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良：證券監管與經濟安全（三） 外來和尚[轉發] 外來和尚[轉發] 一孔之管窺
張宏良：證券監管與經濟安全（三）
分類:外來和尚[轉發]
天堂和地獄之間的距離最短，最終的結局肯定是大崩盤
上述六大因素決定了中國股市未來巨大的上漲空間，可以說，21世紀初世界一個重要經濟現象，就是中國股市波瀾壯闊的空前上漲和山搖地動的慘烈崩盤。從自有證券市場以來世界所有股市崩盤的資料可以看出，無論人們對股市崩盤的背景有多少種解釋，但是導致股市崩盤的直接因素永遠都是一條：非法投機的泛濫。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證券發展史最猖獗的非法投機，和眼下中國股市相比，都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其主要區別就在於，以往世界各國的非法投機都是自發形成的，是早期監管制度缺陷造成的；而中國眼下的非法投機是制度和法律設計的結果，是人為設計的。不僅股市如此，整個經濟生活都是如此，中央電視台剛剛報道了，消費者投訴劣質商品需要墊付的檢測費用超過商品價格十幾倍，在消費者維權的諸多門檻中，僅這一道門檻就能形成對維權者的沉重打擊和對侵權者的嚴格保護。
這個問題在股市上反映的最為明顯，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杭蕭鋼構事件，杭蕭鋼構董事長違規獲利28億，罰款只有20萬，不到違規獲利的萬分之一，為什麼？因為法律規定中國證監會的最高許可權就是罰款20萬。如果沒有這20萬罰款，那28億還是非法收入；有了這20萬罰款，就等於是對那28億收入進行了法律確認，那28億就變成了合法收入。這種專門保護非法投機的制度設計和法律設計，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18世紀導致英國股市崩盤的南海股票案，到造成1929年世界大危機的美國股災，再到大陸股市產生之前被認為投機性最強的台灣股市，從來都沒有出現過採用法律手段去鼓勵和保護非法投機的現象。
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旦放出資本這頭吃人不吐骨頭的怪獸，肯定會導致人類社會橫屍千里、血流成河，所以從資本來到世間，世界各國人們就一直在設法約束資本為所欲為的血腥魔力，從看著資本誕生世間的莎士比亞，到歐洲第一部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紅與黑》，再到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以及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直到今天的好萊塢電影，一代一代的歐洲知識分子如同大戰風車的堂·吉呵德，在同資本進行著拚死搏殺，至於馬克思主義更是如玄天利劍，幾乎徹底斬殺掉這頭資本怪獸。可以說，歐洲歷史上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宗教改革運動，並不僅僅是反對權力統治的運動，同時也是反對金錢統治的運動，正是人類數百年的奮鬥，才相對制住了資本這頭怪獸的無邊血腥，守住了人類道德底線。可是沒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資本怪獸的無邊血腥卻得到了全面復活，不僅資本成為了社會的最高主宰，甚至資本的要求成為了社會最高道德信條，一切都以資本為宗旨，一切都無條件服從於資本：資本最怕工人罷工，我們便從憲法中刪除罷工條款；資本最怕集體談判工資，我們便禁止工人建立各種組織；資本最怕稅收，我們便規定外資免稅；資本最怕行政限制，我們便設計各種法律嚴禁政府對資本的限制等；逐步把中國變成了資本最理想的天堂，全世界的資本爭先恐後地奔赴中國，全世界跨國公司無一遺漏地聚集中國，歡呼有史以來資本的最高理想終於變成了活生生的輝煌現實。特別是中國的人文學者，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主動充當資本奴才的種群，他們對資本的孝順超過了親爹親娘，誰要批判資本就像誰操了他們親娘一樣地火冒三丈，他們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制度設計，所有的立法，都只是為了資本能夠為所欲為開闢道路。
特別是中國的證券監管制度，完全是按照資本坐莊量身打造的，其典型代表就是人類司法領域永恆恥辱的《證券法》。當初證券法反覆起草48稿，就是不付諸人大討論，為什麼？就是老子起草《證券法》，老婆兒子做莊炒股票，起草過程中既要保護非法投機，又不想流露任何痕迹，這種連鬼都感到噁心的骯髒勾當，使立法一拖再拖，直到最後股市的暴漲暴跌把當時的國務院總理都逼到了前台，才不得不勉強出台。《證券法》全文一公布，全國人民都笑了，當然是無可奈何的苦笑，它把全世界《證券法》都具有的民事賠償條款取消了，沒有賠償的法律等於是把法官變成了無能為力的小丑，為了避免法官的尷尬，法院乾脆拒絕所有股票訴訟。後來雖然恢復了受理股票訴訟，但是又通過巨額訴訟費把投資者擋在法院門外，上市公司濟南輕騎的大股東從公司掏走36個億，河南一個虧損投資者咽不下這口氣，要打官司追訴那36億，可按照標的物2%的訴訟費標準，需要繳納的訴訟費就超過7千萬，你說資本在中國統治到了什麼程度！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的風險釋放器，戰後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消除了周期性經濟危機，就是通過證券市場釋放的，並且主要釋放到了發展中國家，現在中國股市非法投機的泛濫正在把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風險向中國集中，一旦爆發其猛烈程度肯定會超過1929年美國大危機，現在的權貴富豪拚命向國外轉移財產親屬，就是在進行毀滅中國的沉船準備，真不知道到那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又會做何解釋。
