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波： 暴力世界的秩序危機——電影《教父》系列的倫理解讀

人文與社會 提交 2011/02/22 閱讀: 592來源:《書城》2011年2月號關鍵詞: 張曉波 教父 馬丁·西科塞斯 科波拉 杜琪峰 黑社會 暴力 秩序大約，是十來年前的一個下午，秋高氣爽，初次看到《教父》（《教父》第一部，下文不標註希臘文序列）這部電影，頗為驚艷。馬龍·白蘭度扮演的維托·克里昂（Don Vito Corleone）與及艾爾·帕西諾扮演的邁克爾·克里昂（Michael Corleone）給人的印象，至為深刻。往後幾年，陸陸續續看完了《教父》三部曲，又找來了馬里奧·佐普（Mario Puzo）的原著對讀。2006年，與朋友談論《教父》這部電影，我們不約而同想起了維托·克里昂在紐約五大家族談判時發表的那段經典演講的演說詞：但是，讓我再補充一點，我是一個疑心很重的人，這是一個可笑的毛病，我必須在這兒交代清楚。因此，如果有什麼不幸發生在我的幺兒身上，如果有哪個警官偶然開槍打死了他，如果他被抓進牢房後尋了自盡，如果另有新的見證人出庭證明他是罪犯，那麼我的疑心就會使我黨得，那就是在座的某些人仍然對我懷著惡意造成的結果。如果我兒子遭雷擊了，那麼我也會把責任推到某些人身上。如果他坐的飛機墜毀到海里去了，如果他搭的輪船沉沒于波濤洶湧的大洋里，如果他染上了致命的熱病，如果他坐的汽車給火車撞了，那麼我也會責怪在座的人心懷惡意。我的疑心就是這個樣子。先生們，這樣的惡意所造成的不幸，我是絕對不能寬容的。但是，除此而外，讓我發誓，我絕不會破壞咱們所建立的和平。同那些政壇上的風雲人物比較起來，咱們這些人到底是比他們好還是不比他們好？這段從容不迫的台詞，從馬龍·白蘭度低沉、含混不清的嗓子里說出來，一字一句，鏗鏘有力，一切都恰到好處。這是老教父維托·克里昂的力量。熟悉電影與小說背景的讀者應該知道這段台詞背後的威懾與沉痛。教父的長子——脾氣暴躁、容易衝動的桑尼已經死於巴茨尼與塔塔里亞家族所設下的埋伏，性格軟弱的二兒子費多爾正在加州避難，教父最摯愛的幺兒子，此時也因為襲警而流亡西西里。「幺兒子」所指的，即是未來的第二代教父「邁克爾」。這是《教父》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出談判。關於維托·克里昂（Vito Corleone）的經典談判詞，在《教父》這本小說中，馬里奧·普佐說，他喜歡這樣開始談判：「我和他們講道理，我提出的條件他不可能拒絕」。如果不是過分的愚蠢，他的對手應該明白，這其實是最後通牒。戰爭總是政治的延續，同樣，黑社會也遵循著這個邏輯。如果不接受維托·克里昂的「道理」，就意味著彬彬有禮的說辭只能由暴力來接管。在《教父》開場的婚禮上，邁克爾就對他的女友凱·亞當姆斯講了維托·克里昂是如何通過「談判」來拯救其教子、歌唱家約翰尼·方丹（Johnny Fontane）的。約翰尼·方丹初出茅廬，才華橫溢，前途不可限量，卻被一個合約所限，得不到發展機會。維托·克里昂第一次見方丹的經紀人，帶上了一萬美金，維托·克里昂彬彬有禮，希望能「講道理」讓方丹的經紀人同意解約，結果「道理」沒有被聽取。第二天，他帶上了路卡·布拉齊。結果對方很快同意解約。邁克爾·克里昂解釋說，經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為路卡·布拉齊用槍指著對方的頭，並且把贖金從一萬美金降低到一千美金。路卡·布拉齊這個人物，在電影中一閃而過，很快就教父的敵對家族被殺死了，我們難以知道他真實的姿態。在原著小說中，彪悍與殘暴集於一身的路卡·布拉齊一輩子只干一件事，用槍指著別人的頭，或者開槍，或者不開槍。以習以為常的視角來觀察的話，大多數黑社會影片中，黑社會代表的，是一種對秩序的否定與反叛，甚至是低級的青春躁動，例如在九十年代末期受到大陸青少年歡迎的《古惑仔》。高級一點的，如杜琪峰的《黑社會》，為反叛和對抗提供了歷史淵源，他將黑社會的根源追溯到反清復明的天地會。黑社會被賦予了歷史的合法性，其成員被稱為「義人」。但是黑社會不僅需要「歷史」，同樣也需要生存的「技術」。這是杜琪峰在《黑社會》中討論的秩序，他相信在黑社會體系中，有一種類似於民主的選舉制度。這一點上，我多少認為杜琪峰的黑社會民主是一種虛構的假設，而影片對於民主制的破壞，也是杜琪峰對黑社會民主的嘲諷。