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閻純德編(1995)
張愛玲
(1921-1995)
閻純德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騰」的大海裏，中國曾有過一個孤島——上海。上海孤島時期，創作力旺盛的張愛玲和蘇青，就像文壇上空閃爍的雙星，頗爲人所關注。蘇青也很有成績，但作品本身卻遠不能與張愛玲相比。
張愛玲於1952年離開上海，先香港，爾後遠走他鄉，定居美國。人們看不見雲霧中深藏的雙星，幷不是雙星已經隕落。當地球旋轉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雙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屬於張愛玲的那顆，卻越發顯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給國內一些資深的中國文學研究家寫了一信，幷列舉三十多位筆者認爲本世紀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後依據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學史上自然形成的價值與地位、在國內外讀者中産生的影響及對中國文學、中國作家的影響，歷史、客觀、公允地選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徵詢研究界朋友的意見和看法。他們都給了我一個滿意的答復，於是「20世紀中國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個科學的名單。每一張「答卷」中都有張愛玲。有的研究家還爲她們畫了序號，排了名次，有把張愛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這個「民意」測驗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權威性。張愛玲終於回歸了文學本身，回到文學史上屬於她的那個位置。
張愛玲這個名字，在中國姓氏文化裏，有著中國人的審美傳統，美麗、樸素、普通，城市有，鄉村有，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愛玲」這個名字。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張愛玲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大陸，除了有一定資歷的文學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讀者，能瞭解張愛玲其人的實在不多。1980年，當我第一次在美籍華人學者
一
「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張愛玲在《私語》裏這麽說。張愛玲祖籍河北豐潤，於
她的祖父張佩綸，是正直的儒生，憂患國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緒時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員，評議朝政、彈劾貪官，力主抵抗外敵，深受朝廷的青睞；後爲同治時期的翰林，官至侍講、署左副都禦史；但在他統率清兵抵抗法軍的那場著名的「馬江之戰」中大敗而逃，被朝廷問罪流放北疆。李鴻章器重人才，張佩綸刑滿歸來後即被李鴻章收爲幕僚，幷以小女李菊耦相許。於是李鴻章的親女兒成了張愛玲的親祖母，就是說張愛玲的血管裏流淌著「貴族的血液」。關於張佩綸與李鴻章小女的婚姻奇緣，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與辛酸，可在清末小說名著《孽海花》中鉤沉到真真假假的傳奇故事，也能聽到些許歷史的回聲。
一個家族也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永久的興旺，總會由盛變衰，也會由衰變盛的。時至張佩綸的晚年，夕陽已經深深籠罩了張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張愛玲父親那一輩，家道中落，昔日的輝煌已經所剩無多。
張愛玲兩歲時隨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僕人中間，總是由傭人抱著走親戚看客人，從小生活在封建禮教的熏陶之中。張愛玲在《我的天才夢》裏說：「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爲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三歲時，她便能背誦唐詩。她在《私語》裏回憶說：「我記得每天早上女傭把我抱到母親床上去，是銅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跟著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詩。她才醒過來總是不快樂的，和我玩了許久方才高興起來。我開始認字塊，就是伏在床邊上，每天下午認兩個字之後，可以吃兩塊綠豆糕。」稍後，她家裏爲她和弟弟請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從此也開始了她最討厭的背書生活。那時期她常常爲背不出書而苦惱。「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花滾下來。」她回憶說，有一次，「年初一我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我起來看他們迎新年，誰知他們怕我熬夜辛苦了讓我多睡一會，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在母親不在身邊——和姑姑張茂淵一起到法國留學去了——的時候，她已經讀過了《西遊記》等書。她父親又娶了個新的姨太太，她叫她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歡她和弟弟。
