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重構 倫理學的春天或已來臨

文／陳傑人

12月20日，湖南衡陽，一場隆重但不高調的學術研討會在這裡舉行。這場主題為《國家治理與道德精神》的學術盛會，雖然名為「湖南省倫理學2015年會」，卻吸引了包括唐凱麟、李建華等全國眾多哲學大家出席並發表演講，中國倫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萬俊人教授也深表祝賀。

或許在有的人看來，倫理學這個行當有些過於空泛，或者有些虛化，比起當前的一些顯學如法學、經濟學而言，倫理學對社會的管理和對個人的利益，似乎都沒有實質而直接的影響，因此不怎麼關注它。

但如果看看這次會議的論文題目，我們的看法也許會有些許改變——《論國家治理的人權理念》、《倫理視域下分析行政審批腐敗的現象及治理》、《論重大工程決策中的知識民主》、《分配正義理論的選擇與建構》、《國家治理中的國家理性及其問題》、《網路社交的隱私問題和倫理規範》、《亞當斯密仁慈德性的內在矛盾》、《中小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的管理困境分析》、《人情觀視閾下的醫患倫理》、《「環境懸崖」的倫理認知》……

「倫理學竟然這麼好玩，這麼務實！」這次會議後，湖南大學法學院一位大二學生因為偶然的原因拿到了論文集，剛剛翻了幾頁，便愛不釋手地感慨。

的確如此，在思維和價值多元化的當代中國，一方面是各類矛盾的複雜化，一方面卻是公共管理技術的捉襟見肘和倍感無力。一個最典型的問題是，在當下反腐浪潮席捲而來之際，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官員膽敢冒險「頂風違紀」？比如昨天中紀委就公布了上海市副市長周波接受公款宴請而被嚴重警告處分，這難道是官員缺吃少喝嗎？顯然不是。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催生這些低級腐敗？在哲學家們看來，這表面上是對官員的管理失控問題，從根子上看，涉及到政治倫理道德和官員對自身定位的哲學思考等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反腐敗就無法真正實現「不願腐」。

不僅反腐如此，事涉當代中國各類重大利益的公共話題，比如民主、人權、法治、環境、分配、互聯網、醫患關係、社會福利，等等，如果靜止地看，可能都容易陷入技術分析的狹窄路徑，而如果把他們上升到倫理的角度來分析看待，就會有「更上一層樓」的感覺。

在這次學術研討會上，長江學者、知名倫理學家李建華教授就談到了德治與法治的關係問題。在他看來，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恰恰就是「道德重建」，即對過去不僅要有傳承，更要有批判，在批判的基礎上引領道德秩序。

李建華教授以湖湘文化的歷史傳承為例特別提出，湖湘文化早在數千年前便自成一派，屈原賦辭、賈誼哀鵬，為今天留下了優秀的道德精神，宋明以來從朱熹、張渡、王夫之到曾國藩、左宗棠，再到魏源、譚嗣同、黃興，百家倫理文化實現了從俗到雅的轉變，奠定了胸懷天下的倫理基調。正是這種人文傳統，讓湖南成為中國倫理學教育、研究的重鎮，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當代的倫理學研究，尤其在政治倫理、生態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生命倫理等多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為近代中國的進步和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治理髮揮了重要作用。

李建華教授舉例說，「在網路化、信息化的時代，技術的發展也在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產生出新的道德問題。大數據時代已悄然到來，人們的日常生活都以數據的方式留下蹤跡、存儲在互聯網的雲端。在海量的數據面前，人的主體性、隱私權都受到極大的挑戰。以倫理學者的知識與良心應對新技術帶來的技術難題，幫助人們在充滿複雜性的社會繼續道德地生活，也是當代倫理學工作者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著名倫理學家唐凱麟教授聯合姜珂，特意為大會提交了論文《「用工荒」的倫理審視——對中小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管理困境分析》，文章以高度的人文關懷精神，指出了一些中小企業所遭遇「用工荒」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對農民工缺乏人文關懷和企業內部倫理缺失。文章進而提出了強化企業管理倫理意識、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生存訴求、加大對他們的人文關懷等多條有效建議。

