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學大師之死（百年中國的文化斷裂）·02》

被國人視為異族從思想層面來看，辜鴻銘主要有兩方面的成就：一是較早地對「文明」的內涵作闡說。他認為，文明的根本就是人的狀態（男男女女）；二是敏銳地揭示了中西差異，認為「西方文明崇尚物質力，東方文明崇尚道德力」。

辜鴻銘提出的觀點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由於大多以英文形式在國外發表，而且他外表長期保守，往往被人視為逆時代潮流而動，其言其行也多不為正統人士所重視，以致於影響了國人對他的評價。

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為了鼓吹西方文明，推動維新思想，也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是國內公認的中西文化比較的開拓者。實際上，辜鴻銘比他早了四年多。關於中西差異的實質，陳獨秀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推進，也有過論述：西人好戰，東方人喜歡和平；西人強調個人，東方強調家族；西方強調實力，東方強調感情。但是他的見解並未超出辜的水平。人們腦子中先存了前進有希望，往後看是倒退的進化論邏輯，就不惜因人廢言了。

辜鴻銘所服膺的中國儒家文明具體來說應是指孔孟早期儒學，他認為宋代以後的儒學導致了儒學的狹隘化，對現在的中國未能盡到真正的責任。當然，他也並非完全排除西方文明中可資借鑒的內容，而只是希望儘可能完整地保存中國舊傳統。

在清末民初的歷史舞台上，他不同於對西方几近無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舊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於一味醉心「歐化」，而對西方歷史、社會了解並不深入的人，如胡適等；也不同於一度傾向西學，而後轉向中國傳統的人，如嚴復、王國維等人。

他作為一個對西方了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路上前進，在他自己構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裡馳騁，在現實中卻處處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獲取國人同情，甚至被國人視為「瘋子」、異族。他在張之洞幕府工作了20年，卻一直沒有得到升遷，屈抑在下的感覺時時讓他感到不滿。1901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18年，但迄今為止還處在剛開始工作的官職上沒有升遷，我現在的薪水還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個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講學時，他屢屢說：「在中國，我是不為我的同胞所重視的。由於他們不了解我，因此都錯誤地輕視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國也沒有重用我。」「他們認為我不但保守，而且反動。」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與國內代表先進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導致辜鴻銘懷才不遇；西式特徵的行為思想方式導致他與中國社會溝通存在障礙，使得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愛國「海歸」人士以悲劇收場，不能不讓人嘆息。

辜瘋子和徐癲子

據胡適《記辜鴻銘》所載，民國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適的老同學王彥祖先生請法國漢學家戴彌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飯，陪客的有辜鴻銘、徐墀、胡適。入座之後，戴彌微的左邊是辜鴻銘，右邊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鴻銘用手在戴彌微的背上一拍，說：「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嚇了一跳，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癲子的中間！」大家聽了，哄堂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辜瘋子」和「徐癲子」這兩個綽號。

馮友蘭回憶辜鴻銘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學參加開學典禮。胡仁源主持會場，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以後，英文門教授辜鴻銘（湯生）從主席台上站起來發言。我不知道這是預先安排好的，還是出於辜本人的臨時衝動。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跟咱們的飯碗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裡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他大概講了一個鐘頭，都是這一類的謾罵之辭。他講了以後，也沒有別人發言，就散會了。

 

英文門的同學們說，他在堂上有的時候亂髮議論，擁護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說：「現在社會大亂，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君主。比如說法律吧，你要說 法律 （說的時候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講 王法 （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 王 字就不行。」（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

四罵袁世凱

辜鴻銘一直瞧不上袁世凱，在外務部時，就曾經應詔條陳，譴責袁世凱為「小人辦外事」，此為「一罵」。

1913年，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辜鴻銘更是罵得厲害，「袁世凱之行為，尚不如盜跖賊徒，其寡廉鮮恥無氣義乃爾耳。」此為「二罵」。

唐紹儀愛慕辜鴻銘的才華，想為袁世凱網羅辜鴻銘，所以特設宴款待。辜鴻銘堅拒曰：「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說完，扔了手中的酒杯，不告而辭。此為「三罵」。

袁世凱當了83天皇帝後，一命嗚呼，辜在袁世凱的三日誌哀期中，公然違背當局不準娛樂的命令，大宴賓客，請戲班，狂歡三日。此可算做「四罵」。

辜鴻銘剪辮子

辜鴻銘的父親送他出洋，把他托給一位蘇格蘭教士時，曾對他說：「現在我完全託了布朗先生，你什麼事都應該聽他的話。只有兩件事我要叮囑你，第一，你不可進耶酥教；第二，你不可剪辮子。」

辜到蘇格蘭後，每天出門，街上小孩子總跟著叫喊：「瞧呵，支那人的豬尾巴！」辜想著父親的教訓，忍著侮辱，終不敢剪辮。有天晚上，辜去拜望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很頑皮，拿起他的辮子賞玩，說中國人的頭髮真黑得可愛。辜看她的頭髮也是淺黑的，就說：「你要肯賞收，我就把辮子剪下來送給你。」見女朋友笑了，辜就借了一把剪子，將辮子剪下來送了給她。

1．檳榔嶼

1857年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側的檳榔嶼，認蘇格蘭人布朗先生為義父。自幼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2．檳榔嶼 歐洲

1867年隨布朗先生前往蘇格蘭首府愛丁堡，開始接受系統而又正規的西洋教育，先是在當地的英國學校就讀，後於1873年至1874年間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親聆浪漫主義大師卡萊爾教誨，終身受其影響；1877年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獲工科博士文憑，之後又赴法國巴黎大學學習法文；1880年，赴英殖民地新加坡任職，遇到著名語言學家馬建忠，晤談三日，開始嚮往中國文化，於是辭職回檳榔嶼，補習漢文並留辮子，開始「中國化」的第一步。

3．檳榔嶼 廣州

1885年應邀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擔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閩粵相隨20年。

4．廣州 武昌

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之赴湖北武昌，協助張之洞辦洋務和外交，在湖北居14年；1896年上書張之洞，反對學習西方，表示徹底折向儒家傳統的態度；1898年出版英譯《論語》；義和團運動中，在《日本郵報》上發表英文系列政論《尊王篇》，替慈禧辯解；1901年撰《文明與混亂》，駁斥西方盛行的中國人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的「黃禍論」觀點。

5．武昌 上海

1905年，被賜外務部郎中的實銜，出任上海黃浦江治局督辦；1906年，英譯《中庸》問世，申明舊式統治方法與秩序不會過時。此期間與列夫·托爾斯泰書信往來唱和。

6．上海 北京

1907年，張之洞進京入閣拜相，辜鴻銘隨行；1908年，經張之洞推薦入外務部；1909年，張之洞病逝，辜著書追念；1910年1月，以「遊學專門一等」，獲賞文科進士，名次僅低於嚴復。

7．北京 上海

1910年，深感外交部無所作為而辭職，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學督學；辛亥革命後，表示效忠清王朝，辭去公職，前往北京；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撰文攻擊，拒絕為其效勞；1915年，出版《春秋大義》，鼓吹東方文明救世說；同年受聘北大教授，主講英國文學；1917年，張勳復辟，出任外交部次長；復辟失敗後，重回北大教書；「五四」前後，主張尊孔敬道，並用英文撰文反對新文化運動；1923年，從北大辭職；1924年初受到溥儀召見，與來華訪問的泰戈爾會談。

8．北京 日本

1924年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邀請，赴日本講學三年多，宣揚中華文明；1927年回北京，拒絕出任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顧問；不久又被委任為山東大學校長，但未及上任，就於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病逝，溥儀賜謚號「唐公」。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 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 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郭沫若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之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唯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胡適

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

曹聚仁

生卒年：1873~1929

享年：56歲

死因：尿血症

最後的話：/

主要思想：提倡人治主義和法治主義。

人生理想：實行開明專制。

主要著作：《飲冰室合集》、《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民說》、《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1928年9月，梁啟超著手編寫《辛稼軒年譜》，此時離他人生最後一站不足四個月。在與病痛鬥爭中，梁啟超始終堅持寫作，直至最終無法提筆。痔瘡發作時，他就側坐著寫；住院期間，仍託人尋找有關辛稼軒的材料；材料找到後，又不顧重病，提前出院繼續寫作。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讓這樣一位少年暴得大名、堪稱「輿論界驕子」、叱吒清末民初政壇20載的顯赫人物，如此忘情地投入呢？

梁啟超之所以編寫《辛稼軒年譜》，或許是因為兩人有著相同的人生境遇。辛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將領，在詞學上又有著很深的造詣。他南歸之後，雖然終其身也未被南宋朝廷重用，但他本人卻時刻關心著國家的休戚和民族的命運，正如朱熹所說，辛稼軒「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梁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流亡海外13年之後，梁啟超回到故土，試圖在政壇上大展拳腳，無奈屢屢受挫。無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並拒絕他的改革主張。

梁啟超看透了這些政客的嘴臉，決意退出政壇，回到書齋，從此開始用西學之方法來整理國故，這才有了編寫《辛稼軒年譜》之舉。實際上，這只是梁啟超歷次思想轉變中的最後一變。在梁啟超57年的人生歷程中，這樣重大的思想轉變至少有五次。誠如他自己曾談到他跟康有為之間的差別時所說的：康有為大器早成，觀點是一成不變的；而梁啟超卻是不斷變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少年梁啟超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天才，四五歲就讀完了《四書》《詩經》；6歲在父親教導下五經卒業，除經學外，還讀《史記》、《漢書》、《綱鑒易知錄》、《古文辭類纂》等；9歲能做千言的文章；12歲便中秀才。這一段的學習，不僅給梁啟超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國學基礎，也是他後來能夠對傳統國學進行深入研究和大膽變革的先決條件。

中秀才後，梁家更是對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廣州深造。15歲時，梁進入當時廣東省最高學府學海堂學習。這一年，他還是菊坡精舍、粵秀、粵華書院的院外生。這三院與學海堂齊名。廣州五大書院，梁同時就讀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這期間，他如饑似渴，嗜書如命。不但泛讀了大批儒家典籍，還比較系統地接受了漢學的基本訓練。學海堂以小學和典章制度的研究為主，教學生學會辭章訓詁，對典籍進行考證、辨偽、校勘、詮釋等工作。在這裡，梁啟超受到了嚴格的學術訓練和文化積累。

在梁啟超的身上，似乎潛藏著一股巨大的學習熱情，他求知慾、創新欲極強，學一門愛一門，一頭扎進去，孜孜不倦，務求有心得、有造詣，總能學有所成。

17歲的時候，梁啟超即中舉人，可謂少年得名。當時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這位青年新貴，打破社會地位的懸殊，將其妹妹許配給梁啟超，並攜梁赴京會試。假設梁啟超當時真中了進士的話，那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就可能沒梁啟超什麼事了。

可恰恰就在此時，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從此他的人生道路發生了180度的轉變。二人見面之後聊了好幾個時辰，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佛教用來形容佛祖說法時的詞語），當頭棒喝之後，使他一時不知所措，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於是退出學海堂，拜康有為為師。康有為知識廣博，眼界開闊，尤其重視史學、今文經學和西學，當時的梁啟超只能望其項背。梁啟超不無謙虛地說過，「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盡舍訓詁之學，接受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與政治主張，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史稱「康梁」。

從學康有為四年後（1894年），師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參加會試。在京期間，梁啟超積极參与到康有為組織的各項活動中，協助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參與創辦《中外紀聞》。強學會成立後，又任強學會書記。後來，強學會因慈禧的干預被迫關閉，梁啟超應黃遵憲、汪康年之邀，南下上海擔任《時務報》主筆。梁啟超的「暴得大名」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他撰寫的一篇篇「筆鋒常帶感情」的檄文，在沉悶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陣精神風暴。《時務報》發行量最高達1.7萬份，創造了中國自有報刊以來的最高記錄，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界的極大關注，爭相傳誦。

在創辦《時務報》的過程中，梁氏最早閱讀和接受了嚴復所譯《天演論》中的進化論思想，並以此為指導，寫下了《變法通議》，猛烈抨擊封建頑固派的因循守舊，闡述變法圖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變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變」而自強，印度以「不變」而淪為英國的殖民地。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代中國，只有變法才能圖存，但「法」應如何變？梁啟起說：「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所謂「變官制」，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的根本變革就是實行君主立憲。變法之前，梁啟超的主要見解皆來自於康有為，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感情的筆，闡發康有為雜亂、高深的思想，從而使「君主立憲」深入人心；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思想開始傾向於革命。在1898年創辦的《清議報》上，梁啟超經常撰文揭露清廷的黑暗、腐敗與獨裁，大力倡導民權，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學說，大談「破壞主義」。

為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殺」使得梁啟超對清朝的頑固派充滿了仇恨，對清政府也失去了最初的信任。此外，在日本期間，梁啟超開始脫離康有為的影響，獨立研究「西學」。為此，他還專門花了半年的時間學習日文，閱讀了大量日文版西學著作。在此過程中，梁啟超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特別是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自由主義和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他認為盧梭的理論是醫治中國痼疾的良方，認為中國若能採納其思想，必將出現大同盛世。我們知道，盧梭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之父，在他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開始傾向於革命。