星移斗轉，世事滄桑，曾幾何時，中國這個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地方，竟然成為古往今來富人最理想的天堂，無拘無束到了神仙都嫉妒的程度。古今中外任何社會富人對窮人的剝削都是僅限於生產領域，但是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領域，一般都是把富人的錢拿出一部分來給窮人，也就是國家的轉移支付功能，可是在中國卻完全顛倒過來，形成規模越來越大的反向轉移支付，即把窮人的錢聚集起來給富人，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分配現象。比如這次國務院宣布的削減退稅的近3千種商品名單，能搞外貿的都是些有錢有地位的富人，為什麼要對他們免稅，而窮苦百姓做點兒小買賣都需要繳稅，許多百姓就是為了逃避這點兒稅收而被打被抓，甚至送掉了性命。再看一眼這份退稅名單，更是讓人冒出一身冷汗，第一項免除退稅名單就是瀕臨滅絕的動植物商品，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捕殺砍伐瀕臨滅絕的動植物出口，還能獲得國家退稅的優惠和支持，一次性木製品就在退稅名單之中，中國的樹木幾乎都要砍光了，財政還在補貼富人砍樹，若非是國務院正式公告，任何人都難以相信這是真的，從這份名單中也可看出，中國的富人已經為所欲為到了何等程度。
有人總是說中國是專制國家，我說要看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來看，如果是站在富人站在資本的立場上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富人不僅像以往那樣「有錢能使鬼推磨」，甚至能夠顛倒過來「有錢能使磨推鬼」，金錢魔力不知道比以往增大了多少倍！如果中國真的具有專制力量，無論權貴還是資本都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如不準建立豪華樓堂館所的禁令中央喊了那麼多年，地方政府根本不加理會，結果中國隨便一個縣政府的豪華辦公樓都超過西方發達國家任何一個政府大樓，最近南方洪災沖毀了近3千間校舍，卻沒有聽說沖毀一座政府大樓，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央政府沒有任何專制力量。當初四川軍閥劉文輝，也就是大地主劉文財的哥哥，宣布四川境內任何縣政府的房子如果好於當地中小學校舍，縣長立刻拉出去槍斃。就這麼簡單一條，全省都管住了，直到全國解放，當地校舍都比縣政府好。如果中國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這種專制力量，不可能連地方政府的樓堂館所都管不住。所以我經常講，不要總是抽象地談論專制自由問題，而應該進行具體分析，分析是哪個階級哪個集團的自由，是哪個層面上的自由。就拿人們經常使用的中美兩國來比較，許多人總是人云亦云地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加自由，其實要看對誰而言，對於權貴富豪來講，中國比美國自由多了：美國的權貴富豪子弟不可能考大學額外加分；美國的富豪不可能享受免稅待遇；美國的富豪不可能嫖娼享受政府法規保護，甚至連堂堂美國總統婚外戀都差點兒被送上法庭；美國的老闆絕不敢欠薪還組織流氓毆打討薪工人；富士康在美國的公司也不敢強迫工人每天工作15小時，每小時平均工資不到9美分；更不用說像磚窯黑奴那樣被隨便打死一埋了事。粗略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對於富人而言，中國不僅比美國自由得多，甚至超過了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不僅是當今世界最自由的地方，甚至是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時期；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的最高夢想，在當今中國全都實現了。所以中國的富人包括那些富人豢養的學者才一起歡呼；「目前是中國五千年以來最偉大的盛世」。
另外，從不同層面上比較，也可看出中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比如在信仰這個層面上，中國人就是最自由的，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自由。相對於中國來講，無論美國、歐洲、日本，還是中亞西亞國家，都是最專制的國家。美國人敢於喊打倒總統，但是沒有人敢喊打倒耶穌；美國人敢於向任何力量挑戰，卻不敢挑戰《聖經》；美國人敢於把國旗做成褲衩套在屁股上，卻不敢褻瀆神聖的經文；美國人敢於把任何法律踩在腳下，卻不敢冒犯聖經信條，無論總統就職宣誓、男女婚姻宣誓，還是法庭作證，手扶的永遠都只是《聖經》。可以說，在信仰這個層面上，美國的國家精神絕對不容挑戰，和中國文革時期完全一樣，你可以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但是唯獨不能褻瀆和反對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毛澤東思想。中國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美國是誰反對耶穌就砸爛誰的狗頭，在信仰問題上絕對沒有絲毫討論餘地。但是在知識這個層面上美國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又同樣具有無限的自由，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你愛批判誰就批判誰，對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理論，你都有懷疑和批判的自由，都有拒絕其束縛的自由，包括學生對待考試也是一樣，你感覺考試方法或者考試內容不合理，你就可以拒絕接受，當然前提是你必須是真誠無私的。像當年張鐵生因為忙於為全村百姓服務沒有時間複習，就直接把意見寫在了考試卷上；當年一個小學生黃帥對強迫學習英語有意見，也是把意見寫在了試卷上。
文革結束後天天咒罵這兩個人是「白卷英雄」，中國知識分子的瘋狂咒罵，把中國信仰和知識兩個不同層面的自由完全顛倒過來了，在信仰這個層面上完全退化到「有奶就是娘」的低等動物時代，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自由時代。在精神這個層面上誰都敢罵，什麼三皇五帝、釋迦摩尼、真主安拉、耶穌、毛澤東等，沒有不敢罵沒有不能罵的，並且怎麼罵都沒人管，像毛澤東是載入憲法的人民領袖，30年來一幫流氓惡棍爛婊子，一邊喊著建設法制一邊咒罵載入憲法的人民領袖。信仰是道德大廈的精神支柱，隨著信仰的倒塌，整個社會道德體系便全面崩潰，中國進入了獸性化時代：富人變成了野獸，窮人變成了牲口。
