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桃色「反腐」:名妓點燃清廷黨爭導火線
在小女子楊翠喜的背後,是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兩派集團的政治爭鬥。
「中國最有權勢的總理,因腐敗而受到了彈劾!」
《泰晤士報》的這條電訊,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這是1907年5月8日,該報記者莫理循從北京發出的一則電訊,報道說慶親王奕劻受到彈劾,被指控收受黑龍江署理巡撫段芝貴的巨額賄賂;同時被彈劾的,還有慶親王之子、擔任農工商部部長(「尚書」)的載振,及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天巡撫唐紹儀。報道也說,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並開始安置自己的人馬。
《紐約時報》在轉發該文時,用了大字標題《慶親王被彈劾》。
國際媒體的報道,都只提到了金錢腐敗,卻忽略了彈劾案中更為狗血的情節——「性賄賂」。
賄賂品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於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
body{ margin: 0; padding: 0; }涉嫌收受「性賄賂」的,是慶親王之子、時年31歲的貝子、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贈送的歌妓,納為二奶。
這起「二奶」反腐案,在5月7日(陰曆三月廿五)才遞交彈劾狀,《泰晤士報》卻在次日就發出了電訊,消息十分靈通。
發動彈劾的,是48歲的紀檢幹部(御史)趙啟霖。在這份題為《劾署撫段芝貴及慶親王父子折》中,趙御史寫道:
「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復從天津商會王竹林借十萬金,以為慶親王奕劻壽禮。奕劻、載振等因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龍江巡撫……」
彈劾的焦點是兩條:一、載振接受性賄賂;二、奕劻接受巨額金錢賄賂。
奕劻時年69歲,爵位已經是最高等級的親王,職務則兼軍機大臣、外務部總理大臣、財政處總理大臣、練兵處總理大臣於一身,權勢之大,獨步朝廷。敢於彈劾他,等於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聞。
而國人最為關切的,不只是權貴被彈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關鍵「道具」、天津名妓楊翠喜。權貴加上八卦,這樣的狗血劇,才是輿論的最愛。
楊小姐此時為津門明星,月收入800銀元,據此推算,年入9600銀元,摺合人民幣約134.4萬元,與如今三四線的小明星相仿。而彼時,一品大員的年俸比楊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養廉銀」才相匹配。而楊小姐也並非僅僅拿「包銀」這點死工資,還有尋芳客的其他饋贈,比如首飾之類的奢侈品及高檔用品,單這項應該並不亞於官員的「養廉銀」。算下來,官員們要想與名妓一樣有尊嚴,只有弄權創收才能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
楊小姐與載振部長的愛情故事,據說相識之初還是十分偶然的,卻因載振一見鍾情,而平生是非。
據《異辭錄》記載,此前(1906年)載振陪同徐世昌出差到東北,返回時在天津拜會直隸總督袁世凱,盤桓數日。某次酒席上,作為主人的道員段芝貴,安排了楊翠喜的歌舞表演,也就是在這場演出中,載振對楊小姐一見傾心。
據說,楊小姐的姿色、演技似乎都很平常,只是身材很好,但卻很對載振口味。不過自始至終,楊小姐似乎並未與載振有過什麼深層次交往。
趙啟霖的一篇彈劾,讓楊翠喜聲明大噪。於是,一個三四線的小明星,機緣巧合,「被」做了一次「性賄賂」的主角。這等於讓她參與了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公關推廣,而且受眾群正是其目標客戶群,不知其出場費因此能上調多少?
送禮人
而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袁只能採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楊小姐月入800銀元,身價並不低。倘或段芝貴真要將其作為禮品送於載振,「從良」的「買斷」價自然不菲。如果溢價10倍,則需6.7萬兩(約合人民幣1134萬元),20倍就需13.4萬兩(人民幣2268萬元)。
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貴又圖什麼呢?