這段時間，他與同在日本的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為實現這一計劃，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倡導革命的錯誤。由於多年來梁啟超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只得答應悔改，謹遵師命。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祥地，孫中山在那兒有很深的華僑關係，梁啟超便請孫中山寫介紹信，孫中山自然非常樂意。利用這層關係，梁啟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筆資金，還把孫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來的一些革命團體變成了保皇會組織。自此之後，孫中山與梁啟超反目成仇。

但在內心深處，梁啟超並未抑制住對革命的信仰。這一點可見於他1905年所發表的言論：「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血溢涌！故數年前主張 排滿論 ，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在梁啟超看來，革命無疑是一種救國的手段。正當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時候，他的思想又開始發生轉變。戊戌變法的悲慘結局和對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讓梁啟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徒變枝葉不變本原是萬萬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葉，其背後實際有一種更廣的文化支持，具體表現為國民素質，或曰「國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國民性」，造就「新民」，並以「中國之新民」作為自己的筆名，創辦了《新民叢報》。

在《新民叢報》上，梁啟超發表了約11萬字的總題為《新民說》的系列文章，連載四年。該報發行量最高達1.4萬份，且每冊一出版，內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據估計，大概每冊要經過20人的閱讀。自此，梁氏的思想開始由「政治」轉向「啟蒙」，一躍而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

當然，從「政治」轉向「啟蒙」並非根本立場、觀點的變化，而是一種深化。在維新時期他就強調「變法之本，在育人才」，因此把學校建設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國民性」的重要。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他批評說奴性、愚昧、虛偽、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國人的人格缺欠，國人的這種集體性缺欠是國家貧弱的根本原因。啟蒙的任務就是要將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國人」，改造成現代意義上的「國民」。

誠如許紀霖所說：「中國的啟蒙，非自 五四 起，實乃從《新民說》而始。 五四 的啟蒙思想家們，無論是胡適、魯迅，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在青年時代都接受過《新民說》的思想洗禮 《新民說》可以說是中國啟蒙思想的處女地。」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

1898年至1902年，魯迅到南京求學，後又到日本留學，這段時間恰好是梁啟超最激進地倡言革命，發表「新民」理論、「小說界革命」理論的時候，正是梁啟超「言滿天下」、「名滿天下」的時候，在這種社會氛圍中，魯迅蒙受梁啟超思想影響。他是梁啟超編的《新小說》、《清議報》、《新民叢報》的熱心讀者，梁啟超倡導的「新民」理論、「小說界革命」理論，在魯迅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

1916年，陳獨秀回憶和評論道：「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談新學者，皆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讀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粲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吾輩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賜。是二先生維新覺世之功，吾國近代文明史所應大書特書者矣。」（《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

李大釗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即受梁啟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國說》的影響，學會發起時還請梁啟超為贊助員。

毛澤東在陝北的窯洞里對斯諾說過，他青少年時代曾受到梁啟超的啟蒙，他學生時代寫文章就是以梁為楷模的。1911年，18歲的毛澤東在學校的牆上貼上了他所描繪的未來中國藍圖：孫中山成為新中國的總統，康有為擔任首相，梁啟超則是外交部長。毛澤東發起成立的「新民學會」，正是受了梁啟超《新民叢報》和《新民說》的影響。毛澤東評價梁啟超為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梁啟超被譽為「言論界的驕子」，他手裡握著那個時代最富有魅力的筆，在歷史的轉折點，以如火的激情，點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燈，也由此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當梁啟超在日本大力倡導改造「國民性」的時候，在中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希望轉而寄託於革命；而此時梁啟超的政治立場卻從激進的破壞主義變為過去的保守主義。為此，維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叢報》和《民報》展開了大辯論，梁啟超被革命派駁得理屈詞窮。從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轉入「開明專制」的研究和實踐中。

梁啟超之所以反對革命、共和而主張改良、立憲，跟他所倡導的新民思想有著天然的聯繫。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智低下的專制國家，革命的結果只會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專制國家。因為，在民智低下、民眾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鍛煉的國家，共和會成為一紙空文，仍由強權人物實行君主之實，民眾則俯首帖耳甘為奴隸。

在上述理論的指導下，梁不僅反對共和、革命，甚至宣稱：君主立憲雖然是維新派的政綱，但現在還不宜實行。為什麼？第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勝任議會政治，以正常手段行使和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第二，施政機關未整備，無論法制及其相應機構都離實行立憲政治有相當差距。按照這一邏輯思路，當時的中國只有實行開明專制才是最佳的政治選擇。這便是1905年梁啟超所撰寫的《開明專制論》的主要觀點。這種政體和理論，是封建國家實行由上而下的漸進性改革的一個中介、一個階段。梁啟超的開明專制，重點是保障民權，鍛煉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自治能力和法治意識。開明專制可以循此進步為立憲政治。

儘管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長期以來遭人詬病，但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條件下，開明專制也並非不是一種選擇。實際上，梁啟超當年的預言，很大程度上被辛亥革命後中國混亂的政治局勢所驗證了。

辛亥革命成功後，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回到國內，重新活躍於民國的政治舞台，先後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梁啟超將「開明專制」的希望寄託於這兩人，但這兩人都是開明不足，專制有餘，梁的政治實踐註定失敗。1917年11月，段祺瑞內閣倒台，梁啟超的政治迷夢最終破滅。開明專制的理想破滅後，梁啟超決意退出政壇，潛心研究學問，以西學的方法研究中學。

1919年，梁啟超在訪問歐洲一年後，寫下《歐遊新影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十分蕭條，梁啟超認為這是科學破產所致，於是對他一直以來所嚮往的西方文明與科學產生了懷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賓格勒歷史哲學名著《西方的沒落》的觀點，認為文明像生命一般誕生、茁壯、衰老，而後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徵是「無窮的空間」，中國文明的象徵是「道」，西方必須要向東方學習。

對歐美政治學說及其理想王國的質疑和幻滅，對國內現狀的不滿以至絕望，加深了梁啟超到學術中去求解脫求出路的決心。他回歸了書齋，回歸了國學，立志通過國學的研究和傳播，「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具體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對傳統文化的信心，批判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以西方的方法進行研究，中西結合，「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學派」。

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梁啟超是從「整理國故」開始的。從歐洲回來之後，他就與胡適等人一起積极參与了整理國故的運動，並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1923年發表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提綱挈領地介紹了中國在經學、史學、文學以及子部、集部、雜論等方面幾百本要籍的精華所在、攻讀要點與具體方法。

梁啟超認為史學是國學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國學研究也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他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煌煌專著。

《清代學術概論》論析有清一代學術思想，涉及哲學、經學、史學、考古學、地理學、金石學、文獻學、佛學、美術、詩歌、曆法、數學、水利等學術領域，而貫之以時代思潮興盛轉承的主線，被後世研究者稱為「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珍品」。它第一次突破了傳統學術史以「學案」為框架的體例，而以「時代思潮」為主軸來闡述有清一代學術思想；它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總結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著作；它把中國近三百年視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力圖從中梳理出中國文化邁向近代的歷史進程，更被後世研究者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五四運動所促成的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意識進一步覺醒的思想表現和學術成果」。

1924年，梁啟超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該書與《清代學術概論》異曲同工，相輔相成。兩書的研究對象一致，但著重點有所不同。《清代學術概論》篇幅較小，言簡意賅，重點在「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篇幅較大，內容充實，重點在「史」。兩書相互補充，相互發明，從不同的視角，開拓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該書與後來錢穆所撰的同名著作各領風騷，並行於世，為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影響深遠。

《先秦政治思想史》分析了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編列，並提出其個人精闢的見解。此書有助於讀者對上述四家的了解 兼可領悟研究哲學和史學的方法與態度。在這本書中，梁啟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學術見解，例如首次提出「人治主義」和「法治主義」的概念，並用之來概括中國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自此，「法治」一詞才在中國傳播開來。

梁啟超還先後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6年）兩部著作，批判地吸收中國傳統的治史方法，大膽借鑒西方近代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手段，標誌著新史學的成熟：舊史學的服務對象是帝王將相和士大夫，新史學的服務對象是國民；舊史學的研究範圍囿於政治史，新史學則將研究視野拓展到整個社會。兩書問世以來，流傳甚廣，被譽為治國史者的指南針。

圍繞著新史學的創立，梁啟超對地理學、經學、諸子學、考據學、小學、音韻學、目錄校勘學、譜牒學、金石學、考古學，都在整理舊有成績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為這些學科的發展作出了卓著的貢獻。這一時期的梁啟超，成為了整理國故的行家裡手，是同代人中的國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師的身份，打通了建設新國學的道路。可惜的是，正當梁啟超找到了一條可以釋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時，卻不得不面臨著人生的凋謝。梁啟超死時只有56歲，正值壯年，倘使能夠假以天年，正醉心於學術研究的他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難道真是天妒英才嗎？

導致梁啟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於妻子癌症複發病逝，梁極為傷悼，此後尿中開始帶血。因不願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懷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國醫院檢查。經名醫克禮診察後，發現是尿血症，但始終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時的梁啟超還未意識到病情的嚴重，還比較樂觀。他在2月9日給長女令嫻的信中說：「其實我這病一點苦痛也沒有，精神氣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時閉著眼睛不看，便什麼事都沒有，我覺得殊無理會之必要。」

由於始終無法找出病原所在，於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堅持下，梁啟超於3月8日住進了協和醫院。此時他的心情還是很輕鬆的，而且對協和充滿了信心。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說：「協和真好，可惜在德國醫院耽擱日子，不然只怕現在已經全好了 我寫這封信，是要你們知道我的快活頑皮樣子。」

協和醫院的大夫檢查了好幾天，最後判定是右腎生瘤，3月16日動手術將右腎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腎後，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協和醫生只能做消極性防治，不能做積極治療。

7月5日，梁啟超在寫給袁守和、李仲揆的信中提到病情「頗有增劇之像，不得已擬試服中藥矣」。為他開藥的是著名的中醫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吳佩孚幕中做過秘書處處長，此時已歸隱香港，此番聽說梁啟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並為他治療。

9月初清華開學後，梁啟超便搬入清華園。自從服了唐天如開的中藥後，病況很有起色，極為高興，9月14日梁啟超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你二叔叔天天將小便留下來看，他說顏色比他的還好，他的還像普洱茶，我的簡直像明前龍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腎子一周年，梁再到協和住院檢查，結果是：腎功能已完全恢復，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雖未殄滅，於身體完全無傷，不理它便是。唯一的葯，就是節勞。

這一月，康有為忽然逝世，身後很是蕭條，作為學生的梁啟超匯去幾百元才將之草草成殮。想起兩人師生一場，並肩戰鬥，傷感異常。又念「全國一天一天趨到紛亂，舉目無一可以戡定大亂之人」，因之「極感苦痛」。

6月，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梁啟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給令嫻的信里說：「我一個月來舊病複發得頗厲害，約摸四十餘天沒有停止，原因在學校批閱學生成績太勞，王靜安事變又未免太受刺激。」

12月23日，范靜生因大便失血過多辭世。范靜生是梁啟超的愛徒，師徒這一年來在醫院裡常碰面，彼此都諄勸保養，但靜生凡事看不開，加以體瘁事忙，沒有養好，這使梁啟超受到重大刺激，因而小便不通29小時。

1928年一二月間，梁啟超再到協和檢查身體，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醫生治療專註重補血。6月間，梁啟超擺脫了清華研究院的事，住到天津租界，天天讀書玩耍，不管外邊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點紅」。

但是此間和此後，發生了兩次比較嚴重的小便阻塞：第一次是在6月27日，阻塞約五十餘小時；第二次是在8月23日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自海外歸來，悲喜交加，又堵塞了二十多個小時。

9月10日，梁啟超開始撰寫《辛稼軒年譜》。9月24日，編至辛稼軒52歲，入夜痔瘡複發，次日午後才起來，仍側坐執筆。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協和醫治，本擬用手術，但怕流血過多，不宜割治，於是每日服瀉油。在醫院的幾天里，梁啟超無意中搜得辛稼軒軼事二種，於是不等出院日期，於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歸途得了感冒還不自知，仍繼續寫作，至12日終因無法起筆而輟寫，從此卧床不起。

由於在協和足足灌了10天的瀉油，梁啟超食慾全無，回天津後想吃些異味，炒腊味飯亂吃了幾頓，弄得胃腸一塌糊塗，以至連日發燒。於是請來日本醫生田川氏診治，未見有效，發燒不退，體力也日漸衰弱。

11月27日，梁啟超自言想入協和醫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來到了協和。協和醫院重施檢查數日，發現胃部攝影似有肺癆，左脅微腫，取痰化驗，無癆菌而末乃厲（monelli）菌極多。於是又從左脅腫處取出膿血化驗，結果相同，將膿血注入小動物體內，動物內部潰爛出血。末乃厲菌是人體所常有的，不足以致病，而且殺此菌的葯極簡單，用碘質便可。

