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時計拙——明亡紀事之南明崩潰

危時計拙——明亡紀事之南明崩潰

2012-07-07 2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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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講過：一個民族「當腐敗登峰造極並且爆發五花八門的暴君爭鬥時，必然會有凱撒式的暴君出來收拾殘局，結束一場為爭奪專制統治權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德]尼采：《快樂的知識》黃明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這話說的似乎是常理，不過在明末之際，出來充當凱撒的卻是文臣、書生們怎麼也料想不到的滿洲大酋長！他們帶領著白山黑水間重新崛起的游牧部落，一直虎視眈眈地關注著明朝的內亂，當最佳攻擊時機出現後，便毫不猶豫地猛撲下來！

其實，早在萬曆十五年，遼東巡撫就報告了建州努爾哈赤擴張的消息，並參劾其部下違背命令改剿為撫。可當時的首輔申時行卻「認為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內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調停，建議皇帝視雙方的互相參劾業已彼此對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萬曆十五年》，第119-120頁）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明朝上層文官心裡，朝堂內部的權力平衡才是一等一重要的大事，至於東北游牧部落區區一個酋長贏了明軍幾陣，倒沒什麼大不了。

十分遺憾，端坐朝堂中的大明文官們錯了，因為興起的建州女真在擴張過程中不斷與周邊民族，尤其是北地漢人接觸，其中有戰爭也有結盟，有仇殺亦有通婚，這使許多蒙古、突厥，甚至漢族的血脈溶入其中。新生的「滿族」具有了比其前身「女真族」更大的包容性，尤為重要的是：溶入滿洲的北地漢族軍戶對新王朝的建立產生了深遠影響。

相比於其他地方衛所中軍力的衰敗局面，駐軋於遼東的漢族軍戶依然保持著較強的戰鬥力，他們仍能做到嚴格將其軍籍世代相傳，而這些關外駐軍內部也漸漸形成很強的官兵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以致於朝中很多文官將這些人比作唐末割據邊關的軍閥。與此同時，在一個「文極」社會中，長期生活於邊關的武人階層日趨邊緣化，他們不僅得不到國內社會的理解與尊重，而且其軍事行動也往往受制於文官。久而久之，遼東武人與關內同胞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卻與經常刀劍相逼的游牧民族在氣質上多了幾分相似。

因此，當東北的滿人還未漢化前，已經有不少遼東武人進入到滿洲的上層，如負責為努爾哈赤處理同明朝、朝鮮的所有往來文書的達海，被努爾哈赤招作額附的費英東，日後封為三等公的費英東之子圖賴等人。同時，除了這些被吸納入滿族部落的漢人外，17世紀初隨著清軍大規模擴張，許多漢族戰俘淪為勝利者的「包衣」，他們不僅帶來了製造兵器、開礦冶鐵的技術，而且使滿人漸漸意識到一個更廣大世界的存在。

1618年，隨著撫順守將李永芳降後金，一批遼東士大夫（包括秀才范文程）得到努爾哈赤厚待，成為滿清開國的重要謀臣，他們貢獻的知識使滿洲高層統治者對中原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之後，較早歸順滿洲政權的遼東邊民寧完我又建議皇太極：要理解文治之術，應當閱讀如《四書》、《孫子兵法》、《資治通鑒》等漢族經典，他還主張校法明六部制度，管理後金政府。明朝叛將佟養性則為滿洲軍隊組練了炮兵部隊，使滿洲騎兵的戰鬥力大為躍升……

在這一時期，明朝邊將則陷入尷尬之境，給養不足，朝廷腐敗，正直有能力的將軍不時成為朝中黨爭的犧牲品，熊廷弼、袁崇煥先後身赴東市、含冤而死，致使許多寒心之將臨敵倒戈，而滿洲統治者又適時做出與明廷截然相反的姿態迎接他們。皇太極曾對降將孟喬芳說：「朕不似爾明主，凡我臣僚，皆令待坐，吐衷曲，同飲食也。」（《洪業》，第48頁）這令武將大受感動，從此在一個更適於他們發揮能力的地方奔走效命。

