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大辯論---張維為PK福山

　　2011年6月27日下午，由文匯報和春秋綜合研究院主辦的文匯講堂上，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的張維為，就中西方模式展開激烈的辯論(「張維為、福山激辯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2011年7月8日《文匯報》)。

　　這是中西方學者之間少有的針鋒相對的直接辯論，從福山的主題演講「變動秩序中的中國與世界」到張維為的批評和對答，兩人大戰四個回合，記錄下的文字超過兩萬。本文縮寫提煉出辯論的精華，並作出評論。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曾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師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對他提出質疑，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也是一種回應(筆者對該書的批評見「《中國震撼》真能震撼中國嗎?」)。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對相關問題作了進一步的理論思考，這場辯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1，福山的第一回合：「變動秩序中的中國與世界」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關於世界各地政治秩序的發展情況。可以說中國比西方早1700到1800年就建立起一個具有現代性的政治架構。第一個世界上公認的現代政權實際上是中國人締造的。

　　政治秩序發展有三大結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科層制國家，以前的所有統治方式主要是依賴血緣關係或者是其他相近的關係統治，現代國家不是這樣。第二個要素我們把它叫做法治。第三個要素有關政治問責制，西方是選舉問責制，中國的叫道義問責制。大家知道「歷史的終結」，意味著我們最後就是要過渡到對於權力的限制，對人民要承擔義務(評論：福山的「政治秩序三要素」沒有觸及政權的本質)。

　　秦代中國實現了統一，那時候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是相當現代了。但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另外兩種政治要素，這兩種要素實際上主要是從宗教當中派生出來的，因為一般來說宗教承擔著一個道義合法性來源的功能。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缺少一個外在於行政統治體系的宗教權力。這妨礙了中國現代問責制的產生(評論：福山的這個觀點非常中肯)。

　　歐洲中世紀封建國家都擁有這樣一個體制，包括國家政權和議會的體制。國王要增加稅負的話，必須獲得其他權力體系的同意。這個體系可以對國王權力形成足夠的挑戰，在英格蘭，這就形成了議會問責制。民主在西方就是產生於這樣一種因果發展進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非常偶然的(評論：福山看到了宗教的作用後又說這是偶然的，觀點似不徹底)。國家政權逐漸強大，然後對人民負責。但在中國是按照另外一條線發展的，中國的治理結構實際上與秦代建立的體系類似(評論：福山沒有清楚區別「家天下」、「舊黨國體制」和「新黨國體制」)。

　　中國模式的第一個特點是一個中央化的官僚威權政權，問責制主要是往上的，問責主要是道義上的而不是程序上的。中國模式的第二點就是依賴政府的出口推動。另外一個特點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薄弱。中國模式有一些重要的優勢，其中一個就是決策。中國政治制度的威權特性使得它擁有一定的優勢(評論：福山對中國模式的理解很表面化，沒有觸及「新黨國體制」)。美國也有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社會和問責制，美國的決策表現沒有印度那麼糟糕，美國也面臨著政治制度當中的一些問題，比如財政赤字。美國的利益集團非常強大，雖然有些決策從整個社會長遠利益來看是合理的，但最後只好向一小部分利益集團低頭。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哪個制度在往下二十年、三十年時間裡可持續。從長遠考慮我還是贊成美國制度多於贊成中國制度。中國政治制度有很值得關注的問題，第一個就是缺乏對下負責。如果你看一下中國歷史上王朝循環的話，高度中央化的官僚體系往往無法獲得足夠的信息，最後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最後就是帶來很多的腐敗。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機會可以來收集信息，但向下的負責制還要最終靠選舉實現(評論：選舉加上公民議事和新聞自由)。

　　第二點是傳統的「壞皇帝」的問題。問題是你並沒有任何的制度保障壞皇帝不出現，或者出現壞皇帝但很難把他去掉。還有一個經濟模式的問題，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出口導向制度是無法維持的。我們知道美國和歐洲這樣靠信貸消費的模式也不可持續，我們知道現在整個金融危機已經表明這樣的體系已經崩潰。中國的體系靠金融抑制，靠大家拚命的儲蓄，這樣的儲蓄其實是失大於得的，也沒有市場運作那樣高效。