12月7日，梁啟超小便忽又堵塞，約30小時。17日病勢轉熱，寒熱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動甚劇，醫生認為是葯菌劇斗，太傷元氣，不敢下藥。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2點50分，梁啟超闔然長逝。自稱可以活到80歲的梁啟超就這樣告別了人世。他的死有生活習慣不良、常年糟蹋身體的原因，也有多種病痛的折磨、親人故友辭世的刺激，還有不甘心過「老太爺生活」、不遵醫囑好好修養的緣故。但除此之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對西醫的「盲目」信任。

事情還得追溯到1926年的3月，當時協和醫生檢查後確定病原在右腎，於是動手術將右腎割除，但是割完之後尿血並未停止。術後不久，著名文人陳西瀅拋出驚人之語，在《現代評論》（5月9日）上撰文質疑協和醫生：

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右腎 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你以為他們自己承認錯誤了嗎？不然，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推斷萬不會錯的，雖然事實給了他們一個相反的證明。他們還是把右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並沒有好。他們忽然又發現毛病在牙內了，因此一連拔去了七個牙。可是尿血症仍沒有好。他們又說毛病在飲食，又把病人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他的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來！他們又說了，這病是沒有什麼要緊的！為了這沒什麼要緊的病，割去了一個腰子，拔去了七個牙，餓得精疲力盡，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並且還得花好幾百塊錢！

陳西瀅認為「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他的文章一經刊出，社會輿論立刻大嘩，而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當時附和陳西瀅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報副刊》（5月29日）上，題為《我們病了怎麼辦》，文章聲援陳西瀅的「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之說。梁啟超的弟弟梁仲策對西醫也頗有微詞：「平實而論，余實不能認為協和醫生之成功，只能謂之為束手。」

梁啟超是西醫科學堅定的支持者，當反對西醫科學的聲音甚囂塵上時，猶在病床上的梁啟超在《晨報》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公開為西醫科學辯護，希望人們不要為了個別病例誤診而全面否定西醫的科學性。梁啟超終生篤信科學，他為西醫辯護，便是為科學辯護。對此，他洞若觀火：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裡，梁啟超卻承認「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在1926年9月14日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寫道：

伍連德到津，拿小便給他看，他說這病絕對不能不理會，他入京當向協和及克禮等詳細探索實情云云。五日前在京會著他，他已探聽明白了 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人命為兒戲，協和己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 據連德的診斷，也不是所謂「無理由出血」，乃是一種輕微腎炎 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部分腐化，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

足見在導致梁啟超死亡的諸多病因中，還應該再加上一條 為西醫所誤。至於梁啟超是如何為西醫所誤，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從知曉，直到1994年費慰梅撰寫的梁思成夫婦傳記《中國建築之魂》出版，才有了關於68年前協和醫生那次致命失誤的解釋：

四十年後，1971年，思成從自己的醫生那兒得知父親早逝的真相。鑒於梁啟超的知名度，協和醫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來做這項腎切除手術。當時的情況，不久由參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私下講出。據他們說，「病人被推進手術室後，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位置，結果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動了手術（切除了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台旁邊的X光片。這個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後立刻就發現了，但由於攸關協和醫院的聲譽，被當成 最高機密 歸檔。」

上海的張雷，梁啟超的好友，和兩位實習醫生也很熟，把真實情況告訴我，並且說：「直到現在，這件事在中國還沒有很多人知道。但我並不懷疑其真實性，因為我從和劉博士相熟的人那裡得知，自那次手術以後，他就不再是充滿自信的外科醫生了。」

以下一點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為梁啟超動完手術後九個月，也就是梁死前六個星期，劉博士辭去了協和醫院的外科醫生職務，到國民政府衛生部當政務次長。關於這一前往南京的調動，布爾曼（HowardL.Boorman）編撰的《中華民國人名詞典》中如此解釋道：「劉博士認為，不管私人事業如何賺錢，公眾職務總是更為重要。」他利用餘生33年致力於奠定全國衛生服務網的基礎。

花事對聯軼事一則

梁啟超10歲那年，隨父親到朋友家做客。一進家門，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綻的杏樹迷住了，並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寬闊的袖筒里。誰知，他的這一微妙之舉，恰恰被教子甚嚴的父親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裡。

筵席上，父親總為兒子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聲色暗示兒子一番。為活躍氣氛，父親便當眾對啟超說：「開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聯，如能對好，方可舉杯，否則，只能為長輩斟酒沏茶，不準落座。」小啟超不知父親用意，毫無思想準備，但憑腹中才學，自信不會出醜，於是滿口答應。父親略加思索，作出上聯：「袖裡籠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啟超聽後恍然大悟，但未顯失色，隨口對來：「堂前懸鏡，大人明察秋毫」。對聯一經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張梁對無縫如天衣

光緒年間，兩廣總督張之洞坐鎮漢口時，廣東才子梁啟超年方弱冠。一日，梁在家鄉廣東及第舉人後，上京會試路過漢口。張久聞其名，為考其實學，在宴請時出一聯囑梁相對：「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此聯咄咄逼人，口氣好大，暗喻張乃江夏（漢口）第一高官（四水即長江、淮河、黃河與漢水，以長江第一）。而且有四、一、二等數字，頗難應對。才華出眾的梁啟超，不亢不卑，從容應對：「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後，小生本儒人，豈敢在前！豈敢在後！」梁自稱儒人，以三教（指儒、道、墨）、三才（指天、地、人）對四水四季，以在前、在後對第一、第二，堪稱天衣無縫的絕對。

梁啟超證婚苦訓徐志摩

徐志摩與陸小曼，經過一段曲折浪漫的相戀之後，於1926年訂婚。而請出徐志摩的先生梁啟超作證婚人，則是徐家同意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梁本欲拒絕，因為他不主張徐陸結合。後來經不起胡適等人的一再勸說，方同意證婚。

婚禮如期舉行，輪到證婚人致辭時，梁緩緩起身，表情肅然地說：「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 以後務必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此言一出，舉座皆驚。梁接著說：「徐志摩、陸小曼，你們聽著！你們都是離過婚，又重新結婚的，都是過來人了！這全是由於用情不專，以後要痛自悔悟，希望你們不要再一次成為過來人。我作為徐志摩的先生 假如你還認我做先生的話 又作為今天這場婚禮的證婚人，我送你們一句話，祝你們這次是最後一次結婚！」這段證婚辭令徐志摩面紅耳赤，陸小曼臉色發白，冷汗涔涔。徐志摩強忍愧怍，上前對梁說道：「先生不要再講下去了，顧全一點弟子的面子吧。」

1．廣東

1873年農曆正月十六日出生在廣東新會縣茶坑村。自幼天資聰穎，機智過人，被譽為「神童」，12歲就考中秀才。隨後入華南最高學府學海堂讀書，打下漢學基礎。17歲考中舉人，第二年會試落榜後拜康有為為師，從此追隨左右。

2．廣東 北京

1894年，與老師康有為一同赴北京參加會試，協助發起公車上書，任強學會書記。

3．北京 上海

1896年，赴上海任《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聲名鵲起。

4．上海 長沙

1897年，因與《時務報》總理汪康年關係不協，赴長沙時務學堂任中文總教習。

5．長沙 北京

1898年，參與「百日維新」。

6．北京 日本

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思想日趨排滿、革命，與孫中山越走越近，終因康有為阻撓未果。在橫濱創刊《清議報》，在東京創高等大同專科學校。

7．日本 列國（地區）

1899年後輾轉檀香山、美國、香港、印度、澳洲等地，辦理保皇會事宜；1902年回日本，創《新民叢報》，影響日隆，以改良派首領的身份，與革命派進行論戰；1907年8月因筆戰不利，《新民叢報》停刊，革命主張深入人心。

8．日本 北京

1912年11月回京，先後擔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和幣制局總裁，提出多項改革建議，遭袁反對；1915年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反對袁氏稱帝。

9．北京 廣州

護國戰爭爆發後，輾轉上海、廣西、廣東等地，與學生蔡鍔一起組織武力反袁，迫使袁取消帝制，羞憤而死；1917年1月，應總統黎元洪之邀，赴京調解府院之爭；同年7月參加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對張勳復辟，與康徹底分道揚鑣，隨後短暫出任段政府財政總長一職。

10．北京 歐洲

1918年底，「一戰」結束，赴歐洲考察一年，一為考察學問，二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爭取利益。聞日本將接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致電國內，建議發動不簽字運動，促成五四運動；1920年3月5日，結束考察回北京，全力從事國民實際基礎之教育事業，組織共學社、講學社，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清華大學國學院，著有《歐遊心影錄》、《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1929年1月19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這時代的國學大家裡面，認真研究哲學，得到一個標準，來批評各家哲學的，是餘杭章炳麟。

蔡元培

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為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

蓋炳麟中歲後所得，固非清學所能限矣，其影響於近年來學術界亦至巨。

梁啟超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

魯迅

生卒年：1869~1936

享年：67歲

死因：鼻衄病和膽囊炎

最後的話：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主要思想：排滿；提倡文學復古。

人生理想：武力救國。

主要著作：《訄書》、《國故論衡》、《太炎學說》、《齊物論釋》、《莊子解故》、《管子余義》、《廣論語駢枝》、《體撰錄》、《春秋左氏疑義答問》等。

在同時代學人中，章太炎是最難以定位的一個。

時人多稱讚章太炎的學問，章太炎十分不滿，自認為政治勝於學術。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謝本師》里就說，先生「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

但這一定位即便在他的學生中間也存有分歧。比如魯迅，他給老師的定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認為「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

而以學問聞名的黃侃則不同意老師的自我定位，認為老師論政是「用其所短」。

無論是政治勝於學術，還是學問優於政治，筆者無意評說。但我們可以這兩點為縱軸，以同時代學人為橫軸，考察章太炎在時代大變局中的歷史與學術地位。

1869年，章太炎出生於浙江餘杭的書香門第，祖父為他留下了多達5000卷的藏書。到他父親時，因太平天國戰亂，家勢開始衰微，因此更加註重對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夠重振門楣。為此還立下《家訓》，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

妄自卑賤，足恭諂笑，為人類中最佣下者。吾自受業親教師外，未嘗拜謁他人門牆，爾曹當知之。

精研經訓，博通史書，學有成就，乃稱名士。徒工詞章，尚不足數，況書畫之末乎？然果專心一藝，亦足自立，若脫意為之，以眩俗子，斯即謂斗方名士，慎勿墮入。

第一條實際上是要求子女們不得對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條是希望子女們精研經史，而不是專心於詞章、書畫等。這兩條家訓，成為了章太炎日後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學問的人生起點。

對章太炎人生道路產生巨大影響的另一個人是其外祖父朱有虔。朱有虔是一個治學嚴謹、國學根基厚實的老學者。他教小外孫讀書非常講究方法，課堂上循循善誘，一字一音，必求精審；課外又說古道今，激發其學習興趣。

章太炎十一二歲時，外祖父給他講了著名的「曾靜案」，講完還意味深長地說：「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真是不可不嚴啊！」

章太炎聽了之後就問：「以前有人說過這話嗎？」

外祖父告訴他，王陽明、顧炎武都說過，尤其是王陽明說得更透徹：「歷代亡國，無足輕重，惟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

章太炎立即推論道：「那麼，照這樣說來，明亡於清，反倒不如亡於李闖了？」

外祖父沉默了片刻，低聲說：「現在已不必再作這種論斷了。如果李闖真的得了天下，他自己雖然不是好人，但他的子孫卻未必都不好。」說完之後連連嘆息。

聽外祖父講完之後，章太炎又找來《東華錄》，仔細查尋了戴震、曾靜、查嗣庭等案件的來龍去脈，令他觸目驚心。不久，他又閱讀了《明季稗史》，其中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詳細記載了清軍入關後對漢族老百姓的血腥屠殺。所有這些故事，讓少年章太炎異常憤怒，「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他的排滿革命思想開始發芽。

相比於這些聽來或看來的故事，家族的遺風、父親的教誨更具有感召。1890年，章父彌留之際，對家人叮囑道：「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斂，吾雖得職事官，未嘗詣吏部，吾即死，不敢違家教，無加清時章服。」所謂「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時閑居在家時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連。章家祖輩，入清以來已經歷七八代了，但死的時候都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採取「深衣斂」的辦法。章太炎的父親，雖然做過清朝的官，但不是吏部任命的，死後要按照祖宗傳下的規矩，穿漢族服裝入土。

父親死後，22歲的章太炎遵照父親遺命，來到杭州的詁經精舍求學。詁經精舍是一所有著八九十年歷史的古老書院，乾嘉學派的重鎮，當時的主持人是一代名儒俞樾。俞樾30歲中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是師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承下來的卓有建樹的樸學大師。其著作《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多有獨到之處，成為乾嘉學派後期的代表著作。

