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漢臣相繼「離場」：張之洞與袁世凱遭遇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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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14日，河北保定府，中英軍事官員合影。前排（坐者）左起：保定府的臬台，蕃台，英軍高官，兩江總督張之洞，戶部右侍郎、練兵大臣鐵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張之洞後立者為保定府道台，右為其幕僚梁敦彥

《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原標題《新政時代的袁世凱與張之洞：當最後的漢臣相繼「離場」》，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歡迎廣大讀者分享到朋友圈。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1902年11月27日），夕陽下的長江江面依舊波光粼粼。伴著落日餘暉，一艘龐大雄武的軍艦緩緩地駛入了南京下關。人們很快打聽到，船上的大人物正是聲名鵲起的「袁慰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此時，南京城的最高統治者是早已聲名煊赫的「張香帥」——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顯然，大清國當時最有權勢的兩位總督很快就要舉行歷史性的會晤，人們沒有理由不充滿期待。

張之洞與袁世凱均出身官宦世家，不過兩人崛起的道路卻截然不同。張之洞，直隸南皮人，少年科第，16歲就考中鄉試解元（第一名），後來殿試高中探花（第三名），是科舉正途的佼佼者。進入官場後，先是清流代表，後為洋務領袖，到1902年與袁世凱會面的時候，已經歷任封疆大吏20年，斯時海內無有其匹者。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小張之洞整整一代，科舉考試帶給他的全是痛苦的記憶。不過，在投筆從戎後，他很快在朝鮮嶄露頭角，得到李鴻章等當朝大官交口稱讚。甲午戰爭之後，袁世凱受主政大佬榮祿等人賞識，受命編練新建陸軍，戊戌政變後升任山東巡撫，在練兵、交涉、洋務、吏治等方面，顯示出了超人的能力。1901年，年僅43歲的袁世凱，就接替去世的李鴻章出任領袖疆臣的直隸總督，成為政壇最耀眼的明星。

袁世凱

因此，1902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的這次峰會，頗有些「格格不入」的意味。一個是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輩，一個是有後來居上之勢的晚輩；一個清流，一個濁流；一個是作息奇特、精力漸衰的老翁，一個是年富力強、躊躇滿志的新銳。結果，在款待袁世凱的宴會上，張之洞竟自覺不自覺地打起了鼾聲，導致兩人的首次會面最終成了一場不歡而散的筵席。迨張之洞被總督衙門的禮炮聲驚醒，急忙趕至碼頭，重邀袁世凱入宴，方才盡歡而別。不少人將袁世凱與張之洞後來的不睦，歸咎於張之洞的此次失禮。

歷史相當複雜。拋開兩人的不同和此次「過節」，其共同點也很可觀：二人均是「世受國恩」的漢人大臣，籍貫北方，能力強、人脈廣，是庚子「東南互保」的要角，主張厲行新政，以挽救國家。這些共同點也構成了二人合作與競爭的背景。無論如何，當歷史的腳步踏入20世紀，大清國舉行新政、預備立憲的時候，袁世凱和張之洞成了關係大清生死存亡、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關鍵人物。正因為如此，當1908年袁世凱突然遭到罷官、黯然離京，1909年張之洞痛心親貴弄權、齎恨以歿的時候，歷史也就透出了十足的悲涼。迨辛亥武昌首義，袁世凱再度出山，大清立憲乃至大清的命運已經是另一番模樣。

雙峰並峙的新政巨擘

世紀之交的1900年，是一個具有全球史意義的年份。這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導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西狩，北京、天津淪陷，中國遭受重創，朝廷威信一落千丈。痛定思痛的清廷決定變法，以挽救危局。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上諭，宣布舉行新政，先命內外大臣各抒所見，以備採擇。同時，專門成立督辦政務處，作為新政樞紐，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為政務大臣，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為參與政務大臣。

