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利：《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發微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今見較早的屈原、賈誼的傳記資料，是後人研究屈原、評價賈誼的重要依據。但由於時代久遠，一是間有竄亂，致使其中有些文義前後不相連屬，有些記述前後似有矛盾；二是後人認識與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對有些問題的看法見仁見智，不一而足。前者先賢時人多做梳理，意見漸趨一致；後者則涉及角度和方法諸問題，爭議仍時見簡端。

　　 「太史公曰」是史遷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評價的創格，是《左傳》「君子曰」類體制的新發展，其中代表了作者的歷史觀，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觀，體現了作者對傳主的基本認識和對事件的基本態度。因而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內容的理解，不僅涉及到對屈原和賈誼人生、思想與作品的認識，也可見史遷的歷史觀、人生觀。

　　 一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原文如下：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

　　 這一段文字雖然不長，卻存在著不少似乎很好理解卻實際頗難明了的問題。

　　 一是其志未詳。史遷既說「悲其志」，然未明言其志，故後人「懸揣其意而為之說者則紛如」。

　　 二是文意不好釐清。清人李景星《史記評議》說：「贊語凡四轉，全以騷賦聯合屈、賈，沉挫中有流逸之致。」[2]他雖未直言「四轉」為何，但從傳贊可見，「悲其志」是一轉，讀其文，逆其志，悲從中來；「想見其為人」為二轉，適其地，念其行，淚由心生；「而自令若是」為三轉，觀賈文，系屈事，為屈不平；「又爽然自失矣」為四轉，讀鵩賦，同死生，感懷賈生。這是從結構層次上加以分析。但從文意上進行梳理，其前後似有矛盾：既讚歎其「為人」，又責怪其行事，而二者本應相輔相成。對此，歷代學者曾做出不同的解釋。劉永濟先生在作於1958年的《屈賦通箋》中以「故為跌宕之詞」說之：

　　 戰代之季，六國君相，爭以養士相尚，而士之不得志於秦者，則去而之齊、之楚、之燕，甚而士之不得志於本國者，則助他國以伐本國，如伍子胥之於楚，是也。屈子主合齊以抗秦，又嘗使於齊，苟去而之齊，未必不見用。太史公所謂「以彼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也。按太史公此語，故為跌宕之詞，故下文又曰：「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蓋以賈生吊屈文有「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又有「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之詞。而鵩賦多道家言，於同生死，輕去就之理，反覆陳說，以自廣其沉鬱之情。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義，與國同休戚，且其所學與所處，並異賈生，故不為耳。子長讀《鵩鳥賦》而自失以此[3]。

　　 但劉先生未條理原文，細加論說，故致湯炳正先生辯難。

　　 湯先生認為贊語自身的矛盾反映著史遷思想的複雜性，而與《悲士不遇賦》的情感相通。在作於1962年的《〈屈原列傳〉理惑》一文說，這段話對屈原生死去就問題的評價有三層意思：1)對屈原大志未遂，沉淵而死的遭遇，表示無限的同情，故云「悲其志」；2)同意賈誼的觀點，認為以屈原的才智，應別逝他國，以求有所建樹，不當沉淵而死，故云「又怪」；3)以《鵩鳥賦》中「同死生，輕去就」的道家觀點作結，說明「去」與「就」固不必過分執著，即「生」與「死」也不能絕對化，這是從另一個角度對前兩觀點的補充，故云「又爽然自失」[4]。

　　 他認為，司馬遷對屈原雖深表同情，但卻同意賈誼的觀點而責怪屈原應遠逝他國，不應輕生沉淵。這一觀點影響很大，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李大明也認為，司馬遷論屈原，「從『悲其志』到歸本於道家『同死生，輕去就』的思想，從思想意識看大致與賈誼同調」[5]。但這樣解釋，就會產生下面的問題。

　　 三是與傳文有矛盾。主張司馬遷完全同意賈誼的觀點，便會遇到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傳文中充滿著作者對屈原「存君興國」、「懷石自沉」的禮讚與稱揚，傳贊卻滿含著對屈原固守楚國、未游諸侯的不解與責難。對此，湯炳正先生在文中認為傳文中評《離騷》的兩段文字，即從「離騷者，猶離憂也」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和從「雖放流」到「豈足福哉」兩段，均為劉安《離騷傳》之語，而且為後人竄入，非史遷引入，因而不代表史遷的觀點。但是，除了上述第一段中「《國風》好色而不淫」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一段班固、劉勰等明稱為劉安語外，第一段中的其他文字「《離騷》者，猶離憂也」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以及第二段文字，均於文獻無征，史無旁證；而前者恰與史遷《報任安書》中的思想相為表裡。