在詁經精舍，章太炎學習了八年，受到了嚴格的漢學訓練。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兩部足以顯現他學術功力的著作 《膏蘭室札記》和《春秋左氏讀》。前者是平時讀書心得的積累，內容主要是對先秦諸子文字音訓的研究和對《尚書》、《詩經》、《後漢書》、《國語》等經史典籍的解釋。《春秋左氏讀》字數五十多萬，書成後，章太炎很自負地在同學中宣稱，如果劉逢祿看了這本書，只能是爬著逃走。劉逢祿（1776~1829)是比章太炎的老師俞樾還長一輩的清代今文經學大師，他認為《左傳》是漢代劉歆的偽作。章太炎詳盡地引證周、秦、西漢各種文獻引用、襲用《左傳》的材料，有力地說明了《左傳》並非劉歆偽造，《左傳》傳授系統並非劉歆虛構。

在詁經精舍期間，章太炎還陸續向譚獻、孫詒讓、高學治、黃以周、宋衡等名師求教。譚獻、高學治是浙江杭州人，孫詒讓為浙江瑞安人，黃以周為浙江舟山人，他們都是章太炎家鄉的前輩國學大師。高學治對經學和宋明儒學深有研究；譚獻擅長寫詩填詞；黃以周在古代典章制度方面有精深研究；孫詒讓在經學、文字學、文獻學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周禮正義》是我國古代研究《周禮》的集大成者；宋衡則精研佛學。從這些名師處，章太炎的學問得到了極大的擴展。

從最初的家庭啟蒙，到詁經精舍的八年學習，章太炎人生的兩大主題「排滿革命」、「精研學問」基本確定。1897年春天，在詁經精舍苦學八年之後，章太炎來到上海的十里洋場。此時他30歲，經學研究小有成就。此次抵滬，是受《時務報》經理汪康年的邀請，前往擔任撰述，參與維新變法大業。

章太炎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黨人的關係可以追溯到詁經精舍時期。當他第一次從老師俞樾那兒聽到康有為「公車上書」和組織強學會的事時，就對康有為充滿了欽佩。恰巧此時強學會正到處徵召有志之士，章太炎被其富國強兵的宗旨所感動，毫不猶豫地寄出16元銀洋，申請入會。1896年，《時務報》創辦後，章太炎更是一期不漏地閱讀。

章太炎一到《時務報》館，就受到時任主筆的梁啟超等的熱烈歡迎。章太炎不負眾望，很快寫出《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以及《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等文章。

《論亞洲宜自為唇齒》批評李鴻章聯俄反日的做法，主張中國在自強的同時，應視日本為唇齒，共同抵禦俄羅斯。章太炎之所以主張親日，是出於他「黃種、白種，誓不兩立」的種族觀念，這是他少年所受「夷夏之防」思想的合理延伸。

《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則強調，當時最緊迫的任務是保護學會，選拔和任用人才，「以革政挽革命」。這與康梁等人「興學會」、「開民智」的觀點基本一致。

然而對維新思想的認同並不代表章太炎對康有為治學態度和治學目的的認可。早在詁經精舍的時候，章太炎就寫了駁議數十條，批判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依據現實需要重新闡發孔子思想，希望通過重構儒學體系，為變法提供理論支持。章太炎則認為牽強附會，偏離了治學的本道。

在《時務報》館期間，章太炎對梁啟超等康門弟子尊康有為為聖人的做法充滿鄙夷，說「這群康門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滾糞球」。每次與梁啟超、麥孟華等人論學時，都水火不相容。雙方矛盾不斷升級，最後竟至於一場群毆事件。

1897年4月的一天，與往日一樣，章太炎在報館的忙亂嘈雜中開始了一天的工作。麥孟華等康門弟子又開始吹噓康聖人如何目光炯炯、長相不凡等等，極盡肉麻之能事。章太炎忍無可忍，高聲插了句：「康有為能與孔子比嗎？」章太炎此話一出，立即激怒了麥孟華，他搶到章太炎桌前，出手就打。章太炎也是不甘示弱之人，雙方不由分說便扭打在一起。梁啟超等康門弟子也喊叫著擁了上來，章太炎奮起還擊，混亂中打了梁啟超一個耳光。經此事件，倔強的章太炎憤然離開《時務報》。

離開報館後不久，德國出兵強佔了膠州灣，緊接著沙俄艦隊駛入旅順灣，其他各國也是虎視眈眈。面對如此危局，滿清政府已經無能為力，章太炎決定上書李鴻章，因為李鴻章是當時最有名望的漢族大官。章太炎建議：一、以割讓威海衛給日本為代價，聯合日本，鉗制俄、德，遏止瓜分逆流；二、僱用日本人為客卿，在稅務、製造局等方面取代英、法等國。可是，信寄出後杳無音訊。這也難怪，李鴻章的聯俄抗日之策，是甲午戰敗後的不得已之舉。從章太炎的建議中可以初步體會到他論政的一大特色：立場鮮明、想法單純。

1898年，經《時務報》館老朋友夏曾佑推薦，章太炎被張之洞招入帳下。章太炎滿心以為可以通過張之洞實現自己「依靠漢族督撫改變現狀」的念頭，所以高高興興地擔任起《正學報》的編輯，撰文批駁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理論。但他沒有想到張之洞只是利用他與康有為的分歧，打壓維新派。等到明白了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只是為了在清朝體制下穩健變法的時候，章太炎失望離去。

從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的短暫交往可見，章太炎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非常濃厚的人，他在與政界人物交往的過程，總是先假設雙方有著共同的理想，或者將自己的理想「強加」於他人。但是，一旦發現雙方理想、思想不一致，他決不會委曲求全，而是義無反顧地選擇離開，甚至不惜視對方為敵人他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關係也是如此。

1898年的戊戌政變促進了章太炎的覺醒，他的排滿思想日趨強烈，開始對康有為等人的變法主張充滿懷疑。但此時，章太炎的思想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體系，無法與康有為的「今文經學+托古改制」思想體系相抗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康有為思想的影響，這在他的《訄書》（1900年）初刻本中有清晰的體現。《訄書》初刻本以《尊荀》始，以《獨聖》終，雖然抬出荀子來與今文經學家的尊孔相抗衡，但並不反孔。為緩和維新與排滿之間的矛盾，章太炎在《訄書》中還設計了「客帝」與「分鎮」兩個方案。在《客帝論》中，主張虛尊孔子為「共主」，滿洲皇帝則退居為「客帝」，掌握實權，推行變法；《分鎮》主張在中央權力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加強各地方自治自衛能力，與列強抗爭。

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表明，章太炎的主張完全行不通。他意識到，他所冀望的維新派、「客帝」光緒、漢臣督撫李鴻章等都無力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危機。

促使章太炎覺醒的第一件事，是戊戌政變後章太炎與梁啟超等康門弟子的交往。戊戌政變後，章太炎因參與維新變法，與其他維新黨人一道被通緝，先是逃往台灣，與梁啟超等冰釋前嫌後又來到日本，住在《清議報》館。此時的梁啟超雖一度萌發革命思想，但很快又追隨老師康有為回到了「保皇」、「立憲」的老路上。在與梁啟超朝夕相處的日子裡，章太炎深感其思想已經僵化，落伍於時代。章太炎深信，沒有武力，救國就是一句空話。

1900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侵華。東南各督撫，如廣州的李鴻章、武漢的張之洞、濟南的袁世凱，拒絕接受朝廷的「亂命」，和列強實行「東南互保」 。八國聯軍進京後，慈禧帶著光緒等人匆忙逃往西安。清政府的無能，讓章太炎看到「客帝」純屬紙上談兵，又因為李鴻章等督撫在《辛丑條約》簽訂後，見清廷仍舊存續，無意與之決裂，使章太炎認識到「分鎮」的荒誕。

1900年7月，當唐才常在保皇會的資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時，章太炎不再猶豫，明確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為了顯示投身革命的決心，章太炎毅然剪去長辮，脫去長衫，換上西裝。

割辮之後，章太炎義無反顧地投入革命洪流，開始與改良派戰鬥。

1901年，章太炎發表了公開批駁改良派政治主張的第一篇論文《正仇滿論》。此文發表於具有濃厚革命色彩的《國民報》上，對梁啟超所謂的反對清朝統治就是「仇滿」的觀點給予反駁，並且認為只有通過流血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統治，中國才能發展為近代民主國家。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篇公開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緒皇帝的文章，一經發表，舉國嘩然。

1903年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重申了《正仇滿論》的觀點，是章太炎公開向康有為宣戰的第一炮。該文與他為鄒容《革命軍》寫的序一同發表於《蘇報》顯要位置，煽動仇滿、鼓吹革命，不僅沉重打擊了康有為等保皇黨的氣焰，也把革命的矛頭直接對準了清廷統治者。

1904年，《訄書》修訂本在日本問世，其全新的內容和觀點讓人耳目一新，問世不久就因為脫銷而再版。這本書代表了章太炎經學史學化的古文經學思想的確立。章太炎與康有為在政治主張上你來我往、唇槍舌劍的高潮時期也隨之到來。在這本書中，章太炎通過《訂孔》、《清儒》等篇解構了晚清今文家的「六經皆孔子而作」的觀點，並且認為「六藝」非儒家所獨擅長，將孔學與儒學、經學與儒學區分開，反對康有為認為的「以孔統儒，以儒統經，經儒合一」的主張；而且，他將孔子與左丘明聯繫起來，認為《春秋》是史書，應該通過《左傳》去了解孔子的《春秋》，將孔子定義為「良史」。自此，章太炎終於擺脫了康有為的影響，舉起了經學史學化的大旗。

1906至1907年，章太炎被推為《民報》主編後，與梁啟超所在的《新民叢報》大打筆仗，使《民報》名氣陡增，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思想也遠播海內外。比及《時務報》，這一時期章太炎的政論文更加老辣穩重，他條分縷析，筆鋒橫掃一切，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1913年，在讀到康有為等倡導定孔教為國教的言論時，章太炎撰寫了《駁建立孔教議》。其後，康有為、張勳兩位文、武聖人共同導演的一出復辟鬧劇為孔教畫上了終止符號，也為章、康二人的論爭畫上了句號。

在民國政壇上，與章太炎理想最為接近的當數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

章太炎與孫中山相識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間。那次見面，章太炎被孫中山「當今中國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滿清王朝」的議論深深打動，連連叫好，稱其「卓識」。

1901年，章太炎割辮明志後，隨即著文《剪辮髮說》，並將其寄給孫中山。文章很快就發表在了《中國旬報》上，這是孫中山對章太炎行為的無聲肯定。

1902年，章太炎第二次東渡日本，再次見到了孫中山。此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已成氣候，日本的大部分留學生開始投入革命黨的懷抱。孫中山利用會黨內部的結盟儀式，邀請興中會同志一百多人，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與章太炎正式定交。這一天，章太炎連喝了七十多杯，竟然沒有醉態。居日期間，兩人經常接觸與交流，在討論中，章太炎接受了孫中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張。

三個月後，章太炎回到了國內，先是對自己的理論和思想進行了一番清理，修訂了《訄書》，緊接著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請，參加中國教育會，與其共同創建愛國學社。教學之餘，兩人經常帶領學生到張園演說，公開宣傳革命；還一同在《蘇報》上撰文，鼓吹排滿。《駁康有為論革命論》、《〈革命軍〉序》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在這裡他還和鄒容、章士釗結為了異姓兄弟。正當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其才學的時候，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發生了，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獄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從此開始了三年的牢獄生涯，曾靜、戴震等人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

「《蘇報》案」發前，蔡元培、章士釗、吳稚暉等人聞聽風聲，相繼逃往外地。但章太炎照常去報社上班，鄒容勸他暫時躲避風頭，他只是笑笑，說：「小事擾擾。」當友人氣喘吁吁跑來告訴他，巡捕馬上要來了，請趕緊離開，章太炎還一邊搖頭一邊說：「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為第七次矣。」恰在此時，幾個兇狠的巡捕叫囂著沖了進來，一個小頭領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拘票，高聲念著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的名字。不等小頭領念完，章太炎忽地起身，向前逼近一步，指著自己的鼻子，高聲說：「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其風範直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章太炎與蔡元培出生僅相隔一年，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小時候都受「曾靜案」的影響而排滿。但蔡元培所受影響顯然沒有章太炎深，也不像章太炎受家族遺風所感染；蔡在科舉路上一帆風順，而章第一次參加科舉就昏倒在地，從此再也沒有參加。因此，蔡元培在仇滿上不如章太炎堅決，兩人的革命道路也因此大相徑庭。蔡元培在從事了短暫的革命實踐後就轉向了「教育救國」；而章太炎自從立志革命後，就隻身從戎，不顧生死。

