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儒家在鞏固王權專制上立了大功

網友評論 ( 0) 2016.08.19 第80期

何為「道統」，何為「法統」？中國的傳統士人中，是否存在「從道不從君」的政治和文化傳統？中國的士大夫為什麼一致頌聖？

前不久，鳳凰評論《高見》帶著這些問題郵件專訪了劉澤華。劉澤華先生是我國著名政治史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中國的王權主義》、《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並參與撰寫、主編了九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就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化，儒法之間的歷史關係，傳統思想在當代的作用等問題，劉澤華髮表了自己的見解。此為專訪上篇。

訪談嘉賓：劉澤華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張弘（鳳凰網主筆）

道統論證不了政權的合法性

鳳凰評論《高見》：你在書中對於「道」有一個定義，「概而言之，指宇宙本根、規律、理論原則和道德淮則等」。現在很多人討論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等問題時，經常運用到「道統」、「法統」的概念。但是，這兩個概念的具體所指又比較模糊。在你看來，什麼是「道統」，什麼是「法統」？

劉澤華：用「道統」論證一個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問題，從歷史進程說，有諸多問題。      

說起朝代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問題，最先西周興起的是天命說，這一理論貫穿整個古代歷史；其次是春秋以後興起以有道代無道說，這一理論與天命說相配合，貫穿古代，近現代不講天命了，但還持以有道代無道說；再次是戰國興起的五德更替說，影響很大，但到魏晉之後此說衰落下去；第四，東漢班固提出「正統」觀念，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辨析正統，以蜀為正統，以魏、吳為篡逆。正統論影響至今。

道統這個概念始於北宋，但直到朱熹才上升為儒家的一個核心概念，它具有神秘性和極強的排他性。問題不在於道，諸子百家都講道，也都主張以有道代替無道，朱熹的道統把「道」獨佔了，所以關鍵在這個「統」字。道統不是泛稱的儒家或儒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傳承，而是儒家中傳承儒家「道」的特定的聖人、賢人。朱熹排的道統是：「自唐虞、堯、舜、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迨於宋朝，人文相辟，則周子唱之，二程、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再後就是他本人了。（朱熹：《近思錄》卷十四。） 

陳亮曾就曾揭露「道統」說的私密性，明清之際的費密對「道統」說，也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1903 年《國民日日報》刊載了一篇題為《道統辨》的文章，其結語是: 「中國自上古以來，有學派，無道統。學派貴分，道統貴合；學派尚競爭，道統尚統一；學派主日新，道統主保守；學派則求勝前人，道統則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統，學術家無道統也。吾非謂宋儒之無足取，吾非謂理學之不足言，不過發明宋儒之學為學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學為道統耳。」

朱熹倡導的「道統」是按照他的標準講儒家的傳承，符合他標淮的大儒，才能進入「道統」之列。朱熹之後，儒家內部為爭誰能進入「道統」之列，打得一塌糊塗，主要表現在誰能入孔廟陪祭。這個事情儒家內部無法解決，只有靠皇帝來決定。

由於元朝之後把朱熹倡導的理學，尊為官方的意識形態，道統這個概念既含有誰是儒家正統傳人，又有意識形態的意義，從意識形態角度說，「道統」就成為論證朝代合法性的理論之一。陳櫟（元代）在《定宇集》卷十《答胡雙湖書》里講，「二帝三皇時，治統與道統合，聖賢達而在上，道明且行，此時經即史、史即經也。帝王往矣，治統與道統分，道統寄於孔孟，窮而在下之聖賢，道雖明不行矣，是後經自經、史自史也。」這是儒者比較早論述道統與治統的關係。

面對當朝帝王，儒生多半歌頌治統與道統合一。就拿朱熹來說，他把三代以後的歷史全否了，但面對宋朝，儘管也有諸多批評，但總體上卻是「聖」呀，「聖」呀，稱頌不止。汲汲求於在朝的儒生和在野儒生可能有些差別，在野的和一些儒者隱士可能高揚道統，但正如明末著名儒者劉宗周所言：「臣聞古之帝王，道統與治統合而為一，故世敎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統之任，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線，而功顧在萬世。又千百餘年，有宋諸儒繼之，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且遭世喪亂，為力愈以艱已，而究之治統，散而無歸，則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即位之後，即表章朱熹之學，以上溯孔孟，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在劉宗周看來，三代以下，孔孟等等「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線」而已，即使到了宋代諸儒也不過是「人自為書，家自為說」，只有洪武皇帝才實現了治統與道統的合一。

