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與經濟 | 在韓中國朝鮮族社會網路地理特徵對其中國認同的影響

05-27

作者簡介

周尚意（北京師範大學），女，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地理。E-mail: twizsy@163.com.

摘要

許多研究表明，人們在流動到其他國家後，其族群認同、國家認同會因為遷入地的社會條件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這個結論已經毋庸論證，人們需要知道的是影響這些認同的因素和機製為何。在當今世界中，要破解複雜的國家認同問題，需要將影響國家認同的機製做細緻分解。研究組設計了一般性分析框架，將社會網路之地理特性作為影響因素，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國認同作為影響結果，再以之分析在韓國的朝鮮族對中國認同的變化趨勢，並對這種認同變化做一個基本的評價。分析結論是：在韓朝鮮族社會網路的三個地理特徵對他們的中國認同有正向促進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韓朝鮮族的業緣網路對中國的覆蓋度不斷增加；其二是家庭長者作為親緣網路中的核心人物位於中國；其三是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漸提高。地理學視角有助於更清晰地分析國家認同。未來需要分析在韓朝鮮族對哪個國家的認同更強，這對移入國和移出國雙方或許更為重要。

0 引言

許多研究表明，人們在流動到其他國家後，其國家認同會因為許多原因而發生變化[1]。這個結論已經毋庸論證，人們更需要了解的是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和機製為何。在當今世界，要破解複雜的國家認同問題，需要將影響國家認同的機製做細緻分解。本文以在韓國的朝鮮族為調查對象，設計一個分析框架，將社會網路之地理特性作為自變數，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國認同作為因變數，從而分析在韓國的朝鮮族對中國認同的變化趨勢，並對這種認同變化做一個基本的評價。

本文中的「朝鮮族」是指持有中國護照的朝鮮族人口。他們與居住在朝鮮半島上的朝鮮人（North Korean）和韓國人（South Korean）認同為同一個民族來源。在中國的朝鮮族祖先於19世紀後期從朝鮮半島遷到中國東北，主要居住在延邊地區。1952年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成立，彼時延邊朝鮮族人口佔全國朝鮮族人口的49.2%[2]。與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相比，朝鮮族出國的比例相對高[24]。朝鮮族從中國流動到世界各地，其目的地至少有88個國家[3]。由於語言、歷史、文化、血緣的關係，朝鮮族人首先選擇目的國為韓國。韓國在出入境統計時，把中國朝鮮族與其他民族分別統計，朝鮮族被稱為「在中同胞」。至2014年11月，在韓國的外國人中，朝鮮族人口占首位，共588,803人，占韓國外國人口總數的34%[4]。本文所說的在韓朝鮮族既包括長期居住在韓國，也包括暫時居住的、沒有獲得韓國公民身份的朝鮮族人口。

1 相關文獻綜述

1.1 國家認同分類及影響因素

對國家認同的定義有許多，例如將之分解為外顯認同和內隱認同、公民認同和文化傳統認同[5]、宏觀認同和個體認同[6]等。本研究不涉及公民認同，因為我們討論的在韓國的朝鮮族在中國公民身份選擇上基本上沒有選擇空間，只討論他們面對的傳統文化認同問題；本文也不涉及內隱的國家認同，因為內隱的國家認同還需要通過外顯的認同來印證。本文也不討論宏觀認同，而是分析個體認同。

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分為內因和外因，本文採納羅卡斯和布里沃爾的分類。他們認為認同具有複雜性，影響因素可以分為三大類（六種）：穩定的經驗因素（社會結構的、相似性的）、個人屬性（需求、價值觀）、環境因素（減少資源重要性的因素、增加群內重要性的因素）[7]。有學者認為跨國界人口流動必然導致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之後可能出現文化敵視或文化融合，這些都會影響到國家認同的變化[8]。還有學者調查表明，全球化的人口流動並不一定導致國家認同變化[9]。作為地理學研究，我們重點分析的是，在韓朝鮮族跨境空間流動（地理現象）對六種影響認同因素的作用。

1.2 社會網路地理特徵與國家認同

人口的跨國界移動對國家認同的影響屬於文化地理學討論的問題。這個論題實際上隱含著一個前提性的假定，即一個地方自身會決定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們的共同認同。當人們跨出原來居住的地方，新移入的地方會使移入者產生新的文化認同。但是著名社會學家霍爾提出了一個反例，即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們也可以有相同的文化認同。地理環境不一定對認同起決定性作用[10]。地理是否無用了？