1906年6月29日，歷經三年生不如死的牢獄之災後，章太炎像一個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革命黨人和熱血青年的追捧。在他被囚的幾年中，光復會、同盟會相繼成立，革命黨人蔚然成風，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但梁啟超等立憲派人士卻利用《新民叢報》對「三民主義」發難。章太炎出獄之前，就已經和革命黨的報紙《民報》開始打筆仗，出獄後，憑著對梁啟超的了解，以及豐富的筆戰經驗，僅用了一年時間，章太炎就迫使《新民叢報》停刊，致使海外華僑紛紛脫離保皇會，投入革命隊伍。

《民報》時期，章太炎與孫中山的關係相當不錯，常常一起商談革命方略，處於政治上的蜜月期，但僅維持了一年多。1907年底《民報》被禁，章太炎想將《民報》遷往美國或其他地方，需要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此時的孫中山正忙於在各地搞武裝起義，無暇顧及，也很難拿出大筆經費，兩人為此鬧得不可開交。這時候，孫中山又命汪精衛在東京秘密籌備《民報》復刊，並出版了一期。得知這一消息，章太炎怒不可遏，將內部爭吵公諸於世，還提議要免去孫中山總理職務，並開除出會。

1911年，武昌起義打響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身處日本的章太炎異常興奮，他立刻乘船回國，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提議由黎元洪和黃興分別擔任元帥和副元帥，由宋教仁任內閣總理，由湯受潛、蔡元培、張謇、伍廷芳分掌郵傳、學部、財政、外交諸部。這是一個由各派力量聯合組成的中央政府的設計。章太炎之所以有此主張有兩個原因：一是從報紙上得知歐美國家政黨爭權的種種弊病，二是親身經歷同盟會內部的鬥爭。因此，他固執地認為，革命成功後，不應當再有政黨存在。從中我們可以再一次體會到章太炎論政的幼稚，但卻不得不承認他的道理。

當時孫中山不在國內，歸國後立即對章太炎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進行了批判。而章太炎隨後將光復會實際領袖陶成章的死歸咎同盟會，雙方成見日益加深，章拒絕擔任總統府樞密顧問。

1912年清帝退位後，章太炎強烈感受到南京臨時政府的軟弱無力，自己提出的種種主張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儘早結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誰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張呢？當時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來：黎元洪號召力不夠，孫中山不採納自己的建議 一一數下去，最後長嘆一聲：只有袁世凱了。

章太炎開始搖動手中的筆，為袁世凱唱讚歌，攻擊同盟會的革命黨人，罵他們是「鼠竊狗偷」的「群盜」。但很快幻想就被嚴酷的現實擊碎，袁世凱的真實形象逐漸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別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殺，讓章太炎幡然覺醒，他開始認識到革命黨人必須重新聯合起來，於是主動找到孫中山、黃興等人，開始商討如何對付袁世凱的陰謀。

這時候，章太炎又一次患了政治幼稚病。他認為，當時唯一能與袁世凱抗衡並取而代之的理想人物是黎元洪，於是積極遊說黎競選總統職位，並為其奔走呼號。當明哲保身的黎元洪要求章太炎北上打探袁世凱的態度時，章太炎欣然前往，旋即被袁世凱打發回上海，重新回到革命黨人中。

1913年，為反對袁世凱獨裁，維護共和體制，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然而，由於準備不充分，加上內部意見不一，很快就以失敗告終。當孫中山、黃興先後逃往日本的時候，章太炎又一次選擇了留下，而且親入帝京，要跟袁世凱當面問個明白。他的單純與固執再一次顯露無遺。這一去又是三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了北京，直到1916年袁世凱殞命。三年中，孤獨、憤懣的章太炎，不惜大鬧總統府，並以絕食相抗爭。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代理大總統，卻與段祺瑞為了政治利益斗得不亦樂乎。章太炎深切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惆悵和憂傷。這時候，孫中山又一次站了出來，發動「護法運動」，章太炎毅然加入鬥爭行列，奔走於廣州、香港之間，勸說各路軍閥參加「護法運動」。但此時的中國已經陷入軍閥混戰的泥潭。面對派系林立的軍閥、軟弱無力的中央政府，章太炎開始為「聯省自治」叫好，他希望能在中國建立聯邦制。這是他早年「分鎮」思想的死灰復燃，仍舊是紙上談兵的理想，不久便在軍閥間的槍炮聲中偃旗息鼓了。

1922年，53歲的章太炎在經歷了一次次的夢想破滅之後，逐漸失去了對政治的熱情，講學成為了他晚年撫慰心靈的主要方式。儘管期間他也不可避免地發表一些政論，如「反赤」、「反蔣」，但顯然已不再是學問家章太炎的人生主題。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經歷了與洋務派、維新派的痛苦訣別，遊走於革命派、舊軍閥之間，始終是政壇上的一顆明星。但也許是因為30歲前埋首書齋，不諳世事；也許是因為知識分子的一腔熱血，使章太炎無法釐清社會現實和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因而他的主張也就不免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最終都化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於政客間的努力顯得可笑而為人所詬病。

但這顯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在革命上的單純與理想化，並不能掩蓋章太炎學術思想的深邃。從他在詁經精舍的兩部「塗鴉之作」和後來的政論文章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學問根基的紮實程度。然而，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

作為學問家的章太炎，無論是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文學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師，其學問絕對配得上「精深」二字。那麼，究竟精深到何種程度呢？我們不妨先來看幾個故事。

戊戌政變後，章太炎寓居台灣，結識了一位記者李書。兩人閑聊，章太炎問李幾歲開始讀書，李說大約20歲才延師啟蒙。章太炎聽後連連搖頭，嫌他讀書太遲，並說自己六七歲就開始讀書，到20歲差不多已經讀完了。李書頗為懷疑章還能記得多少，於是隨便舉出幾則自己記得的經書來問，不待李書說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覆，甚至連哪一句在哪部書的第幾頁都說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書》修訂本在日本出版後，古奧的文辭令不少人望而卻步。連他的弟子魯迅也說「讀不斷」、「看不懂」。

章太炎有三個女兒，他為她們起名：叕叕（chuò）。三個女兒成人後，都才識不凡、如花似玉，但遲遲無媒人來提親。原來這幾個字很多人都不認識，媒人們怕讀錯了字丟臉。章太炎知道後，大擺宴席邀請親朋好友，在席間「無意」說出自己給三個女兒起名的意義和讀音：四個「工」其實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說文》曰「工為巧，故四工為極巧」 此後，媒人絡繹不絕。

寫了文章，取了名字，卻故意讓人看不懂，以示其「曲高」。這雖然為章太炎贏得了上層知識分子的欽佩和門下眾弟子的追慕，但同時也造成了才高知音稀的遺憾。

有了這些直觀的認識，我們再來看章太炎的著作。章太炎的國學成就大致可分為小學 、經學、史學、文學、諸子學等方面。

小學是章太炎學術的立身之本。章太炎繼承了乾嘉學派的作風，「究語言之源」、「綜方言之要」。他所撰寫的《文始》（1913年）、《新方言》（1909年）、《小學答問》（1908年）、《國故論衡》上卷（1910年）等著作，成為近代語言學的奠基性著作。《文始》是一部漢字語源學的創始著作，用因聲求義 的訓詁方法，對許慎《說文解字》中9000多字的源頭進行了理論的解釋。《新方言》通過各地方言的比較研究，以今音證古音，以窮其聲轉之源。《小學答問》共122條，每條從《說文解字》中的一個字開始，徵引相關古籍，闡明其本字、借字如何演變；對於字音相關、字義相同或相反者，則努力揭示其內在聯繫。《國故論衡》上卷論小學，闡發音理，以音理詮解轉注假借之義。

此外，章太炎還創造了58個注音符號，聲母36個，韻母22個，上聲下韻，相切成音，是中國第一套漢字注音方案。辛亥革命後，被教育部「讀音統一會」一致決議採用，沿用了四十多年，直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

章太炎治經學，篤守古文經，強調「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這與今文經學派「通世致用」的目的正相反。這一點在前文中已經多次說明，我們需要重點強調的是章太炎的「經學史學化」的觀點。章太炎繼承了清朝章學誠「六經皆史」和龔自珍「六經為周氏宗子」的基本精神，認為「六經皆史之方」，「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因此，對章太炎來說，治經就是治史，治史就是治經。同時，他還將歷史學從行褒貶、正名分的傳統觀念中分離出來，賦予歷史學以「知古今進化之軌」的功能。

章太炎的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國故論衡》中卷，這本書清楚地表明了章太炎所倡導的「文學復古」思想 並不是唯古是從，而是要從本民族的優秀文學藝術遺產中，發掘、整理出適於現代民族發展需要的新型文學與藝術。推翻了當時古文家狹隘的文學觀念，為之後新文學浪潮的到來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論源泉。如整理國故思潮中的「國故」、陳獨秀文學革命提出的「三大主義」、胡適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文學改良八要」等，皆源於此。

章太炎的「諸子學」則主要反映在《國故論衡》下卷，該書集中了章太炎在東京講學期間對諸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章太炎認為，諸子學說最具獨立精神。他對於儒家所倡導的中庸之道尤為不滿，直斥為矯言偽行的「國願」。這一觀點，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批判儒家最為犀利的文字，直接開啟了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閘門。

為了進一步理解學問家章太炎，我們可以將章太炎與他的老師、同輩及後輩學人作一番對比。

章太炎繼承了老師俞樾的治學方法和態度，但卻不像老師一樣只知埋頭鑽研學術。在他走向革命道路後，與老師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於是寫下《謝本師》，宣布與俞樾脫離師生關係。章太炎謝本師的舉止，不僅表明了他在革命道路上義無反顧的追求，而且也揭示出他這一輩學人與上一輩的區別所在：並不是埋首書齋一心做學，滿足於在學術上窮盡前人所不能；當民族面臨危亡之際，救亡壓倒了求學。為開闢一條新的救國之路，章太炎輩能夠潛心鑽研西學、佛學，將其與中國的舊學相結合。正因如此，章太炎輩的學問才能夠超越前輩，產生更久遠的影響。

在同時代的國學大師中，能夠與章太炎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王國維。同樣是學問成就斐然的國學大師，二人在思想立場上卻有著涇渭分明的表現。王國維是一個遠離革命漩渦，一意殉清的人，他認為大清朝「三綱六紀」的統治秩序是最好的，西方所謂的共和、立憲，都是不足取的。當北伐的大軍即將徹底顛覆末帝的前夜，他懷著忠義之心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一生積極主張反滿，提倡民族革命，並且不惜以死相抗爭。這死，與王國維的自殺謝國不可同日而語。在對國學的信仰上，王國維似乎比章太炎要更加堅定；但在對革命的理想上，章太炎的堅決又非王國維可比。

比章太炎晚一輩的學人，可選胡適與之對比。胡適曾稱章太炎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胡適認為中國兩千年來的學術著述史，只有七八種書夠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資格，即必須系精心結構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論構架並自成體系。他將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檢論》歸入。而且，照胡適的論定，中國兩千年來的學問之才，章太炎佔盡三成。與之截然相反，章太炎認為胡適沒有學問，他說：「胡適所說《周禮》為偽作，本於漢世今文諸師；《尚書》非信史，取於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則直竊康長素之唾餘。此種議論，但可嘩世，本無實征 長素之為是說，本以成立孔教；胡適之為是說，則在抹殺歷史。」為什麼會有這種天壤之別呢？主要是兩人治學方法不同。胡適受的是新式教育，走的是留學道路，所信奉的是西方的實驗主義，沒有國學家必須的經學出身和小學訓練。

章太炎一生不僅勤奮著述，還積極講學，傳播國學。其生平比較集中的講學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08年流亡日本，第二個時期是1913年被袁世凱禁錮於北京期間，第三個時期是晚年在上海、無錫、蘇州三地講學。他的每一次講學都少長咸集，群賢畢至，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造就了不少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人才。

這其中，成就最為集中的是東京授業的一班弟子，後來他們皆成為中國新舊文化的翹楚。章太炎評價這個班的弟子們說：

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即錢玄同）、海鹽朱希祖狄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狄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眾，不備書也。恨歲月短淺，他學未盡宣宜。

黃侃是最為章太炎喜愛的弟子，在音韻訓詁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與章太炎並稱「章黃學派」，其著述《音略》、《說文略說》、《聲韻略說》、《文心雕龍札記》等被譽為傳世之作；錢玄同從章太炎治「小學」，有非常高的古文經學造詣。後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廢除古文，自號「疑古玄同」，力主「文學革命」，成為「疑古學派」的精神導師；朱希祖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是北京大學成立史學系後的首屆系主任，在促進中國史學走向近代，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等方面，均有貢獻。

章門弟子的學術成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章太炎對於現代學術的影響。這批弟子（陳大齊、康寶忠、朱希祖、黃侃、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朱宗萊、沈兼士、劉文典、魯迅）民國初年自日本返國，都被羅致北京大學，代替桐城文人並進而轉變了北京大學文科乃至民初學術之風，在確立中國現代學科領域和學術規範方面具有開創性貢獻，成為近代學術風氣演變的一大交會。1936年6月7日晚飯後，章太炎遵照醫生的囑咐，在夫人湯國梨的攙扶下，繞著住宅散步，突然昏倒，湯國梨連忙喊人將他抬到卧室，並派人立即到博習醫院請主任醫師、美國人蘇邁爾來診治。在醫生的搶救下，章太炎儘管脫離了危險，但卻躺在床上起不來了。