　　還有一點是道義方面。即使一個政府可以提供長期的經濟的增長，但這本身並不是政府最終的目的，即使有一個制度可以向公民提供物質財富，但如果公民不能參與最後的分配過程，不能獲得足夠的尊嚴的話，那就會出現問題。我們在中東北非看到這些威權政權就遭到嚴重的挑戰。當然，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在威權體制下能夠加以解決。我不認為兩種不同模式必然一個好一個壞，我知道民主本身實際上也會變糟糕的(評論：福山從長遠考慮「贊成美國制度多於贊成中國制度」，同時又「不認為兩種不同模式必然一個好一個壞」，表明其「歷史終結論」含糊而不嚴謹)。

　　2，張維為的第一回合：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

　　我想就福山先生對中國模式的幾個質疑做一個回應：一個是問責制，一個是法治，一個是壞皇帝，一個是可持續性。我們從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現在和以後還要學，但我們的眼光確實是超越了西方模式。我們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

　　第一個是問責制，我越來越感到西方的政治問責制很難真正問責，坦率的講我覺得美國的政治制度的設計是前工業時代的產品(評論：說多黨民主設計是「前工業時代的產品」有悖常識)，美國政治改革的任務不亞於中國。三權分立僅僅是在政治範圍內相互制約，解決不了美國社會今天面臨的主要問題，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關鍵的關鍵是需要一種新的制約與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而美國這個三權分立的模式下，很多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永遠不會被侵犯(評論：張維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制約與平衡」的主體，問題是「誰來制約與平衡」?)。

　　中國的問責制比美國這種問責制要廣的多。我們有經濟問責制，政治問責制，法律問責制，比如說我們的各級政府都有發展經濟，創造就業的使命。如果你這個任務完成不好的話是不能晉陞的。克魯格曼說美國在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為零，就業創造為零。我想在中國這個土地上走遍任何一個地方，找不到有這樣記錄的地方。美國這麼大的金融危機導致普通百姓的財產損失了平均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迄今為止三年過去了沒有一個人承擔政治責任、法律責任、經濟責任。

　　中國在推動法治建設，但我們自己傳統中的一些東西，我覺得是好的。比如說我們傳統中有一個「天」的概念。這個「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語言描述就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核心的利益和良心，這個是不能違背的(評論：真的不能違背嗎?恐怕只是「不該違背」的「道義問責制」)。我們可能99.9%的事情要嚴格按照法律辦，但有一些問題涉及到「天」，我們保留在法治範圍內進行政治處理的權利，否則就是法條主義。

　　壞皇帝的問題我覺得已經解決了。即使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好皇帝和壞皇帝時代，我粗略算一下我們還是有七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歷史還要長，整個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兩三百年，當中經過多少的戰爭衝突，奴隸制度，兩次世界大戰等等，也不能保證現代西方這個制度可以持續下去。壞皇帝的問題是怎麼解決的，這是我們政治制度的創新。第一個是我們的最高領導人，不是世襲的，是靠政績靠自己干出來的。第二，我們有非常嚴格的任期制，最高領導人也是兩任。第三，現在是一個集體領導。第四個，最關鍵的是我們有一個很強的歷史傳承，就是選賢任能(評論：張維為也忽略了中國的太子黨、秘書黨之類的「關係文化」)。

　　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資歷基本上是兩任省部級的履歷，中國一個省的規模相當於四到五個歐洲國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這個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選出像小布希總統這樣低能的領導。我現在擔心的不是中國壞皇帝的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希問題。我真的擔心美國下一屆的選舉，選出的可能還不如小布希。美國是個超級大國，其政策影響到全世界，所以這個問責制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福山教授倒是可以解釋一下怎樣解決美國的小布希問題。