其實在帝王眼中，治統與道統合二為一，他們就是兩者的體現。嘉慶說乃父乾隆「心法、治法、道統、政統，靡不賅備」。

「法統」這個概念在古籍中未檢索到，這個詞是隨著近代立憲運動的開展，而逐步形成了法統觀。政統、治統是唐出現的概念，講的政治規範、律例等。有「唐帝王政統」之說，元朝忽必烈稱，「朕新即大位，肇統萬機。國事實為未明，政統猶懼多闕。」「治統」大約出現宋朝，與「政統」基本是同義語。其核心都是講三綱五常。

新儒學常常把道統與政統、治統和法統二分，強調道統的獨立性和對政統的制約性，嚴格說不淮確。一來，道都歸於儒家門下，這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實；二來，道統的「統」更狹隘，由神秘兮兮的若干人體現，與政統沒有什麼關係；第三，漢武帝之後儒家一直居於統治地位，但一直到宋代沒有體現道統的儒者，道統當然說不上有什麼作用，怎能制約政統呢？以道統確定政統是否合法，完全是儒家程朱理學派的一家之言。現在諸多學者推而廣之，實在太任意了，不可取。

「從道不從君」不是儒家主流

鳳凰評論《高見》：現在很多搞儒學的人，一般都會強調歷代士人「從道不從君」的一面。不過《中國的王權主義》里講，「以往學者對道的論述，特別是新儒家，大抵多強調道的理性規範和批判意義，強調其理性的獨立性及其與王的二元關係，對道的王權主義精神很少論及。就歷史實際而言，我認為這類看法有極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說忽略了主要的歷史事實」。你強調，道、王二分是相對的，道對王起著整合作用，同時又為王提供了一個新的武器，得道即能王天下。王對道的佔有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更應注意道本身的王權主義精神。這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道相對於王的獨立性。但是，中國的很多朝代，又不乏以道侍君的例子。那麼，中國的傳統士人中，是否存在一個「從道不從君」的政治和文化傳統？

劉澤華：「從道不從君」是荀子提出的，在歷史上的確有一些人實踐了，這其中有不同的情況：一是如方孝儒、海瑞等等為數不多的人，寧肯被殺頭，就是不從君命；二是道不同而退隱，如東林黨的一些人。其實他們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對閹黨；三是一些假冒名節拒絕出仕，這些人多半是自抬身價，很荒唐。所以實際情況的很複雜。

如果說「從道不從君」是政治、文化傳統，那也是很有限的一個小傳統。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一，儒家是堅定的尊君論者，他們主張的「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君，尊君的主流是「君命無二」。撇開儒家的思想體系，「從道不從君」的確很了不起，但置入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他們又強調「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是泛宗教性的崇拜對象，而天子則是這個泛宗教的教主，其他宗教基本都處於王權之下，司馬光的說法大體代表了儒家的主流認識，「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類似的表述多多，與「從道不從君」形成悖論。

其二，「天王聖明」這個詞是儒家提出的，不要小看這四個字，它有覆蓋性的政治、文化意義。我曾寫過《天、道、聖、王四合一》、《從「天王聖明「說最高思想權威》等文，論述了王不僅佔有「道」，很多情況下王就是「道」的體現。王者參通天地人，「天胙之，為神明主。」「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帝王通神或即是神。以明代大禮儀之爭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繼皇帝位，登基後不顧禮制，追封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睿宗，由此引起了「大禮儀之爭」。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生父只能為皇叔考，另一些人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書應尊興獻王為帝。雙方爭論激烈，朝臣二百餘人跪於左順門前表示抗爭，認定不合儒家之「道」，激怒了嘉靖，下獄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七人。按說，嘉靖是違背儒家的「道」，嘉靖頒布《明倫大典》，宣布「非天子不議禮」，他的旨意就屬禮，就屬「道」。大臣張璁總結是：「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皇上一人而已。」說的多麼直白，皇上就天理人心、中正仁義的最高權威。