6月13日，章太炎突發高燒，體溫高達40度。14日凌晨，從口中吐出鼻菌爛肉兩塊，病情已至彌留狀態。

湯國梨、李根源（民國元老、同盟會員、章太炎國學講習所的資助者）、蘇邁爾醫生圍繞在病人周圍。章太炎卧室門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著國學講習會的學員，他們每人手中舉著一支點燃的香，低聲啜泣著。

彌留之際，章太炎斷斷續續吐出兩句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言與其父如出一轍。

7點45分，卧室中傳出湯國梨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弟子們知道先生走了，於是，低低的啜泣變成號啕大哭，悲聲震天。

南京國民黨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後，於7月9日發布國葬令，稱：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學問淹通。早歲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義無屈撓。嗣後抗拒帝制，奔走護法，備嘗艱險，彌著堅貞。居恆研精經術，抉奧鉤玄，究其詣極，有逾往哲。所至以講學為事，巋然儒宗，士林推重。

弟子們以不同方式表達他們痛失良師的哀傷之情。靈堂內懸掛著輓聯：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

下署馬裕藻、徐壽裳、吳承仕、周作人、沈兼士、錢玄同等六人。

在北京，章門弟子馬裕藻、許壽裳、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周作人、劉文典、沈兼士、馬宗薌、黃子通等又單獨舉行了追悼會。他們曾發過這樣一則《通啟》：「先師章太炎發生不幸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卒於江蘇吳縣，先生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一旦辭世，薄海同悲。」當時，北京已經成了抗戰的前線，因此，參加追悼會的人心中又有另一重哀傷。

和他那個時代的傑出革命黨人一樣，章太炎的一生都和日本相關。他們的革命大本營不得不建在這個鄰邦，他們革命之後建立的國家最深刻的危機也是來自這個咄咄逼人的鄰邦。章太炎死後墳墓的安危榮辱，也最終取決於這個鄰邦的一個小小軍佐。

七七事變爆發後，戰火逼近蘇州，後方變成了前線。章太炎的靈柩無法下葬，只好暫停放於蘇州錦帆路章氏寓所後園的防空洞內。立張大千畫章太炎像於墓碑，像下有馬相伯題詞：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錄陳子昂詩。太炎先生像贊，嘆吾道之孤也。九十叟馬良。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日軍闖入章家後花園內，看到後園內一座新墓沒有墓碑，懷疑內埋財寶，一定要挖墓看個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勸止，竟遭毒打。虧得有個日本軍佐聞訊趕來，知道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軍。過了幾天，還親自來祭奠了一番，並在墓旁立了一個木柱，上書「章太炎之墓」幾個大字。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日本兵來騷擾。

時光流逝，轉瞬過了20年。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為章太炎舉行了安葬儀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遺願，他的靈柩遷葬於杭州西湖邊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抗清英雄張蒼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兩次為自己選擇墓地。民初被袁世凱軟禁時選擇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劉伯溫墓側。劉伯溫因為抗元、匡複華夏而為後人所景仰。1936年國難危重的時候，章太炎選擇了死後葬於抗清英雄張蒼水墓側。

張蒼水明末起兵抗清，擁魯王監國，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官至兵部尚書，抵抗異族鬥爭長達二十餘年，寧死不為清朝子民。章太炎曾替《張蒼水集》作跋，對張蒼水推崇備至，有「余不得遭公，為執牧圉」之嘆。緊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

「蘇報案」發，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審判員哭笑不得。對於在《〈革命軍〉序》中所寫「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事，他說：「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 聖諱 。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們是不避諱的，所以我直接寫 載湉 ，沒有什麼不對。再說，從字的意思來講， 小丑 兩個字中， 丑 字本來作 類 字，或作小孩子解，所以 小丑 也就是小東西或小孩子，並沒有誹謗的意思。」章太炎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辯說，聽眾席上掌聲雷鳴，而無知的審判員如墜雲霧裡，非常尷尬。在這樣一位學識淵博、雄辯滔滔的「案犯」前，他們簡直不知道怎麼審才好了。其中一位審判員在目瞪口呆之際，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內外著名的學問家，肯定是科舉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問道：「您得自何科？」

章太炎聽此問題，更覺可笑，故作糊塗，高聲回答：「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

「科」與「窠」同音，「滿天飛」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煙癖

章太炎講到興奮處，常常煙一根接一根地抽。一次他給學生上課，轉身寫黑板時，拿手中的紙煙在黑板上猛劃，寫完，也不看是否寫上了，轉過身仍舊滔滔不絕地講。另一隻手中的粉筆也就被誤認為是香煙，他把粉筆伸到口中，猛吸了幾口。學員們忍俊不禁，都笑了起來，而他卻全然不知，依舊神情自若地講課。

講學盛況

章太炎到北大講學，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北大風雨操場座無虛席，來得晚的只好站在窗外「旁聽」。章太炎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吳檢齋等五六人圍繞著老師登上講台，然後一字排開，畢恭畢敬地侍立在老師旁邊。滿頭白髮的章太炎穿著綢子長衫，個子不高而雙目炯炯有神。他向台下望了望，就開始用他的浙江餘姚話演講。估計大多數人聽不懂，於是由劉半農翻譯。又因演講中常常引經據典，錢玄同便不時在黑板上用板書寫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書名，有拿不準的，擔任翻譯的劉半農會和寫板書的錢玄同當場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師旁邊的其他人詢問，就是不去煩擾老師。商量定當之後，再翻譯和寫板書。

與胡適的是與非

在趙家銘先生的《章太炎與胡適之的一些是與非》中，曾講過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了。這是我國最早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書籍之一，擔心國人不理解，胡適還專門在此書的《凡例》中對新式標點的具體使用辦法作了詳細說明。書剛一出版，胡適便特地送了章太炎一本，還恭恭敬敬地寫上「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太炎」和「胡適」四個字的右邊，各加了一條黑線，表示是人名符號。

不料，章太炎接到書，翻開一看，見自己的名字旁多了一條黑線，竟生起氣來，開口罵道：「何物胡適！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亂畫！」再往下一看，又見「胡適」兩個字的旁邊，也有同樣一條黑杠，氣才稍微消了一點，自言自語道：「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罷！」

章黃「二瘋子」

黃侃20歲時留學日本，恰與章太炎同住一寓，黃住樓上，章住樓下。一天夜晚，黃侃內急，來不及去廁所，便忙不迭地從樓窗口往外撒尿。這時，樓下的章太炎夜讀正酣，驀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怒罵起來。黃侃不但不認錯，還不甘示弱，也報之以罵。兩人本都有瘋子之稱，真是章瘋子遇到黃瘋子，一場好罵，而且越罵越起勁。「不罵不相識」，通名報姓之後，二人的話鋒轉到學問上面，一談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國學大師，黃侃便折節稱弟子。

1935年，黃侃50歲生日，章太炎親贈他一副對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對聯無意中藏了「絕命書」三字，黃侃愕然。當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1．杭州

1868年1月12日出生於浙江餘杭縣，自幼在外祖父的督導下，習文字音韻學；1883年，奉父命赴餘杭應童子試，中途癲癇病發作，從此不問科舉，一意治經；青年時讀《東華錄》及《明季稗史》，「排滿思想始盛」；1890年，父親去世，入杭州詁經精舍從俞樾、譚獻等習古文經、文辭法度等。

2．杭州 上海

1897年，到上海任《時務報》撰述，鼓吹維新改良，成為有影響的政論家。但在學術上不屑於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對康門弟子尊康為聖人極端反感，不久離開。轉而將希望寄於李鴻章、張之洞等漢臣，被張之洞邀至門下，後因不同意「中體西用」而離開。

3．上海 台灣

1898年，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逃往台灣；排滿思想逐漸強烈，編定《訄書》初刻本，正式提出「逐滿」。

4．台灣 日本

1899年6月，應梁啟超之邀赴日本，得見孫中山，對孫所言「革命必經流血」大為贊同。

5．日本 上海

三個月以後，悄然返回上海；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辛丑條約》簽訂，章對清王朝徹底失望，剪髮明志，成為江浙地區反清革命第一人；1901年寫《謝本師》，與俞樾斷絕師生關係；發表《正仇滿論》，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篇公開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緒皇帝的文章；1902年，再度逃亡日本，與孫中山、黃興等人密切往還，共商革命大計。

6．日本 杭州

同年5月，從日本帶大量西學書籍回杭州，著手修訂《訄書》，確立了經學史學化的古文經學思想，為行將到來的革命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思考。

7．杭州 上海

1903年，因「《蘇報》案」被捕入獄，期間大量閱讀佛經。

8．上海 日本

3年監禁期滿，孫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會，接任《民報》總編輯，與保皇派論戰，但與孫、黃間漸起齟齬，最終導致同盟會分裂；1908年春開始為留學生講授國學，相繼完成《新方言》、《小學問答》、《齊物論釋》、《國故論衡》等文集的編撰；1911年，武昌起義，上海光復，章太炎返回上海，倡導「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反對以一黨組織政府，寄望袁世凱統一全國。

9．上海 北京

4月，追隨袁前往北京，逐漸認清袁的真面目；1913年返回上海；7月，「二次革命」失敗，冒死進京，大鬧總統府，被袁世凱軟禁，期間修訂《訄書》為《檢論》，口授《菿漢微言》，講授國學；1916年袁世凱死，方獲自由，返回上海，積极參与護法戰爭，鼓吹聯省自治，反對蔣介石北伐，攻擊新三民主義，積極呼籲抗日。

10．上海 蘇州

晚年漸入頹唐，1934年在蘇州發起章氏國學講習會，主講國學；1936年，因鼻衄病和膽囊炎病逝。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

如問中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逸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厲的風味。

郁達夫

生卒年：1881~1936

享年：55歲

死因：肺結核

最後的話：要茶。

主要思想：反對封建禮教，反對自由主義與虛無主義。

人生理想：救國強民，振興中華。

主要著作：《吶喊》、《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祝福》、《葯》、《記念劉和珍君》、《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等。

2006年6月，據說全球有130萬的華人通過網路投票的方式，評選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王國維、錢鍾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結果公布後，立刻引起了一番爭論，爭論最為激烈的是郭沫若和魯迅的入選。關於魯迅，反對者認為，魯迅是文學家，而不是國學家，更談不上是「國學大師」，因為他在國學方面幾乎沒有什麼論著。「挺魯派」則針鋒相對地舉出了《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並且引述了另一位入選的國學大師對該書的評價：「（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胡適《白話文學史》）「挺魯派」進而舉出魯迅的另一部學術專著《漢文學史綱要》，以及《嵇康集》、《後漢書》、《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會稽郡故書雜集》等一大堆經魯迅校勘整理過的古籍，增強己方的說服力。結果爭論以反對者的妥協讓步而告終。不過這妥協、讓步是看在「史」和「古」這兩個字的面子上做出的，至於「小說」、「文學」、「校勘」、「整理」，反對者骨子裡仍然是反對者，因為在他們看來，所謂國學是以「經」、「史」才變得尊貴，小說之流，即便允許它踏一隻腳到「國學門」的門檻裡邊來，終屬末流。所以，反對者的妥協讓步是極不情願的。

筆者在此無意加入這場熱鬧的辯論，不過由此卻對國學根底深厚的魯迅不研究「經」、「史」而轉投小說創作和雜文寫作這兩個「非正統」領域的原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魯迅出身於書香門第，祖父周福清是同治辛未科的翰林，做過江西金溪縣令，後調任內閣中書。周家的大門上有一塊「欽點翰林」的匾額，大長周家在紹興城中的身份地位。周福清大有讓兒孫一起考取翰林，在門上懸一塊「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額的雄心。所以，從魯迅5歲開始，就讓本家兄弟周玉田教他讀經。魯迅11歲時，又被送到紹興城內的三味書屋跟壽鏡吾繼續讀經，這一讀又是五年。魯迅在讀經時期基本讀完了《十三經》，包括非常難懂的訓詁書《爾雅直音》。這可以說是魯迅國學基礎的第一個層面。

有學者曾說，魯迅有「三絕」，指的是魯迅在創作、翻譯和輯佚三方面的成就。其中的「輯佚」是指魯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魯迅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委實不少：校勘古籍主要集中在1909年至1927年之間，從《古小說鉤沉》到《唐宋傳奇集》達十多部；抄古碑研究拓本主要集中在1915年至1920年間，包括金石拓本、漢唐石刻造像和墓誌拓本，搜集種類達數百種，可以裝四個皮箱。這兩樣工作實際上是版本學的範疇，在清代就叫「輯佚」，是所謂 漢學 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驗一個學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闊的披覽能力。魯迅的抄寫能力是從小養成的，他從私塾之初就抄寫《康熙字典》，然後從陸羽的《茶經》、陸龜蒙的《耒耙經》，一直抄到《西酉叢書》里的古史傳和地方志。這是魯迅國學修養的第二個層面。