1929年，張愛玲八歲那年，一家人經過「黑海洋綠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父親嗜毒，打嗎啡針，一步步走近墳墓。母親從法國回來，父親進了醫院，表示要痛改前非。他們家也搬進一所花園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話書」，也有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母親和胖伯母坐在鋼琴凳上模仿電影裏的戀愛表演，她在狼皮褥子上笑著滾來滾去。那時家裏的一切她都認爲是美的頂巔，藍椅套，玫瑰紅地毯，因此「連帶的也喜歡英國了，因爲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而法蘭西是微雨的青色……」那一年她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名曰《快樂村》，寫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國皇帝特許的免徵賦稅幷予自治權；那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持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她還爲這部作品繪了多幀插圖，「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在小學還寫過一篇《理想的理想村》，後來又寫了純粹是鴛鴦蝴蝶派式的章回長篇小說《摩登紅樓夢》，共計五回，是父親代她擬的回目。雖然她的這些作品幷不成功，但那是豐富想像力的第一次大規模智慧開發。九歲時她便開始向報社投稿，雖然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沒有消息。她喜歡巴赫、莫扎特等古典作曲家，當時她還躊躇著不知是應該選擇音樂或美術作爲自己的終身事業。看了描寫窮困畫家的電影后，她哭了一場，幷決定要做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張愛玲說，她對於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當她彈鋼琴時，便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艶的衣帽攜手舞蹈；學寫文章，也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爲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那樣的年紀，她開始憑著自己的感覺和印象捕捉和選擇色彩，她畫小人，也喜歡畫上紅的墻，這樣她感到溫暖而親近。除了畫畫之外，她還學鋼琴和英文。她認爲生平中只有那個時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風度的。張愛玲還充滿了憂鬱的感傷，看到書裏夾的一朵花，聽她母親講起它的歷史，便掉下淚來。
張愛玲受新文學的影響也比較多，那時她便常常讀新文學的書籍和雜志。她在《私語》裏說：「《小說月報》正登著老舍的《二馬》，雜志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所以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後來老舍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那時她就喜歡張恨水的小說，後來真是有點「嗜之若命」了。
張愛玲的父親吸毒從改悔到反悔，在家裏不時地引發「戰爭」。「父母終於協議離婚。姑姑和父親也是一向意見不合的，因此和我母親一起搬走……他們離婚雖然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是表示贊成的，心裡自然也惆悵，因爲那紅的藍的家無法維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親，因爲這是條約寫明的。但不久她母親又要去法國。走之前，母親到她住讀的學校同她告別。張愛玲一直目送母親走出校門，「我在校園裏隔著高大的松杉遠遠望著那關閉了的紅鐵門，還是漠然，但漸漸地覺得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抽噎著，哭給自己看。」張愛玲從童年到少女時代，她是在母愛和撫愛稀薄的時空裏度過的。也許父母也不能說就不愛自己的女兒，張愛玲也不是不愛自己的父母。張愛玲的母親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識和精神上的高雅滿足，再赴法國自然有她內心的痛苦，來向女兒告別，就是母愛行動。張愛玲沒有看見母親的淚水，正像母親沒有看見女兒的淚水一樣。母親走了，但張愛玲還會到姑姑那裏感受母親的情緒，因爲在那裏可以呼吸到母親保留下來的空氣。而在父親的家，那裏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鴉片、教她弟弟做《漢高祖論》的先生、章回小說……她說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強分兩半，光明和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於她父親那一邊的必定不好，雖然有時候也喜歡。「我喜歡鴉片的煙霧，霧一樣的陽光，屋裏亂攤著小報（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看看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裏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訴她一個最壞的消息：她父親要結婚了。她哭了，因爲她看過太多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她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最壞的事實會落到她頭上。她回憶說，當時「我只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桿上，我必定把她從陽臺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該發生的都發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裏。那裏有她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那裏的太陽使人昏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那房子就像一個陰陽交錯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種精神的荒涼和無所依託的空虛。