此時，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北京忙於議和，對新政鮮有發言。朝野革新的目光遂聚集到了劉坤一、張之洞和袁世凱等東南督撫身上。上年庚子事變，朝廷令人不可思議地對東西方列強同時宣戰，東南督撫堅不奉詔，反而與洋人達成妥協，形成了東南互保的局面。時過境遷，朝內主戰者一敗塗地，東南督撫卻保境安民，立了大功，故而權勢急劇上升。所以，劉坤一、張之洞希望趁熱打鐵，串聯各省督撫，聯銜會奏變法方策，期於必成。

然而，朝廷對督撫尾大不掉的擔心，絲毫不亞於對洋人入侵的恐懼。所以，清廷不許督撫聯銜會奏，而令其各自陳奏。在這樣的背景下，袁世凱等「普通」督撫單獨上了條陳新政的摺子，而兩位具有參與政務大臣身份的總督李坤一、張之洞，最終聯銜上了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在這個過程中，袁世凱曾特別鼓動劉坤一、張之洞率先陳奏新政。1901年5月28日，袁在致劉、張的電報中勸說道：「如能將興學堂、改科舉等事先行數件，則各國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馳張橫議之流，亦可稍斂。兩帥參預政務，亦所當言。」此外，袁世凱條陳的改科舉、興學堂等建議，也頗蒙青眼。迨1901年11月、1902年10月李鴻章、劉坤一先後去世，淮系和湘系的公認領袖轟然不在，督撫格局出現了巨大變化。在這個嶄新的時代，相對激進的袁世凱和張之洞站在了新政的最前台，新政推行的強度和速度也遠超往昔。改廢科舉就是其中一個顯例。

新政首要在變科舉、興學堂。但科舉為掄才大典，已運行千餘年，是一項關係取士、選官、教育、社會控制和整合的最基本體制，一旦改廢，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必將發生深刻巨變。其利弊得失相當複雜，頗不易言。然而，單就促成廢科舉這一千年之變而言，張之洞、袁世凱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而其交互激進的運作模式，值得特別注意。

預備立憲中的分與合

日俄戰爭後，大清國朝野掀起了一股鼓吹立憲的浪潮。1905年廢科舉之後不久，清廷就派出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和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考察大臣回國。在聽了載澤、端方等人的詳細報告之後，懷著追求富強、消弭革命、鞏固政權、維護君權的複雜目的，慈禧太后下令預備立憲，先從官制改革入手，以期符合「立憲」體制。直隸總督袁世凱奉召入京，主持改官制事宜，先中央，後地方。湖廣總督張之洞卻只能派司道大員入京參議改革。此時，袁世凱風頭正健，壓過了張之洞一頭。

這時的袁世凱對改官制當仁不讓，極為熱心。他放出風聲，「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頗有勢在必得的氣概。在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中，責任內閣制是其中的焦點。這除了所謂的立憲體制之外，袁世凱還另有隱衷。原來，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因為「告密」，得罪了光緒皇帝。他擔心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一旦撒手人寰，光緒皇帝重出親政，自己的結局會不堪設想。所以，袁世凱極力推動設立責任內閣，以其盟友奕劻為總理，自己為副總理。如此，一方面可以利用立憲體制限制君權，保護自我；另一方面，大權在握，既不虞有禍，也可實現抱負。袁世凱的這些隱衷，在當時幾乎路人皆知。據說，光緒皇帝曾對袁世凱講，你的心思朕都知道，嚇得袁世凱直冒冷汗。盛宣懷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寫道：「本初（指袁世凱——引者）另有深意，蓋欲藉此以保其後來，此固人人所料及者。」

張之洞辦公照，現藏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

身處武漢的張之洞，此時對於袁世凱主導的官制改革不甚贊同。他的基本態度是，「京官少改，外官緩改」。所以，在此過程中，張之洞與瞿鴻禨、孫家鼐、鹿傳霖、鐵良、榮慶等對官制改革持保留態度的高官處於類似的陣營。因此，當袁世凱的官制改革方案，因為瞿鴻禨、滿蒙親貴、翰林、言官等力量的群體反對，而遭到挫敗之後，張之洞在致其姐夫、軍機大臣鹿傳霖的電報中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他說：「此次內官改制，全賴止老（指瞿鴻禨——引者）默運挽回，功在社稷。」