　　 今人又有不少論著涉及這些問題，但或沒有明確論證，或以湯先生之說為立論基礎，因此這一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二

　　 什麼是令司馬遷悲傷動容的屈原之「志」？千百年來，異解紛呈。有的認為是一種忠君傷讒的願望，如李晚芳說：「其惜惜君國，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讒佞之一改，而高陽之苗裔不斬也。」[6]有的認為是忠義不得施展的哀傷，如王治皞說：「屈、賈以忠義博雅之人，俱逢時得主後遭貶斥，不得已而以虛文自見，此其志有足悲者。」[6]615李大明先生更直接地說：司馬遷的「悲其志」，「就是『悲』屈原『以彼其材』而不為君王所用，就是『悲』屈原的不得志」[5]162-163。

　　 章學誠在《為謝司馬撰楚詞章句敘》中說：

　　 夫屈子之志，以謂忠君愛國，傷痛疾時，宗臣之義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懷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其孤懷獨往，不復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潔，太史推與日月爭光。而於賈生所陳三代文質，終見饞於絳灌者，同致異焉。太史所謂悲其志歟？[7]

　　 章氏綜合前說，創為新意，以屈子之「志」為志潔行芳、孤懷獨往。應該說比前人的理解又進了一步，然惜未展開詳加論說。

　　 太史公明言「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因而其志意所在，必求之作品而方可得合理之釋。

　　 在《離騷》中，詩人把敘事與抒情緊密地結合起來，自豪地敘寫「內美」與「外修」，興奮地描述內政與外交，傷感地指責「浩蕩」的君王，憤怒地批判「貪婪」的黨人，熱烈地追求不悔的理想，低回地陳述心中的猶豫，毅然地宣布自己的死志。詩人將這些內容反覆詠嘆，或委曲婉轉，或高亢激越，因而全詩波瀾起伏，並一次次地將情感的波瀾推向高潮。所以，司馬遷在傳文中或稱引劉安之文，或申述自己之意，說《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而《離騷》之「志」是披香戴芳的高潔之志，是勇於抗爭的堅韌之志，是以死殉國的不悔之志。

　　 《天問》是一篇奇文，全詩以一「曰」字領起，在374句詩中，一連串提出了172個問題。詩人置身於無窮無盡的宇宙空間和無始無終的歷史長流中，發出了震撼天地、響徹古今的滔滔詰問：從宇宙未成的混沌狀態，問到天地上下的各種現象；從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問到夏商周三代的興亡；從洪荒久遠的史事，問到楚國的現實和他自己的遭遇！天文、地理、歷史、哲學，諸如宇宙本原、天體構成、神話傳說、天命註定、興亡治亂、壽夭禍福，總之，詩人把當時整個社會文化思想各個領域的一切都調動起來，構成一個個窮之難盡、紛至沓來的問題，林林總總，而又咄咄逼人。但正如林雲銘所說：「滋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興亡作骨。……全為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恨耳！」可以說，《天問》之「志」是通古貫今的探究求索，是頂天立地的孤獨感受，是叩天問地的不平之鳴！

　　 《招魂》在「巫陽」的招魂詞中，歷陳天地、四方之險惡，極寫楚國之美好，將深摯的感情寄託於鋪排的描述之中。詩人寫到天、地、四方均非久居之所：東方有千丈長人，專食鬼魂，十日代出，炎熱無比；南方是蠻荒之地，生靈野蠻，荊棘叢生，凶獸縱橫；西方流沙千里，曠野無極，五穀不生，土地爛人；北方冰雪連綿，寒冷難耐；人間嚮往的天堂是天門九重，虎豹守關，神怪往來，啄害下人；陰曹地府更是恐怖異常，妖魔怪獸穿行不已，頭角銳利以人為食。只有楚國環境幽雅，五彩輝映，人盛物豐，安寧祥和。因而詩人熱切地呼喚：「魂兮歸來，返故居些！」這樣看來，《招魂》之「志」是魂兮歸來的熱切呼喚，是固守宗國的錚錚誓言，是流觀天下的理性抉擇。

