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和尚的順治皇帝

「順治」，本是清朝紀年的一個年號，專指世祖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在位期間十八年（１６４４—１６６１）的紀年。「愛新覺羅?福臨」是世祖皇帝的姓名，「世祖」是他的廟號，也就是他去世後在太廟被立室奉祀時所起的名號。另外，依照禮儀，皇帝去世後，還應該根據他生前的品行事迹，為他評定一個稱號，這個稱號叫「謚號」。福臨的謚號是「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讀出來，要兩個字兩個字地斷讀，代表他不同的德行。如此，如果要說清朝這個已經去世的姓「愛新覺羅」叫「福臨」的皇帝的事，表述起來，姓名肯定是不能直呼的，於是在官方，就用廟號或謚號代指。這樣，福臨就被稱為「世祖皇帝」或者「章皇帝」，也有合稱「世祖章皇帝」的。但於民間，老百姓既不用供奉又不會去記他長長的謚號，況且知不知道其廟號謚號還是問題，所以最方便的，就是用他在位紀年的年號「順治」來稱呼。這樣，「順治」也就指清朝這位名叫愛新覺羅?福臨、在位十八年、被尊稱為「世祖」或「章」或「世祖章」的皇帝了。

傳說中，甚至一些史學工作者也存疑，認為順治皇帝並非在他二十四歲時患天花去世，而是出家去五台山做了和尚，其「天花去世」之說，不過是朝廷掩人耳目罷了。那麼順治皇帝真的出家了嗎？如果是，原因又是什麼呢？

一、順治的身世

順治的祖父，是統一滿族女真各部、在明萬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建立「大金」（史稱後金）政權的努爾哈赤。其疆土東到東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鴨綠江，都城建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自己的出生地。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本來是明朝建州左衛都指揮，父親塔克世任指揮，也就是說，都是明朝政府管轄下滿族聚集區域的滿族官員，但他們在隨明朝軍隊平息建州右衛的反叛過程中卻被誤殺。努爾哈赤就是因為這個緣由起兵反抗明朝統治的。努爾哈赤去世後，他的第八個兒子皇太極即位，此時的後金已遷都盛京（今遼寧瀋陽）。皇太極在清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１６３５）四月，將國號改為「清」，稱了皇帝。同時他征服朝鮮，統一漠南蒙古，並通過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禎十三年、十四年，１６４０、１６４１年）的松山錦州之戰，徹底削弱了明軍的精銳力量，使進取中原成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極在將自己的勢力推進到山海關的時候突然病逝了，帝位傳給了第九個兒子福臨。

福臨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二年）正月三十日（１６３８年３月１５日）生在盛京，母親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爾沁貝勒寨桑的女兒，姓博爾濟吉特氏）。他於清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１６４３年１０月８日）在盛京繼帝位時，年齡尚不足六歲，由叔父濟爾哈朗和多爾袞輔政，年號則在第二年改稱「順治」。如此，就有了以後的「順治皇帝」這一稱謂。

當順治在襁褓中長成，還不知自己未來帝座之上的命運的時候，明朝的崇禎皇帝，正在為烽火連天的李自成農民起義寢食難安。而順治登上大清國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國的崇禎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數口後，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縊了。那是明崇禎十七年（１６４４），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順軍攻進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軍隊還在。駐守在山海關、以防備清軍為責任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在得知愛妾陳圓圓被農民軍挾持以迫自己歸降後，選擇了放清軍進關，協同明軍剿滅農民軍的道路。但大清軍的鐵騎一經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滅農民軍的同時，也就收服了本屬於明朝的政權和軍隊。順治元年（１６４４）九月，輔政的叔父多爾袞在前面拼殺，順治帝就在另一輔政的叔父濟爾哈朗的護送下，從瀋陽抵達北京，詔告天下，開始努力實現對這片土地的統治。中國歷史，進入了以滿族貴族為核心統治的清王朝。順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第一個皇帝。