當然，淪落為奴的大部分漢人經歷悲慘，但為滿洲所用，特別是前幾批加入滿洲的北地漢人，卻受到滿洲統治者的重用，甚至看作自己人，譬如在1654年寧完我便被列名於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滿洲臣僚之中。通過起用這些進入滿族部落的漢人，加速了滿清統治者的漢化進程。「其實，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後，就再未發生過嚴格意義上的滿漢之間的戰爭。從那以後，後金的許多作戰和準備工作都是由漢人指導的」。（《洪業》，第61頁）

 

當吳三桂領著辮子軍沖入山海關，整個北方一片大亂之際，南京高大厚實的城牆後面卻是另幅景象。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士生官僚階層依舊沉迷於風花雪月之中，長久的文化積墊使他們能夠以優雅、精緻的方式來追求活色生香的享樂生活，同時又會在極盡歡娛後，陷入泛著淡淡佛光的虛無情緒里，世間萬事流轉無常，一切有為法最終不過是空無。

在這種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充滿虛無情緒的逍遙狀態里，文臣士子暫時忘卻了周遭的世界！北地山河喪盡，國家風雨飄搖，可不少「江南才俊」照舊醉於鬧市，眠於紅樓，盡享才子佳人的柔情蜜意，真是：「江南花發水悠悠，人到秦淮解盡愁。不管烽煙家萬里，五更懷裡囀歌喉。」（[清]孔尚任：《桃花扇》，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26頁）

然而，時勢逼人，文臣士子終於得面對塌下來的江山，而此時他們手裡攥著的卻只是些空洞的、抽象的道德教條，除了危言高論、紙上談兵外，便陷入對世界不切實際的巨大幻境里不可自拔。真君子也好，假道學也罷，統統不了解實際情況，在缺乏相關技術手段和組織機構的情況下，僅靠些道德說教，既無回天之力，又屢屢誤判時局變化。

當這些人圍繞在南明的新核心弘光皇帝周圍時，並沒有出現同仇敵愾的形勢，倒是生出許多新的是非。由於崇禎遷都計劃流產，南方在確定帝位繼承權時陷入混亂。明朝皇子眾多，據估計17世紀初，登入皇族名冊的人就超過8萬！而太子在京城失蹤，旁系皇族理論上就都有可能成為皇帝候選人。同時，在推舉皇帝的標準上，朝臣又分成兩派，一派以東林黨人兵部待郎呂大器、禮部待郎錢謙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廣為主，主張以「賢」取人，他們推選賢明、謹慎的「潞王」為帝；另一派則以鳳陽總兵馬士英為主，主張以「親」取人，推選萬曆的嫡孫「福王」朱由崧為帝。

就在文臣們自以為德者無敵，潞王自然會登基時，馬士英卻四下活動，聯繫四鎮軍閥，取得他們支持，又打通對文官當權十分不滿的南京勛臣的關係。在兵荒馬亂時，自然誰手裡有兵誰當皇帝，兩方對比，南京文臣只好將帝位拱手奉於福王。因為舉賢派多是自命君子的東林、復社成員，馬士英自然而然地與閹黨殘餘聯成一片，當曾經投靠閹黨的阮大鋮復出時，朝野一片嘩然，可在馬士英執意堅持下，大家還是默認了。這樣，朝中黨爭復起，各方只要尋到些機會，便會發起攻擊。

