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國學與人生境界

二、「眾里尋他千百度」

中國傳統的人生境界論在近代以來，面臨著艱難的選擇與重建。1898年發生維新運動之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了向近代形態的轉變。近代以來先進人物對傳統文化大致有這麼兩種態度：一種是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或者政治革命的立場出發，圍繞著改造國民性，將人生觀建設與啟蒙教育結合起來。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梁啟超、章太炎等人。

梁啟超在維新運動中寫成的《新民說》中提出，中國所以積弱積貧，受外國列強的欺負，除了統治者的昏庸腐敗之外，還在於中國人的素質太差，表現為「愚陋、怯弱、渙散、混濁」等等，從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可以明顯地看出。要使中國真正富強起來，光靠革命無濟於事，關鍵是使人民這三方面的素質得到提高，進行一番自新。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梁啟超認為，只要有了新民，就不愁產生不了新制度與新國家、新政府，所以他的結論是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他的學說，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國學大師章太炎

國學大師章太炎在1906年《民報》上提出《革命之道德說》，主張用傳統的道德與建設新型人生觀相結合，「舉此四者，一曰知恥，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在。」魯迅先生曾說太炎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主持《民報》，主要提出用宗教增進道德之力量，用國粹激動愛國之熱腸。章太炎從國學與宗教的角度去建設革命之道德，重在人生境界的建設。尤其是主張用宗教來升華人生境界。他在蘇報案的獄中與同入獄的烈士鄒容所作的《絕命詞》三首中，第二首中寫道：「平生禦寇御風志（鄒），近死之心不復陽（章），願力能生千猛士（鄒），補牢未必恨亡羊（章）。」這首詩中的第三句道出了鄒容與章太炎等人自覺從佛學的「願力」即精神意志中汲取力量的想法。辛亥革命至民國時期，許多文化名人如章太炎、李叔同（弘一法師）、蘇曼殊等人信仰佛教，也是希望從中找到精神家園與人生境界，以超離現實世界。

到了辛亥革命後，五四運動前夜，蔡元培、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則從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對國民性問題，提出了更為尖銳的批評意見。當時的情況是，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千餘年的封建帝制，然而由於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先天軟弱性，革命的果實最後被窈國大盜袁世凱所撈取。袁氏復帝制的陰謀被粉碎之後，中國又陷入了更為黑暗的軍閥混戰割據的局面之中，許多投身辛亥革命的志士，如章太炎、蘇曼殊、李叔同、魯迅等人對此深感失望與痛苦，我們只要看一下魯迅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後寫的《野草》、《吶喊自序》等文章，就可以體會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夜仁人志士的灰心失望。與這種心態相通的則是佛學思潮的昌盛，許多人慾在青燈古佛前尋取人生的慰藉。同時，辛亥革命的失改，促使許多思想家將眼光放得更為長遠深刻，他們認為啟發民智，批判舊的文化傳統，宣傳西方啟蒙主義，呼喚科學與民主，抨擊專制與愚昧，是療救國民靈魂的前提。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與思路下產生的。

陳獨秀在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

民國初年之後，袁世凱稱帝竊國，不惜向日本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激起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當時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在救亡圖存的同時，也提出了改造國民性，凈化文化空氣，清除精神毒素的文化主張。「五四」時期，陳獨秀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痛切地提出；由於長期的封建專制及其思想意識的愚弄與影響，「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乃是「亡國滅種之禍根」。他的主張顯然繼承了嚴復與梁啟超的新民說與民德說，在斥責封建專制主義及其文化道德體系對國民的戕害方面，言辭更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