其三，儒家以修齊治平為最高追求，那就是積极參与政治。但政治最高權被君主獨佔，儒生們進入仕途，更多是追求利祿，班固把問題說的十分透徹了。

其四，在皇帝制度、等級制度、父家長制度綜合因素下，幾乎整個社會成員都有程度不同的主奴綜合人格，特別是拚命擠入仕途的儒者官僚，表現的更為突出，哪還會有「從道不從君」的勇氣。

其五，言官制度似乎為「從道不從君」開了一扇門，實際情況決不如此。言官是君主體制下的一種官僚，有些言官敢於犯顏直諫，但大都冒著被懲處的危險，真正冒死進諫的為數甚少，就連最著名的魏徵總是採取「順諫」，先把唐太宗抬得高高的，皇帝如何聖明云云，而後再說自己的建議，而且多半要加上以待斧鉞。漢武帝、朱元璋都說過，士人不為所用，留著幹什麼？要加以懲處、直至處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從道不從君」能有幾何？

儒生們常常把「道」舉得高高的，但對本朝和當頭帝王，多半高高頌揚，批判多用於針對他朝和他王。當然其中不乏以史為鑒和影射含義。現在一些學人把「從道不從君」說成是儒家的主流，離歷史事實太遠了。歷史上有多少儒生官僚，看看其中的多數是如何玩官場的，有幾個是「從道不從君」的？提倡這一觀念無疑是有意義的，但不能視為歷史上儒家的主流觀念。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觀念是荀子提出的，但道統暢行之後，把荀子視為雜學，荀子卻被革除教門，從孔子陪祀區剔除出去。

鳳凰評論《高見》：你強調，包括儒、法、道等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都有尊君的思想，這是否可以說明，在古代中國的農業社會，這種尊君有一定的合理性？

劉澤華：是的，在古代尊君有一定合理性。1988年的《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一書，也曾就君主專制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

「對重大的歷史現象，既要探討它的必然性，又要討論它的合理性。君主專制制度有沒有合理性呢？我們只能說，它有可能為社會進步提供條件，即有合理性的因素。所謂為社會提供條件，主要指如下幾方面：

其一，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一般說來，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君主專制體制與統一一定範圍內相為表裡。這種統一在一定條件下，對社會進步是有利的。

其二，君主專制國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用於社會發展，無疑會對歷史進步有重要意義。

其三，君主專制下，權力極端集中，如果集中的權力和好的政策結合在一起，對社會的進步起著推動作用。

從歷史事實看，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制度，並不是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好處，在某些方面對歷史的進步是起過有益的作用，如中華民族的形成，地域的擴大，某些有利於經濟恢復（相對於它的破壞而言）和發展的措施等。」

不過，反對君主體制的觀念儘管不佔主流，但一直也在流行，這就是虛君觀念和無君論。先秦戰國時期的農家就是虛君論，他們認為君主也應該自食其力，君主的職能應該是業餘的事物。無君論無疑對君主制有更猛烈的批判。

關於君主專制的目的性問題，我認為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目的性」問題不是史學家主觀強加給歷史的，而是歷史本身的問題之一。單純從理論上說，有關「目的性」的說辭十分動聽，比之「為人民服務」一點也不遜色，如「以民為本」、「以人為本」、「愛民如子」等等，數不勝數。但「目的性」不是一個說辭問題，須有成套的制度作保證，否則就多半流為假話、大話和空話。君主專制體制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愛民如子」的，這點早就被韓非揭破。當然也不是說專制體制下沒有一定程度上力求以「以人為本」的政治人物，中國曆來是人治為主，在特定的人治之下，也會有較好的政績，可圈可點。不過總的說來，人治中實施「以人為本」的很少。

儒家在鞏固王權專制上立了大功

鳳凰評論《高見》：你認為，「先秦思想家可悲之處就在於，他們沒有在君主專制制度外設計出一套與之抗衡的制度，而是從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專制制度。」但是，歐洲各國現代化的過程，基本上都是從封建到君主專制，然後到民主。歐洲從封建過渡到君主專制，但是君主專制的時間都不算長，而中國從秦朝建立之後，嚴酷的君主專制竟然綿延兩千多年。這一歷史，堪稱世界之最。為什麼王權專制主義荼毒中國這麼長的時間？