如果說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張之洞還是「暗中」反對袁世凱的方案，那麼，在隨後的地方官制改革中，歷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的張之洞就要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了。1907年1月2日，張之洞發出了著名的《致軍機處、釐定官制大臣電》，長篇大論，洋洋洒洒，逐條批駁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說，既然官制改革是為立憲做預備，那麼，官制改革就應該以「有關於立憲之利害為主，其無關憲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張，轉致財力竭蹶，政事叢脞，人心惶擾」。在電文末尾，張之洞引經據典，指桑罵槐，直接針對袁世凱的意思昭然若揭，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新政的一些反思。他說：「昔唐賢有云：『天下本無事，乃庸人自擾之耳。』洞竊以為不然。無事自擾，尚無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擾，則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敏氣盛、急於立功立名之人（指袁世凱——引者），察理不真，審勢不明，貿然大舉，乃能擾天下耳。宋王安石豈庸人哉？洞近年以來於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創辦頗多，豈不願中華政治煥然一新，立刻轉弱為強，懾服萬國？第揆之民情，衡之物力，實不宜多有紛更。官制各條，以洞愚見論之，似不盡與立憲關涉。」此電發出後，一時傳誦。袁世凱則頗向人慨嘆：「其篇末語語注射下官。」此時，袁世凱因為入京主持官制改革，結果吃了大虧。責任內閣未成立，自己的軍權和多項兼差反而被「名正言順」地拿掉，不啻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鬱悶可想而知。張之洞此電，無疑是對袁世凱的又一打擊。

奉旨入京，共掌中樞

立憲改官制牽涉複雜的權力和利益之爭，使高層的政爭日趨白熱化。在瞿鴻禨與袁世凱、袁世凱與張之洞的政爭之外，實際上滿漢之爭和中央集權已經愈演愈烈。在丙午官制改革中「擊退」袁世凱的瞿鴻禨，僅僅半年之後，就又栽在奕劻、袁世凱手上，從「丁未政潮」中敗下陣來。隨後，清廷順勢將袁世凱明升暗降，內調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同時調張之洞入京，出任軍機大臣並管理學部，以為袁世凱的牽制。如此一來，清末新政以來兩位公認的新政巨擘，均調入京師供職，地方再無與張、袁相匹敵的督撫大臣。清廷基本實現了幾十年以來夢寐以求的「削藩」大業。

袁世凱（左三）到小站檢閱新兵。1895年12月，袁世凱奉令前往天津小站，接掌10營定武軍

這時，袁世凱和張之洞雖然仍舊難免矛盾，但作為行政、外交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其在治國理政方面卻頗多合作的基礎。更重要的是，袁世凱、張之洞作為漢人大臣，面對親貴日益當權的不利局面，自然產生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於是，在幣制改革問題上，袁世凱與張之洞意見頗為一致，而與度支部尚書親貴載澤矛盾頗深。值得注意的是，在關係立憲大計的國會開設年限問題上，袁世凱與張之洞意見相同，竟與奕劻產生了頗大分歧，以致奕劻密奏慈禧，表達與漢臣截然不同的立場：「竊查實行立憲，屢奉慈諭，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紳民復有要求開國會年限之事，其中有亂黨勾結，無非使權柄下移。迫不得已，憲政編查館嚴定君權憲法大綱，實行立憲，預備應辦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張之洞、袁世凱擬以預定年限即開議院。據奴才愚見，不可預定年限，在軍機處詳細妥商，張之洞等總以定準年限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憲，二十四年宣布開設議院，今本朝立憲，一切應辦各事尚未舉辦，先宣布開設議院年限，無此辦法。此事關係甚大，惟有據實聲明，恭請聖意堅持，總以應辦各事實力奉行後，屆時再行宣布開設議院期限。不可先定準期，庶權操自上，於大局有益。」

