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真電」風波引發的考古學大論戰 ——讀李濟致丁文江的一封信

4月10日，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揭曉。現在有關部門每年評選公布十大考古發現已是常態。可在民國時期，中國考古學剛開始起步時遭遇到今人意想不到的阻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的一封李濟致丁文江的信函就充分說明了這種狀況。信的內容如下：

信件原稿

信件原稿

信件原稿

在君我兄尊鑒：今日有一怪事發生：蔡先生收到戴季陶自西安拍來長電，此電兼致汪、蔣及雪艇等，大反對我們的考古工作，照他的意思，似乎我們應該得一凌遲的處罰。此電已遍載上海各報，看後實感覺此事之嚴重。戴某個人不足道，但其所居職位實足以號召一部分潛勢力，從此考古工作恐將永無太平之日。蔡先生擬等孟真來上海時復一電作一申明。適與孟真通長途電話，他說雪艇已復一電，措詞頗妙。不過南昌將如何響應，不得而知。他大概尚有兩三天才來上海。弟甚覺此事非官樣文章所能了事。戴氏所代表者為舊社會中之鄉愿勢力，假道德以行其私，且又欲以此欺天下，對近代之文明全為門外漢。此種人社會並不罕見，不過現在他握權甚大，說不定有些人要抬他作偶像。這種危害時時可以發生。可否請兄約適之先生把北方的輿論喚起一下，作一公開的討論。此事關係較之白話文之爭和科學玄學之戰似更為具體也。如何之處，尚祈賜教為感。耑此，敬頌教安。

弟 濟上

四月十三日

在信末，李濟還特意加註說明：

近日南京之創中醫研究院，提倡時輪金剛法會，與戴氏之拜班禪作師，及此次之通電，均一系統之事也。

據整理者考訂，信函寫於1934年。李濟為何要寫這封信？這事因何而起，其結果又如何？

成立陝西考古會

1934年2月1日，為研究周秦民族之初期文化，北平研究院與陝西省政府合作，在西安成立陝西考古會，並將寶雞縣暫定為發掘實驗區。4月6日，時任考古會工作主任的徐炳旭致函考古會各委員，提出擬於4月10日以後率隊前往寶雞鬥雞台進行發掘工作，並希望「本會正式函請（陝西）省政府，飭該地地方官妥加保護」。經考古會委員認真研究，徐氏所提意見獲准通過。11日，考古會向陝西省政府函報發掘意向，並將徐氏意見書抄附送呈。

戴季陶通電發難

戴季陶

然而，這一計劃卻因一封突如其來的「真日急電」而被打亂。原來，當陝西考古會緊鑼密鼓籌備鬥雞台考古挖掘的時候，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因肩負西北地區考察的使命，正在西安巡視。4月11日，他自西安致電上海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南京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教育部部長王世傑以及正在江西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主張保存古物，嚴禁發掘古墓。電文說：

「近來以來，研究國學科學諸家，忽起一發掘古墓尋取學術材料之風，在學術界中或多視若當然。而在愛國國民者，則痛心疾首，呼籲無聲，哭泣無淚。中國今日貧窮極矣！學術教育敗壞極矣！應作之事，不知其幾千萬，何必發墓，然後為學，民德之薄，至今而極，此心不改，滅亡可待。掘墓之事，明明為刑律嚴禁，古代於自掘祖墓者，處以凌遲，現今各省，亦有以死刑處之者。今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體所應共愛共敬之古人墳墓，以自傷其祖先之德，敗其同胞之行，而引後世子孫以不正之趨向耶？我總理首倡民族主義，而以培植民德為本。蔣總司令於千辛萬苦、焦頭爛額之中，確知非培植民德不足救亡，彼專家諸君子之心行果有合於斯道耶？於人民之私掘小小無名墳墓者，輕則處以五年禁錮，重則處以槍決。而於彼公然掘墓，掘墓之結果，復大倡其破壞民族歷史，毀滅民族精神之偏見，反公然以國家之律而保護之，豈我國民政府所應取之道哉？伏祈一面通令全國，凡一切公然發墓取物者，無論何種理由，一律依刑律專條嚴辦，庶幾足以正民心而平民怨；一面苦勸諸君子，改其無益之行，變其無用之心，致力於救國救民之學，以培國本而厚國力，不勝至誠祈禱之至。」

12日，王世傑在接獲電報後立即複電，宣稱：

「發墓取物之事，頗聞各地有古董商或不良份子為之，在考古學術機關實際上尚屬罕見。惟因發掘古物，偶而觸及不顯露地面之墳墓，似或有之承示各節，擬即抄示各考古學術機關促其對於公有歷史意義之墳墓，絕對不得侵害。至古董商及其他不良份子之不法行為，傑並應責成公安機關從嚴取締。如何之處，仍乞卓裁。」