　　 《哀郢》的作意雖有爭論，但不管是王逸主張的「雖被放，心在楚國，……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之作，還是汪瑗倡導的為秦將白起破郢而作，抒寫悲憤憂傷之情則為歷來學者所共認。詩人以被放逐離開故都而漂流的路線為經，以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為緯，縱橫交錯地描寫了自己輾轉流徙的艱難經歷、百姓離散相失的悲慘境遇、楚國讒人高進賢人遠引的黑暗現實，抒發了詩人去國懷鄉的哀怨和國勢日蹙的悲憤。那麼《哀郢》之「志」是顧念「舊鄉」的拳拳忠心，是哀時憫亂的殷殷熱腸，是「狐死首丘」的堅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離騷》、《招魂》、《哀郢》三篇作品的篇末都有一段「亂」辭。「亂」本是樂曲的尾聲，在楚辭中，這些亂辭往往歸結全文，是全文內容的收束與概括。《離騷》的亂辭說：「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開頭一句就表現了對現實政治的絕望，無人理解的孤獨、欲說還休的苦痛、美政難以實現的悲哀，最後化為以死殉國、殉理想的不悔決心！《哀郢》的亂辭說：「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在漂泊之地，他極目遠眺，冀盼能夠早日返回故都，那裡才是他實現理想、發揮才幹的希望之地。儘管他被讒受害，遭遇種種不公，但是他繫懷國家的感情、蘇世獨立的人格卻始終不變！《招魂》的亂辭則從敘述自己初春時節被逐南行寫起，沿途的山川草木使他眷戀不已，也使他感慨不已，為自己忠而被謗的不幸，為當時執政者苟且偷安的享樂，因此最後發出「魂兮歸來哀江南」的悲鳴！蔣驥說：「卒章『魂兮歸來哀江南』乃作文本旨，余皆幻設耳。」這些「亂曰」之語雖很簡短，卻均為點睛之筆，深刻而充分地概括了全詩主旨，點明了作者心志。

　　 由以上分析可見，屈原之「志」正是他貫穿於全部作品和整個人生的熱愛故國的深厚感情、堅守高潔的可貴氣節和追求美政的鬥爭精神。而對這種感情的肆意踐踏、這種氣節的不被理解和這種鬥爭的最終失敗，正是屈原的悲劇所在，是楚國的悲哀所在，也是太史公的悲情所在。

　　 三

　　 傳贊中「怪」的主體是誰？「爽然自失」是何意？這是理解這段文字的又一關鍵之處。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曰：「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即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生怪之也。爽然白失，亦謂賈生。」認為是在客觀上敘述賈誼的觀點。而更多學者認為這是司馬遷的思想，是以贊同賈誼觀點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前引湯炳正、褚斌傑、李大明等先生的觀點即為此例。

　　 從文意來看，「怪」的主體仍是史遷。「讀《離騷》……適長沙……觀屈原……及見……又怪……讀《鵩鳥賦》……又爽然自失矣」的主體均為「余」，是司馬遷，這樣才文氣通貫。賈誼被貶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時作《吊屈原賦》。賦中一方面同情屈原的遭遇，由於生不逢時，在「闒茸尊顯兮，諂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的黑暗現實中，屈原堅持高潔，「乃隕厥身」。對此，賈誼深表同情，因而他「敬吊先生」。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屈原最後的選擇，不必寧赴湘流而固守楚國，賦篇最後的陳詞便是表達這一思想：一者曰既無人理解自己，則可遠逝他國；二者曰世風險惡，容不得聖賢在位；三者曰要懂得深潛高翔，要明哲保身，相時而動。

　　 賈誼以才能「超遷」，遭到高官勛貴的嫉恨讒害，際遇與屈原相同。他由自身之遭遇遙想屈原之處境，因而對屈原充滿景仰與同情。但他生當漢世，政治上已然一統，思想上亦漸趨一致，戰國時代的自由與解放使他心嚮往之。因而他對屈原離尤殞身的勸阻，既是對自己無咎被貶、懷才不遇的激憤之詞，也有對政治多元、思想自由時代的嚮往之意。司馬遷的遭遇與感慨與此相類，所以他對賈誼的個人觀點是贊同的，這正是史遷責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的來由。