在信仰這個層面恢復到動物時代高度自由的同時，在知識這個層面上，卻一反毛澤東時代中國和現代美國的自由傳統，越來越走向專制集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敢於喊打倒國家主席，現代美國人敢於喊打倒國家總統，可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連打倒校長都不敢喊，不僅不敢喊打倒，甚至在上司面前，男性學者越來越沒有脊梁骨，女性學者越來越沒有褲腰帶。信仰和知識層面自由的顛倒，形成了我們民族的雙重悲劇：信仰層面的自由造成道德崩潰一盤散沙；知識層面的專制又喪失了知識更新和創新能力，結果使中華民族的道德能力和創新能力同時喪失了。那些改革精英挾西方經濟學乘虛而入，開始了對中國人近30年市場經濟的獸性化訓練，所有崇拜西方經濟學的人都公開宣稱，市場經濟遵循的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就是野獸相處的獸性法則，叢林法則訓練的結果就是把人性訓練為獸性，用獸性取代人性，所以才出現了如窯奴、鬼妻、殘童等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野蠻殘暴現象，突破了人類文明的最後底線，把人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甚至稱為野獸都是對野獸的褻瀆！
監管制度設計不能只反映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
中國股市的最終崩盤，不會是源自於社會投機性過強，而將是源自於惡意欺詐。中國的監管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監管制度設計和監管立場問題。先就監管制度來說，中國監管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它不是約束和打擊惡意欺詐，而是約束和打擊那些敢於反抗惡意欺詐的人，通俗地說，它不是約束和打擊流氓，而是約束和打擊受害婦女。那些改革精英總是用什麼經驗不足做借口，其實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抓不住流氓可以說是個經驗問題，按住婦女大腿幫助流氓強姦就絕不會是經驗問題，而只能是品質問題。比較一下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監管制度就會發現，中國的監管制度完全是按照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設計的，其典型特點就是它徹底清除了現代監管制度的核心：社會監管和民主監管。他們把現代監管制度的所有優點，統統歸結為是文革浩劫的現象，到現在人們才明白，30年來妖魔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現代人類政治文明的所有優秀成果，統統打上文革的烙印而拒之於國門之外。
就拿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來比較，美國市場監管的成功經驗舉世矚目，其基本經驗就是把大眾民主的管理法則引入監管制度，形成了一系列大眾民主的管理制度，主要是四大制度：動員整個社會力量監管的獨立董事制度；實行公司內部民主監管的員工持股制度；讓違規者傾家蕩產、真正能夠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夠反映大眾民主訴求的共同訴訟制度。其中，前兩項是內部約束制度，後兩項是外部強制制度。隨著對這些制度的考察就會發現，人類社會正在告別集團政治時代、開始進入大眾政治時代，毛澤東發動文革所創建的大眾政治制度，是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精髓和基礎。在大眾政治的衝擊下，連野蠻殘暴的資本主義美國都會發生如此石破天驚的巨大變化，如果中國繼承發展到現在，一個無比強大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中國將會何等輝煌！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過二三十年或者三五十年，肯定將有越來越多的炎黃子孫會為這一代中國人的愚昧墮落而扼腕嘆息。大家看一下以美國為代表的大眾監管制度的政治專利，是不是屬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第一，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也稱外部董事，是指由和公司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外部人士擔任董事職務，參與公司決策。目前美國一般公司獨立董事比例已經超過三分之二，大公司如跨國公司的獨立董事比例甚至超過85%，獨立董事占絕大多數，意味著資本家正在從微觀層面上被排除在決策之外，董事會決策時將不僅要考慮公司的利益，同時還要考慮社會的利益，一旦公司損害了社會利益，獨立董事就會遭受社會討伐，形成巨大利益損失，所以無論獨立董事是否具有良好品質，出於個人利益考慮，也絕不允許公司損害社會利益，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公司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一。雖然最初設置獨立董事是為了保護分散股東的權益，但是現代獨立董事越來越成為社會利益的代言人，為了保證獨立董事的獨立地位，美國法律規定：獨立董事不得和公司具有任何利益關係，既不能領取報酬也不能持有公司股份；公司無權解聘或者聘任獨立董事，一旦獨立董事出現空缺，由現任獨立董事提名補缺人選，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社會力量始終在公司決策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為什麼外資公司不敢向本國河裡嘩嘩排放污水，只敢向中國河裡嘩嘩排放污水，就是公司決策者的不同身份決定的。