梅西給出了新的地理分析視角，即從區域尺度轉換的角度分析國家認同和地方認同。她認為地方是不同尺度的社會關係網路的連接[11]。每個人既嵌入在地方、也同時嵌入在國家，甚至全球中。我們不難理解，一位在韓的朝鮮族，他（她）會同時認同中國/韓國，認同延邊/首爾，因為他（她）與這些地方都有密切的社會聯繫。本文在梅西觀點的基礎上，嘗試建立一個分析框架，將社會學、心理學與地理學融合在一起，進而分析流動到韓國的朝鮮族對中國的認同變化。按照地理學第一定律推導，人口流動一定會改變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從而改變其社會網路特徵。因此本研究則將社會網路與六種影響認同的因素組合起來（圖1）。

與該框架相關的國家認同機制包括：第一，人們嵌入在全球的經濟網路中，個人經濟上的需求決定其選擇在哪個國家謀生。例如有學者分析墨西哥向美國移民，其社會網路經濟地理條件的不對稱性使得墨西哥人在謀生目的上，肯定是選擇移民美國[12]。第二，年輕時期建立起來的親情關係決定人們選擇認同親人所在的國家。例如有學者分析保加利亞吉普賽人的國家認同，認為家庭對國家認同的影響，與民族、宗教因素的影響一樣顯著[13]。第三，每個人的文化價值觀也決定認同哪個國家。例如，有學者研究以色列建國後的頭十年，國家意識形態環境導致一些以色列人開始向外移出，民族認同讓位於意識形態認同[14]。再如，有學者指出美國與加拿大在意識形態上建立一種靈活的國家認同和北美（盎格魯美洲）認同氛圍。兩國媒體時而強調共同遺產，以塑造出的兩國一致性；時而強調不同的歷史，以突顯兩國的差異[15]。

1.3 關於國家認同變化的道德評價

　國家認同變化是好是壞？對此有兩種道德分析視角：其一，當人們跨境流動後，其知識、技能有進步，才智得以更好發揮，則這種流動就是好的。其二，人們沒有被小尺度地方認同所禁錮[16]，將國家認同與全球責任聯繫起來，形成國際主義的意識，則這種流動也是好的。當然對這兩種道德判斷還有許多討論[17,18]。有學者以移民到英國的波蘭專業人群為研究對象說明了這兩種道德層次的判斷，研究結論是遷移到英國的原波蘭的專業技術人員，選擇居住上的臨近，從而獲得相互支持的力量，從而證明他們自己在英國的社會評價標準下，依然屬於社會精英。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波蘭專業移民從狹隘的國家認同，上升到世界主義者，因為英國可為他們在全球性平台上展示其全球責任和知識創造的抱負[19]。遺憾的是這個案例沒有指出這些波蘭移民對其祖國的認同。

有一種簡單的空間道德：無論是「新家」還是「舊家」都是旅居者情感所系的家。比利時社會文化心理學家德雷斯和梅斯基塔等研究了土耳其至比利時移民的文化適應情況，認為雖然移民在新家鄉停留的年限越長，其對新家鄉的文化更適應，他們的情感經歷使他們更像是新家鄉人，但是，這些移民還同時認同自己是土耳其文化的成員。他們同時研究韓國至美國的移民的情感文化適應情況，同樣也認為，移民對新老家鄉的文化都認同[20]。美國心理學家迪茨認為，一些移民至德國的前蘇聯猶太人，仍然積極地認同其老家鄉的文化和傳統，包括日常生活中使用俄語等，但同時他們也加入到新家鄉的猶太人社區中，適應當地的社會組織與機構互動、鄰里關係等文化[21]。荷蘭社會學研究學者英澤格爾和貝澤韋爾德認為，移民進入「新家鄉」時，逐漸接受了新家鄉主流文化的一些主要要素，對其產生了情感。但是他們並沒有完全放棄對「老家鄉」文化的認同[22]。人們從「老家鄉」到「新家鄉」時，不是寄居或者旅居，因為他們融入了新家鄉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中、日常生活的模式中。但同時，他們與老家鄉保持聯繫、開展互動、影響當地事務等[23]。當人們心中既有自己的親人、老鄉，同時也容納新的朋友時，對祖國或母國的認同才不狹隘。