而在科波拉與馬里奧·佐普的《教父》世界中，民主並不存在，更不存在「民主選舉」，當黑社會秩序無法以原有狀態維持下去的時候，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兩種，一是戰爭，即我們通常在黑幫片中所見識的暴力，二是通過理性的談判與互相之間的讓步，達到妥協性的「和平」。無論暴力與談判，其根源，恰恰是對於秩序的需求，黑社會甚至比正常社會更要強烈的多。秩序，才是統治的基礎。沒有秩序，一切統治都是空中閣樓。如果追溯黑社會的根源的話，我們會發現，對於秩序的渴求，歸根結底來自於黑社會面對的生存壓力。在與外部社會的對抗中，無論這個外部社會是其他黑幫，還是合法政府，只有有序的組織，才能保證這種對抗的有效性，散兵游勇、缺乏指揮是難以成氣候的。比如，維托·克里昂劃定了他與下級之間的層級聯繫方式。克里昂手下的兩員大將克萊門扎和忒希奧直接對他負責，這兩位再設置下一層的管理者，從而實現層級管理。這從層級管理方式有效地保證了權力與意志的傳達，同時也阻隔了被追究責任的範圍。暴力，是對於秩序的維護，但絕不是常態。對於第一代教父來說，他願意談判而不是願意訴諸無休無止的暴力，恰恰是對於秩序的需求，「打仗打的是錢」，黑社會世界戰爭，同樣沒有贏家。但是維托·克里昂將要面對的，是新一代的秩序破壞者。土耳其毒販索龍索在二戰之後到達了紐約，他要求與維托·克里昂家族共同經營紐約的毒品生意，並且允諾分給克里昂家族三成的收益。維托·克里昂拒絕索龍索的倡議，從而引發了克里昂家族與紐約五大家族的戰爭。而維托克里昂對於毒品的拒絕，恰恰是他對於舊秩序的尊重。在紐約五大家族中最有實力的巴茨尼家族、掌管娛樂世界的塔塔利亞家族與索龍索的觀點是一致的，毒品是黑社會走向未來世界的源泉。誰摒棄了未來，誰就走向覆滅。維托·克里昂的觀點則相反，毒品生意進入黑社會，意味著政府對於黑社會打擊力度加大，意味著持「保守主義」觀點的政客們不可能支持「毒販」維托·克里昂。毒販索龍索儘管可能帶來巨大的財富，但同樣可能是對這個黑社會世界的毀滅。但在財富面前，清明審慎者永遠是少數。參與販毒與否，這是《教父》中，克里昂家族與紐約五大家族開戰的根源，僅此一點，維托·克里昂這個角色也贏得了眾多觀眾與讀者的同情。有趣的是，在另一位以導演黑社會電影著稱的馬丁·西科塞斯的影片《好傢夥》中，同樣出現了黑手黨對於毒品的排除。《好傢夥》一片中的黑手黨認為，毒販是不被認同的，是「低賤的」，他們是沒有任何責任感的社會「渣滓」，更不用提毒販可能對秩序有任何尊重。在《教父III》中，文森特的鄰居們懇請他除掉毒販薩沙，因為他敗壞道德，禍害了整個社區。在整部《教父》影片中，導演對於黑社會，或多或少，是持有部分同情態度的，但對於毒販，充滿蔑視。毒品生意，在黑手黨看來，不僅僅是破壞了組織秩序，無論應對組織內部，還是應對政府壓力，販毒都將是一種巨大的挑戰。更具有破壞性的，可能是販毒生意，即將招致的是整個社會的仇恨與報復。秩序根源於「道德」。在這裡，一個組織的「道德」優劣，表現為整個社會對該組織的的評判。失去了道義支持，所有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也就蕩然無存了，更遑論維持穩定的秩序。非但來自內部的叛亂可能瓦解這個權力系統，來自外部世界的鎮壓同樣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消滅它。在維托·克里昂的發跡史中，他所經營的，是橄欖油壟斷、走私酒、賭博業，在一定程度上，教父家族從事的，都是法律邊緣可容忍的「不正當行業」。 同樣，在《教父》中，塔塔利亞家族雖然名列紐約五大家族，但卻被人瞧不起，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個家族操縱的，不過是掮客、老鴇、妓女，這些職業，在傳統黑手黨看來，最為卑賤，且道德敗壞。「道德敗壞」似乎是所有黑社會的共有罪名，但這裡仍有一個等級區別，在公眾普遍觀點中，對於女性的性侵犯，甚至於以此牟利，這是不可容忍的，相反，經營地下賭博業，這看起來多少像是一樁不被法律認可的「正當買賣」。需要補充的一點是，賭博未必全然不被法律認可，在美國特定的州，賭博是合法的。維托·克里昂的崛起，在於對於秩序的維護於悉心經營，在於不斷得爭取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支持。在佐普的小說中，作家一再強調，維托·克里昂有力量調動紐約的所有法官來掩護其地下貿易。而毒販索龍索的出現打破了地下世界的平衡，這種破壞，猶如在現實世界中，戰爭販子四處兜售核武器。無論買家為誰，勝者何人，贏得的都只是毀滅。