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者「世紀之辯」6年後局勢發展勝負初顯|張維|福山|學者

2017年06月13日   長安劍

　　原標題：「阿拉伯之春」後一場中外學者「世紀之辨」轟動一時，六年後局勢發展勝負初顯！

　　導語

　　長安君（微信ID：changan-j）：2011年6月，張維為教授與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那場「世紀之辯」，已經成為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VS西方模式」進行正面話語交鋒的一個經典。6年過去了，究竟誰的預測與判斷更準確呢？是時候回頭做個「中期評估」了。昨天，張維為教授在一場講壇中，回顧了那場激辯風雲。真理越辯越明，長安君根據講稿整理出了激辯要點，試圖再現當時盛況——

?張維為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春秋髮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 弗朗西斯·福山，日裔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代表作《歷史的終結》。

　　2011年6月，也就是六年前的此時，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先生應《文匯報》和上海春秋研究院的邀請，與張維為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辯論。

　　這個辯論網上有視頻，中英文的文字記錄在2011年當年就發表了。應該說，已經成了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進行正面話語交鋒的一個經典，產生了相當的國際影響。

　　這場辯論涉及了一系列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如民主、法治以及小布希問題等。張維為認為，辯論的影響還會持續，因為它所涉及的問題，還會長期地影響這個世界。

　　福山先生是西方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讓他一舉成名。

　　他的基本觀點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

　　據張維為回憶，辯論主辦方本來請福山來談「國際秩序中新興國家的作用」。但那天他抵達上海時，對大家說「我今天想談談中國模式」，這讓大家感到有點驚訝。因為福山對中國模式有多少研究，大家並不熟悉。

（圖：張維為在觀天下講壇中，回憶了6年前那場「世紀之辯」。）

　　這些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西方話語的滲透無孔不入，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學等。在與福山先生辯論前，張維為也看了一些中國學者與福山的對話，在他看來：「恕我直言，那不是對話，而是『彙報工作』。」

　　張維為認為，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的部分學者，關心的是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美國民主和法治水平。這種甘當西方學術打工者和搬運工的弱者心態，使許多西方學者來到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美軍入侵伊拉克那樣，所向披靡，在任何問題上都被看作是專家，觀點被廣泛轉載和引用。

　　據張維為回憶，當時，他對在場的《文匯報》負責人輕輕地說了一句，給他（指福山）一點中國震撼吧。當然，辯論當天雙方都保持了禮貌和剋制，但張維為和福山雙方，觀點分歧很大，辯論很激烈。

　　當時，他們在五個大問題上做了某種預測，現在六年過去了，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可以做個「中期評估」了，看看究竟誰的預測更靠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一個預測，是關於阿拉伯之春與中國的。

　　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爆發的，然後整個2011年全年，從突尼西亞到埃及，再到敘利亞、利比亞、葉門等等，席捲了整個中東北非，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當時福山從他的理論推導，認為中國也可能經歷阿拉伯之春，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張維為認為不可能，並以埃及為例，做了一些判斷預測。

（圖：阿拉伯之春中的孩子。）

　　張維為在當時的辯論中表示——

　　至於中東最近出現的動亂體現人們好像要自由，而他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他去過開羅，去過4次。

　　20年前跟上海的距離大概是5年，現在比上海落後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就業，不造反行嗎？而且他自己對中東的了解使他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現在叫中東的春天，在他看來不久就要變成中東的冬天。出現什麼樣的問題什麼樣的結局最終會看到的。

　　後來有人說，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明確預測「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學者。任何一個學術機構，想成為國家高端智庫的標準是什麼，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就是要能提出前瞻性的、一錘定音的建言，「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就屬這種。

　　為什麼當年張維為的預測，比福山更准一些？因為他相信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只要相信實事求是，就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那就是政治研究一定要有實地考察，要接地氣，了解一個地方的政治文化。

　　今天，歐洲最頭疼的問題就是上百萬中東難民。一些前來交流的中國智庫說，如果當初能夠聽取中國學者對「阿拉伯之春」的判斷，也許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歐洲完全可以反思一下，究竟自己犯了什麼錯誤，這個危機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圖：歐洲難民危機愈演愈烈。）

