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之敗的國民性反思：惟民魂是最可寶貴的

惟民魂是最可寶貴的

——甲午戰爭之敗的國民性反思

「一個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我們對發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戰爭的關注，不僅在於風雲激蕩的2014正值兩個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從中真正獲得刻骨銘心的歷史啟迪。

這一段歷史實在是太慘痛了，這一次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關於甲午戰爭的敗因，人們從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和制度、戰略、戰術等方面進行的層剖縷析，足以構成振聾發聵的啟示長卷，但其深層原因還應從「人」——晚清中國人的國民性視角做深入的探究。

因為戰爭的核心是人，現代化的核心是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軍隊的強大，首先是人的強大。當前，在我們黨帶領我們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歷史時刻，通過甲午戰爭之敗的國民性反思，鍛造強大國民，砥礪民族精神，凝聚國家力量，無疑具有非同尋常的鏡鑒意義。

關鍵詞 國民意識

祛除「奴性」「看客」等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才能真正擺脫落後衰敗的民族命運

愛因斯坦說過：「優秀的性格和鋼鐵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

「國民性」，顧名思義，即一國民眾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會心理、精神特質和行為方式等，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走向。

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日清戰爭的經驗時認為，日本人的國民意識是取得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

一個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標誌是「人」的覺醒。

十九世紀中葉，同在落後國家行列掙扎的中國和日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甚至比日本還略早些起跑——洋務運動比明治維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較量上，日本遠勝中國一籌。

在向西方學習時，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層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號，致力「去舊更張」，打造現代國民，抓住了變革的精髓，從而後來居上，成為夷中之強。

明治維新其實質是一場政治變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過建西學、改兵役、撤藩置縣、清田畝、鼓勵民間資本和開展「自由民權」運動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國民國家的基本國家模式。民眾逐步有了「清醒的個性意義上的權利意識」，在政治上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力，在經濟上有財富支配權，從而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民，萌發了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認同。

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國民的步調是一致的，沒什麼左翼、右翼之分，都認為他們打的是「國運相賭」的國家戰爭，從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樣處在極度亢奮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帶，帶頭每天減少一頓飯，每年從內庫中撥給海軍30萬日元。廣大民眾競相仿效，解囊捐助，就連社會底層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賣身錢支援前線。當時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帶回這些見聞，在京城茶樓酒肆居然被傳為笑談。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華民族尚未睜開惺忪的眼。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大國。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稱帝起專制的歷史長達兩千多年，愈益嚴酷的皇權專制制度嚴重扼殺了國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識。看看那些清朝的宮廷劇，口口聲聲「奴才、奴才」。無論是皇親國戚、高官顯貴還是普通百姓，無不自稱「奴才」。一個「奴」字，把中國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識，表現得淋漓盡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構下，人們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天長日久，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奴性」與「看客」心態發展成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徵。因此，當國家遇到危難時，老百姓自然都將自己當作「局外人」，國事任由肉食者謀之。

在和日本作戰的整個過程中，居然只有李鴻章的淮軍在參戰。皇帝下了幾道詔書，調遣南方的部隊和軍艦都調而不動。當日軍攻到山東時，守土抗敵的清政府招募新軍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計劃增兵20萬，但因報名踴躍實際招了24萬多。

甲午戰後，一位日本官員在湖北沙市吃驚地發現，在這座長江中游港口城市，民眾根本就不曾聽說剛剛打過的一場關乎民族命運的戰爭。

尤其令人驚愕和恥笑的是，北洋艦隊船隻被圍在威海衛港向日軍投降時，魚雷巡洋艦「廣丙」號管帶竟然提出，本艦屬於廣東水師，只是參加海上會操才來到威海，此時「應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國家而只是北洋水師同日本進入了戰爭狀態。

這樣的歷史細節是頗有意味的！「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為何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國民意識，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與日本在近代轉型中的最大差距。撥開歷史迷霧，這才是甲午戰爭慘敗的一個「命門」。

中國雖是文明古國，但國家、民族、主權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紀末才引進中國的。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嚴復主張「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憲的現代國家制度；梁啟超倡導「新民說」——「欲維新我國，當維新吾民」；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將「國民心理建設」放在首位；李大釗提出要對國家與國民進行「物心兩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有感於電影短片中中國人被砍頭時圍觀同胞的「看客」神情，憤然棄醫從文，拿起了「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手術刀」。

甲午戰爭的慘敗終於激起了國民意識的覺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變為第一個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自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興起，北伐及大革命時代成長，「七七事變」之後的全民族抗戰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抗美援朝時期，正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高漲之時。倘若甲午戰爭時，國人便有這樣的覺醒，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有可能重寫。

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社會實踐相結合，塑造了全新的國民意識、國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下，中國從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為億萬人民之「國家」，由此演繹了波瀾壯闊的現代轉型，造就了震古爍今的歷史傳奇。

國民意識的培塑，國民素質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勞永逸的。當今世界國家和地區間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的素質的競爭。因此，人的現代化「並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的副產品，而是其成功的先決條件」。沒有人本身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必將陷入困境；而人的現代化的根本，就在於提高國民素質特別是國民意識，並逐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這正是今天重新觸摸甲午戰爭的歷史傷痕，我們應當從中獲得的深刻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