可是獨立董事制度被引入中國以後，立刻被打上了中國特色的標籤，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立董事制度，特色在什麼地方？就在於獨立董事不再獨立，變成了商人、學者和官員鐵三角瓜分公司利益的工具。中國法律規定，獨立董事由公司聘任，並且報酬由公司確定。結果是一方面公司像選狗一樣地選擇獨立董事，誰聽話就選擇誰，用一位公司老闆的話說，權當是養了幾條德國黑背（狼狗），所以目前中國稍有良知和獨立人格的學者沒有一個擔任獨立董事的；另一方面，高達10多萬的所謂「車馬費」，又形成了無數學者競折腰的壯觀奴才場面，為了能一年白拿10多萬，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資本走狗，完全按照以銷定產的原則編造理論，老闆需要什麼就編造什麼，只要老闆揚著大把的票子一聲呼哨，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立刻就會像狗一樣搖著尾巴從四面跑來，爭搶資本分發的狗食，有的經濟學家一人擔任獨立董事的公司就超過30家，每年僅「車馬費」收入就達數百萬，就這樣還不知足，還聯合起來要求進一步深化獨立董事改革，為獨立董事分發公司股票，否則就是停滯不前、否定改革。公司豢養獨立董事的成功經驗，也啟發了地方政府，山西省政府就把北大教授請去做決策顧問，結果搞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黑磚窯事件。
本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者賣論求榮、賣論求官、賣論求財，一定要從狗洞子里爬進爬出，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人們也懶得去理會這些學術奴才，可他們偏偏要向整個社會叫板，有個被稱為什麼「京城四少」的理論痞子，居然恬不知恥地公開叫囂「有本事你們也去獲得天文數字的巨額收入，把現在主流經濟學家替代掉」，真不敢相信人能夠無恥到這個程度，古往今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太監敢於當街脫掉褲子高喊：「有本事你們也把自己那玩藝兒煽掉，進宮來替代我們」，可今天這些主流學者就能無恥到這種程度，學者再加主流都無恥到這個程度，你說社會倫理道德焉能不崩潰！
獨立董事制度功能的被扭曲被顛倒，再次說明改革精英在制度設計方面，完全是打著中國特色的幌子滿足利益集團的目的，他們在引進國外市場經濟制度時，不是吸收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而是完全相反，把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統統以不符合中國國情為借口給過濾掉了，剩下來的都是人類文明已經拋棄的渣子。
第二，員工持股制度。員工持股制度就是由公司全體員工共同持有公司股份，不過不像中國員工股那樣是強迫職工掏錢購買公司股份，而是由公司貸款購買本公司股票按照貢獻大小分配給職工，由員工持股會統一管理。如同獨立董事制度形成了公司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一一樣，員工持股制度形成了職工利益與公司利益的統一，每個員工真正具有了我國憲法中載明的公民雙重身份，既是所有者股東又是勞動者職工，既參加利潤分紅又領取勞動工資，甚至越來越多公司的利潤分紅遠遠超過了勞動工資。雙重身份不僅改變了勞資關係，而且員工持股會代表可以直接進入董事會參與決策，這樣工人便擁有了對資本的雙重製約，外部工會的制約和內部員工持股會的制約，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把工人民主管理引入了公司制度，與中國農民偉大創舉的股份合作制具有異曲同工的作用，可惜中國農民創造的股份合作制，在地方官僚集體下山摘桃子的產權運動中夭折了，而資本主義國家在實行資本與勞動相結合的過程中卻取得了很大成功。
可以說，員工持股制度是資本主義內部形成的一場公有化運動，還是馬克思那個基本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的高度社會化必然導致生產資料佔有形式的高度社會化，特別是藉助現代股份制形式，資本的高度社會化已稱為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歷史特徵，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的判斷，就是對這一歷史發展大潮的高度概括。可是在此之前，與財產公有化和資本社會化的世界大潮完全相反，中國的改革精英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徹底推倒2800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公有制，掀起了一場十分慘烈的私有化運動，不僅生產資料私有化了，甚至連中亞先後兩次「革命」都不敢觸動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都取消了，把這部分公共財產變成了極少數私人的財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財產領域的變革最終決定著政治法律制度的變革，其結果就是，美國監管制度在客觀上越來越具有大眾政治性質，越來越把少數違規者作為監管對象；中國監管制度則越來越具有集團政治性質，少數違規者越來越把廣大投資者作為監管對象。