　　去年12月，中國智庫和德國學者進行過一場人權對話，他們說中國應該幫助歐洲解決中東難民問題，中國學者說，可以的，但有一個條件，歐洲必須首先承認錯誤，承認自己干預別國內政，支持阿拉伯之春是錯的，否則你們還會犯同樣的錯誤，那結果可能不是一個敘利亞，還會有三、五個敘利亞。這就是中國的話語，非常坦然地跟他們談這些問題。

　　第二個預測是關於美國的政治制度。

　　福山2011年到中國來，態度比較謙虛，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帶來了很殘酷的負面影響，他也知道美國民主制度出現了很多問題，但他堅持，這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制度，可以糾正自己的問題。

　　而張維為則在2011年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產物，美國的政治改革比中國更為迫切。如果美國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今後選出的總統可能還不如小布希。

　　不久前，張維為回憶，他在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峰會，碰到一位美國智庫的學者，他說，你看特朗普和澳大利亞總理通電話，把電話機扔了。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握手。他還要退出100多個國家參加的巴黎氣候協議，這會激怒全世界。

　　其結果是，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許多美國的盟友，都在向中國靠攏。

　（圖：在特朗普說德國人「很壞很壞」的同時，中國晉陞為德國最重要的戰略夥伴。）

　　第三個預測是關於民粹主義的。

　　在那場「世紀之辯」里，張維為曾明確表示，看衰西方民主制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難以解決「低智商民粹主義」問題，美國的制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福山當時回應：「美國最偉大的總統林肯有一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間欺騙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對於一個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他們有自由的言論權、評論權。從長期角度來說，人們最終還是會做出正確的抉擇」。

　　對此，張維為的回應是：「您很樂觀，認為美國會吸取經驗教訓，不被民粹主義左右。但我自己覺得隨著新社交媒體的出現，民粹主義會越來越嚴重，這是一個大趨勢。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垮起來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簡單的一個體制問題」。

　　從2016年的英國脫歐的公民投票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這些「黑天鵝現象」來看，西方民粹主義思潮確實愈演愈烈，金錢的捲入，新媒體的捲入，最終西方這種「低智商民粹主義」可能會毀掉西方的未來。

　　至於林肯的表述在哲學層面是對的，語言也是詩一般的，但現實很骨感，政治有時間維度，也有空間維度和成本維度的，這好像說你今天丟了手機，別人寬慰你：沒關係，你的手機一定還在地球上。

　　第四個預測是關於歷史終結論本身的。

　　關於歷史終結論本身，張維為與福山也存在分歧。福山是「歷史終結論」的作者，張維為卻對他說，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張維為認為，這應該是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個非西方學者明白無誤地、零距離地、同時也是彬彬有禮地對福山說了這番話。

　　以下是那場「世紀之辯」的文字實錄：

　　我正好和福山教授的觀點相反，我認為不是歷史的終結，而可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這個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為什麼這樣說？往前推2500年左右，當時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後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後兩千多年「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近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代化之後，開始引入一人一票這樣一種民主制度。

　　這種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有幾個大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第一個就是它基本沒有「人才」的觀念，就是治國誰都可以，只要是選上來的。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承擔不起。

　　第二個問題是福利永遠只能往上走，永遠下不來。像中國這樣進行銀行改革、國企改革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問題是社會越來越難以整合，過去的西方發達國家還可以整合，大家用票決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贏。但美國的社會現在也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投票輸的一方不認輸，繼續為難作梗。

　　第四個問題我叫作低智商的民粹主義（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進行考慮，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今天都面臨這樣一種危險。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國來想要進行貿易，但我們當時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覺得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絕對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國家，不要向人家學習任何東西，是歷史的終結。結果我們就一下子落後下來。

　　我現在覺得西方很多人也是這樣的心態，這樣的心態是從西方的角度考慮，他們真的可以到中國來好好看一看，觀察一下中國怎樣在三十多年裡面如何不停地進行改革，有些改革雖然很小，但是不停地進行。