張愛玲在聖瑪利亞女校住讀期間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親總是客客氣氣。她父親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興致上來還鼓勵她學做詩。張愛玲回憶說，她一共做過三首七絕，第二首詠「夏雨」，其中「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兩句被先生濃圈密點，第三首是詠花木蘭，以後沒有再寫。
二
如果說，家庭環境和小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具有重要意義，而中學時代的興趣培養則是人生達至終極的基礎工程。
上海的聖瑪利亞女校是著名的美國教會女子中學，同中西女塾同負貴族化聲譽。張愛玲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所美國聖公會辦的學校度過的。在那裏她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心日益堅強。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的自由性格那時已趨穩定。當時學校的教師主要是美國人和英國人，課程分設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課程是主課，包括英文、數、理、西洋歷史、地理和《聖經》，用英文講授；中文部的課程包括國文、中國歷史和地理三門，不被重視。1936年秋，學校來了一位名叫汪宏聲的老師主持中文部的教務，幷兼教高中國文。這位酷愛文學，具有新進作風的
張愛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園裏傳布開來。教員們在休息室裏談論她，學生在宿舍裏談論她，一時間張愛玲成了這所學校一個溫馨的話題。老師們談論她，還不僅僅是因爲她的文章寫得好，也常常談論她常常忘交作業，課堂上不好好聽講，而學習卻最優秀：「在教室裏總是坐在末一排，不聽課，手裏的鉛筆則不停的在紙上劃著，彷彿是很用功地記筆記的樣子，可是實際上她在畫教師的速寫樣。教師也不常和她計較，因爲她考試的時候是穩拿A或甲的。」（汪宏聲：《記張愛玲》）
在汪宏聲的組織下，聖瑪利亞女校學生成立了一個取意爲國爭光的課外活動組織國光社，還出版了一個32開本的小型刊物《國光》。第一期上發表了張愛玲寫的小說《霸王別姬》。這篇小說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師生驚異不已。對於這篇小說，
1937年夏，張愛玲中學畢業，母親從法國歸來。母親說：「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母親曾給她時間學習適應環境，教她做飯，用肥皂洗衣，練習走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若沒有幽默天才就別說笑話等等。她覺得母親的實驗是一個失敗，「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影響。」她還說：「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樣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鹹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紅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這種咬齒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顯而易見，張愛玲在少女時代就顯示出一位真正藝術家的敏感，她的靈魂裏充滿了藝術的靈秀之氣，惟獨沒有人世間的庸俗。
中學畢業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她躲在家復習功課，準備升大學以實現其夢想。1938年夏，她參加了聖瑪利亞女校在貝當路美國禮拜堂舉行的畢業典禮，算是真正結束了她的三分安靜、七分寂寞孤獨的少女時代，從小積澱下來的文學天才，在中學時代閃過光華之後，便深深地藏進追求知識的勤奮裏。那時她用演說的方式向父親提出出國留學的事，不僅遭到嚴詞拒絕，還說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後母更是變本加厲地當面羞辱她：「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裡，爲什麽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後來這位後母還動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還手時，卻被老媽子攔住了。但後母卻尖叫著說她打人了。於是她父親不由分說，從樓上沖下來，拳腳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他還用花瓶砸她的頭，但沒有擲中。她父親揚言要用手槍殺了她。她的臉出了血。她走到大門口，鐵門鎖著，又被看門的巡警攔住。「我試著撒潑，叫鬧踢門，企圖引起鐵門外崗警的注意……」她獨自在樓下的一間空房裏哭了一天，被監禁在她出生的空房裏，於是這親切的出生地突然變得生疏、可怕而癲狂；她一想起英國作家貝弗利·尼科爾斯的那句詩「在你的心中睡著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樓板上那充滿殺機的藍色月光。
對於張愛玲來說，彷彿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歲月。「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我把手緊緊捏著陽臺上的木欄桿，彷彿木頭上可以榨出水來。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爲滿天的飛機。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
在那間空房裏，《三劍客》、《基度山恩仇記》、《九尾龜》等故事在她腦海裏一遍遍演著電影，她設計著各種逃跑的計劃。這時，她得了重症痢疾，父親不給她請醫生，沒有藥，差點死去。她躺在床上，看著對面門樓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薩，朦朧地想著她的朦朧地生，也想著朦朧地死——「死了就在園子裏埋了。」但張愛玲沒有停止逃生的念頭。她打聽了巡警換班的時間，終於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黑路上沒有人，挨著墻一步一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閃了出去。」張愛玲回憶說，「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麽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瘋了呀！……」她像小鳥飛出了牢籠，心中充滿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遠不想再投牢籠，那個家永遠和她訣別了。後母從此也只當她死了，她所有的東西都給了人。