時年38歲的段芝貴,雖然在日本學習軍事的時間並不長,但好歹也算海歸。他並非袁世凱的子弟兵,卻最終能獲得袁世凱的青睞,據說是他在發掘和滿足領導的各種隱秘需求方面,有獨到的功夫。《清稗類鈔》記載:
「袁世凱有妾與其仆通,事覺自殺,仆竊藏而逃,久之不獲。巡捕段芝貴為懸賞,募得之以獻。世凱大喜,贊其才,令捐道員,密疏保薦甚力。」
這段記載如屬實,段芝貴的發跡就在於幫助領導洗去綠帽子,換來了自己的紅櫻子。被彈劾這年,段芝貴還只是一個捐班道員,最多無非正四品,廳局級幹部。這說明,段芝貴進入袁世凱的內圈,時間並不長。而袁推薦他出任黑龍江省長(「巡撫」)一職,至少是從二品的省部級高幹,雖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這是超常規的越級提拔,這至少說明,袁世凱對其相當信任和倚重。
段芝貴能得到袁世凱如此提攜,究竟是工作能力、還是拍馬能力?說實話,根據現有的史料,根本難以判斷,而可以確定的只是兩點:一、袁世凱終其一生,用人還是以能力為主,這才將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國政壇中實力和勢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東三省這樣的國家重大戰略上,袁世凱或許可以如李鴻章那樣不太在意幹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幹部的「能」。
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是當時壓倒一切的國家戰略部署。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侵佔朝鮮,在其鼓勵下,朝鮮當局不斷滲透中國東北,公然在僑居中國的朝鮮墾民中推動分離運動,甚至組織軍隊向中國守軍發起武裝攻擊。日俄戰爭後,日本獨霸東北,這種滲透進一步加劇,東北的分離風險與日俱增,也成為列強博弈的焦點。1906年,朝鮮正式請求日本代為辦理對華交涉後,日本立即以「憲兵」的名義向中朝交界處中方一側的間島地區派遣軍隊,在延吉地區公然張貼文告,宣稱延邊為朝鮮領土。(參閱雪珥著作《國運1909》)
為了應對東北地區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清帝國決心在東三省改行「行省制度」,設立東三省總督,及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巡撫職位,並從山東等地鼓勵農民移居東北,嫌棄了「屯墾實邊」的高潮,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闖關東」。
1907年4月20日(農曆三月初八),東三省官制發表,總督為徐世昌,奉天巡撫為唐紹儀,署(代理)吉林巡撫為朱家寶,署(代理)黑龍江巡撫為段芝貴,清一色的北洋班底。
以公而言,在清帝國的政府分工中,朝鮮事務一直都是北洋大臣的工作重點。李鴻章出任北洋大臣的近25年間,一直主導著中國的朝鮮政策。而袁世凱接任之後,這樣的分工並沒有改變。多年專司,北洋系的朝鮮事務人才自然最為集中,由北洋出掌東三省,順理成章。
以私而言,整個清帝國能夠通曉朝鮮事務、有著豐富對日鬥爭經驗的,無人能及袁世凱。從23歲(1882年)出道以來,袁世凱在朝鮮足足奮鬥了12年,與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其與主要對手日本的抗爭,勝多敗少,因此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建設東三省,首要任務就是應對日本入侵,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無疑是最好的統帥人才,其在東三省的幹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何況,其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慶親王奕劻,關係極為密切,並與載振兄弟相稱。
至於段芝貴想當黑龍江省長,根本無需向奕劻、載振行賄。
這個職位的人選,中央絕對不可能繞過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內部物色。段芝貴如果轉彎抹角地勾連載振,不僅繞的圈子太遠,而且等於是拿載振壓袁世凱,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夠資格的同僚,這是官場上的大忌,段芝貴應不至於愚蠢至此,袁世凱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內部,袁若要賣官,段芝貴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絕非最有錢的財主,毫無競爭力。而為了維持北洋內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袁只能採用一種辦法,那就是量才錄用。
袁敢於破格推薦段芝貴,最為合理的解釋,應該不是段芝貴靠「性賄賂」上位,而是其某項才幹至少在袁世凱那裡得到了認可,袁認為其足以勝任艱巨複雜的黑龍江省長。
搶位子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
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趙啟霖一人發起了彈劾,其實幕後有極深的背景。