　　西方覺得它的制度還是最好的，實際上這個制度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的財政債務佔GDP的90%，也接近破產了。所以今天我們總理正好訪問英國，準備投資，英國人就非常高興。

　　關於美國，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9·11襲擊損失了1萬億，兩場不聰明的戰爭損失3萬億，金融危機損失了8萬億。美國現在的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美元國際貨幣壟斷地位的話——這個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國這個國家就已經破產了。」

　　張維為回憶，他曾經在一個視頻《中國人，你要自信》中提到，他曾跟英國學者有過交流，對方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當時他說，我們可以競爭。但沒有想到，英國衰落得這麼快，從去年脫歐公投，到最近英國新首相梅姨冒險搞中期選舉，結果是悲劇性的。英國實際上存在很多問題，而且民粹主義越來越嚴重，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他記得，當時跟英國學者說：「我是真的替你們擔心，我非常鄭重地向你們推薦中國的協商民主模式。」因為其實贊同和反對脫歐的支持率其實差距很小，在這個情況下不適合公投，而是協商。再這樣公投下去，十年後，大不列顛是否還存在都會是一個問題。

（圖：英國脫歐引發了一連串多米諾效應。）

　　第五個預測是關於現代化是否會導致文化趨同。

　　西方政治學有一個主流觀點說，隨著全球化、自由化，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會走向趨同，從生活習慣（如喝可口可樂、吃肯德基）到政治追求（如追求自由民主）。但張維為認為不是這樣的。

　　以下是當時辯論的文字實錄：

　　現代化導致文化趨同，這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觀點。但從經驗角度來分析的話不一定靠得住。

　　以中國為例，比如大家都以為中國人都在忙著現代化，忙著賺錢，突然前兩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裡面找到了感覺，這是非常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歌，美國人不會唱的。

　　中國人傳統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為家庭會付出不知道比美國人大多少倍的犧牲。換句話說不管現代化發展到什麼程度，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也不應該改變。

　　一個是麥當勞文化，一個是八大菜系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是很欣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觀點一貫是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來延伸而來。我自己覺得，為什麼我們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蘊的背後是智慧。

　　智慧不等於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比起過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們今天小學生的知識可能都超過了孔子超過了蘇格拉底，但是智慧並沒有增長多少。我想我有一個善意的建議——但福山教授不會接受：您講的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某種智慧」。

　　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麼多仗，從戰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越南戰爭是這樣，阿富汗戰爭是這樣，伊拉克戰爭也是這樣，還有其他的戰爭，所以我覺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調一些智慧的原因。

　　坦率地講，我覺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跟經濟學相比恐怕離真理更遠，所以我們要大膽地探索話語的創新，這點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樣的，儘管一些觀點我不完全同意。

　　我自己也好，我認識的朋友也好，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遠一點，我們確實是在質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覺得在這樣的努力中，我們並不是要證明我們怎麼好，西方怎麼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證明他怎麼好，我們怎麼差。

　　我是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努力來解決現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從消除貧困問題，到文明衝突問題，到氣候變化問題，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病等等新的問題。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作出自己的貢獻。

　（圖：論壇現場認真聽講的中國年輕人。）

　　張維為這番講話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他說中國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國文化是麥當勞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文化自信。

　　麥當勞文化有其長處，如標準化製作、統一的中央廚房、明亮歡快的色彩等，但麥當勞文化就是麥當勞文化。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是世界上連續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中國任何一個成功之處，包括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後面都有數千年文化的積澱，同時又借鑒了其他文明的長處。

　　第二點，福山認為現代政治秩序需要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張維為建議他再加上「某種智慧」。今天，「某種智慧」指什麼？張維為認為，主要是這麼三點：

　　一是看你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有，而美國已經沒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發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經濟才能真正成功。單靠市場經濟，或單靠政府的作用，都無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紀所面臨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戰，沒有這樣的能力，你的社會將是分裂的，你的體制將是僵化的。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

　　福山也曾坦率地說，他近年來，之所以經常來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時候，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帶來了中國的崛起。

　　正是基於以上三點的比較，張維為更看好中國模式。

責任編輯：劉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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