她逃到母親家，在那裏補習功課。「在父親家裏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她覺得母親懷疑爲她做出這麽多犧牲是否值得，她自己也懷疑。孤獨，依然是孤獨，「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卑。」於是，這時母親家的原始性的溫馨似乎已不復存在。她用一種毅力和精神堅持著寄居在舊夢裏，但「在舊夢裏做著新夢」——她希望考上大學。
三
張愛玲以意志的力量戰勝父親和後母強加給她的屈辱和孤獨，擯棄「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錦」的前途，這個有母親而沒有母愛的張愛玲，終於贏得了一個人生的轉折，獨自一人闖進生活的風雨，去佔領屬於自己的天空。她在上海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但由於歐戰的爆發，沒有能去英國讀書，只好改到香港大學學習。
香港是個五方雜處的殖民地社會，三教九流，東西文化，這個社會環境，是她熟悉人的的好地方。從那裏，她的天才從心域走向地域走向天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稚嫩走向成熟。
1939年春，母親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送她到香港讀大學。張愛玲剛到香港，住在法國修道院辦的女生宿舍，讀大學一年級。這時上海黃嘉德、黃嘉音兄弟主編的《西風》雜志懸賞徵文，題目是《我的……》，限五百字。她寫了一篇《我的天才夢》寄到孤島上海。張愛玲回憶說：「沒稿紙，用普通信箋，只好點數字數。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刪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憶西風》）不久她得到雜志社的通知，說她得了首獎，但第二次寄她一紙獲獎名單，首獎成了《我的妻》，三千多字，她的《天才夢》改排末尾，獲「特別獎」。最後徵文結集出版，書名也用她的《天才夢》）。就這樣，《西風》剝奪了她應有的喜悅，使獲獎一事成爲「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
在香港讀書期間，「歇了三年光景沒有用中文寫東西。爲了練習英文，連信也用英文寫。」她認爲那是很有益處的約束。香港大學文科二年級有兩個獎學金被她一人獨得，這使她獲得了羨慕和忌妒，因爲她不僅可以學費膳宿費全免，畢業後還可能免費保送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三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本人圍困，每天頭上有飛機轟炸。她在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她有著「劇烈的影響」。但在她的記憶裏，香港之戰，給她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她說：「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於，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瞭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繫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完整性，便成小說了。」她認爲人生的「生趣」，全在於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燼餘錄》裏，記錄下港戰開始後那些「小我」的衆生相。逃難的時候，宿舍裏的學生「各自奔前程」。說到大家對戰爭的態度，她打了一個比方：「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噸，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有膽大的有膽小的，有悲觀的，有失望的；她在電車裏發現了原始的荒涼。港戰期間，張愛玲到防空總部報到，參加了戰時服務；這期間，由於戰爭的特殊感應，她畫了許多畫。她覺得她不久就會失去那點能力，於是悟出了「想做什麽，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個準的東西。」她對生活、戰爭、人的看法，是具體的，平視的，既沒有理想的「光輝」，更沒有政治的「高度」，大約與許多人不同，但她毫無掩飾，看法是她發自內心的。她非常實際的思維方式和對待人生的態度，使她有了許多同情心。她的視角也許是她日後成爲作家的重要條件。夏志清說：「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爲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在她筆下有優美和醜陋的對比，在不斷變更的無知環境中，「她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她認識過去如何影響著現在。」
四