1.4 在韓朝鮮族對祖國認同的文化地理背景

許多學者研究了歷史上朝鮮半島的人們對中國的認同。其結論是，中國認同可以分解為政治、經濟、建築形式等方面的認同，不同類型的認同程度差異很大[2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韓國的民族主義上升，出現去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現象[25]。儘管如此，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韓國很難徹底拔除中國文化的歷史之根。這便是在韓朝鮮族中國認同的文化地理背景。歷史上的「朝鮮族」，尤其是朝鮮族精英在文化上傾向認同中原（中國）文化[26]。還有學者認為，如今從亞洲許多國家來到韓國的外國人，在融入韓國社會時，主要認同的是源於中國的儒學[27]。從該結論可以推論出：在韓朝鮮族所處的韓國文化背景也包含了中國文化要素。

在韓朝鮮族對中國和韓國的認同維度不同。有學者通過田野調查指出，在韓打工的朝鮮族，很多人都經歷了國家認同的轉變，從最初抱有「韓國情結」（跨境族群認同），後來民族認同被階層認同打破。在韓朝鮮族具有經濟上的韓國認同和精神上的中國認同的分離[28]。在韓朝鮮族對韓國的經濟認同非常容易理解，多數赴韓朝鮮族為農民，到韓國後可以獲得更高的經濟收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根發現，韓國人（含朝鮮族人）在美國是通過增加自己的人文資本來融入當地社會的，提升人文資本的表現之一就是居住在相對好的郊區社區中[29]。而在韓朝鮮族並不容易搬入韓國中高檔社區。有學者調查了在韓國的中國留學生（一半為朝鮮族）與韓國學生在休閑活動上並不能融為一體[30]，語言不是阻礙交融的原因，成長環境的文化差異是重要原因。

2 在韓朝鮮族社會網路特徵對中國認同的影響

2.1 在韓朝鮮族社會網路特徵

文化地理學從生計、制度和精神三維度分析人的空間活動[31]。地方理論（theories of place）為分析地方認同提供了兩個概念。其一是地方依靠（place dependency），它是指人們在生計上對一個地方的認同；其二是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它是指人們在精神上對一個地方的認同。但是地方理論沒有從制度維度上解釋地方認同。本文認為，人們是通過主動或被動地選擇相關制度存在的行政區（國家是其中之一），而不斷實現個人生計上的福利目標和精神上的追求。下面則是在韓國的朝鮮族的社會網路特徵和機制。

第一，追求勤勞致富機制下的就業社會網路。在這種經濟動機下，在韓國的朝鮮族集中在某些行業中。最初赴韓打工的朝鮮族集中在採礦、海洋漁業、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業中的臟、險、苦的工種，在韓朝鮮族將這些工作稱為3D工作(dirty，dangerous，difficult)。目前在韓朝鮮族主要從事服務行業、建築業等體力勞動。1980年代，朝鮮族赴韓主要是打工，當時很難獲得就業簽證，因此大部分是以探親形式先去韓國，後來逐漸轉為就業簽證。目前有46% 持有訪問就業簽證。到1990年代，延邊地區向境外的勞務輸出更加活躍，主要目的地有韓國、俄羅斯、日本、利比亞、塞班島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人數達十幾萬，其中大部分去了韓國[32]。2000年以後，朝鮮族去歐美國家的人數逐漸增加。現在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和旅遊業的朝鮮族逐漸增多。

第二，追求家庭情感穩定機制下的親緣社會網路。近年來，隨著韓國政府對朝鮮族的入境簽證放寬，夫妻分居在中國和韓國兩側的情況逐漸較少（因為期初朝鮮族家庭因為簽證不得不分局在兩國，當時朝鮮族家庭的離婚率是比其他民族更高。近年簽證放寬，這種情況變少了，但還有不少分居兩國的夫妻。隨著交通、通信技術的發展家族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據延邊婦聯統計，截止到2007年5月，整個延邊地區共有外出務工人員9.9萬人，其中一半的人有子女，三分之二的留守子女的父母是同赴韓國打工的[33]。從圖2中可以看出，在韓國的朝鮮族男女比例大致平衡。2004年韓國修改了《海外韓胞法》，對持有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護照的韓胞給予特殊的在韓政策。該政策也促成了在韓國的朝鮮族的配偶可以比較容易一同在韓打工，2013年32%的在韓朝鮮族都拿到了在外同胞簽證[31]。圖2顯示，入韓朝鮮族人數逐年增加。2007年韓國政府為了擴大中國以及俄羅斯地區同胞自由往來和就業，出台了訪問就業簽證政策，即入韓的遷居者可一次性獲得三年就業和居住簽證。因此，即使在韓國沒有血緣關係的朝鮮族也可以入境，並減少了朝鮮族的非法遷居者身份。在這一年，朝鮮族遷居者比前年增加了29%。圖2中的數據並非意味著朝鮮族男女內部婚配的年齡結構合理。有學者統計，2005年，在韓國的跨國婚姻中，分別有66%和31%的外國妻子和丈夫為中國人（主要是朝鮮族）[34]。這也證明在韓國的朝鮮族多有較為穩定的婚姻親緣網路。