因為攝政王多爾袞的突然病逝，順治八年正月十二日（１６５１年２月１日），順治帝實現了提前親政，這一年，他才十四歲。鑒於多爾袞的擅權給自己造成的多年壓制和傷害，順治帝毅然決定從此親自處理一切政務。為了克服閱讀漢文奏章的困難，廣泛吸收中國歷代帝王的治國經驗，他在政務之餘，開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學習，涉獵十分廣泛。在領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後，開始學慣用漢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倫理道德不斷完善自己對國家的統治。同時，他深知帝王臨御天下，必須以國計民生為首務，所以推行招降彌亂、以撫助剿的軍事政策，推行屯田開荒、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並且注重整頓吏治，建立廉潔有效的政府機構。到順治十六年（１６５９）春天，除地處東南沿海一隅的鄭成功外，討平了全國大規模的抗清武裝力量，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從而實現了祖父和父親關於邁過山海關統治這片美麗富饒的國土的夢想。

然而，對於這樣一位承襲著滿族勇猛頑強又容納了漢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實現了權力統治的年輕皇帝，為什麼會有棄位出家的說法呢？

關於順治出家，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是說順治並非在二十四歲亡於天花，而是在這一年脫去龍袍換上袈裟，於五台山修身向佛，並於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左右圓寂。期間，康熙皇帝曾經數次前往五台覲見父親，但都沒有得到順治的相認，所以康熙才會寫出「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的詩篇。至於其出家的原因，則是因為愛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擄獻進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選擇五台山修行，則是因為夢見董小宛在那裡。這種說法的有關記錄，主要存在於《順治演義》、《順治與康熙》等野史和文學作品中。尤其是當時著名才子吳偉業（梅村）寫的一組《清涼山贊佛詩》，詩文影射順治在五台修行，並用「雙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於吳偉業的詩素有「史詩」之稱，而他苦戀著的，是與董小宛齊名、才高氣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關的附會。

另一種說法，來自於《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旅庵和尚奏錄》、《敕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北游集》、《續指月錄》等僧侶書籍的記載。這些書用語錄及偈語的形式，記載順治曾經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十月中旬於宮中，由湖州（浙江吳興）報恩寺和尚茆溪森為其舉行了淨髮儀式。但剃了光頭本已出家的順治，又在茆溪森的師父、報恩寺主持玉林L的諄諄誘導和要燒死茆溪森的脅迫下，回心轉意，蓄髮留俗了。

如此，我們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順治帝在二十四歲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明朝、清朝遺留的原始檔案一千餘萬件。在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中，最受其時皇家尊崇保護的，是《實錄》、《聖訓》和《玉牒》。它們在漫長的清朝統治時期，被單獨專門保護在皇史k（位於北京南池子）的金匱里，由專職守尉看護。其中的《實錄》，是由繼位的皇帝組織人員，依據各種文書檔案，按照年月日的順序，為去世的皇帝編寫的事實記錄。由於精心的保護，《清世祖實錄》金黃色的綾面到現在還像新的一樣。在該《實錄》卷一百四十四，這樣記錄著：「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視朝。免諸王文武群臣行慶賀禮。孟春時享太廟，遣都統穆理瑪行禮。壬子，上不豫……丙辰，諭禮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親詣行禮，用展誠敬。茲朕躬偶爾違和，未能親詣，應遣官恭代。著開列應遣官職名具奏。爾部即遵諭行。上大漸，遣內大臣蘇克薩哈傳諭：京城內，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丁巳，夜，子刻，上崩於養心殿」。這段話的意思是：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順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賀禮儀，而且當日應該舉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廟的禮儀，也派官員前往。初二日，順治帝身體不適。初六日，順治帝傳諭，應該由自己參加的大享殿禮儀，因為身體不適，需要派官員代祀，讓禮部列出代祀官員的名單，並且因為病情迅速加劇，又傳諭赦免京城內十惡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當於現在零點到一點這段時間內，順治帝就去世了。