第三，信息披露制度。比較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信息披露制度，更可以看出在制度設計上對惡意欺詐者的刻意保護，幾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全世界的信息披露制度都包括三個部分：投資者依法獲取相關信息的權利；當事人依法披露相關信息的義務；以及當事人違背相關義務必須承擔的法律和民事責任。而中國的信息披露制度恰恰把最關鍵的第三部分刪掉了，沒有第三部分的處罰和賠償，前兩個部分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在客觀上信息披露制度變成了保護惡意欺詐者的制度。比如前面多次提到的杭蕭鋼構案，大股東信息違規賺了28億，期間不知道有多少投資者虧損得血流成河，可是大家卻只能眼睜睜看著違規者大賺特賺而無可奈何，因為中國信息披露制度沒有違規者賠償方面的規定。最典型的就是當初的紅光實業案，成都紅光公司上市前已經停產多年，廠區內長滿了野草，可是公司的招股說明書卻聲稱具有世界最先進的設備，成都市政府所有部門都蓋章認可、推薦上市，結果發行股票的數億元資金一到手，即刻宣布公司資產已經不復存在，並且每股凈資產還負3元多。有幾個投資者咽不下這口氣和公司打官司，結果形成了世界司法史上最經典的判決：投資者的虧損和公司造假之間沒有必然聯繫，因為投資者無法證明在沒有公司造假的情況下能夠賺錢。這也就是說，只要你不能證明一輩子都不丟錢包，偷你錢包的小偷就沒有責任；婦女只要不能證明一輩子是處女，流氓強暴就沒有責任。你說這種法制荒唐到了何等程度！
中美兩國信息披露制度的另一個重要區別，就是關於有效信息的判定。美國法律規定，信息的有效性以理性投資者的判斷為準，也就是說只要投資者沒有神經病，就以投資者的理解為準，投資者說由於你的信息發生了虧損，你就必須賠錢，除非你能證明你發布的信息和投資者的虧損沒有關係。而中國信息披露制度字裡行間卻規定以當事人自己理解為準，也就是說，如果你把騙你的公司告上法庭，並且也掌握了充分的證據，只要當事人承認自己是傻瓜是白痴，自己語文水平差，發布信息的語句弄錯了，無論多麼高明的法官都沒有辦法，受害者就只能自忍倒霉。上屆政府之所以規定法院不準受理股票訴訟案，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法院沒辦法判！
第四，共同訴訟制度。這是現代政治文明最偉大的變革，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能夠達到的大眾政治的極限。其主要標誌就是徹底消除資本對法律制度的束縛，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窮人法律制度轉變。由於現行法律制度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必然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法院設置了很高的資本門檻，沒有錢根本進不去，如同毛澤東時代的小學課本中講到的那樣「萬惡的舊社會，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的徹底拆除了法院資本門檻的國家。現在的美國，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後，也開始了拆除法院的資本門檻，以往那種有錢就不怕打官司的富人時代正在結束。與目前中國的法律相比，共同訴訟制度主要有這樣幾個革命性特點。
一是訴訟主體不同。美國共同訴訟制度規定，無論多少人起訴，所有投資者都是天然的訴訟主體。就這一條便把違規者推到了破產邊緣，因為股票價格遠遠高於凈資產，賠償全體投資者就等於是破產。並且把投資者的維權成本降低到了零，許多投資者不用打官司照樣能夠得到賠償。讓富人違規成本無窮大，讓窮人維權成本等於零，這不就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嗎！可惜中國把這個遺產丟掉了，美國現在拿了過去，用它實現了美國社會的空前團結。而目前中國這種一對一的訴訟主體完全是在保護富人打擊窮人，因為現在打官司就是打錢，一對一的訴訟遊戲，窮人根本玩不起，這無疑是一開始就判了窮人死刑。
二是訴訟費用不同。美國法律規定，股票訴訟案，窮人打官司不花錢，官司打贏後才花錢，由律師從賠償金額中扣除，仍然不是自己出錢。並且也不需要自己請律師，由法院指定律師，律師費也是從賠償額中扣除。這一條徹底改變了律師對富人和窮人的態度：所有律師都願意替窮人打官司，無論是想發財還是想成名，都只有千方百計替窮人打贏官司才能達到目的；相反，誰都不願意替富人打官司，即便官司打贏從窮人那裡也得不到什麼。如果替窮人打贏了富人可就發大財了。1998年通用汽車案就是典型，律師代表一家三口和通用公司打官司，加洲法院判決通用公司賠償43億美元，其中僅律師費就高達21億美元，律師一下子就變成了大富豪。
毛主席說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類似通用案件的影響下，最優秀的律師都站到了窮人一邊，天天都想甚至做夢都想替窮人找個富豪打官司。再加上人民陪審團制度的推動，美國社會的律師逐漸成為了一支捍衛公平正義的力量。為什麼人民陪審團制度具有這個作用？因為陪審團成員是臨時抽籤產生的，大家不懂得法律，只能根據天理良心來判案，律師要說服陪審團，便不能單純運用法律的力量，而必須運用道德的力量，前面那個打贏通用汽車案的律師，就是運用道德感化手段，把當時陪審團成員感動得都哭了，贏得官司也就是自然的了。由於律師天天研究如何提高道德水平，天天在高尚情感中熏陶自己，久而久之，假作真時真亦假，不高尚的也真的高尚起來了，律師便真的逐漸成為了捍衛公平正義的道德衛士。所以在西方國家，律師都比較受人尊敬，比較受社會信任，美國60%的政治家都是律師出身，律師成為了公眾信任的一個品牌。
而中國律師則相反，好的律師在天天研究如何鑽法律的空子，糟糕的律師在天天研究如何鑽法官的空子，即收買法官。這樣下去，律師形象怎麼能好起來，司法環境又如何凈化！前些天，有個律師協會的領導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國外政治家中律師比例比較大，中國也應該加大律師比例，真不知道這位領導是弱智的白痴還是刻意的流氓，中國律師的作用能和外國比嗎？過去中國有句話，叫作「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這裡的「衙」就包括律師，證券市場上有哪樁惡意欺詐沒有律師的參與？全國數百萬公有制企業被瓜分，又有哪一個沒有律師的參與？當然，問題根源在於精英集團搞的一套司法制度，責任不在律師個人。如果中國也實行美國那樣的律師分成制度，我想中國的律師也會馬上轉到窮人立場上來的。