魯迅國學的第三個層面是對佛教的獨特研究。許壽裳的話一直是研究魯迅與佛教關係的指南：「民三之後，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民三」就是民國三年，即1914年。從魯迅的日記可知，1912年購買《觀無量壽佛經圖贊》，1913年購買《釋迦譜》，別人贈送了他一本《勸發菩提心文》。

1914年是他購買閱讀佛書的「瘋狂期」：1月至3月，購《翁松禪書書譜》。4月18日、19日先後購買《選佛譜》一部，《三教平心論》、《說句經》、《釋迦如來應化事迹》、《閱藏知經》各一部，以及《華嚴經》三十冊、《決疑論》二冊、《維摩詰所說經注》二冊、《寶藏論》一冊。5月23日「往琉璃廠文明書局買《般若燈論》一部三冊、《中觀釋論》一部二冊、《法界無差別論疏》一部一冊、《十住毗婆沙論》一部三冊 這種狂熱購買、借閱佛書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0月，共計購買閱讀81部、211冊。

如此大規模而猛烈地閱讀佛書，在同時代學人中非常少見。在中國，佛教文化早已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猛烈的研讀中，佛教教義中的精髓也滲透到了魯迅的思想深處。讓我們再回到篇首提出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深厚的基礎上，魯迅為什麼沒有去搞其他國學大師研究的「經學」和「史學」呢？

我在這裡給大家提供一個淺薄的見解：第一，魯迅對「經學」中的「經義」歷來持批判的態度，而且老而彌堅；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國「一亂一治，一治一亂」、「前進 倒退 再前進 再倒退」的大循環歷史結構的秘密所在，他決定拋棄過去的歷史，努力走出第三條道路來。也就是說，他不願為那些被自己內心深處拋棄了的正統的「經義」和「歷史」作更多的無謂的註解，搞所謂的國學研究。

魯迅幼時念的《十三經》，多是儒家經典的原文，而不是後代學者的註疏，所以他對這些經文儘管不如其他雜經、雜書感興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談不上憤恨。但讀到後代特別是宋代學者如朱熹的著作時，他就感到「經義」可怕了。在魯迅心中，宋代是中國文化衰弊陵夷的轉折點，他十分犀利地指出：孔子在《論語》里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朝學者則提出了「三綱」，說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宋人就更是乾脆，說什麼「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圖》的文章，提到朱熹編輯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兒」的故事，給他精神上帶來了巨大的刺激。

關於「郭巨埋兒」的故事，《二十四孝》中說道：

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魯迅為此寫道：「我最初實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黃金一釜，這才覺得輕鬆。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魯迅對「禮教」的惡感大概種因於此。

說到中國的歷史，最能說明其演變規律的，就是《三國演義》開頭的那句話：「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代學者夏曾佑於1904年的《中國古代史》（該書原名《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普及最廣，影響一時）就此作了深刻的分析：

中國歷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後四五十年；從此以後，隆盛約及百年。百年之後又有亂象；又醞釀數十年，遂致大亂，復成革命之局。漢、唐、宋、明，其例一也 大亂之後民數減少，天然之產，養之有餘。而豪傑敢亂之徒，並已前死；余者厭亂苟活，無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若為君相者，更能清靜不擾，則效益者矣。

「余者厭亂苟活，無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這個解釋已經觸及了一個歷史時代的變遷與這個時代民眾心理的關係問題。

魯迅則將這個關係進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國人的「國民性」問題。

魯迅所處的時代，正是外敵入侵之時，康、梁發起維新運動，以圖自強，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敗，於是潛伏了三百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滿意識重又抬頭。當時的學術界在修訂歷史時，也設置了「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科目，魯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間，魯迅東渡日本學習，就曾加入光復會。但是，辛亥革命失敗後，魯迅認識到民眾的愚昧才是癥結所在。他寫於1919年的小說《葯》，就描寫了秋瑾被殺害後，一名普通中國人華老栓不僅絲毫沒有感覺，而且為給兒子治癆病，到劊子手那裡買來救亡者的鮮血，用來蘸饅頭吃。

魯迅對於學者們的「民族意識」誠然是可感的，但認為措辭太繞彎子了。他直截了當地說道：

中國的歷史，其實是

一、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是亂世，可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究竟又是什麼樣的呢？魯迅引了一段《左傳》昭公七年的文獻加以說明：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

但是「台」沒有可「臣」的等級，不是太苦了么？魯迅說：

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此，魯迅就把中國歷代學者所闡發的「經義」與中國歷史大循環結構的邏輯關係銜接起來了。太平盛世以禮教秩序制定奴隸與主子的規則，到了盛世衰敗時，社會動蕩，人們不是去打破這禮教，而是急著去尋找新主子，為他們制定穩定的奴隸規則。於是新盛世來臨時，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亂的「種子」。這「種子」便是經義中的禮教，這輪迴便是歷史。

這就是魯迅不搞所謂「經學」、「史學」的關鍵所在，也是他進行小說創作和雜文寫作的原因。小說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始終是末流。《漢書·藝文志》對「諸子十家」進行了排列，小說家排在最後。又說道：「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不可觀的就是小說家。其餘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而小說，「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心目中，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所謂國學實際上是為君主王侯服務的學術，而小說則是民間百姓的生活內容之一。一個是官方的、正統的，一個是民間的、非正統的。從語言上也形成涇渭分野：一個是書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為可信、可傳承，這就衍生出文字學和考據的功夫；另一個則是口頭語言，雖便於傳播，但與學術無關。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遭遇西方列強的侵略，面臨亡國滅種之危，「救亡」成為時代第一大主題。然而怎麼救亡？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均沒有解決「救亡」問題。辛亥革命失敗後，思想界的人們開始由「救亡」轉向「啟蒙」，但是啟蒙運動開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間發揮了作用，在民眾中沒有產生更大的效果。這原因就是啟蒙者來自傳統的學術領域，所使用的工具仍然是「經」、「史」，所說的話，仍是書面上的文言。章太炎與梁啟超二人同在《時務報》上發表文章，章太炎的語言過於古雅，連高端學術圈內的人讀起來都費勁，更別說去影響普通民眾了；而梁啟超「筆端常充滿感情」的文論，則影響了一代有志青年。

魯迅參與啟蒙是為了創造出一個「第三樣的時代」，重點是對民眾的啟蒙，為此他有意識地選擇了一個民眾容易接受的表達形式 小說。

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說道：「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 文苑 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那麼，小說究竟具有怎樣的力量呢？

比如《三國演義》中把曹操描寫成一個白臉的奸臣，這與正統史書《三國志》的記載不符，但是，老百姓看不懂或者不願看《三國志》，於是千百年來，就認定了曹操是個奸臣。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要為曹操翻案，但沒有人關心，依然是一想起曹操，眼前就會出現一個白多黑少的京劇臉譜。為什麼呢？這可能就是小說的力量。

近代史上批判封建禮教的學者為數不少，但多數是對上層社會的批判，魯迅的不同在於對大眾的批判，他將他們稱做「庸眾」。歷史走到今天，「庸眾」不是無可指責，或者說，奴隸並不因為是奴隸而沒有歷史的責任。因此要改良。這正是魯迅眼光獨到之處。當然，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也非魯迅一人，但大多是枯燥的說教，而魯迅則採用了「庸眾」們喜聞樂見的小說形式，也由此將數千年處於邊緣的文學門類抬入了正統的殿堂，成為一門「顯學」。這不能不說是魯迅的一個貢獻。那麼，為什麼看透「國民性」的是魯迅而不是他人呢？

魯迅的書讀多了，筆者每每會聞到一種今天的中國人身上很少見的精神氣味。似乎他並不是中國人，或者起碼不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

劉半農說過關於魯迅的一句話，「托尼學說，魏晉文章。」魯迅自己對這個說法感到滿意。「托」是指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尼」指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先驅尼采。劉半農的話，從字面上理解，是指魯迅接受了「托」、「尼」的學說，文章風格接近魏晉時期。但實際上是指魯迅的思想和精神層面中既有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成分，又有尼采存在主義色彩，精神氣質與魏晉時期的人物非常相像。

但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並不全是受了這些人的影響。他的性格、情感、思維方法和思想更多地來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魯迅是一個頑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8歲那年，父親與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魯迅在旁邊觀看，一位伯伯問他：「你希望誰贏啊？」言下之意，8歲的孩子一定會有親疏之別，希望自己的父親贏。誰知魯迅答道：「願大家均贏。」其善良之心使長輩們為之動容。

13歲那年，魯迅的祖父因為行賄浙江鄉試主考官而下了監牢，被判「斬監候」。第二年，父親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親戚也都一個個換了嘴臉，昔日趕前趕後，恭恭敬敬的，現在側目而視；過去笑臉相向，親親熱熱的，現在冷眼相投。大舅父家的人竟稱魯迅他們為「乞食者」。魯迅的內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清了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親去世，周家落入困頓。父親的死，讓魯迅有了學醫的念想，當然也與他發現日本通過發展醫學變得強大有關。但後來，一次觀影經歷讓魯迅選擇了棄醫從文。在仙台學醫時，有次課間放電影，映到日本軍人揮刀砍殺中國人，而圍觀的其他中國人一臉麻木之時，有同學大聲議論：「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 」這一印象太深刻了，「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對環境進行反擊的機會了。他迅猛地寫出了《斯巴達之魂》、《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時翻譯了俄國和東歐弱小國家的文學作品，閱讀了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力倡一種與奴隸心態截然相反的奮勇犧牲的精神。他還和朋友一起，利用課餘時間去講道館練習柔道、摔跤，並自備了一把刀，聲稱要回國復仇。為此他一度參加暗殺團。一次，上級派他回國執行一項暗殺行動，一再猶豫之下他拒絕了，理由是「一旦自己死了母親將無人贍養」。這頗不像一個革命者甚至刺客的口氣，也說明了他不可能走向這條道路。

革命道路走不了，只能專心搞文藝運動。他聯合了幾個人想辦個名叫《新生》的刊物，但由於籌辦者紛紛離去而擱淺。這使他產生了很大的困惑，加上國內家庭生活拮据，催他回國，魯迅於1909年黯然返家。

在杭州和紹興當了兩年教員之後，辛亥革命就爆發了。革命黨人王金髮接手紹興之後，任命魯迅為紹興師範學堂校長。魯迅在日本被壓抑下去的革命熱情再次迸發，他腰挎指揮刀，帶領學生上街遊行，還支持學生辦了《越鋒日報》，親自擬發刊辭，辟雜文欄，換著筆名寫短文，針砭紹興的種種時弊，甚至抨擊軍政府。但不久，革命政府就變得官僚化了，學堂經費停發，《越鋒日報》被軍政府搗毀。正巧此時他接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蔡元培的邀請，於是就到了教育部工作。

不久蔡元培因不滿袁世凱政權而辭職，然後教育部內開始清理「蔡黨」，不斷捕人。同僚們都紛紛學古人的樣，或嫖或賭，或古玩或書畫，公開表現自己沉湎於某一種嗜好，來逃避「袁黨」猜疑的目光。蔡鍔將軍，更是躲在名妓小鳳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條命。魯迅由蔡元培引薦入部，自在被疑之列，他在苦悶之餘，潛心抄寫古碑、研究拓本、整理古籍、閱讀佛書。

另一件令魯迅陰鬱的事情是，在日本時期，由於母親的安排，魯迅娶了沒有感情基礎的朱安為妻。到北京後，母親多次來信勸他把朱接到北京同住，他沒有回應。思想上的苦悶和感情上的痛苦，使他看起來根本不像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埋頭古碑之間，更像一個世故老人。

但從漢唐的碑帖、魏晉文章以及佛教經典中，魯迅卻汲取了大量精神養分，使他的「個體精神」擴張到了最高的境界，成為真正的個人主義者，為中國人創造了一種既非西方也非古人的新的精神框架。這種精神框架外表看具有存在主義傾向和虛無主義色彩，但在魯迅的深層意識中，他默默的信念（即生活中總能找到一些積極與美好的東西）卻從未動搖過。這足以說明他「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文化理想。這八個字來自他的《文化偏至論》：

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魯迅在紹興會館抄古碑的時期，正是他思想成熟的時期，因此，當錢玄同代表《新青年》雜誌向他約稿的時候，他能厚積薄發，以《狂人日記》、《孔乙己》、《葯》、《故鄉》等聞名文藝界，後又在其他雜誌發表《阿Q正傳》、《社戲》、《祝福》、《傷逝》、《故事新編》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也正因魯迅的思想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已經成熟，因此能在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後，依然一個人堅定地走在「荒漠」中，以「匕首」（古人曰「寸鐵」）式的雜文（後彙編成集的有《墳》、《熱風》、《華蓋集》、《而已集》、《且介亭雜文》等），與各方論敵戰鬥不已。也正因如此，當他對曾經寄望創造中國「第三樣的時代」的青年失望以後，依然能夠孤獨地與虛無主義作鬥爭，直至死亡。魯迅晚年，已經處於徹夜創作的戰鬥精神境界中。他「不憚於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一個都不寬恕」，包括死亡。