政壇不穩，而南明掌握的軍力更是令人氣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手頭只有1.2萬人，他與其他大臣都很清楚，靠這點兵，莫說收復失地，連南方也絕難保住，所以必須藉助各路軍閥。而在北方大順政權和南明之間存在有四大軍閥，成份混雜不一：自幼從軍於遼陽的黃得功鎮守廬州，他治軍雖嚴，卻老想著趁火打劫；曾任山東明軍統帥的劉澤清在北京陷落時不但不北上求駕，反而一路南下直抵鳳陽，在那裡劫掠殺人；同在鳳陽一帶活動的劉良佐原是北直隸的盜匪，後招安入明軍；最為史可法器重的是高傑，高傑本是李自成的部將，因與李自成的妾通姦，投降明朝，其部隊作戰力雖強，卻也不乏匪氣。除此之外，還有控制著湖廣地帶的左良玉軍團，福王稱帝後封他為「侯」，可他一直按兵不動。

這些軍隊合起來，據稱兵丁過百萬，可實際上能戰者不過十萬，且兵匪混雜，善戰者少，善劫者眾。另一麻煩在於：南明政權任命四大軍閥鎮守四鎮要害地區後，卻發不出軍餉，所以四鎮乾脆就地取材，搶奪百姓，甚至彼此火併，爭搶富裕地區。加之此輩之間私仇頗深，每次軍事行動時，都欲先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根本談不上聯手抗擊清軍。於是，北方形勢危機時，高傑卻與黃得功為爭搶揚州，大大出手，史可法為平息爭端只得離開南京，親守揚州。

面對弘光政權這幅爛攤子，文臣書生象他們北方的老前輩一樣，繼續提出一個又一個空洞無用的計劃！松江幾社（復社內部最著名的組織之一）的實際領袖陳子龍在南京兵部任職負責南京防務時，便主張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勵著的子弟兵，同時藉助山東、河北的「義士」，興師北伐，一舉收復失地。陳的建議中還有另一層意義，即讓弘光支持江南主張北伐的「眾賢」之意，趁機打擊朝中閹黨勢力。至於北伐的基礎何在，陳子龍認為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義旗雲集，咸拭目以望王師。」（《洪業》，第121頁）

比這更有想像力的是大儒劉宗周的建議，劉宗周時任左都御史，他一上任就指責高傑、劉澤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機分子，君子不屑與之同伍，繼而又主張那位「萬事莫若杯在後，一生幾回月當空」的弘光皇帝御駕親征，並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會群起響應，北地須臾可復矣。此論一出，劉澤清立刻上疏參劾，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彈劾他，朝中勛臣趁機將打擊面擴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廣的「閣臣」身上，結果劉、姜雙雙罷官回家，「北伐宏業」在一片吵鬧中不了了之。

與這些人相比，同為書生出身，卻執掌著兵權的官員就現實多了。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罷，都不幻想著迅速收復中原，雖然史可法也強調進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為守，保住南京。可他們還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陣「只顧守衛淮安地區和南京，而忽視對付來自北方日益增長的現實威脅的思想。總之在史可法看來，最主要的敵人顯然是農民軍而不是清軍。」（《洪業》，第113頁）與史可法一樣，南明許多官員對農民軍的仇恨和恐懼遠大於清軍，他們擔心清軍與農民軍聯合，所以樂得旁觀清軍與農民軍在中原廝殺。「以夷滅順」的思想使南明軍隊錯過一次次戰機。

文官對南下清軍的誤判，主要在於他們對敵人知之甚少，很多人只是根據對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歷史書本上的記載進行判斷，而沒有也不願進行複雜的實際情報搜集工作，從而想當然地把清軍等同於傳統游牧部落。的確，傳統游牧民族沒有城市管理經驗，他們對中原只是進行周期性的搶劫，甚至在游牧民族看來，城市是一種累贅。十世紀時契丹人攻佔開封，竟不知如何處理，只好退出該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勸他緩攻西夏時也說：「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裡，總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們。」（[法]格魯塞：《蒙古帝國史》龔鉞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72-273頁）然而，清軍在未入關前已開始漢化，入關就為奪天下。