從以上《清世祖實錄》的詳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皇帝被明確記載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則「大漸」了。「大漸」這個詞在皇帝身上應用，應該是非常慎重的。因為這個詞表示病情急劇加重而且很危險。至於去世的具體時間，記載是「丁巳，夜，子刻」。這裡，「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記日。「子刻」，雖然相當於現在的二十三點到一點，但在舊曆的記時方法中，表示的是「開始」——記時是從「子時」開始往後按子丑寅卯的順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應該是初七這一天的凌晨零點或一點的時候。中間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學研究專著中，都解釋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將順治的去世時間，拖延了十二小時。這樣，從原始的《清世祖實錄》這一史料中證明，順治皇帝病逝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檔案館藏有的《玉牒》，則是清朝皇帝的家譜。它從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開始記錄。塔克世子孫後代這一支，稱「宗室」，使用黃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孫各支，稱「覺羅」，使用紅色，而且在家譜格式上，分「橫格」和「豎格」兩種版式。橫格玉牒只簡單記錄世系，豎格玉牒則不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還詳細記錄該人的生卒和婚姻。記錄順治皇帝情況的《玉牒》，其去世的時間，與《清世祖實錄》的記載相同，但同樣沒有說明病因。

另外，檔案館還存有順治皇帝的《遺詔》。該《遺詔》長五百四十八厘米，寬九十三厘米，黃紙墨跡，捲軸狀保存。遺詔中，順治皇帝對自己漸習漢俗、早逝無法盡孝、與親友隔閡等事做了自責，同時宣布由八歲的兒子玄燁即皇帝位。這份遺詔，由於充滿了自責，使不少人猜度它並非出自順治帝，而是出自順治帝的母親孝庄皇太后，因為自責的內容，多是皇太后對順治帝的不滿之處。但僅以自責內容就判定《遺詔》並非出自順治帝，也有些牽強。如果沿著順治帝的成長軌跡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礎和思維方式，這種白責也並非解釋不通。首先，順治是一個初主中原的滿族皇帝，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生活與文化充滿陌生，要實施統治，就不得不儘力熟悉與適應它，並且迅速地背離自身的傳統，這是一種深深的矛盾困擾，其自責，在情理之中。另外，順治早年曾深受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思想影響，一度篤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懺悔的性格。在位期間，他經常把各種災害或者動亂歸於自己的「政教不修，經綸無術」，屢次下詔白責，並要求各種文書不能稱自己為「聖」。在十六年１６５９正月討平李定國實現一統大業後，面對各種舉行祝賀的請求，他冷淡地說能有今天的這種事業，並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實現的，拒絕賀禮。十七年１６６０，在祭告天地、宗廟時，他對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過簡單的總結，通篇是自譴自責之詞，並且下令暫時終止官員上給自己的慶賀表章。這些史實都可以在《清世祖實錄》中翻看到。所以說，這份《遺詔》充滿自責，也並不完全違背順治皇帝的思維方式。

這份《遺詔》的撰擬，在《清聖祖實錄》康熙帝實錄卷一中記錄，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學士麻勒吉、學士王熙到養心殿，奉完旨意後在乾清門撰擬的。這段記載，又有奉寫遺詔的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熙的《自撰年譜》為佐證。年譜中，王熙記述了被傳旨召入養心殿、聆聽完順治帝旨意後起草詔書、三次進呈三蒙欽定的全過程。王熙在《自撰年譜》還寫到，在進入養心殿之後，順治帝對王熙說，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張宸的《平圃雜記》中記錄，初六日，也就是《實錄》中記錄皇帝「大漸」的那一天，在傳諭大赦的同時，還傳諭民間不得炒豆，不得點燈，不得倒垃圾。因為這種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所以人們佐證順治帝是因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學者提出，「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癥狀是高燒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順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寫的那樣，親自口授《遺詔》。