　　可持續性的問題我是這樣看，像中國這樣的發展周期，有時也可以用「朝代」概念來描述，一個周期平均是兩三百年，這是數千年歷史的規律，從這樣的一種長期的大周期來看的話，我認為我們中國現在還在全面上升的初級階段，所以我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評論：所以現在是一個「新朝代」?)。這是國內外很多中國崩潰論者沒有搞清楚的一點。

　　至於中國模式的持續性，實際上我們外貿依賴度這個數字是被誇大了。中國快速城市化會創造巨大的內需，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內需加在一起也達不到這種內需。還有尊重個人價值的問題，我想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外國人沒有太大差別(評論：「沒有太大差別」還是「大有差別」?)。關鍵是我們有一種傳統，叫作從整體出發的傳統，西方則是從個體出發的傳統。採用中國的這種整體介入的方法，效果實際上比採用個體介入的方法要好，打個比方我把中國的方法叫做鄧小平的方法，把印度的方法叫做特雷莎修女的方法。鄧小平的做法使得近4億的中國人已經脫貧。印度的特雷莎修女感動了無數個人，還拿到了諾貝爾獎，但印度總體的貧困狀況沒有什麼改觀，你在上海20年看到的貧窮加在一起少於你在孟買一小時看到的貧窮(評論：結果的「實體正義」就可以否定過程的「程序正義」?)。

　　中國現在五年計劃的決策過程：上上下下成千上萬次的諮詢，這種決策民主的質量西方沒法比，我們是研究生水平，西方可能是本科生、初中生的水平，這是真正的決策民主(評論：真的是「真正的決策民主」?)。至於中東最近出現的動亂好像體現人們要自由，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20年前開羅跟上海的距離大概是5年，現在比上海落後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就業，不造反行嗎?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會帶來很多的問題(評論：中東的問題不是經濟和失業，是要自由者推動要就業者)。

　　3，福山的第二回合：區分政策和制度

　　在比較政治體制的時候，要區分政策和制度。美國的決策者以往是犯了一些錯，比如說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我想任何的政權都有可能犯政策錯誤，所以我並不認為民主的政權必然就會比威權政權犯更多的錯誤。實際上威權政權也有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們犯的錯誤將維持很長時間，而且無法來終結這樣的領導人，最後代價很大。比如說你說中國好像是不會選出小布希這樣壞的領導人，但我看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破壞很嚴重，對中國整個社會的最終破壞實際上比小布希帶來的破壞大的多(評論：許多人都習慣用「舊黨國體制」的問題來反駁「新黨國體制」的討論)。

　　共產黨總結了教訓，拿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或者說體制特點來避免以前的大問題，比如說限制領導人的任期(評論：在區別政策和制度問題上突然說「或者」，這是一種理論含糊)。中國的制度確實也是高度制度化的，這點美國很多人確實沒有認識到。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長遠的看，目前中共的體制實際上主要是依賴人們的腦子中的記憶。但問題是當將來中國新的領導人沒有文革經歷的時候，他們還會自願遵守目前政權當中一定的制衡規則嗎(評論：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也是一個懂不懂「新黨國體制」的問題)?

　　你怎麼才可以防止精英壟斷國家的政權，而不是靠選賢舉能?在以往的十年當中中共做得很好。但整個制度也有很多的腐敗，掌權者使自己的親朋好友獲得更多的利益。所以我想很重要的狀況就是要建立向下問責制，這樣就可以保證個人的關係不進入到政治制度從而顛覆這個政治制度(評論：由於忽略文化問題，福山假定不存在制度確立和制度運行的分離問題)。所以你說的壞皇帝問題解決了，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暫時看起來解決了，但長遠來看我想沒有解決，我們怎麼來讓這個制度能夠按照它目前良好的狀態延續下去。我並不是要給美國辯護，但至少在一個民主制度當中你犯了錯誤就有機會改正這樣的錯誤，而且花一段時間就可以把它改正過來(評論：赤字問題恐怕沒那麼容易)。

