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副中心：行政造成的障礙還需行政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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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由行政方面造成的障礙，最終還是要通過行政來破解。通州建「市行政副中心」，從「行政」著手解決問題，是對症下藥。

　　近日，北京通過《關於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明確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在經歷了反覆的輪迴後，一個直指城市病根的良方終於落地。

　　近10餘年來，為了應對日趨嚴重的城市病，「多中心」「組團式」「分散式」等新概念迅速成為城市理論研究和媒介傳播的高頻詞，並開始大規模進入城市總體規劃和發展戰略中，可這些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最終難免「嘴上說說，牆上掛掛」。

　　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城市的功能安排和資源配置從古至今都是「以『城』為主，以『市』為輔」，因此，不是「經濟」和「市場」，而是「政治」和「行政」造成了城市功能過度集聚和資源配置不均的主因。如果不能把「行政功能」分散或轉移，所謂的「疏解」和「減負」根本無從談起。通州建「市行政副中心」，從「行政」著手解決問題，是對症下藥。

　　通州行政副中心本質上是一個「行政新城」，符合世界新城規劃建設的一般規律。通過擇地另建「新城」解決城市病，是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普遍選擇和基本手段。

　　目前，北京中心城區人口超過23000人/平方公里，機動車保有量超過500萬輛，號稱「首堵」，經常陷於「十面霾伏」中。同時，在「行政中心不動其他想動也動不了」的背景下，規劃建設通州行政副中心，以此實現城市的「多中心」化和「分散式」發展，實屬迫不得已。

　　通州行政副中心是「政府」和「市場」的合力行為，集中體現了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特點。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對通州新城交通壓力巨大、人口增速過快、產業和居住不平衡的批評不少，認為它是「行政指令」而非「市場演化」的苦果。然而，實際上中國城市化有其特殊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沒有機械照搬「市場主導」的「歐美模式」，也不同於「依附歐美」的「拉美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是推進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政府」和「市場」分不開，並同時發揮作用。

　　相比於西方，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的城市化，明顯具有易管控風險和發展更均衡的優點。這也是為何隨著一個行政副中心戰略定位的制定和實施，以前大家擔心的「鬼城」「產城分離」等都會迎刃而解的原因。

　　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十月懷胎」和快速啟動，也是中華民族應對挑戰的固有文化模式的感性顯現。中國自古是人口大國，問題和矛盾不勝其多。

　　當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國家，疊加了人口基數大、經濟體量大和地域面積大等因素，每一個看似很小、很簡單的問題，都會因加入多種參數而被無限放大，變得無比複雜。在這種社會土壤和現實背景下，無論要形成共識，還是動手解決問題，都不能輕易達成。通州建設行政副中心也是如此。

　　早在2012年，北京市就正式提出這一戰略構想，卻一直「推不動」。可是一旦當問題和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為徹底解決問題創造了條件和機遇。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由行政方面造成的障礙，最終還是要通過行政來破解。

　　此前已有城市將其政府機關遷往新城新區，但通州行政副中心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象徵意義。它表明，凡是符合城市化規律的，不管道路怎樣曲折終會成真，也表明中國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和價值在深度參與著中國的城市化，這是我們反覆強調西方理論、方法和標準不適合中國國情，以及要對中國城市化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的根源。

　（作者：劉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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