這提示出，長久以來流傳的奕劻被袁世凱用銀子餵飽，對袁言聽計從的說法，實在小看了奕劻。同時，也說明此時在立憲問題上，滿漢大臣已經產生了諸多分歧。袁世凱和張之洞在立憲開國會問題上逐漸步調一致，而對於親貴弄權，必有所抵制，因而與親貴的矛盾正在升級。以故，當袁世凱和張之洞以不同的方式黯然「離場」，親貴弄權就再也難以遏制，大清國業已顯現的領導力危機更加嚴重，國運也就愈難挽回。

棟摧梁折：從袁世凱被驅到張之洞去世

就在立憲運動逐漸風起雲湧、大清國勢風雨飄搖之際，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僅隔一天，相繼薨逝。隨後，光緒皇帝不到3歲的侄子溥儀即皇帝位，年號宣統，由小皇帝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擔任攝政王，主持國政。兩宮的驟然薨逝，以及溥儀即位、載灃攝政的政治安排，給大清國的政壇和國運帶來了致命的災難。不久，高層政壇相繼發生了幾次大地震。

首要的大地震，就是攝政王載灃驅逐袁世凱事件。1909年1月2日，兩宮屍骨未寒，尚戴孝的軍機大臣袁世凱突然被以足疾為由，開缺回籍。袁世凱為什麼被罷黜？歷來眾說紛紜。有謂系光緒皇帝遺命，要載灃替其報仇；有謂親貴排擠，載澤、善耆皆參與其中；有謂袁世凱太厲害，載灃駕馭不了，故必然排去；有謂是袁世凱聯美製日政策失敗導致被逐；有謂是袁世凱爭奪財政權並竭力主張中美互派大使，加以言官參奏，因而被免。

清末，湖北新軍將官與當地官員合影。1896年，張之洞在湖北編練新軍。前排右三為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

不管怎樣，袁世凱被罷免對朝局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袁世凱既有實力，又有經驗，更有手腕，無疑是治國理政的傑出人才，同時也是抑制親貴弄權的第一把好手。袁世凱的「離場」，不僅使親貴勢力更加膨脹，竟難以遏制，而且使中樞的領導力危機急劇惡化。同時，此舉加劇了漢人新軍和部分立憲勢力對清王朝的離心離德趨向。當然，經此一事，當袁世凱再次出山的時候，他再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替清室賣命，而是努力尋求取而代之的最佳辦法。

張之洞在驅袁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呢？有謂其參與密謀，但難以證實。袁世凱開缺後，載灃一度非常信任張之洞。張之洞也以為可以得君行道，實則大謬不然。張之洞平日與貪贓納賄的權貴格格不入，對於年少無知的親貴把持軍權、肆意妄為，深惡痛絕，然而竟無能為力，最終齎恨而終。

1909年張之洞突然去世，固然由於年老多病，但致命的直接原因實來自三事：第一，力爭唐紹儀不能派津浦督辦，認為應該派與津浦線直接相關的直隸、山東和江蘇之人；第二，反對朱恩紱加三品卿督辦沿江沿海製造各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反對載灃胞弟載洵出任海軍大元帥。張之洞對此舉極不以為然，但載灃等人「密而不商」，讓張之洞無從爭起，以致「郁想氣發矣」。張之洞的去世，使中樞的領導力危機更加嚴重。更重要的是，張的「離場」，使朝內失去了調停老少親貴、調停新舊勢力、調停南北爭端的第一元老。這也是汪榮寶挽張之洞聯語——「匡時苦費調停策，絕筆驚看諷喻詩」——傳誦一時之因。隨著最後的漢臣相繼出局，大清的江山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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