1942年香港淪陷。戰爭最終把成績優異、還沒有大學畢業的張愛玲趕回了上海，在靜安寺赫德路一百九十二號一幢公寓六樓六十五室同在外國人機構裏做事的「單身貴族」、自己管自己的姑姑住在一起。張愛玲從父母建造的物質「天堂」落入紅塵，她得自謀生路，過一種良心愉快的生活，擺脫經濟困境。在那個她生活過、學習過、寂寞過、孤獨過的特殊地方開始了她的筆耕生涯。開始她用英文給《泰晤士報》寫作劇評、影評，也爲當過記者的德國人克勞斯·梅奈特（Klaus Mebnert）主編的《二十世紀》（《The XXth Century》）雜志撰寫「中國的生活與時裝」、《中國人的宗教》、《中國的教育》等，以輕鬆活潑酣暢風趣的文筆向外國人闡釋中國文化，介紹中國人的生活。她的「闡釋」大獲成功，備受好評，被這位德國人盛贊爲「最有前途的青年天才」。這些英文作品後來都被作者譯寫演變爲中文作品如《更衣記》、《銀宮就學記》、《洋人看京戲及其他》等等，都在當時的中文雜志發表過，幷收入《流言》。她還在《二十世紀》上發表了《妻子·蕩婦·孩童》、《鴉片戰爭》、《婆婆和媳婦》等文章，先後對《梅娘曲》、《桃李爭春》、《秋之歌》《浮雲遮月》、《自由魂》、《兩代女性》、《母親》、《萬紫千紅》、《回春曲》等電影進行了評論。1943年，張愛玲在上海文壇亮相，她的小說《沉香屑 第一爐香》和《沉香屑 第二爐香》發表在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雜志上，之後相繼在馮和儀（蘇青）主編的《天地》、柯靈主編的《萬象》、吳江楓主編的《雜志》、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及《新中國報·學藝》等報刊上發表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傾城之戀》、《金鎖記》及《留情》、《紅玫瑰與白玫瑰》、《桂花蒸
阿小悲秋》、《連環套》、《心經》、《茉莉香片》、《琉璃瓦》、《年輕的時候》、《花雕》等重要作品。這前後幾年，她的文學創作達到了巔峰，是她走紅上海灘紅遍上海文化市場的鼎盛時期。
1944年，張愛玲二十三歲與胡蘭成結婚。她的朋友炎櫻和蘇青是證婚人。胡氏才情橫溢，曾任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被稱爲汪家僞政權的「文膽」，歷任汪僞政權政府的中央委員、宣傳部次長、行政院法治局局長。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寫政論；感情上花言巧語、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個僞君子；政治上他是個親日派。張愛玲不問政治甚至厭惡政治，由於愛才惜才致使走錯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許多文壇人士和讀者均爲她感到痛惜。當她屢屢發現胡蘭成確實是一個不堪造就的亂性男子後，當初她在婚箋上所寫的「但求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的美好願望，完全化爲烏有，這是她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創。在她對胡的感情徹底絕望後，遂於1946年與之分手。
1949年上海解放，她沒有工作，靠稿費謀生，以梁京爲筆名在上海《亦報》上發表小說，連載蒼涼的愛情悲劇故事《十八春》及描寫一個婢女的不幸遭遇和新生的中篇小說《小艾》。1950年，在夏衍的舉薦下參加上海第一屆文代會。由於對新中國的陌生和疏離感，促使她以繼續完成學業爲名，於1952年經廣州過羅湖橋移居香港，在美國新聞處工作幷寫作，爲《今日世界》撰稿。1955年旅居美國，翌年與美國狂熱的工産主義信仰的作家賴雅（Fedinand Reyter）結婚，用英文寫作再現那個時代青年風俗畫的《五四遺事》，幷自譯成中文。1961年先後到臺灣和香港收集寫作資料，爲電懋影業公司寫作、改編電影劇本多部。1967年賴雅去世，應雷德克裏芙女校之邀，赴英國劍橋任短期住校作家。1970年應邀至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中文研究中心任研究員，從事翻譯和小說考證。1973年從柏克萊遷居洛杉礬專事寫作和讀書，離群索居，不見人，不接電話，不與外界來往，閉門謝客，過著隱居生活。她是個頑強的人，雖然如此「隱居」，寫作幷沒有斷，用她的話說，爲了還自己的債，她必須寫，因爲從前自己曾給自己許下心願。在她的閱讀生活中，她喜歡沈從文和老舍的短篇，認爲讀過的那些都是很精彩的；她很敬重魯迅，覺得他很能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面和劣根性，而魯迅之後，可惜這種傳統便中斷了。她也讀過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威爾斯（H．G．Welles）的作品，尤其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通俗小說。1994年，她在臺灣出版了散文集《對照記》，因此臺灣第十七屆《中國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給了她，另外還榮獲臺灣聯合報讀書人1994年最佳書獎。爲了這個獎，張愛玲終於給《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寄了一篇得獎感言《憶西風》，
五
她不喜歡父親，也說不上對母親有多少深摯的愛，但除了天賦，父母畢竟爲她走上文壇搭起了最初的階梯。父親，這位熟悉中國古典詩文和外國文學的封建遺少，對她在中文學習上有過嚴厲的催促；而母親，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她雖然多年不在張愛玲身邊，但就是她從張愛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藝術、會話、音樂、文學給以深深的熏陶。還有曾和她母親一同出國留學的姑姑，對她的人生教育及語言的「學習」和操練上，都有重要影響。作爲一個作家，一是需要生活、生活的深厚積累和對於人生的認識，二是需要感情和同情心，三是需要知識——關於歷史和社會的各種知識。張愛玲具有士大夫階級和下層人各種生活的感性知識，既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天津和上海和香港的豐富生活，東西方文化的底蘊，加之天賦，終使她在二十幾歲驚動上海文壇。
她的一生，是在稿紙格子裏跋涉的，有歇息，而沒有停頓，有高潮低谷，而沒有結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她的作品出版，計有小說集《傳奇》（1944年，上海雜志社）、《傳奇》（增訂本；1947年，上海山河圖書公司；1985年，上海書店；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張愛玲短篇小說集》（1954年，香港天風出版社）、《張愛玲小說集》（1968年，臺北皇冠出版社）、《金鎖記》（1983年，香港女神出版社）、《張愛玲研究卷》（唐文標編；1983年，臺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多少恨》（1987年，花城出版社）、《回顧展1——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一》《回顧展2——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二》（1991年，臺灣