維托·克里昂排斥索龍索，不是簡單的放棄利益，而是審慎地遠離對秩序的顛覆。從小說元素的設置上來說，索龍索的出現，僅僅是一個偶然。如果沒有這個尖刀人物來挑戰地下世界的秩序，那麼戲劇性的黑暗世界的社會道德衝突就也就無法構成。但是小說之與電影之所以大受關注，遠不止於此，或者說，作者和導演討論地下世界的道德問題，是要引出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家庭倫理與社會倫理之間的衝突。在影片的開場，家庭問題即被擺上了檯面。對照小說，背後的問題，更為突出。《教父》在宏大的康妮出嫁的家庭宴會中開場，一系列克里昂家族的人物紛紛登場。在這場戲中，有兩句台詞值得注意。一次是在邁克爾向凱介紹完凶神惡煞的路卡·布拉齊之後，說了一句：「這是我的家庭，凱，不是我」（That"s my family, Kay. It"s not me）。邁克爾的用意很明顯，是要將他和他的「黑手黨家庭」區隔開來。邁爾克從軍歸來，嚮往的是光明大道，區隔家庭，意味著邁克爾希望遠離了罪惡，他僅僅是這個罪惡家族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而另一處，則是維托·克里昂質問約翰尼·方丹，是否有時間照顧家人，並說，一個男人應該有家庭的責任感（Do you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Good. Because a man that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在小說中，維托·克里昂質問約翰尼·方丹的前提是後者已經離婚，這違背西西里人的家庭道德觀念。在對家庭問題的發言中，邁克爾與其父維托一樣，理直氣壯。邁克爾的觀念中，社會高於家庭，他必須遵從社會道德以遠離這個家庭。相反的是，維托卻認為，「家庭」是一切道德問題的最後根源，只有處理好家庭問題，才能解決社會問題。這是典型的保守主義式解決問題的辦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顛覆邁克爾道德觀念的，恰恰是這樣一齣戲劇性的情節：當維托·克里昂遇刺進醫院之後，警官麥克隆斯基與毒販索龍索相勾結，放任索龍索委派的殺手再次刺殺維托·克里昂。邁克爾恰好出現在這個時空空隙之上，阻止了索龍索的再次暗殺。警察，是代表社會秩序的符號，而毒販，甚至在黑社會的地下秩序中都不能被容忍。社會對於「家庭」失職，使得邁克爾挑起了對於家庭的責任。邁克爾與維托一樣，作為一個「家庭」的保護者的身份被迫進入黑暗世界。從小說與影片本身需要的「醒世」角度來說，《教父》系列電影陳述了一個盡人皆知的哲理：報應不爽。不一樣的是，這個故事的敘述以「家庭」始，以家庭終。當社會放棄對於「家庭」進行保護的義務之後，維托·克里昂出於對家庭的責任，走向犯罪，並建立起了黑暗帝國；當家庭再次失去保護的時候，邁克爾充當了這個保護人。在家族事業鼎盛之後，家庭內部的「價值紛爭」，又往往表現社會主流道德觀與狹隘與家庭責任倫理之間的衝突。社會主流價值的潛在壓力終於引發邁克爾回歸主流社會的努力（《教父II》、《教父III》）。維托·克里昂建構起「家庭」為中心的黑暗王國，在接任者手中，這種以家庭為中心的道德秩序卻危機四伏，克里昂家族中的大將忒希奧（Sal Tessio）反叛家族、康妮的丈夫卡羅出賣桑尼都被處死，邁克爾的妹妹康妮對兄長失去了信任、凱·亞當姆斯也對邁克爾產生懷疑。《教父I》落幕處，眾人前來向新一代教父——邁克爾表示忠心，凱卻被拒之門外。大門合上，「家庭」不在。在《教父III》中，邁克爾完成了家族事業的轉型，而其結果仍不免愛女遇刺，「老無所依」，孤獨地死在了莊園之中。這與維托·克里昂安享晚年，天壤有別。這一切，這應了《教父III》的主旨「All the power on earth can"t change destiny」（世上的一切權力都無法改變命運）。當社會道德擴展至整個社會生活領域之後，封建領主、貴族與黑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道德觀，黯然退場了。任何個人乃至以家庭為組織的對抗，都化為抗拒命運的徒勞。張曉波2010年11月——12月8日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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