《遺詔》是否出自順治帝本人，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從檔案館保存的《清聖祖實錄》和其他文獻保存單位的一些僧侶文獻中可以看到，順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聖祖實錄》卷一中我們可以看到，安放順治帝遺體的梓宮棺材，在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１６６１年３月２日）被移放到景山壽皇殿。其後，繼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應該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記載，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康熙皇帝來到安放著順治帝梓宮的景山壽皇殿，在舉行了百日致祭禮以後，將順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宮，以等待選擇吉日奉入太廟。二十一日，則舉行了「奉安寶宮禮」。這說明，到二十一日時，順治帝已經被火化了，因為「寶宮」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關於順治皇帝被火化的詳細記錄，在官方記載的檔案里尚無記錄，但《旅庵和尚奏錄》中則寫明，臨終前，順治帝對近身的僧侶特別囑託，因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禪，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趕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趕不到，則由位於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來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氳牡蘢印Ｄ境朐謨φ偃刖┦卑閹帶到了順治帝的身邊，同另外一些入宮的和尚一起，為順治帝宣講佛法。本月旅庵的奏錄，記錄的是自己及他人與順治帝的奏對，真實性極強。而順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吳興報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對佛法的闡釋，曾深深打動了順治帝並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據《五燈全書》記載，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後兼程趕抵北京，於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為順治帝舉行了火化儀式。這就與《清世祖實錄》記錄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寶宮相吻合。

所以說，順治帝是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於養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遺體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於「寶宮」內。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清聖祖實錄》卷九記載，該「寶宮」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１６６３年５月３０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時十九點至二十一點，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寶宮一起，被安放在地宮的石床上，並掩上了石門。

由此，關於順治帝在二十四歲這年離宮出家、朝廷以其病逝為託詞的猜度，不過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傳奇故事而已。但順治帝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十月，於西苑（中南海）萬善殿，由茆溪森和尚為其舉行了皈依佛門的淨髮儀式，則是史實。只不過剃光頭髮意欲出家的順治帝，最終在茆溪森的師傅玉林L諄諄規勸和要燒死茆溪森的壓力下，又決定留俗了。這一史實的記載雖然不見於官方檔案，但廣泛見於本文上述的僧侶著作中。這些著書立說的僧侶，都是被順治帝邀請入宮闡釋佛法的著名人士。由於他們在記述淨髮的時期內，生活在順治帝的周圍，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別記錄，所以具有極強的真實性，因此普遍為史學研究者所認可。在關於規勸順治還俗的語錄記錄中，最被人稱道而且看起來最見效的一段勸導是，面對順治帝的提問——佛祖釋迦牟尼和禪祖達摩，不都捨棄王位出家了嗎？玉林L回答，他們是悟立佛禪，而現在從出世法來看，最需要您在世間護持佛法正義，護持一切菩薩的寄身處所，所以，您應該繼續做皇帝。正是這段規勸，最終令順治帝回心轉意，蓄髮還俗了。