　　我們經歷了金融危機，像張教授說的誰也沒有受懲罰，這是很糟糕的，沒有讓那些帶來金融危機的人被問責，為什麼出了這樣的問題呢?我想這個跟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沒有什麼大的關係(評論：金融危機是風險管理的制度危機，不是一個政策問題)，1930年代的時候曾經有一場更大的經濟危機，最後美國選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並逐步建立了一個套監管體系和福利國家，改正了原來大的政策錯誤，這就是對過去的問責，並且是依賴自身的制度改正錯誤。民主體系當中有這樣的內在機制，還是可以改正錯誤的。好像目前中國還是沒有做到這一點。

　　4，張維為的第二回合：「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福山教授認為美國是通過自身制度的努力改進的，實際上中國的文革也好大躍進也好，也是通過自己的制度改正的。如何避免壞皇帝的問題，我們的體制已經解決了，現在不會出現一個強人扭轉這個體制，因為權力交接的制度已經形成了，而且是一種「選拔」加上有限範圍的「選舉」的制度。我覺得從我們探索未來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這個模式可能會比光是靠選舉制度要好。因為西方光是靠投票選舉的制度，我用個詞叫做「遊戲民主」或者是「好萊塢民主」，誰上台無所謂，只要程序正確，只要是知名人物，選上來就選上來了。而在國家治理上，中國人的觀念很重要，就是選上來的必須是人才(評論：這哪裡是什麼觀念問題?)。另外中國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穩定的中層結構，這個結構形成之後不會形成毛澤東時期大範圍的極端主義。

　　關於腐敗問題，我想這個問題一定要縱向橫向比，中國腐敗問題是比較嚴重，但是從歷史發展的縱向比較看，所有大國包括美國在內都經歷過腐敗增加的階段，您的老師亨廷頓先生就講過，現代化最快的時候往往就是腐敗增長最快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財富和資金增長，而監控體系的發展速度跟不上財富的增長，最終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更好的監管體制和法治建設，把腐敗降下來。

　　我在《中國震撼》這本書裡面提了一個觀念，叫做「第二代腐敗」。比如說金融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監管套利」，也就是信用評級機構給你打高分而得到大量的利益，實際上我覺得金融危機裡面有很嚴重的腐敗問題。但美國的法律制度把這些問題叫做「道德風險」。我覺得美國如果把這一類問題作為腐敗問題處理的話，恐怕效果會更好一些。

　　你也可以橫向的比較，和我們可比的國家，印度、烏克蘭、巴基斯坦、巴西、埃及、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透明國際》的評估也是這樣的結果。我把中國看作百國之合，就是成百上千的國家慢慢整合起來。這樣的國家沒法搞西方的制度。看中國同樣要分板塊。我們的發達板塊腐敗相對較少(評論：怎麼可能?)。我覺得上海的腐敗一定比義大利少，也比希臘少。在義大利南部，黑社會通過民主制度合法化了。我跟希臘朋友坦率地講：我20年前到你們國家的時候，你們總理叫帕潘德利歐，現在還是叫帕潘德利歐，都是家族政治。經濟就是高福利永遠下不來，最後破產了。所以民主制度的問題，我正好和福山教授的觀點相反，我認為不是歷史的終結，而可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這個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評論：張維為這個結論很極端，民主在西方即便有公地悲劇也不可能會曇花一現)。

　　為什麼這樣說，往前推2500年左右，當時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後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後兩千多年「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大致等同於「暴民政治」。這種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我覺得有幾個大的問題實在是解決不了，第一個就是它基本沒有「人才」的觀念，就是治國誰都可以，只要是選上來的。第二個問題是福利永遠只能往上走，永遠下不來。像中國這樣進行銀行改革、國企改革是不可能的(評論：中國這種改革本質上是抓權力、卸責任)。第三個問題是社會越來越難以整合。第四個問題叫作低智民粹主義(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進行考慮(評論：這些問題就能使西方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曇花一現?)。