與美國老百姓相反，中國投資者包括所有消費者，最大的問題就是訴訟費用問題。老百姓要打官司，訴訟費、舉證費、律師費，還有各種各樣的腐敗費用，立刻就把老百姓打垮了。並且中國法學精英制度設計的巧妙之處就在於，無論大小官司老百姓都打不起：如果是小官司，各種費用加起來，即便官司打贏仍然是輸，是贏了官司輸了錢；如果是大官司，巨額訴訟費用老百姓更是打不起。這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都沒有過的荒唐司法現象，封建社會衙門的「有理無錢莫進來」，是指要打贏官司需要幕後交易台底花錢，但是至少在制度上規定，有沒有錢都可以擊鼓告狀打官司的，像現在這樣沒有錢就不能打官司的現象從來沒有過。主席生前大家一直擔心的也只不過是復辟資本主義，誰會料到一下子能把封建社會都變成奮鬥目標，至少封建社會的擊鼓告狀不花錢，已經成為老百姓望眼欲穿的改革目標了。
三是舉證責任不同。「有罪推定」取代「無罪推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是現代政治文明在司法領域的最高成果。「無罪推定」曾經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它是資本抗拒行政權利、維護資本統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但是隨著虛擬經濟這一大眾經濟形式的發展，以往的「無罪推定」原則，越來越成為保護富人犯罪的司法工具，窮人永遠也拿不到富人犯罪的證據，並且虛擬經濟運行的特點，決定了即便是國家警務部門也很難拿到證據。特別是在證券市場上，犯罪主體永遠是富人，窮人永遠是受害者，即便想犯罪也沒有「犯罪資格」，所以便啟動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富人原罪說」，由富人承擔舉證責任。因為富人作為剝削者天生就有罪，如果要證明你清白就拿出證據來，只要能證明你無罪就和窮人享受一樣的司法待遇。這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成分論又不唯成分論，重在現實表現」的原則完全一樣。美國這一搞有罪推定，由違規者自己承擔舉證責任，窮人打官司不僅不用花錢，甚至不用拿證據，看哪個富人有問題，一紙狀子告上法庭就可以回家睡大覺，這等於是建立了中國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制度，區別只在於以往中國人是把大字報貼在牆上，而現在美國人則是把大字報貼到法庭上。這完全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群眾運動，有了這種群眾運動，美國證券市場一下子成為全世界最乾淨的市場。
中國證券市場為什麼會成為一個隨意宰殺散戶的金融屠宰場，由散戶承擔舉證責任是其中最根本的一條。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無罪推定」原則不是歷史沿襲下來的，而是作為法制建設的改革成果後來形成的。中國正好與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形成了一條相反的發展路線：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由原先的富人司法原則，開始走向窮人司法原則；中國恰好相反，由毛澤東時代的窮人司法原則走向了富人司法原則。並且把保護富人犯罪的司法制度推向了歷史極端，富人犯罪不僅不受法律追究，甚至連公眾輿論譴責的權利都被徹底剝奪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深圳發展銀行，自從被美國新橋集團收購後，一年利潤增加十幾倍，股價火箭般一飛衝天，在中國的銀行又沒有衍生品業務，怎麼可能一年利潤增加十幾倍？如果放在美國，這家銀行就必須向法院證明自己的利潤是哪裡來的，如果證明不了就是欺詐，就會像安達信一樣灰飛煙滅。2000年美國證券委員會主席主動代表美國投資者狀告美國三百家券商，指責由於他們作弊導致許多投資者虧損，三百家證券公司要證明投資者的虧損和自己沒關係，簡直比登天還難，最後只能甘願服輸，主動拿出30億美元賠償投資者了事。事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專門寫文章，分析官司之所以能夠打贏，主要是歸功於舉證責任倒置的司法制度。可是在中國，有些媒體僅僅因為質疑深圳發展銀行利潤操縱，就被深圳發展銀行以司法起訴相要挾，被迫向這家已經成為美國銀行的深圳發展銀行道歉。
四是判罰標準不同。美國共同訴訟制度在兩個方面對對違規者的判罰很重，結果往往是輕則傷筋動骨，重則破產清算。一方面，判決賠償時不考慮所謂投資者個人投機因素，由違規者賠償全部損失。中國採用的是上個世紀日本的訴訟方式，在賠償時要考慮投資者個人投機因素，容易使訴訟結果陷入一種對投資者極其不利的無謂糾纏，導致判罰結果經常不了了之。這種判罰標準是十分荒唐的，如同你在家抓住了入室盜竊的小偷，還要和小偷按責任比例分攤財產，把由於你粗心大意應該損失的那部分財產分給小偷，你說這種法律是何等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法律，竟然在中國普及開來，包括人命關天的交通法規都實行按比例分攤責任，也就是老百姓講的「撞死白撞法」，當時上海地方法律規定，只要行人違規，撞死就白撞，一時間成為全世界的頭條新聞，有個被汽車撞死的老太太被判對事故負全責，應該賠償數千元肇事汽車的維修費，人被撞死了還要承擔汽車的維修費，稍微殘存哪怕是一絲一毫人性的人都不會制訂如此的法律，當初獸性十足的日本鬼子都沒有在大屠殺後向死者索要武器修理費，你說中國的法學精英墮落到了何等程度！
另一方面，賠償分為事故性賠償和懲罰性賠償，根據是否屬於道德品質問題決定不同的賠償方式。如果不是道德品質問題，屬於事故性賠償，損失多少就賠多少；如果屬於道德品質問題，則啟動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就一條：破產賠光。這和毛澤東時代中國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是一樣的，屬於品質問題從重處罰，屬於工作失誤從輕處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現代的美國，都把維護人類道德倫理看得高於一切，所以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現代的美國，都是理想主義高揚的國家。美國人不放過尼克松，不是因為他竊聽，而是因為他說謊；美國人不放過柯林頓，不是因為他玩女人，也是因為他說謊。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巨大道德倫理優勢，正在被美國人一點兒一點兒地接過去。