我們現在需要尋找的，是順治帝出家行為的思想感情基礎。

順治在宮中淨髮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響。

入關前，順治對佛教一無所知。作為與明政權相抗衡的、統治著廣大東北地區的清政權的承繼者，其滿族文化傳統中，並沒有一種系統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論。他們在祭祀活動中崇拜的，是自然的萬物多神。由於主持祭祀的人，按滿語稱為「薩滿」、「薩瑪」、「薩麻」、「珊蠻」等，這種宗教就被稱為「薩滿教」。它產生於遠古，沒有統一的教理教義，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順治入關後，由於其朝政被做攝政王的叔父多爾袞所把持，多爾袞對順治的教育，又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所以順治的幼年和少年時期，像所有滿族孩子一樣，熱心於騎馬、射箭和圍獵，對漢文化一片茫然。據《清世祖實錄》卷三、卷九、卷十五等處的記載，就順治接受漢文化教育的問題，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給事中郝傑、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人，都曾經先後向多爾袞上疏，請求選擇有學識的人輔導順治的學習，但都被多爾袞以順治年幼的理由拒絕了。後來，多爾袞對這種建議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為多爾袞在順治七年（１６５０）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順治的漢化教育一下成為必然。面對如此豐富而悠久的漢文化和歷史，出於實施統治的需求，順治在幾乎不識漢字的基礎上孜孜求學。但最先植入他頭腦中的宗教，卻並非是已被漢文化深深吸納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沒能融入漢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斷續傳入中國，在明朝萬曆十年（１５８２），因耶穌會傳教士的努力，則再度傳入。順治親政的第一年，為了學習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曆法等天文、物理知識，就接受了大學士范文程的引見，召見了在欽天監任職的北京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淵博高深的學識，得到了順治帝的尊敬。而湯若望在得到這種教習機會後，在解釋科學知識的同時，開始向順治帝傳輸基督教教義。其教義中關於人類起源、人類苦難、人類救贖的闡釋，使對這些問題存有深深疑惑的順治折服了。教義中關於一切罪過都可以通過懺悔而獲得天主寬恕、並免遭審判的思想，也隨之植入了順治的心靈。但湯若望在順治頭腦中苦心營造的這一信仰，終因缺少這片廣闊土地的文化滋養而坍塌了——在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養著的佛教，其關於相同問題及出路的闡釋，最終征服了順治帝，並成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學界人士曾普遍認為，順治帝接觸佛教，開始於同京師海會寺主持憨璞聰的會晤。那一年，是順治十四年（１６５７）。但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內國史院滿文檔案」的佐證，晏子友先生論證了順治帝應該是在八年的秋冬，通過認識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內靜修的別山法師而開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誕生於公元前六世紀至前五世紀的印度，創始人為迦吡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喬達摩（釋迦牟尼）。其基本教義認為人生是無常的、無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於人自身的慾望和行為。而這種慾望和行為，又導致生命輪迴的善惡報應的結果。每個人就生活在這種無常無我的輪迴報應中，要想擺脫這種痛苦，只有通過修悟，徹底轉變自己世俗的慾望和認識，才能超出生死輪迴的報應獲得解脫。這種基本教義在漫長的傳播發展過程中，因為傳播者對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產生了眾多的分歧，而分化為許多教派。傳入中國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並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天台宗、律宗、凈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禪宗，又是影響力最大的佔主導地位的宗派。「禪」是梵文的音譯，其意是心緒寧靜專註地思慮。「禪宗」主張，用這種靜心思慮的方法，來悟出佛法和得到徹底解脫。而禪宗在發展中，又分化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五宗。其中，臨濟、曹洞又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兩個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們同順治之間的往來，被記載在景忠山上眾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記載著在順治八年（１６５１），順治因為出獵來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會見了主持海壽法師，得知「知止洞」內，有一位別山禪師已經在洞內靜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後，回宮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園（又名蕉園）辟出萬善殿，召別山法師入宮，供其修身。但法師在禮節性地入宮後，就拒絕了順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繼續住在石洞內修行了。這件事，使順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獨立的人，他們的信仰與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於是，順治陸續延請了一些佛門中人入住萬善殿，開始了同佛教的接觸。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別山法師，由於給順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順治十年（１６５３）又被詔入西苑椒園，賜號「慧善普應禪師」，並在椒園住了下來。

但是僅憑碑文石刻的記載，多少有些孤證，而《清世祖實錄》等漢文的官方檔案中，又沒有順治曾經在八年駕臨景忠山的記載。好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在獲得翻譯後，為其提供了寶貴的佐證史料：上面記載，順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１６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順治帝與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獵，駐於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莊，並在這一天，去了娘娘廟，賞和尚海壽千兩銀子。等到從灤州迴鑾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１６５２年１月１３日），再次去了娘娘廟，「賜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銀一百兩」。這裡，娘娘廟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稱，海壽即該殿的主持法師，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別山」，只是因為在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時，地名、人名的翻譯使用的是音譯方法，因之所選的音譯漢字不同而已。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是清朝初期內國史院這個政府機構為纂修國史而輯錄的滿文檔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順序編輯。由於修史角度的不同，檔冊所輯錄的事件內容就詳略不同。儘管是簡單的記載，但將其與碑文石刻相對照，其登山原因、時間、別山法師修行處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證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實的真實性。