　　乾隆皇帝覺得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絕對是最好的，是歷史的終結。結果我們就一下子落後下來。我現在覺得西方很多人也是這樣的心態，西方覺得它的制度還是最好的，實際上這個制度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產了，英國的財政債務佔GDP的90%，也接近破產了。美國「911」損失了1萬億，兩場不聰明的戰爭損失3萬億，金融危機損失了8萬億。美國現在的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如果沒有美元國際貨幣壟斷地位的話——這個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國這個國家就已經破產了(評論：要分析的問題是破產了會怎樣?)。

　　5，福山的第三回合：經濟周期、民粹主義、中產階級、媒體自由

　　必須要區分政策和制度。美國在過去的一代當中，我們有很多的借款、借貸。但是我個人並不認為這是我們所說的民主的特性和體制的問題，我們看到的德國實際上和中國蠻接近的，它非常執著於貿易順差，就業也不錯，沒有很多美國那種房產泡沫，他們也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只是他們做了一些跟美國不一樣的選擇。我想說這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根本不是問題所在，每個國家都可以犯錯誤，也可以選擇自己的短期的經濟架構。

　　中國的成就巨大，但你不能基於短期的表現來做長期的評價。我們看到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的時候遭遇房產泡，當這個泡沫破碎的時候，我們才看到政策的錯誤。當時日本變的越來越強大，似乎可以取代美國。對中國最大的挑戰實際上對任何一個非成熟的體系都是一樣的，我們會有這樣一個周期，這個周期當中經濟增長非常迅速，這是一個全球規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階段後還能維持兩位數的增長，中國也不可能(評論：福山討論日本時沒有觸及政策之外的制度問題，還把周期規律混起來討論)。

　　民主並不是每次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確實短期當中我們有錯誤的選擇，可能是歷史的問題，可能是領導選錯了等等。丘吉爾說相對於其他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有自由的言論權、評論權。從長期角度來說，人們最終還是會做出正確的抉擇(評論：福山對民主的制度問題認識很不到位，布賴恩?卡普蘭在《理性選民的神化：為什麼民主會選擇壞政策?》中非常深入地分析了「理性的短視與偏見」以及「理性的無知和胡鬧」等制度問題)。

　　我的導師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講，實際上我們所說的革命是由中產階級而不是窮人創造的。中產階級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他們有上升機會，但是他們的機會主要是被政治體系或經濟體系所屏蔽了。在最近突尼西亞、埃及發生了什麼問題呢?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使用互聯網。他們知道政府有多壞，對他們有多不公平。現在我們回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對此的挑戰是什麼呢?我相信貧窮的農民並不會造成政治衝突，我們知道一定是接受過很好教育的城市的中產階級的人才會如此。

　　我實際並不認為民主制一定能解決腐敗問題，我們看到有很多民主國家也有很高的腐敗率。遏制腐敗的辦法就是要讓媒體能夠自由地發表意見，而不用擔心那些權位很高的人會來恐嚇你。民主國家當中有時候並不總是這樣，義大利總理擁有了大多數的媒體，這樣就無法保證媒體自由表達了。反過來也證明如果這個媒體是高度自由的，在這樣一個民主體制當中有充分的言論自由，那可以充分地遏制腐敗，這在自由民主制度當中是最容易做到的(評論：義大利的問題正好說明文化對制度運行的影響)。

　　6，張維為的第三回合：「中國模式是一個最不壞的模式」

　　中國的整體實力也好，制度也好，我們在過去2000多年的歷史上確實是領先的，我們在過去二三百年中落後了，現在是真的趕上來了，特別是我們的發達板塊在很多方面已經趕上來了。我自己覺得西方恐怕有一點自滿，他們還是沒有真的用開放的心態來看。實際上我覺得中國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鑒，奧巴馬總統倒是看到了這一點，他是感到中國崛起對他的壓力。

　　民粹問題福山教授很樂觀，認為美國會吸取經驗教訓。但我自己覺得隨著現代媒體的出現，民粹主義似乎越來越嚴重。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垮起來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簡單的一個體制問題(評論：誇張了)。中國有很好的選賢任能的傳統，歷史傳承跟西方差別很大(評論：用傳統來避開政權本質問題)。這裡有一個基本的分歧，就是中國人並不想把自己的制度推銷給其他的人民或者其他國家。只要你做得好，人家就會來學習，今天中國所有的鄰國或多或少都在學習中國模式，從俄羅斯到中亞到印度到越南、寮國、柬埔寨等等(評論：學中國抓權力、卸責任?)。