　　 「爽然自失」即茫然自失。為什麼會茫然自失？「自失」的原因何在？湯炳正先生認為「是史遷也同意賈生『同死生，輕去就』的論點而認為前面所說生死去就問題也未免太絕對化了，故感到『自失』」，「它是代表了史遷對屈原生死去就問題的個人看法」。但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問題是，既然感到「自失」，修改或刪除也就可以了，何必使這種失誤仍然存在並「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呢！於情於理顯然難通。筆者認為，「自失」的原因就在於讀了《鵩鳥賦》，「自失」所指是自己責怪屈原的態度。

　　 《鵩鳥賦》之作，已是賈誼任長沙王太傅三年之後，「卑濕」的環境使他神意消散，「謫居」的處境更使他悲哀無限。因而，當「不祥」之「鵩鳥」飛入館舍，「止於坐隅」，自然使他產生了「壽不得長」的聯想。於是他「為賦自廣」，自我寬解，自我安慰，實際也是一種心靈的自我救贖。《鵩鳥賦》的主體是假託鵩鳥對自己所提問題的回答。賈誼的問題一是吉凶，二是遲速，歸根結底是一個生死憂患的問題。鵩鳥的回答一是言萬物變化之道，二是言生死齊一之理，歸根結底是一個「遺世忘形」的問題。萬物變化，既無窮無息，又相互轉化。無窮無息，因而無以盡言其極，也不必窮盡其極；相互轉化，因而無以明斷吉凶，也不必分清吉凶。人生各有不同，有的為利驅遣，有的為名奔忙，只有那些摒棄了物慾、不羈於時空、超然於生死的「大人」、「至人」、「真人」，才得到了人生的真諦。顯然，賈誼立論的根本在道家思想。清人王伯海在《評註昭明文選》中說：

　　 前半是見天道深遠難知，世間生死得喪，皆有定分，但未值其時，難以逆親，私憂過計，總屬無益，安見鵩鳥定為不祥，此一自廣法也。後半見生必有死，生不知其自來，死何妨聽其自往，而以達人、大人、至人、真人、德人，博征眾說，見皆能自外形骸，不累生死，達觀曠懷，與道消息，即鵩鳥為不祥，何足恐怖，又一自廣法也。

　　 他是借老莊「一生死，齊得喪」的思想排遣內心的鬱結。所以司馬遷說《鵩鳥賦》是「同死生，輕去就」。既然生死不過如此，何時得生何時赴死，自不必強求。死生既可齊同，去就何足爭辯！所以沒有必要非要求屈原「以彼之材，游諸侯」不可。在史遷看來，賈誼的思想是矛盾的。從漢文帝三年（前177）賈誼作《吊屈原賦》，到漢文帝六年（前174）賈誼作《鵩鳥賦》，時移事變，賈誼的思想自然會發生許多變化，再加上賈誼為此賦有「依託老莊，強為排遣」之意。所以，二賦所表現的思想自然不甚一致。如果說前者還有些憤激的話，那麼後者更多的則是排解了。

　　 在司馬遷的思想意識中，生無理想，生亦何為？死既警世，死不足惜！他生死觀的核心是價值的輕重：「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因而在《史記》中，他既肯定「不輕於一死而能別有建樹」的人，如伍子胥、魏豹、彭越、季布、欒布等，又高度評價那些視死如歸、「知死必勇」的人，如項羽、李廣、荊軻等，讚美他們以死來殉自己的事業，來維護人格的尊嚴，來展示不屈服的精神。因而他感到前面受賈誼感染而對屈原的責怪是不適當的，所以在這裡說自己「爽然自失[8-10]。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中反映了司馬遷評屈思想中的一些變化，也展示了史遷反思的過程，但其基本思想並不矛盾。「爽然自失」一句，是對自己「怪屈原」思想的否定，是認為其「失」。由此，可以認為司馬遷在屈原本傳中論屈的思想是一致的，始終如一的，文中所記所論與《太史公自序》稱「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的作傳緣由、與《報任安書》中「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的思想也是一致的。由此，懷疑傳中對劉安語的引用為後人竄入、懷疑對《離騷》的評論亦為劉安語的竄入，也是沒有根據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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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洲明，徐超.賈誼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10]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全漢賦校注[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