當時,3個最為著名的御史,結成了一個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時人號稱「三菱公司」。《國聞備乘》記載:「湘潭趙啟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趙炳麟,同時為諫官,甚相得,號稱敢言。京師人爭目矚之,因假上海洋商標記,共呼三御史為『三菱公司』。」
這些御史們,統歸於「清流」,而「清流」的領軍人物,是57歲的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協辦大學士瞿鴻禨。瞿鴻禨的實際權力,僅次於慶親王奕劻,兩人明槍暗箭,爭鬥得相當激烈。而時年46歲的兩廣總督岑春煊,是瞿鴻 的槍杆子,與慶親王的槍杆子袁世凱旗鼓相當。
當時的朝中,除了這兩股所謂的「清流」「濁流」激蕩得比較洶湧之外,還有一股以高幹子弟們為主的親貴派,及以老幹部們為主的騎牆派。
此時的清帝國,已經下定決心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推行君主立憲。而誰能掌握這場政改的主導權,成為權爭的焦點。
作為李鴻章的衣缽傳人,袁世凱以改革實踐派著稱,多年來他也積極推動政改,甚至說:「官可不做, 憲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憲聲,即是吳樾!吳樾者,即汽車中放炸藥刺端午橋(端方)之人,即是革命黨!」(吳樾事迹,參閱2012年5月7日本報雪珥專欄《被狙擊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沒有閑著,既然務實比不過袁世凱,就從務虛開始,從廣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立憲社團「預備立憲公會」, 由其心腹鄭孝胥出任會長,張謇、湯壽潛出任副會長,搜羅江蘇、浙江、福建的官紳270餘人,定時集會,頗具政黨的雛形。
爭奪改革主導權,關鍵還是在於爭奪行政資源。作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國家機關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鋒的焦點。
在這場交鋒中,奕劻、袁世凱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籲要效仿列強,建立「責任內閣制」,以內閣取代軍機處(有關軍機處的設立,請參閱本報2012年10月29日《軍機處破解集權命題》)。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凱其實也有不可對人言的小九九:他並非軍機大臣,對中樞的影響有限,而推行責任內閣,與他交好的慶親王奕劻必能出任總理大臣,則其政治空間將大大擴展。
而瞿鴻禨則因現實處境的關係,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堅決捍衛舊有的軍機處制度。他對袁世凱的勢力日益侵入中樞深為不滿,試圖通過鞏固軍機處,解決「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張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則派遣親信同鄉于式枚,攜帶專門的密電碼進京,建立了瞿、岑之間跨越京穗的熱線,互相呼應。
雙方角力的結果,瞿鴻禨大勝。袁世凱提出的責任內閣制被最高核心否決,軍機處繼續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鴻禨兩人外,其餘軍機大臣,如吏部尚書鹿傳霖、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學部尚書榮慶等4人,均調離中樞,另補入大學士世續、廣西巡撫林紹年。世續是滿人,與慶親王交好,而林則是瞿鴻禨所推薦。袁世凱還被迫向新設的陸軍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個師(「鎮」)的兵權,僅僅保留了第二、四兩鎮。
剛從英國公使任上回國的汪大燮,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評價說:「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實欲與瞿同為副總理。其不成者,實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陸軍部已立,而撤北洋兩鎮以歸部,遂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爭奪,在於地方督撫的布局。這一回合,北洋派收穫頗豐:兩廣總督岑春煊調任雲貴總督,由袁世凱的親家周馥接任,同時,在新設立的東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勝,囊括了總督、巡撫的所有職位。
岑春煊接到調任雲貴的電令,走到上海,稱病不行,中樞無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總督。這回,岑春煊倒是動身了,但從水路到達漢口後,就報告中央,希望能「順道」覲見太后,而且不等回復,就登上了京漢鐵路專車直接北上。
到車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鴻禨的小同鄉、御史趙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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