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散文集《流言》（1945年，上海中科公司；196B年，皇冠出版社，香港得益出版社）、《餘韻》（1987年，皇冠出版社）、《都市的人生》（1993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對照記》（1994年，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長篇小說《十八春》（1951年，上海《亦報》出版社；1986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秧歌》（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8年，皇冠出版社）、《赤地之戀》（1954年，香港天風出版社；1956年英文版；1991年，臺灣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怨女》（1968年，皇冠出版社）、《半生緣》（1968年，皇冠出版社；1987年，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說《小艾》（1952年上海《亦報》連載；1987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散文小說集《張看》（1976年，皇冠出版社）、《紅樓夢未完》，散文小說電影集《惘然記》（1983年，皇冠出版社）、《續集》（1988年，皇冠出版社），電影文學劇本《太太萬歲》（寫於1947年，1989年5月 25日至30日連載於臺灣《聯合報》），紅學論著《紅樓夢魘》（197年，皇冠出版社），譯著《國語〈海上花〉》）（1981年，皇冠出版社）、《老人與海》（1955年，香港中一出版社）、《無頭騎士》（1955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愛默森選集》（選譯；1955年，香港天風出版社）、《美國詩選》（合譯；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愛默森文選》（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歐文小說選》（合譯；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合譯；1967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睡谷故事李伯大夢》（合譯；同上）、《美國散文選》（合譯；1968年，臺灣友聯出版社）、《鹿苑長春》（1969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及《張愛玲全集》（1991年，臺灣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張愛玲散文全編》（1992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四卷；1992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另外，她還用英文寫過一部小說，沒有出版，準備譯成中文；用中文寫的描寫軍閥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也尚未面世。
六
張愛玲不是多産作家。她那些不同名的《傳奇》和各種小說集，大體上都是那若干短篇小說的不同重新組合。不過一位作家的成就與其作品的多寡幷不劃等號，其絕對價值是要看作品的藝術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張愛玲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無疑是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用
張愛玲的主要創作形式是小說，小說中的主要成就表現爲短篇小說。《金鎖記》是她的代表作。主人公曹七巧是一個把自己鎖在黃金裏的性格變異的女人，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犧牲品。她父親是小麻油店鋪的老闆，出於勢力目的，犧牲女兒，把她嫁給一個有錢有勢門第高貴的官宦之家，但丈夫是個害了骨癆的病人。七巧正視這個不幸命運的安排。她唯一的希望是，丈夫死後，得到財産。雖然他們有兩個小孩，但抽大煙的丈夫只是沒有生命的肉體，在性生活上不能使她得到滿足，這時她愛上了風流少爺——剛剛結婚的小叔子姜季澤。雖然平時他總愛沾花惹草，但面對伸手摸他的腿的嫂子七巧，卻不越雷池一步。十年後，七巧死了丈夫和婆婆，她分到了家産，自立了門戶。當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産揮霍得所剩無多的時候，便到她家向她傾訴起「愛情」來了。起初她感到一種「細細的喜悅」，多少年了，她和他近不得身，原來也有今天。「她微微抬起臉來，季澤立在她眼前，兩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頰貼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然而究竟還是那個人啊！他難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錢——她賣掉她的一生換來的幾個錢？」曹七巧這一轉念，立刻警覺起來，暴怒起來。她把扇子向他擲去，打翻了酸梅汁，潑他一身。事實上七巧早把自己套在金鎖裏，愛與不愛一個樣。但也許是一種回憶的甜蜜，或是深層的虛榮，她的心還是顫動了。「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來撩撥她，她恨他。他的眼睛——雖然隔了十年，人還是那個人啊！就算是騙她的，遲一點兒發現不好麽？即使明知是騙人的，他太會演戲了，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季澤走了，丫頭老媽子被她駡跑了。她提著裙子慌慌張張跑上樓，「她要在樓上的窗戶裏再看他一眼。無論如何，她從前愛過他。她的愛給了她無窮的痛苦。單只是這一點，就使她值得留戀……他不是個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爲什麽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是那麽一回事？歸根究底，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生活把七巧「修煉」成一個變態的女人。