13日，全國的一些主要報紙，如《大公報》《申報》等，都紛紛報道戴氏通電。面對戴氏的公開發難，作為當事者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陝西考古會等單位自然不能緘默不語。蔡元培在當天日記記載道：「報載戴季陶真電，詆考古家發冢之非。」這句話依稀透露出蔡的態度。

蔡元培復函引起強烈反響

蔡元培

是日，蔡元培在接到戴氏通電後，與史語所副所長李濟商議對策，決定等傅斯年「來上海時復一電作一申明」。與此同時，李濟與傅斯年進行電話溝通，交流對戴氏通電以及王世傑複電的看法。傅斯年還向李濟表示「尚有兩三天才來上海」。接著，李濟還致信遠在北平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即文章開頭所提信函），希望他能「約適之先生把北方的輿論喚起一下，作一公開的討論」。

14日，蔡元培正式復函戴季陶，他在日記中記述了該函的形成經過：「巽甫（丁燮林）自南京來，攜有孟真代我復季陶函，與濟之稍增改幾句，抄寄季陶，並送各報發表。」在復函中，蔡元培以「學術發掘，不惟未破壞民族歷史，且足以向上恢復千餘年之信史」為由，對戴氏的言論進行了堅決的回擊。

蔡元培復函一經公開，遂在全國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15日，上海主要報紙都在顯要位置刊發報道，公開披露蔡、戴論戰消息。《時事新報》更是一馬當先，撰文抨擊戴氏反對考古發掘的動機「也許是基於澤及枯骨的幢幢而為民請命，然而在客觀方面，不僅使科學的考古因噎廢食，甚至對學術界還有一筆抹煞的惡嫌」，並指責「戴氏居然以狹隘的宗教的偏見，毒蟄科學，厚誣考古為無益與無用，這給社會的印象，豈不是歷史在開倒車嗎？」

除了中央研究院外，作為另一當事者的北平研究院並未袖手旁觀。既代表北平研究院又作為陝西考古會主持發掘具體負責人的徐炳旭，在《燕京學報》1934年第15期上撰寫了《對考古主義的解釋》一文予以回應，強調發掘的目的之一「是要把民族英雄帝王國等值得後代紀念的陵墓掘開，將所有之遺物及棺柩不稍加移動，加之以整理建築，設立以門戶，甚至安裝電燈，周圍或造林，以作公園，供人民公開之瀏覽，得進一步瞻仰古代先賢之遺風餘韻，此與復興民族精神之意義更為切合。」

北平的《文化與教育》旬刊作為北方輿論的一個代表，在1934年第17、18期上連續刊載熊夢飛撰寫的《冢中枯骨作祟——我亦參加戴季陶與蔡孑民、王世傑、徐炳旭諸先生之筆戰》一文，對戴氏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一個月後，徐炳旭看到熊文後，認為「是文乃駁斥戴君傳賢電，為余等張目者」。

4月24日，僦居於上海的魯迅在給友人楊霽雲的信函中，公開闡明自己立場，認為：「至於如戴季陶者，還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講孝，忽而拜懺，忽而上墳，說是因為懺悔舊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責備，我以為還是忠厚之談，他未必責備自己，其毫無特操者，不過用無聊與無恥，以應付環境的變化而已。」此後，魯迅在其著述中，多次對戴氏這一行為進行嘲諷。

面對考試院長戴季陶所發的「真電」，中央政府自然不敢懈怠，經行政院討論，由教育、內政、司法行政三部審查此案，並據審查結果提出四點建議：

一、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北平研究院等學術團體為科學工作起見，整理先民遺物，偶及已發現之古墓物件，應按照《古物保存法》第8條辦理。

二、因自然毀損及因建設工程而發現之古墓，應照《古物保存法》第7條辦理。

三、建議政府從速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

四、各地古董商以及地痞私人假借名義，盜掘墳墓，應通令各省市依法嚴懲。

5月5日，行政院157次會議決議：

「第一、二、四項通過，第三項交內政、教育兩部。除第一項已令教育部分別轉行，第三項已由秘書處分函通知開會審查，並電復戴院長暨分令外，第二及第四項應由該省政府遵照辦理，並轉飭遵照辦理。」

不久，由蔣介石、汪精衛聯名簽署的關於「申述中央古物管理會工作綱要，望全國協助進行發揚民族精神」的通電在全國相繼公布。

需要指出的是，這場論戰的背後，正如李濟給丁文江信函所指出的「戴氏所代表者為舊社會中之鄉愿勢力，實際上是新舊學術觀點的體現。而新舊學術觀點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新舊史學觀點的衝突。」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作者：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