提到德治和法治，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德行。圍繞這個歷史典範，著名哲學家、中南大學呂錫琛教授從李世民推行道德治理的啟示和教訓兩個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她看來，以李世民為代表的唐初為政者當時面臨群雄並起、分崩離析、道德崩潰的亂世，要想避免重蹈隋煬帝之覆轍，就要整頓人心，重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和道德秩序，所以實行了「仁義為治」、「儉約去奢」、「謙下納諫」和「去詐守朴」。

但呂錫琛教授也認為，單純依賴道德治國也有其局限性，人治政治模式下既缺乏真正的法治秩序，又未能從制度的層面來保證道德治理的持續實施。這種德治的效果只能取決於統治集團中具體個人自身的道德感悟能力及其對這些理論的認同程度，缺乏法律保障和穩定製度安排的道德治理，其成果難以在制度層面紮根，所以是極不可靠的。

在當下中國，「人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但這並沒有妨礙和阻滯倫理學家深度探討這一話題。湖南師大教授彭定光此番提交的論文，就是《論國家治理的人權理念》，他認為，國家治理的頂層設計既需要考慮治理的有效性，又需要考慮治理的道德合理性，而人權理念就是政治倫理的重要方面。

彭定光把基本人權分為人身權、人格權、經濟權和平等擔任公職的機會。在他看來，要保護人權，關鍵的一點是解決不同個人人權之間的衝突，其原則應該是在平等地關懷與尊重所有公民權利的同時，重點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

這次倫理學盛會，也吸引了部分優秀研究生的積极參与，展示了倫理學研究方興未艾、後繼有人的良好態勢。湖南師大倫理學碩士生潘力的一篇文章，就探討了當前的熱門話題——代孕的倫理問題。在潘力看來，由於懷孕者直接孕育和生產了生命，即便新生命和代孕母親沒有血緣上的關係，實際上仍然存在一種非自然的社會和生命關係，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異化，潘力提出了代孕的兩個原則：生育夫妻不能懷孕或不宜懷孕、代孕的去利益化。

同樣是碩士研究生，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孫娜，此番和院長左高山教授一起奉獻了一篇主題極其「敏感」的論文——《國家治理中的國家理性》。兩位作者認為，國家治理中的國家理性是實踐理性、公共理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體，這種理性的實現，要防止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所以，必須通過合理而富有權威的制度，站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高度，避免地方政府利益或政府部門利益超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談到如何實現國家理性，左高山和孫娜認為，一是要實現憲政，二是防止國家理性的膨脹和權力的濫用，三是要將核心價值觀中的「富強、民主和文明」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價值目標。

說到這裡，很多人或許已經理解到，倫理學不僅不是「虛學」和「玄學」，而且是學術和現實關係上的「頂層設計之學」。「傑人觀察」認為，當前中國受技術條件和全球化思潮的影響，很多新生矛盾和固有矛盾一道，交織成一幅壯觀的社會矛盾「多譜圖」，在這幅圖畫中，既有執政黨和政治的關係矛盾，也有政府與人民的衝突關係，還有各類利益主體的複雜矛盾，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實現社會的穩定和自恰，從技術上要靠管理和制度，但從根本上看，必須向倫理學要答案。

正如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李建華教授今年10月29日在四川德陽參加由光明日報社、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倫理學會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所作主旨報告所言，中國的很多問題，應當同時向德治和法治要答案，而法治精神更需要道德的滋養。

實際上，面對複雜的矛盾局面和政治秩序重構之需，在高層決策和頂層設計的過程中，真正能夠給決策者帶來思想靈感的，正是倫理學家的深度思考。在此多變的環境中，倫理學研究，如同十年、二十年前的法學和經濟學一樣，正迎來學術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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