當清廷掃滅中原義軍殘部後，自然沒回老家，反而大舉南下，直撲南京，這使等著坐收漁利的南明部隊亂作一團。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傑率部進駐淮州，與那裡的許定國部一起阻擊多鐸的部隊。由於高傑降明之前曾殺害過許定國一家老小，許恨透了這位「反賊上司」，加之許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請高傑之機，把高傑和他的衛隊殺得一個不剩，然後投清而去。高傑部群龍無首，史可法建議由深孚眾望的李本深（高傑之婿）繼任，馬士英擔心這將強化史可法對高傑部的控制，百般干擾，另派自己系的人來接任，眾將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黃河的第一道防線就這樣破裂了。

此時，史可法不得不親自北上擊敵先鋒，希望通過主動攻擊來援助徐州守將李成棟。然而黃得功得知高傑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後，又打起了揚州的主意，準備突襲揚州，洗劫這個城市，史可法只得放棄反攻計劃。至4月，徐州守將李成棟、劉良佐叛變降清，把整個南明的西北防線讓給敵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東進，直奔江南而來，打出「清君側」的旗號，意在剷除朝中的馬士英。此事起因於朝中閹黨剋扣左部軍餉，同時，南京「順案」鬧得正盛，東林、復社成員希望借左軍東進，打擊閹黨。雖然老邁的左良玉到九江後沒幾天就死了，但其大軍仍一路劫奪，馬士英嚇得急調淮陽守軍，從而削弱了抗清防線，按他的說法，「寧可皆死於清，而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 （《洪業》，第183頁）這種分兵並無必要，左部洗劫安慶、池洲後，在銅陵被黃得功擋住，便返回九江，在那裡悉數降清。

就在南明防線一道道崩潰時，南京小朝廷里又起內訌。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後，許多士生官員選擇了與大順政權合作，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輾轉返回南明，如何對待這些人成為棘手問題。對此，史可法認為應以大局為重，不應拒絕南下的北地官員，更不能擴大對曾經失節官員的打擊面，可閹黨卻在懲處降順官員的過程中看到了打擊政敵的絕好時機。

此時恰逢黃得功、高傑爭揚州，史可法早早離寧，馬士英、阮大鋮一夥便無所顧忌地將「順案」擴大化。「順案」中一個關鍵性人物是：周鍾，這位復社領袖、1643年殿試狀員在北京陷落時彷彿看到了改朝換代的氣象，向進城的「馬上天子」獻「勸進表」，其中寫道：「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 （《洪業》，第91頁）此種背叛行為對朝中「君子黨」打擊甚重，馬士英、阮大鋮等人抓住不放，將「順案」擴大成對南明朝中東林、復社勢力的清洗，而「君子黨」為求自保，想到尋求軍閥支持，這又成為左良玉移兵東進的一根引線。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煩，他先後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對一個自稱是他失散的愛妃避而不見，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這個女人的說法時慌忙將她處死，這使人有些懷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個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個月忽然又冒出個「明太子」，引得滿城人心動蕩，文武官員也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太子」被押了起來，可誰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幹掉這「太子」。

這些事鬧得沸沸揚揚時，揚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國，清軍在那裡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離南京，恐懼的百姓衝進監牢，找出「太子」，在戲班子的行頭裡尋了件龍袍套在他身上，便擁著「太子」登基，彷彿這樣就安全了。6月4日馬士英出逃，大勢已去，錢謙益、趙之龍和王鐸只得組個班子，討論投降事宜，6月8日他們帶著一朝文官在首府門外列隊歡迎多鐸的到來。

逃走的弘光最終被叛將出賣，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帶到靈璧府邸，那裡多鐸正舉行宴會，他被有意排在同樣被俘的「太子」下座，聽著多鐸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辯護，但卻無言以對，而且已經汗流浹背了。他只有在眾人面前難堪地低下頭來，裝聾作啞。」 （《洪業》，第200頁）之後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處死。至於那位「太子」，據說也在次年與一些被義軍利用的明皇子們一道被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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