劉澤華：這個問題要分幾個層次說：

首先，不能只說王權專制主義「荼毒」一面，正如前邊已經說過的，王權專制也做過一些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大事；

其實，王權專制不是從秦開始的，在秦之前也有程度不同的王權專制。大量的考古資料表明，早在殷商之前王權專制就逐漸形成。到了商代，從文獻和甲骨文記述情況看，王權專制基本形成。甲骨文中的殷王是與「上帝」對應的「下帝」，有的王直接稱「帝」。《書·湯誥》雖晚出，但同《曲禮》表達的都是大權獨攬，要聽天子一人的命令。秦的王權專制是對之前歷史的集大成和進一步發展。

再者，王權專制主義統治這麼久，主要有兩點：

第一，從進入文明期，中原大地就走上王權專制主義，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體制。即使有些其他的苗頭，比如春秋時期一些諸侯國有過「副貳」現象（諸侯有副職），也有過政事徵詢國人意見，通過表決看多數人的態度，君主決定棄取的情況，但都沒有成型。有人說這是原始民主制的遺存，但實際上佔主導地的是「國」不可貳（不得有兩個政治中心）和「君命無二」。

越往後，王權專制在體制上逐步完善，功能覆蓋整個社會。王權專制體制對社會資源有最高掌控權，其功能遠遠超越社會力量，這個以君主為核心、以權力為依靠的龐大的利益團體，其體制是很難突破的。改朝換代，體制基本不變。

第二，佔主流的社會觀念起了鞏固君主專制的作用。西周已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沒有受到挑戰，天子獨尊一直佔據統治地位。諸子百家興起為另闢蹊徑探索體制問題提供了機會，但戰國的客觀現實是諸侯紛紛稱王，是王權專制進一步強化。《莊子》的某些篇有突破性思考，但他們尋求的出路是社會人的自然化，這對現實的王權專制構不成改造力量。農家主張君主業餘化，同樣沒有實踐意義。其他顯學爭的固然很激烈，但爭的是實行什麼樣君主專制。

秦始皇的帝王體制是先秦政治觀念的集大成，以後百代都是沿著秦製做些加減而已。大一統的專制體制形成之後，既不允許對體制進行正面挑戰，也沒有觀念再思索的客觀條件。雖然無君論一直沒有斷線，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範圍內竊竊私語。佛家本來是不敬王的，但到了中國，它必須尊王。否則會召來沉重的打擊，甚至多次出現過由王發動滅佛的大動作。

就實而論，儒家在鞏固王權專制體制上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被帝王視為維繫帝王體制的命根子。一個「三綱五常」就在觀念上把人們牢牢套死。「三綱」不破，怎麼會有王權專制體制的根本變革？所以，大一統的王權專制體制和主流觀念的配合，是君主專制長期化的主要原因。

鳳凰評論《高見》：我在閱讀白鋼先生《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總論卷的時候感覺，從秦朝到清朝，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一直在自我強化，對於民眾的壓迫也在逐漸加深。鴉片戰爭是列強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是中國現代化的開端。有學者認為，列強的野蠻行徑可以譴責，但是，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仍然會繼續維持君主專制體制，國門也會繼續封閉。對於這一觀點，你怎麼看？

劉澤華：我大體同意這一見解。明清時期王權支配社會的大格局是一貫的，即使有一些因素在衝擊王權支配社會這個格局，但力量遠遠不如專制王權。事實擺在那裡，沒有西方的堅船利炮，格局很難有新的突破。

近代文明的擴張幾乎都與暴力相伴，其實古代先進文明的傳播何嘗不是如此。我認為應在矛盾中陳述西方列強的侵入。挨打之後覺醒了、求進步，比老處於夢中渾渾噩噩要好。設想不「侵入」是不可能的，「侵入」的同時也被拖進了近代化，兩者不都能否定，只講一面不符合歷史事實。從某種意義上，我更看重被拖進近代化的歷史意義。中國人很聰明，開始是被動的近代化，時間不長就主動地投入，經過曲折的磨難而取得了今日輝煌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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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熊志 pn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