但可能是因為曹洞宗的參佛方法著重於從個體去體悟佛性，不是很適合順治當時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礎，而且這種教派的修身方法，也決定了海壽、別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辭，所以當順治在十四年（１６５７）結識了禪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臨濟宗的一些僧人後，曾說，一開始我雖然尊崇佛教，卻並不知道有教法派別的區分，也不知道各個教派中的高僧，知道這些，是從憨璞聰開始。

憨璞聰，福建延平人，是臨濟宗的高僧。他在順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的五月，被位於京師城南的海會寺請來做主持，從而使臨濟宗的宗風在京師大振。臨濟宗的教法，重在通過師生問答的方法衡量雙方悟境的深淺，並針對不同的悟境程度，對參學者進行說教，提倡通過交流使人省悟。這種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適合順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幾次長談後，順治就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請憨璞聰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剎的高僧姓名和情況，開始延請臨濟宗的高僧入宮闡釋佛法。其中對順治影響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報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耄以及玉林L引薦的弟子茆溪森，木陳胍薦的弟子旅庵、山曉等人。在這些僧人的包圍闡釋下，順治從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並轉變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認玉林L為師，請其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萬善殿就成了他參禪拜佛和與這些僧人討論佛法的處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僅成了他的師兄，更因為自身學識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順治的深深信賴。有關順治帝與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動和交談，都可以從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帝在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佛教關於生命輪迴、個人承擔著自身一世的善惡報應、如想脫離輪迴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義。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過是過眼煙雲，來生並不知會在何處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創後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結果。

順治在宮中淨髮出家，其另一個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創——他的愛妃董鄂氏去世了。

據《清史稿?后妃傳》記載，董鄂妃是內大臣鄂碩的女兒，在順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的夏天，年已十八歲的時候，入宮侍奉順治帝。再據《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記載，夏天入宮的她，在七月份就準備立妃。卷一百三記載，在八月二十二日，則被正式冊立為賢妃。冊文中順治帝稱讚她「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過「貴妃」這一級別，準備立她為「皇貴妃」了。卷一百五，則對十二月初六日舉行的正式冊禮，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冊文中，順治帝再次稱讚董鄂妃「敏慧夙成，謙恭有度，椒塗敷秀，弘昭四德之修」，並且為了這次冊立，頒發詔書，大赦天下，將自己喜悅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國。該詔書長一百九十厘米，寬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樣，董鄂氏從入宮到晉陞為等級最高的嬪妃——皇貴妃，不過用了半年的時間，況且因其冊立之事還頒發了大赦詔書。頒詔這種禮遇，通常只發生在冊立皇后的時候。但她確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後被追封的，時間是順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１６６０年９月２５日）她病逝後的第三天，謚號為「孝獻庄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這個時候，順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爾沁貝勒綽爾濟的女兒，名叫博爾濟吉特氏這位經歷了董鄂妃的被寵幸而險些被廢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才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這樣，如果取謚號的前兩字，董鄂妃又是「孝獻皇后」；取後兩字，也就稱「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順治帝非常難過。在《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九記載，去世的當天，順治帝傳諭，親王以下，滿漢四品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婦等人，全部聚集到景運門哭臨，這就是全部的皇親國戚了。而移送梓宮的時候，這些人又必須隨同護送。卷一百四十記載，順治帝為董鄂妃的去世輟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喪服，朝廷官員和命婦們為此穿的喪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許脫下。卷一百四十二記載，到了百日祭奠這天，又是諸王以下、文武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婦以上，全部齊集舉哀。另外從他親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狀》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筆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優良品行，並傾注了自己的綿綿愛意。如此不同尋常的晉陞速度和如此不同尋常的禮遇，只說明，順治深深愛著這位董鄂妃。但這位極度受寵的董鄂妃，因為記載她來到順治身邊的年齡是十八歲，就引起了後人對她入宮前的身份的猜測。因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過報選秀女這個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順治的。清朝相關的法規限定，報選秀女的年齡是十三到十六歲。如果隱瞞不報，身為滿族軍官的她父親，是要依照相關法規受到處罰的。所以，她這樣的年齡，是從什麼渠道入宮的呢？最廣泛的猜測演義，就是說，她是被擄獻入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於明天啟四年（１６２４）。這個出生時間，是根據她的丈夫冒襄寫的紀念文章《影梅庵憶語》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家，因其家世才學和參與組織了明崇禎年間江南學士反抗閹黨的活動，與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一起，被並稱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時的人物。他的《影梅庵憶語》，寫於小宛去世後。文中追憶同小宛相識的時間，是明崇禎十二年（１６３９），這年小宛十六歲。如此推知，小宛應該是在明天啟四年（１６２４）出生。而順治帝則出生於清崇德二年（１６３７），這個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順治大十三四歲。冒襄記錄小宛死亡的時間，是順治八年正月初二（１６５１年１月２２日）。這一年，順治帝剛剛十四歲，還沒有到大婚的年齡。所以單從年齡和小宛去世的時間上推論，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況且，在《影梅庵憶語》中，冒襄詳細記錄了為小宛贖身、一起回家後遭遇的戰亂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後病死的全過程。董小宛死去的地點，是江蘇如皋叫「水繪園」的家中屬於自己的那間房子里——「影梅庵」。她的死亡，還得到了當時一些著名學士的見證。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據一些史學研究書籍闡述，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她是在順治十年（１６５３）十五歲時入選秀女，指配給了襄親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時董鄂妃十六歲，襄親王十三歲。這位生於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１）名叫博穆博果爾的襄親王，是皇太極的第十一個兒子，其母親是懿靖貴妃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說，襄親王是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弟弟。這樣，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就是順治的弟媳了。