而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把道德倫理看的一文不值，中國知識分子最常掛在嘴邊的神聖教條就是「法律不講道德」，最習慣的做法就是用非道德手段來維護法律，這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的人文災難。記得有份報紙曾經批評警察利用天理人倫進行破案：押著逃犯的母親，漫山遍野呼喊逃犯名字。可以說，無論警察的動機多麼正確，單純就這個行為對倫理道德的損害來講，遠遠超過任何最嚴重的犯罪。以電視劇《黑冰》為代表的一大批影視劇，最能反映目前中國人對天理人倫的極端蔑視，劇中女警之所以能夠破案，就是因為罪犯對愛情忠貞不逾，而那位女警則視愛情如玩物；最後之所以能抓住罪犯，是因為罪犯把孝順父母看得高於生命。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我們社會中所有美好品質都集中在罪犯身上，如果人類所有最神聖的情感最基本的天理人倫，都成為法律打擊對象，那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些人會變成什麼樣子！記得八十年代朋友在一起就曾說過，如果照這樣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們會跟著美國人學習毛澤東，跟著歐洲人學習《易經》。不幸的是讓我們言中了，現在我們的確開始跟著美國人學習毛澤東了：動機和目的相統一，同樣的違法犯罪，根據不同動機確定不同性質和不同處罰，是毛澤東留給司法領域的一筆重要政治遺產，可惜繼承這份遺產的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
中國還有一個上市資格審查制度。這是知識精英最愜意最成功的一種制度設計，也是最能滿足知識精英金錢權利雙豐收的一種制度設計。證券發展史上有三種審查制度：一是由證監會少數官員決定資格的審批制；二是今天這種由專家學者決定資格的審核制；三是全世界都在實行的註冊制，像高考一樣，標準公開，達到標準就上市，不存在由誰來批准的問題。比較這三種制度，其中註冊制是最好的制度，一是標準公開，沒有腐敗，電燈是最好的警察，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二是政府只管資料的真實性，能夠管好，只要資料是真實的，投資者就是安全的，中國投資者的重大虧損無一不是資料造假的結果。
相反，審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種制度，一是它具有審批制的所有缺陷，並且在腐敗方面遠遠超過審批制，數十倍上百倍地放大了公司支付的腐敗成本，一度使上市公司資格的買賣價格達到了5千萬。二是投資者越來越不安全，以往審批制是幾個身份公開的固定官員審查公司資格，在整個社會眾目睽睽之下，即便純粹處於個人利益的考慮，那些官員也要多少考慮些投資者的利益。可是後來由72個專家學者組成發審委無記名投票表決，並且規定72個人的身份對外嚴格保密。這樣一來，世界證券發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開始了：由於是無記名投票，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地亂投，誰給錢多就投給誰；由於是無記名投票，甚至收了錢也不投。這就不僅僅是腐敗問題了，甚至踐踏了天理人倫，「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是古往今來連貪官污吏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線，可是現在被這些社會崇敬的專家學者突破了，在此也可以看出為什麼中國曆朝歷代都不把文人當人看了，他們乾的事情的確連貪官污吏都不恥；由於發審委的專家學者身份保密，買賣發審委名單便成為一個新型產業，一份名單價格20萬，中國證監會一個副處長就是由此案發被抓的。
組成發審委的那些專家學者到底發了多大財無從統計，但是1400多家上市公司每家公關費用5千萬，對任何人來講都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們現在知道的是，歷屆發審委中的那個北大教授，現在身家就已超過了10個億，就是這位叫喊「要頂住互聯網，改革要不惜犧牲一到二代人」的北大教授，成為中國第一個身家超過10億元的大學教師，當初北大學生打出的那條「××你好」的標語，終於為北大教師結出了豐碩果實，可見北大就是北大，投機能力也堪稱一流。
可以說，上市資格審查制度是中國整個市場監管制度設計的反面典型，在知識精英的誤導下，用犧牲數千萬投資者的利益滿足極少數專家學者的個人利益，是審核制的最大弊端。對審核制的選擇，同時反映了知識精英對今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選擇。審批制具有集權政治的特點，審核制具有集團政治的特點，註冊制具有大眾政治的特點，如同審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種審查方式一樣，集團政治同樣是三種政治模式中最糟糕的一種政治模式，由於集團政治和審核制一樣能夠滿足少數知識精英的私利，所以整個人文領域的知識界一起高喊要建立集團政治的小民主，反對毛澤東時代的大民主。用集團政治的小民主，把包括一般白領在內的中國絕大多數勞動群眾排斥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外，已成為除新興左翼力量之外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各種流派的共識，特別是那些無家可歸的自由主義野狗，最近也停止了對左派右派的同時狂吠，歡快地搖著尾巴投入了主要由買辦漢奸力量組成的右派懷抱，最近由國際壟斷資本豢養的那幾家極端右翼媒體上，天天都是自由主義野狗對窮人的狂吠。
監管立場要反映私有化的現實狀況