他的散文集《野草》裡面有一篇短短的《墓碣文》，形象地描述了他與死亡的不妥協的關係：

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讀著上面的刻辭。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剝落很多，又有苔蘚叢生，僅存有限的文句

「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隕顛。

離開！ 」

我繞到碣後，才見孤墳，上無草木，且已頹壞。即從大闕口中，窺見死屍，胸腹俱破，中無心肝。而臉上卻絕不顯哀樂之狀，但蒙蒙如煙然。

我在疑懼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見墓碣陰面的殘存的文句

「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則，離開！ 」

我就要離開。而死屍已在墳中坐起，口唇不動，然而說

「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顧，生怕看見他的追隨。

這篇文章寫於1925年6月17日，正值北京發生「女師大風潮」。女師大校長楊蔭榆雖是留洋出身，但治校卻頗為傳統（魯迅後來以紹興師爺的筆法命名為「寡婦主義」），遭到青年學生反抗，發起「驅楊」運動。後來發展到反對以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為代表的北洋政府。魯迅介入此事時已是1925年，主要是和陳西瀅等「現代評論派」開展論戰。此時的魯迅，已然意識到自己陷入了虛無的泥潭，對啟蒙產生懷疑，但又不願走向天國，他對胡適的自由主義很是失望，認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魯迅去世的最後十年，他始終孤身戰鬥，這戰鬥實際上是對虛無的逃避。特別是蟄居上海租界之後，他熬夜錄碑、縱酒，拚命寫作。據許廣平回憶，那時魯迅經常夜間只和衣睡兩三個小時。

1936年初，魯迅肺病複發，5月中旬，一度瀕危。魯迅請在上海開醫院的日本須藤醫師為他診治，每天注射荷爾蒙，病情稍有緩解。

5月31日，史沫特萊請美國的鄧恩醫生來給魯迅做檢查。鄧恩檢查完後說，如果是歐洲人，則在五年之前就已經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萊和茅盾商量，想請魯迅到蘇聯去療養，但魯迅拒絕了。

1936年9月，魯迅寫了一篇《死》的雜文，其中留了一份遺囑：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 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寫完之後，魯迅「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他繼續寫道：「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0月份，他的病體似乎好一些了，體重也增加了。

17日下午，頂著大風，魯迅去了《魯迅雜感選集》的日文譯者鹿地亘家，幫助解決幾個翻譯的問題。在鹿地亘家，鹿地看有風吹進來，想關上窗戶，魯迅阻止了他。魯迅走時，拒絕鹿地送他出門，在清冷的風中，頭也不回。

傍晚，魯迅來到內山書店。日本牙醫奧田杏花尾隨魯迅進了書店，內山老闆不在，店員鐮田以日本茶接待魯迅。他們飲茗座談，魯迅又燃起煙捲，話題圍繞在當時亦極為敏感的中日關係。

「我認為中日親善和調和要在中國軍備達到了日本軍備的水準時才會有結果，但這不能擔保要經過幾年才成。譬如，一個懦弱的孩子和一個強橫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會吵起來，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長大強壯起來，則就會不再吵鬧，而反能很友好地玩著。」

這天，與往日不同，魯迅很早就離座。奧田在分手時關心道：「魯迅君，今天的天氣對你很不宜，請留心著別受了風邪。」

到家之後，周建人來了，跟魯迅談到11點。次日凌晨1點，方才睡下。3點半，坐起來，許廣平發現魯迅呼吸異常，趕緊給他服藥，但氣喘並不見好。

天亮之後，魯迅用日文給內山寫便條，托他請醫生。內山打了電話，馬上就趕到魯迅家裡，幫魯迅按摩背部。須藤醫師來了。他感到事態嚴重，請松井來會診。松井仔細診查後說，現在病情非常嚴重，今天一天要特別注意，應該用氧氣治療器。吸氧之後，魯迅的病情看起來減輕了一些。

19日凌晨4時，魯迅用極其微弱的聲音對許廣平說：「要茶。」這便是魯迅留給人間的最後的兩個字。在這之後，魯迅就處於彌留狀態。

幾個小時里，看護給魯迅連著打了好幾針，但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

許廣平回憶說：「他們要我呼喚他，我千呼百喚也不見他應一聲。天是那麼黑暗，黎明之前的烏黑呀，把他捲走了。黑暗是那麼大的力量，連戰鬥了幾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時為1936年10月19日5時25分。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在側。

那天早上，7歲的海嬰醒來之後，傭人許媽上樓來，低聲對他說：「弟弟，今朝儂勿要上學堂去了。」「爸爸嘸沒了，儂現在勿要下樓去。」海嬰奔下樓去，看見父親安詳地睡在床上，但屋子裡的氣氛十分低沉壓抑，許廣平過來拉著海嬰的手。海嬰回憶說：「我只覺得悲哀從心頭湧起，挨著母親無言地流淚。」

那天下午，魯迅的遺體移到萬國殯儀館，當晚布置靈堂，20日開始接受公眾弔唁。當天瞻仰遺容的個人有4462人，團體有46個。治喪委員會原計劃安排一天時間，但來人實在太多，臨時決定延長到兩天。第二天來弔喪的，個人大約有五六千，團體超過了80個。

21日下午3時至4時，舉行小殮儀式。魯迅的遺體被放入銅棺，棺蓋的上半是玻璃的，可以看見魯迅半身遺容。

22日下午2時，出殯儀式開始，靈柩由巴金、胡風、蕭軍、黃源、靳以、張天翼、陳白塵、蕭乾、聶紺弩、歐陽山等十幾人抬著，放到靈車上。參加送靈的人大約有五千，路上不斷有人加進來，最後有一萬多人。

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等徒步送靈，後來在再三苦邀之下，才上了汽車。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時等人跟在行列最後。送靈的還有電影界名人趙丹、陳波兒、歐陽予倩、柯靈、唐納、藍蘋、鄭君里、司徒慧敏等。

送靈的群眾唱著輓歌，輓歌由麥新（《大刀進行曲》詞曲作者）根據當時流行的《打回老家去》填詞。

隊伍到達萬國公墓時，天已灰黑。公墓大門掛一橫幅，上寫「喪我導師」四個大字。

奏過哀樂之後，由蔡元培、沈鈞儒、宋慶齡、內山完造、章乃器、鄒韜奮作了墓前致詞。蔡元培說：「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必須擔負起繼續發揚他的精神的責任來。我們要踏著前驅的血跡，建造歷史的塔尖。」宋慶齡一向很少在公眾面前講話，這天，她說：「魯迅先生雖死，其精神仍不死，吾人紀念魯迅先生，在集合真正革命之同志，以從事於反帝之運動，為被壓迫民眾而奮鬥。」

之後，由王造時、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代表上海民眾，為魯迅先生獻旗，白底黑字，字為沈鈞儒手書的「民族魂」。這旗子就覆蓋在靈柩上。

暮色四合，魯迅的靈柩緩緩地放入墓穴。許廣平撒下了第一捧土，哭聲和輓歌響徹萬國公墓上空。

70年後，北京東北四環芍藥居附近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內，入口處左側立著一面鐵鑄的魯迅頭部塑像，眼睛顯然用極鋒利的刻刀划過，斜筆向上，比照片中的他更加「橫眉立目」。由於只有一隻眼，使人難以猜測他的神情。塑像上沒有寫那句著名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而是在背面錄了那篇《墓碣文》。整個塑像用沒有任何塗料的鐵鑄成，烏黑，且有銹跡。據文學館研究中心負責人說，每當下雨，就有水從魯迅眼中流過，像哭一樣。

我不知道，當70年後的今人在討論所謂國學，討論魯迅是不是國學大師的時候，如果魯迅活過來的話，會怎麼想？而所謂的國學，所謂的「國學大師」，所謂的「國學大師之死」，對於我們，對於我們的子孫後代，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魯迅與許姓

魯迅生平有五位姓許的知己好友：許季上、許壽裳、許欽文、許羨蘇、許廣平。許廣平後來成為魯迅的愛人伴侶。

有一次魯迅去曹聚仁住處，看見曹的書架上堆積了魯迅的種種作品以及一大堆資料片，魯迅就以為曹聚仁準備替他寫傳記。曹聚仁笑著對魯迅說：「我是不夠格的，因為我不姓許。」魯迅聽了曹的話，也笑了，說：「就憑這句話，你是懂得我的了！」

許壽裳為魯迅編年譜

魯迅逝世三個月後，上海文化界同人擬印一本紀念集，大家認為書中應有一份「魯迅年譜」。商定民國以前由周作人寫，南京、北京時期由許壽裳寫，上海部分由許廣平寫，最後由許壽裳總其成。許壽裳秉筆直書魯迅的婚姻和愛情生活：「（民國）前六年，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民國）十六年，與許廣平女士以愛情相結合，成為伴侶。」

許廣平收到年譜初稿後，當即將自己寫的一份初稿寄給當時在北平的許壽裳，附信說：「關於我和魯迅先生的關係 彼此間情投意合，互相信任 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們不是一切舊的禮教都要打破嗎？」在她自己擬的年譜初稿中，坦然自陳：「民國十六年，與許廣平同居。」許壽裳欣然認可。

魯迅「瞪」蕭軍

有一次在魯迅家裡閑談，蕭軍看見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釣魚的人型玩具，為了試試釣竿到底有多大彈力，他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摁起來，終於「咔」的一下釣竿斷了。魯迅先生望了蕭軍一眼，蕭軍直覺到先生「瞪」他，便感到自尊心受傷害了，從此就不到先生家裡去了。

蕭紅卻照樣歡歡喜喜地前去。魯迅先生很快察覺了，問蕭紅：「那一位（指蕭軍）怎麼好幾天沒有來？」

「他說你瞪他了，他不來了。」

魯迅先生溫和寬厚地笑了，說：「告訴他，還是來吧！我沒 瞪 他，我看人就是那個樣子 還是來吧！」

蕭紅回去轉達了魯迅的話，蕭軍正苦於找不到台階，一聽這話，第二天趕忙跑到魯迅那裡。開始他還有點不自然，但魯迅壓根就不提蕭軍慪氣的事，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漸漸地蕭軍又恢復常態，同魯迅高談闊論起來。

魯迅母親讀《故鄉》

魯迅的母親識字，喜歡讀中國的舊式小說，魯迅和周作人就到處搜羅小說給她看。老太太看書很快，大約過個把星期，就會跟魯迅要書看。

《吶喊》出版之後，有人給老太太看，特別指明《故鄉》一篇特別好，老太太馬上戴上眼鏡，開始讀《故鄉》。讀完這篇之後，她原書交還，說：「沒啥好看，我們鄉間，也有這樣的事情，這怎麼也可以算小說呢？」

1．紹興

1881年出生於浙江紹興；1893年，祖父因行賄主考官被判「斬監候」，家道就此敗落；12歲開始在三味書屋讀書。

2．紹興 南京

1898年，因家貧退學，不久前往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班讀書，半年後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讀《天演論》，接受進化論。

3．南京 日本

1902年春，礦路學堂畢業，被選為五名赴日留學畢業生之一，進東京弘文學校，學習日語和基礎課，頻繁接觸革命黨人，民族憂患意識和民族自尊心更加強烈；次年，毅然剪掉辮子，為本班剪辮第一人；1904年秋改學醫術；1906年4月棄醫從文，回到東京；同年夏，回國成親；婚後第四天，攜周作人一起回東京，加入光復會；1908年，師從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同時深受章太炎排滿思想影響。

4．日本

紹興

1908年，結束七年留學生活回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和化學教師；1910年7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學監；辛亥革命爆發，組成「演說隊」上街；紹興光復後，出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5．紹興 南京

1912年，應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教育部任職，從此開始14年的教育部職員生涯。

6．南京 北京

1912年5月，隨教育部遷往北京；8月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對國事深感失望，在業餘時輯錄和校勘古書，看佛經，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心緒極為寂寞；1918年4月，應錢玄同之邀參加《新青年》，同月發表《狂人日記》，聲名鵲起；1920年受聘為北大講師，此後六年間，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任教，講授中國小說史，後將講義整理成《中國小說史略》出版，打破中國小說歷來無史的局面；1923年與周作人失和，支持女師大學生風潮運動，「三一八」慘案後寫《記念劉和珍君》，不久遭段祺瑞政府通緝。

7．北京 廈門

應林語堂之邀，1926年前往廈門大學擔任國文系教授兼國學院研究教授，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後整理成《漢文學史綱要》出版。

8．廈門 廣州

1927年春，辭去廈門大學教授職務，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長；參加革命活動，要求學校當局營救被捕學生，遭到冷拒，憤而辭職。

9．廣州 上海

1927年10月，攜許廣平到上海；1930年，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參加領導工作；1933年初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6年10月19日，於上海家中去世，喪禮極盡哀榮。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