當她在愛情方面失去一切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報復對象。她望著長白，「……她的生命裏只有這一個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錢——橫竪都是他的。可是因爲他是她的兒子，他這個人還抵不了半個……現在，就連這半個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親。」她一生沒有幸福，也嫉妒別人的幸福，甚至連自己的親兒子都不能有幸福。兒子長白是個大少爺，但他完全受著母親七巧的控制。她給他娶了妻妾，由於自己的性慾不能得到滿足，就嫉妒兒子，刻薄地挖苦他，使他不能與妻妾同床，而深更半夜只能陪她抽大煙。在她的殘酷折磨下，長白的妻妾都相繼離開了人世。她對女兒長安也一樣，使女兒不能正常地去讀書，只能爲母親犧牲，幷認爲這種犧牲是一種美麗，是一個「蒼涼的手勢」，一個自衛的武器。她不願意長安離開自己，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使長安也抽上了鴉片，直到三十還沒有結婚。長安終於有了男友，訂了婚，爲了自己的未婚夫還戒了煙癮。可是過不了母親這一關。七巧惡駡女兒不要臉，最後只能與男友解除婚約。她可以施計謀隨隨便便斷送女兒的幸福而沒有絲毫的愧疚，這七巧的小小「勝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淪喪。這種親子關係中人性衝突描寫，顯示出小說濃烈的悲劇意識和巨大的悲劇力量。
「七巧似睡非睡橫在煙鋪上。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她知道她兒子女兒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半夢半醒中，閃過她一生裏的許多回憶，人生原來是個酸辣苦甜鹹的五味瓶。「七巧挪了挪頭底下的荷葉邊小洋枕，湊上臉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淚她就懶怠去揩拭，由它掛在腮上，漸漸自己幹了。」也許她在懺悔中睡去，或者還在懺悔之中。
1944年，傅雷以筆名雨迅在《萬象》雜志上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對張愛玲的這篇小說有著很高的評價，說小說的結構，節奏，色彩，有著最幸運的成就，作者利用暗示，把動作、語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完成了作品中成功的心理解剖。「新舊文字的揉合，新舊意境的交錯，在本篇裏正是恰到好處。彷彿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設的一般，老早擺在那裏，預備來敘述這幕悲劇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畫，固是作者風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個作品上，從沒像在這篇裏那樣的盡其效用。」又說：「毫無疑問，《金鎖記》是
《傾城之戀》寫一個破落戶之家的離婚女兒白流蘇住在娘家被兄嫂無情地趕出家門後與一位世故的老留學生范柳原戀愛的故事。流蘇唯一的生路是要找個人——生命的靠山。她結識了范柳原。「男人是一片空虛的心，不想真正找著落的心，把戀愛看作高爾夫與威士忌中間的調劑。女人整日擔心著最後的一些資本——一三十歲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帳；物質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無暇顧到心靈。」白流蘇在「情婦」的泥淖裏滾了幾個滾，最後由於香港的陷落，才使她擺脫了靠不住的命運，奇蹟般地出現一個平凡的大團圓——她和范柳原真的結婚了。「在這動蕩的世界裡，錢財，地産，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裏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邊，隔著他的棉被擁抱著他。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十年八年。」命運把他們驅趕到同一個方舟上，也只能如此地共患難了。傅雷評論說：「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對照也不強烈。因爲是傳奇，情慾沒有驚心動魄的表現。幾乎佔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調情，儘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的精神遊戲；儘管那麽機巧文雅，風趣，終究是精煉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産物。好似六朝驕體，雖然珠光寶氣，內裏卻空空洞洞，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傾城之戀》給人印象，彷彿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寶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但作者在描寫刻畫小民的社會心態與藝術表現上是成功的，小說畢竟是那個時代歷史大樹上一枝動人的風景。
傅雷對張愛玲的長篇《連環套》有著十分尖銳的批評。他認爲這部小說內容貧乏，作者錯失了最有意義的主題，丟開了心理刻畫，單憑想像，逞著流轉如踢踏舞似的筆，不知不覺走上了純粹趣味性的路。主人公「霓喜和兩個丈夫的歷史，彷彿是一串五花八門，西洋鏡式的小故事雜湊而成的。沒有心理的進展，因此也看不見潛在的邏輯，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義。」另外小說的語言也襲用了連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家也覺得厭惡的舊小說的濫調。傅雷很爲這位天才青年作家惋惜，他覺得《連環套》不應該出自《金鎖記》的作者之手，張愛玲沒有理由倒退。當然那時的傅雷沒有看到作者的全部作品，但就客觀地說，對她的肯定、贊揚和批評都是愛護的。傅雷是張愛玲第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爲了傅雷的這篇批評文字，張愛玲寫作《自己的文章》予以還擊。