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沒把孩子生在香港(12.9.6)

05-27

去年8月懷孕，欣喜之餘，一個「天時地利」的問題也擺在我面前：我在深圳工作生活，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在香港？

我和同時懷孕的同事、朋友們熱烈討論了這個誘人的抉擇。我們30歲上下，來深圳打拚數年，家庭資產小有積累，赴港產子的十幾萬花費，不是大負擔。

做記者時，我曾採訪過香港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先生，當時向他提及愈趨火熱的赴港產子市場，滋養了一大批中介，它們動輒要價幾十萬。胡先生明確表示：「其實來香港生孩子很容易。」一旦懷孕，不管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都要求孕婦在香港做產前檢查，並交齊定金。之後，准媽媽可以得到一個預約證明，憑此往返香港和內地。到了差不多要生的時候，再來香港。

至於為什麼要把孩子生在香港？中介機構早已把「N大理由」羅列地一清二楚，什麼免費醫療、領先的教育、最重要的是那一紙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幾番思索，我還是沒把孩子生在香港。

首先，我不想剝奪孩子童年玩樂的寶貴時間。如果我把孩子生在香港，她會有一重身份——「跨境學童」。隨之而來，她將承受小小年紀，卻要舟車勞頓的辛苦。做記者時，我曾全天跟著一位跨境學童，全方位地記錄他一天的生活。採訪結束了，我也如釋重負地嘆息：他的一天，遠比很多大人累！

那天早晨6點，我到達他家；6點30分，孩子必須起床。他的媽媽告訴我，家住口岸附近的孩子才能「晚點」起床（6點30分左右）；還有很多家離口岸有7、8個地鐵站的孩子，他們每天的起床時間更早。跨境學童到達口岸過海關後，有保姆車接送；但是香港保姆車的牌照較難申請，所以每到新學年開學，「跨境學童乘坐保姆車」的「老大難」問題也是媒體報道的焦點，時不時出現「孩子坐不了保姆車，滯留在教室數小時」，或「保姆車把孩子弄丟了」等問題。

因為保姆車有限，很多學校規定：1到3年級的孩子們能乘保姆車，4年級以上的孩子則碰運氣，所以，一些4年級以上的孩子自己從口岸過關，坐火車轉小巴上學。由於近年來跨境學童隊伍越發龐大，很多學校已實行「分時段」上課制。1到3年級的孩子約8點到校，但9點才上課。4年級以上的孩子提前上課。低年級的孩子自制力較弱，到學校後，很少有人自覺到閱覽室讀書，大多在操場閑逛，和同學打鬧。下午4點30分，學校放學。有些家住得遠的孩子，要7點30分才到家。冬天時，孩子們餓得頭暈，回家狼吞虎咽地吃完飯，又要馬不停蹄地趕作業。

香港社會競爭激烈，希望孩子們在中環高檔寫字樓上班、有高收入的願景，已深深植根於大多香港父母心中，成為他們的主流價值觀；所以，香港孩子們的讀書壓力絲毫不弱於內地的孩子。一位教琵琶的內地音樂老師告訴我，她有兩名香港學生，為了升學時有加分項，特地學習中國樂器。晚上8點多吃晚餐，是孩子們的「家常便飯」；即便如此，晚餐也經常在學特長的路上迅速解決。香港很重視英語教學，這也是很多內地父母想把孩子生在香港的原因之一；所以，很多跨境學童快馬加鞭，周末在內地請家教，繼續填鴨式地猛補英語。

第二，我不想讓孩子有身份疏離感。近年來，跨境婚姻日趨頻密，赴港生二胎的人越來越多，小有積蓄的中產階級也千里迢迢赴港產子，渴望獲得香港身份，有保障感。這些趨勢使得跨境學童的家庭結構多是：父親是香港工人，如卡車司機，母親是內地家庭婦女；或「雙非父母」（父母雙方都不是香港人）；此外，由於就近入學的大前提，跨境學童通常到深港邊境的學校入讀，如上水、屯門等地；於是，孩子們的同學大多也不是來自土生土長的香港家庭，這很難讓他們有「我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事實上，他們也只是紙面意義的香港人），他們也無法汲取香港社會最寶貴的特質：多元化與國際化；相反，一種「被貼上標籤」的疏離感總縈繞不散。

此外，近年來，香港校園吸毒問題日趨嚴重，特別是地處深港邊境的學校，一些學生趁著周末北上K粉。香港立法會也多次呈交提案，敦促港府採取有效行動，加強和內地警方合作，打擊青少年跨境吸毒。

是的，我承認「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對我有吸引力。有了它，我的孩子將來去發達國家更方便；有了它，我的孩子能享有更好的福利與自由；但是，我不想因為一紙身份和不可測的將來，剝奪了她本應享有的童年時光，讓她從小就被烙上「雙非孩子」的標籤。她每天奔波於深港兩地，疲憊中，看著電視里港人成群結隊上街反抗「內地孕婦赴港產子」，高舉著滿街蝗蟲的圖案，她會困惑：她的媽媽為什麼要把她生在香港？她到底是哪裡人？所以，和「香港永久居民」相比，我情願花更多時間和她相處，帶她遊走世界。至於她將來的身份，還是交由她自己選擇和打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