　　西方主流的觀點說中產階級會和政府形成對抗，「政府是必要的惡」。中國的傳承是「政府是必要的善」。有這樣的歷史基因的話，中國的中產階級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中國穩定的。它跟國家的關係可能不是一種高度對抗的關係，而是一種高度良性互動的關係，這會使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具有西方國家和社會遠遠沒有的一種凝聚力(評論：還是在用傳統來避開政權本質問題)。

　　丘吉爾的名言，用中國人的話講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制度。他是1947年在英國下院辯論時講的，但他講的語境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丘吉爾本身是反對在殖民地國家比如說印度推行民主制，他是堅定的反對印度獨立的人，怎麼會支持印度搞民主制度?我自己曾經套用這個比方，中國模式有很多的問題，但卻是一個最不壞的模式(評論：關鍵是對誰最不壞)。

　　7，福山的第四回合：現代化導致文化趨同

　　是否中國的中產階級會不同?我實際上跟我的老師做了很多的辯論。他在《文明衝突論》說，雖然現代化帶來了很大變革，但人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還是受制於他們的文明形態。文化是否能夠穿透很長的時間，是否能夠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現代化是否最終能夠導致人民在文化上趨同?

　　我們來舉個例子，為什麼婦女的地位提高了?因為這是現代化的產物嘛。沙特從南亞僱傭50萬駕駛員為女性開車，所以他們可以不準女性開車，但如果沒有石油財富他們怎麼做到這一點?也許文化可以決定某些行為，現在可能不一定仍然有那麼大的決定力，因為有了網際網路，有了旅行，我想恐怕文化再這樣那樣壟斷人們的行為是不大可能了，至少跟兩千年前不一樣了。

　　美國和歐洲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的縱橫向成就。這裡的挑戰是我們需要重新恢復歷史文化的自豪感，但同時也要能夠讓他跟現代的制度能夠相容。如果是單純地對歷史感到自豪，最後會走到民族沙文主義。現在日本是什麼樣的，實際上跟美國、英國、法國完全不一樣的，有具體獨特的日本的文化特色(評論：亨廷頓和福山的最大問題是不分文化的層次，非核心文化的趨同當然是可能的)。

　　8，張維為的第四回合：「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

　　現代化導致文化趨同，從經驗角度來分析的話不一定靠得住。中國人傳統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為家庭會付出不知道比美國人大多少倍的犧牲。不管現代化發展到什麼程度，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東西是不會也不該改變的，否則世界就變得非常枯燥了(評論：張維為的錯誤是不分「核心文化」與「核心統治文化」，用「核心文化」不變來掩蓋「核心統治文化」不變)。

　　文化底蘊的背後是智慧。您講的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智慧」。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麼多仗，從戰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

　　一個德國經濟學家跟我講了一段故事，說最近默克爾總理問他，為什麼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國的經濟學家說：總理呀，你不要擔心，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不會有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是西方經濟學出了大問題。我們確實是在質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努力來解決現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

　　9，小結：制度辯論剛剛開始

　　總的印象是，福山的學者中立態度比較明顯，但他對民主制度和中國的「新黨國體制」顯然還有認識差距;「歷史終結論」名聲很大，可福山的邏輯能力還遠沒能到達應對自如的地步。福山認識上有問題，相比之下，張維為則似乎有願望代替認識的問題;福山對「歷史終結論」不夠堅定，而張維為的「西方民主曇花一現論」則過於草率。即便張維為對後進民主國家的判斷是公允的，他對先進民主國家的判斷還是論據不足。

　　可以肯定，中西方之間的制度辯論才剛剛開始。政權本質、文化傳統、制度運行等關鍵問題還大有深入討論的餘地，制度可持續性仍將是核心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