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經生:表演死亡的殉難者史可法 | 冬川豆
他沒有家鄉,只有一個錦衣衛軍戶家庭,不能組織宗族團練;他沒有多少私財,新年時只能用鹽下酒,不能以家財族產蓄養勇士。他只是一個無根的典型宋明士大夫,一生生活在華夏文明的寒冬期中。
史可法是南明史上典型的殉難型士大夫。他的死帶給人們的道德激勵,遠大於他在實際上起到的正面作用。臨死前的表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閃光點,也是他最苦心經營的一段經歷。後世的各政治勢力從不同角度解讀他的死,都從中汲取了對自身有利的歷史資源。但他低下的軍事指揮能力與揚州屠城間的關係,則被後世普遍無視了。
史可法出身於世襲錦衣衛家庭,早年以孝聞名。若無明末變亂,他大概會以一名普通帝國士人或武將的身份度過一生。天啟五年,他的恩師、東林幹將左光斗(1575-1625,字遺直、共之,號浮丘,謚忠毅,南直隸桐城人。東林黨人,為官清正嚴明,是史可法的老師。因反抗權閹魏忠賢,被下獄害死)慘死於獄。目睹恩師死前慘狀的史可法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後來,以轟轟烈烈的死完成人生的謝幕果然成為他的選擇。
崇禎元年(1628),史可法中進士,授陝西西安府推官,隨即捲入明末大洪水的波濤中。整個崇禎時期,他多次率部與流寇激戰,有時還要與左良玉等流寇化的官軍武將合作。崇禎十一年(1638),他終因作戰不利被明思宗(即崇禎帝朱由檢,1611-1644年,1627-1644年在位,明朝第十六位皇帝)問罪,旋因丁憂離職。十四年,他就任漕運總督。十六年,升任南京兵部尚書。次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自縊,南明開始。
史可法在漕運工作上治績斐然,與其軍事上的相對無能判若兩人。他這種政務型人才適合做具體細微的瑣碎工作,卻缺乏治平天下所應有的格局感。支撐他工作下去的,則是滿腔忠君報國的熱情。北京陷落,南京驟然升格為首都,把他放在了一個他本來不該在的位置。南明初的立儲之爭中,他先議立較「賢」的潞王朱常淓,卻最終屈服於馬士英①的軍事壓力,同意迎立福王朱由崧,並自願遠離弘光朝(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縊後,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於五月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即明安宗),建立弘光政權)的政治中心南京,前往揚州督師。他的一連串舉動或許符合儒家對士大夫的要求,「進退有度」,卻加深了弘光朝廷中黨派間的裂痕。
清軍入關後,無論馬士英還是史可法皆信奉「聯虜平寇」的國策,其格局感之低下令人震驚。日後的永曆政權終於明白統戰流寇的重要性,靠充當闖、獻余部的花瓶成功延續了十餘年。崇禎十七年(1644)七月,多爾袞致書史可法,否認弘光政權的合法性,申明將大加討伐。史可法的復書則在儒家義理上自證大義在我,邀請清軍一同討伐逃到陝西的李自成。於明人而言,書信是公開出版的文集中的重要部分。如王陽明與羅欽順②間激烈的論學書信,即具有廣告、表演性質。史可法言辭漂亮的答覆已在儒家的理論層面上細緻論證了多爾袞的觀點之荒謬,卻對迫在眉睫的清軍威脅視而不見。這正如桂枝托派在1949年4月仍忙於用複雜的理論論證斯大林路線的荒謬,卻不顧PLA已兵臨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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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應該是一個有強大道德感染能力的人。桀驁不馴的江北四鎮(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劉澤清駐淮安,劉良佐駐壽州,黃得功駐廬州,高傑駐徐州,共擁兵三十萬。其中高傑、黃得功兵力最強。四鎮都有獨立的財權)能在他的監督下維持大體團結,與他的這種能力有關。曾欲入掠揚州的高傑被他一番話勸退。其後,高傑、黃得功的火併也被他成功調解。弘光元年(1645)正月,清軍攻入陝西。史可法從大義出發激勵流寇出身的高傑趁勢北伐闖軍,竟然將其說動。而在此關頭仍汲汲於討伐李自成,真不知該為史可法的道德感染力感動,還是該為他蹩腳的格局感失笑。
史可法像,現藏於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
睢州之變(已與清兵勾結起來的河南總兵許定國在睢州(今睢縣)宴請高傑,用伏兵將其殺害。許定國隨後率部降清,導致明清軍事力量對比發生巨變),高傑被殺,史可法的北伐還沒開始便化為泡影。基於士人對流寇的階級敵視心理,他冷酷地拒絕收高傑之子為義子的提議,失掉了高傑部眾的心。從此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道德感強烈、堅守底線的人,絕非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他的道德感正導致了軍隊的離心離德。三月,南京的黨爭失去控制,東林餘黨不得不藉助武昌的左良玉③興兵東下討伐馬士英,以「清君側」為名挑起內戰。馬士英隨即慫恿安宗令史可法調江北之兵入衛,導致江防洞開。史可法入南京欲苦諫,卻根本無法見到安宗。史可法參與激化了弘光朝廷的分裂,最終被這種失控的分裂吞噬。
面對這種土崩瓦解的局面,他已無法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提出解決方案。他沒有家鄉,只有一個錦衣衛軍戶家庭,不能組織宗族團練;他沒有多少私財,新年時只能用鹽下酒,不能以家財族產蓄養勇士。他只是一個無根的典型宋明士大夫,一生生活在華夏文明的寒冬期中。當自己的私智已不足以應對時局時,除了以死報效君王、留名青史外無路可走。在南京城北的燕子磯,史可法寫下如是詩句:
來家不見母,咫尺猶千里。
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
時維弘光元年四月二日,距史可法之死僅二十三天。除母親外,他已無太多挂念,可以去經營自己轟轟烈烈的死了。四月二十一日,在殉難前四天,史可法於揚州圍城中給妻子寫下如下書信:
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今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史可法之母)苦惱,須托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照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
直到此時,他所思所念的,除報國外,仍是母親。二十四日,清軍攻城。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史可法完成了自己悲壯的臨終表演,數十萬揚州生靈隨之倒在清軍屠刀下。因為他壯烈的死,他應對揚州失陷、數十萬人慘死所負的責任幾乎被後人寬恕了。其後的南明義兵中,有用他的旗號反清者。乾隆帝通過讚美他的忠烈收攏降虜之心,鞭策降虜為征服者賣命。晚清革命黨則將他和數十萬揚州死者捆綁在一起進行反滿宣傳。最終,製造出了揚州在史可法帶領下血戰十日,全城殉國的反滿神話。所有人都對史可法神話感到滿意,隨意消費著他的死亡。從這點上看,除了一死一無所有的史可法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這實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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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不死,一葉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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