禧說。在香港地鐵里,播放著一部將於12月31日上映的新片——邵氏今年出品的電影《潛罪犯》的預告片。它是TVB今年熱播劇《潛行狙擊》的電影版。

據一位電影學者介紹:邵逸夫曾表示,不再接受任何媒體訪問,功過留給後人評說。也許多年後,他會有更多往事內幕被公眾知曉,也有可能,那些往事會和他從不示人的內心一樣,成為永遠的謎。

(本文在采寫過程中,得到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電影資料館、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總監卓伯棠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趙衛防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張燕副教授及竹聿名、君子等友人的大力協助,實習生張莉亞對本文亦有貢獻,部分內容參見祝春婷、祝敏娟著《邵逸夫傳》,一併深謝)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責任編輯:N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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