雖然這些史學闡述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原始檔案中，也可以縷出一些佐證。

首先，所藏《玉牒》顯示，這位襄親王確有其人：在太宗皇太極名下記載出生的第十一個兒子是博穆博果爾。他生於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１），卒於順治十三年六月初八（１６６０年７月２９日），母親是懿靖貴妃博爾濟吉特氏。這證明了襄親王是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弟弟，他比順治小三歲，而且死去的時間，正是董鄂妃入宮的時間：「十三年夏」。

其次，順著《清世祖實錄》條縷，總能看到這位襄親王同董鄂妃之間存在著關係：卷一百二記載，順治十三年七月初九（１６６０年８月２８日），也就是過了襄親王的二十七天忌日以後，禮部向順治帝報告，冊立董鄂氏為賢妃的吉利日子應該是八月十九日。順治帝回答，襄親王剛剛死，等到八月以後再選日子吧。

卷一百三在八月二十五日記錄著，當順治傳諭禮部在二十二日已奉聖母皇太后諭，將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立為賢妃的同時，委派內大臣巴圖魯公鰲拜，前去告祭襄親王。

據此，筆者也接受大多數清史學者的觀點，認為董鄂妃在入宮服侍順治皇帝之前，應該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也就是順治帝的弟媳。

不過，在關於順治為什麼要淨髮出家這個問題上，董鄂妃在入宮前的身份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宮後贏得了順治帝的感情，並且她的死給了順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創，成為順治萌發出家念頭的一個直接契機。

綜上所述，順治帝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響和愛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於西苑（中南海）萬善殿，舉行過皈依佛門的淨髮儀式，但不久即決定蓄髮留俗。時隔兩月余，在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順治帝因罹患天花，病逝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終年二十四歲。其火化後的骨灰，被安葬在位於河北遵化縣的清孝陵。這當是可信的事實。

順治帝半身朝服像

２８

清朝皇家族譜——大黃綾本《玉牒》和小紅綾本《玉牒》

順治帝的《遺詔》

北京法海寺《敬佛碑》拓片「敬佛」兩字是順治帝所書

北京法源寺憫忠台。順治帝曾送太監吳良輔在此替自己出家

順治帝的寵妃董鄂妃生前居住之所——紫禁城內承乾宮

富告董鄂氏為皇貴妃的詔書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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