中國證券市場除了監管制度設計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監管立場的轉變問題。就是在市場監管方面，監管立場要由保護公司利益轉變到保護投資者利益上來；在公司監管方面，監管立場要由保護資方利益轉變到保護勞工利益上來。目前中國一個十分反常的矛盾現象，就是公司已經私有化外資化了，可是仍然當作公有制企業進行監管，用整個國家力量捍衛公司利益。 這種狀況最初是計劃經濟時期單一公有制企業形成的，後來被精英集團鑽了空子，有意識地維持這一矛盾現象，利用國家政權力量為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服務。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是單一公有制企業，企業利益就是人民的長遠利益，當工人和企業發生矛盾時，政府管理部門為維護人民的長遠利益而站在企業立場上進行管理，是完全正確的。中國證券市場就是在這一公有制背景下產生的，當時建立證券市場的主要目的，就是為國有企業募集資金，為國有企業脫貧解困服務。當時不僅上市公司是國有企業，包括證券公司、金融機構等莊家，也都是國有企業，都代表國家利益和人民長遠利益，唯有公眾投資者是個人，所以當公眾投資者遭受到其它幾個方面的損害時，按照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當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的原則，自然是犧牲投資者利益以維護公司利益，這在當時雖然對投資者有些殘酷，但在客觀上和主觀動機上，確實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
市場上國家和各類公司的關係，是老子和兒子的關係，老子搞證券市場是為讓兒子迅速脫貧解困，自然形成了一個單向資金抽血機制，把老百姓的錢拿給企業發展生產，被稱為是企業改革的第二次戰略轉變，第一次是「撥改貸」，把企業的負擔由財政轉嫁給銀行，第二次就是發行股票，上市圈錢，把負擔由銀行再轉嫁給老百姓。可見，中國的證券市場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而是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把老百姓多餘的分散資金集中起來，用於發展國有企業，等國有企業發展了，國家經濟強大了，包括投資者在內的全體老百姓生活自然就提高了，並沒有考慮到當前投資者的利益。
但是在高度私有化和外資化的今天，公司利益不僅不再代表人民的長遠利益，甚至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至少和投資者的利益是直接對立的，政府就必須轉變到保護投資者立場上來，實行公正監管和公正裁決。可是那些天天叫喊改革的改革精英們，偏偏在這個最需要改革的環節上，絕口不提改革，反倒要求強化監管，也就是要求把老百姓捆得更結實一些，以方便莊家的任意宰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正在成為外資公司，如果繼續犧牲投資者利益以維護公司利益，就不再是維護國家利益了，而是用中國的國家政權在維護外國公司的利益。我們反對過早地全面開放中國金融市場，也是基於這個考慮，中國金融市場還沒有形成等價交換公平交易的市場機制，仍然是單向的資金抽血機制，這個時候全面開放把外資放進來，等於幫助外資抽取本國老百姓的財富。
轉變監管立場的第二個方面，就是要公正對待所有市場參與者，實行風險和收益相適應的原則，不能把風險和收益剝離開來，全部風險都轉嫁到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身上。目前中國證券市場上的公司和莊家，基本上沒有任何風險：上市公司信息造假，抓不住就大賺一把，如果被抓住，也只是發一個致歉公告了事，曾經一度中國股市上致歉公告滿天飛，甚至形成了一個所謂致歉板塊；莊家同樣沒有風險，中國公眾股的價格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地高於國家股、法人股和外資股，如興業銀行的外資股，只要不跌破目前市價的95%，外資公司就不會賠錢。而中小投資者一入市就註定了要虧損，為什麼？自有中國股市以來，每年上市公司創造的全部利潤要遠遠小於投資者交納的傭金和印花稅，也就是說，即使上市公司把全部利潤都分給投資者，也不夠投資者繳納的手續費，一個連手續費都創造不出來的市場，至少在宏觀上決定了投資者只有風險沒有收益。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投資者只應該承擔市場風險，不應該承擔制度風險，中國股市著名的報表風險就是典型的制度風險，中國公司報表造假是幾乎所有投資者都遭遇過的經常性風險，投資者的重大虧損幾乎無一不是和公司報表造假有關，可是至今也沒有一個公司因為報表造假而破產，沒有一個人單純因為報表造假被送進監獄。而在世界所有文明國家，證券市場上造假不僅空間上要破產，時間上還要承擔永久責任，當初英國搞垮巴林銀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六年出獄後，法律規定每個月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費後全部用來還債，從而永遠失去了東山再起重新富起來的機會，並且還有不準進入高檔飯店、不準乘坐高檔轎車等一系列嚴酷規定，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樣，屬於道德品質的污點要背一輩子。
正是嚴酷的懲罰和無從規避的道德風險，使西方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公司不願意發行股票募集資金，只要還有一點兒募集資金的辦法就不會選擇發行股票，發行股票是公司資金絕望中的最後選擇，連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都說股票是成本最高的籌資方式。這也是為什麼最近美國的交易所跑到中國來拉客戶的背景和原因。與此相反，中國的公司卻在拚命爭搶上市，把發行股票看作是不用償還的貸款，為什麼？就是因為公司發行股票只有收益沒有風險。上司公司只有收益沒有風險，投資者只有風險沒有收益，這就是中國證券市場的真實現狀。吳敬鏈只是溫和地批評中國股市連賭場都不如，賭場上至少不能看著對方的牌出牌，而中國股市則是看著對方的牌出牌，就招來了幾個主流經濟學家一片惡罵，其實吳敬鏈遠遠沒有概括出中國股市的欺詐本質，中國股市不僅不如賭場，簡直就是一個宰殺散戶的資金屠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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