「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鬥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爲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年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恆的。」她認爲「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啓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力是快樂的，美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把悲壯比作大紅大綠的配色，把蒼涼比作蔥綠配桃紅，而後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她喜歡參差對照的寫法，「因爲它是較近事實的」。「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爲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啓示。」「我知道我的作品裡缺少力，但既然是寫小說的，就只能儘量表現小說裏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人是不能掙脫時代的夢魘的。她只能表現這樣一個時代，用她喜歡的參差對照的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以此給予周圍現實一個啓示。「我甚至只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爲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關於《連環套》，作者也進行了辯護，但許多年後，她在《張看》序言裏，對這個夭折的長篇也誠懇地進行了檢討。這裡大段引用，完全爲了從中瞭解張愛玲的創作思想。《自己的文章》是研究張愛玲的一把鑰匙。
婚姻與戀愛是張愛玲那個時期小說的主要內容。用傅雷的話說，「遺老遺少和資産階級，全部爲男女問題這惡夢所苦。惡夢中老是淫雨連綿的秋天，潮膩膩，灰暗，骯髒，窒息的腐爛氣味，像是病人臨終的房間，煩惱，焦急，掙扎，全無結果，惡夢沒有邊際，也就無從逃避。零星的挫折，生死的苦難，在此只是無名的浪費。青春，熱情，幻想，希望，都沒有存身的地方。」整個的社會都沒有希望，每個人的心受著重壓。在她的小說裏也時時浸入一些輕鬆的筆調和俏皮的口吻，傅雷說這像磷火一樣的閃爍讓人分不清這微光是黃昏還是曙色。
張愛玲的天涯在綫書庫，上起清末，下迄本世紀抗日戰爭，其社會層面深刻而廣遠。無論古今中外，一個作家詩人，所以能夠成爲文學史上代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大作家，作品能夠流傳百世，成爲人類文化的財富，都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個人條件的。「時代」造「英雄」，是一個樸素的真理。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的一個側面。凡是張愛玲不受功利誘導而從藝術規律本身出發創作的作品多具有藝術的生命力。《秧歌》和《赤地之戀》儘管曾使有的評論家和讀者痛快一時，把它們說成一朵花，其實政治終究不是藝術。批評家應該站在「藝術」的立場，那才是科學，才是真正研究家的藝術良心。不論哪一位作家，試圖以創作解釋、點化政治的，都不會成功。關於《赤地之戀》這部小說，她後來說過：「《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爲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麽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據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第27頁）我們檢討張愛玲創作中的某些作品所以能夠在中國新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除了她真實地、歷史地再現了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深刻的層面、一些活生生人物的命運和人性中的「原始」光輝之外，在技巧上和語言上都表現出一位真正的藝術大師的水平。誠如
就中國而言，張愛玲在現代心理分析小說創作方面有著承上啓下之功。她的《金鎖記》、《茉莉香片》等都是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
有人說「蒼涼、荒遠、淡漠，一直是張愛玲的寫作風格；自嘲、諷喻、調侃也始終是她的筆路。」又說她的作品是人性矛盾與時代錯亂的倒影。這些觀點不無道理。「蒼涼」是張愛玲最喜歡用的一個中文詞彙。她的童年、少女時代、青年時代和日後的人生道路確實布滿了蒼涼，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不是蒼涼的。但也許這就是張愛玲時代的生活和歷史的底色。張愛玲富有愛心和正義感，她作品中的這種溫馨的寬容及其愛憎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她在上海外灘看見警察打人便寫了《打人》：「我向來不願意看見什麽，就有本事不看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頭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裡飛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然。」（1944年6月《天地》）文章雖短，卻透露出作者「人性」道德中的光輝。
張愛玲遠離祖國，卻是一個走過亂世的愛國者。她一生寫小市民的心態、坎坷命運，表現社會群體中同歷史糾纏得最緊的那部分人的故事。她爬過的格子成爲歷史的碑文，橫在東方的天空下，述說悲涼而蒼老的文化。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丁的雲彩的人民……
一切已經過去。我們的文星已經在中國大陸再度亮起。二十世紀的「張迷」就要走進二十一世紀。這時候，——1995年9月中秋節前夕，張愛玲踏著明月，獨自夢回上海灘，——用熱淚洗刷那些蒼涼的記憶，讓東方的最新風景滌蕩自己孤獨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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