第三，依賴親朋互助機制下的居住鄰里網路。這種機制下，在韓朝鮮族在首爾形成若干居住集中區（圖3）。隨著居住集中區的逐漸形成，從中國來韓打工的朝鮮族慕名而來。這些居住集中區給後來的遷居者提供生活、就職等方面的便利。同時這些地方也是非法遷居者的隱身處。這些居住集中區的特徵是交通方便、房價較低。最為突出的一個居住集中區位於首爾大林洞。那裡曾經是韓國工廠職工的居住區，房屋比較簡陋、建築容積率高。最早來首爾的朝鮮族選擇居住在大林洞，後續來韓的朝鮮族，也偏愛居住在這裡。與美歐發達國家大城市中的少數族裔聚居區不同，韓國城市中的朝鮮族居住集中區並非一個母語的語言島，親緣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

2.2 在韓朝鮮族社會網路地理特徵與國家認同

第一，在韓朝鮮族親緣社會網路的地理特徵是高度覆蓋中國一側，且網路的核心人物「家庭長者」在中國一側。這樣的地理特點對維繫在韓朝鮮族的祖國認同起重要作用。隨著無線通信的發展，在韓朝鮮族與國內親人的聯繫強度普遍加強。有學者用社會網路分析方法分析過瀋陽朝鮮族的社會網路特徵，其一是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雖然有許多朝鮮族出國務工，但是朝鮮族的社會網路規模沒有大變化。其二，朝鮮族的社會網路中心度逐漸增強，即中心人物的作用日益增強[35]。李銀河認為1978年～2013年延邊朝鮮族社會網路覆蓋的國家數量越來越多[32]。這兩個研究的結論並不矛盾，由兩者推斷出社會網路的地理特徵是高度植根中國，表現為網路的核心人物是家庭的長者在中國。雖然朝鮮族外出打工的目的地國家逐漸增多，但是在韓朝鮮族的國內親友還在社會網路中占相當的比例。在外的朝鮮族每年通過向親友匯款，保持著密切的經濟聯繫。1990年代在外打工的朝鮮族通過正規渠道向國內的匯款相當於地方預算；2003年匯款總額相當於地方預算的兩倍；2007年匯款達到高峰，近些年基本上與2004年持平（圖4）[36]。

第二，在韓朝鮮族業緣網路的地理特點是逐漸從只分布在韓國，開始向與中國有關的行業擴展，例如從事與中國的貿易、旅遊。這種特點有利中國認同的加強。為了在韓營銷中國商品和旅遊地，在韓朝鮮族更加突出商品和旅遊地的中國特色，而隱去「跨境民族」的特色。以大林洞為例，那裡有各種中國餐廳、宴會廳，而非韓國料理。這裡的旅行社主要辦理在韓中國人的簽證等業務，並從事人民幣與韓元的兌換。在節假日居住在韓國其他地區的朝鮮族同胞們會聚集在這裡，參加婚禮、生日宴、同學會、周歲宴等各種聚會。有調查表明，在韓國留學的朝鮮族學生更願意回到中國的韓國公司工作，他們具有朝鮮語和漢語的雙重優勢。目前中國境內已有數千家韓國投資的企業，他們起到吸引在韓留學生回國的作用[38]。在韓朝鮮族的就業原集中在3D行業上，儘管這些工種的工資較高，但是依然使得他們在韓國人面前有低人一等的感覺。由於中國經濟的逐漸強大，中國公民的社會保障也逐漸提高，因此許多在韓朝鮮族不再全部願意留在韓國，有些人也希望回到中國[39]。

第三，在韓朝鮮族精神網路的地理特點表現為中韓雙向，這對中國認同有利有弊。所謂雙向表現之一在韓朝鮮族在精神文化上傾向於消費或接受韓國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有學者對811位朝鮮族青少年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3.3% 的被試經常瀏覽韓國網站，60.4%的人喜歡韓劇[40]。在韓國的朝鮮族青年就更喜歡韓國文化。雙向表現之二在韓朝鮮族從情感上逐漸傾向中國，作為持有中國護照的公民，更希望祖國強大。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也使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隨之提高。韓國的一個新聞調查組訪問在韓朝鮮族，其中66% 的被訪問者都回答，在韓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41]。當受到歧視和不公正待遇時，他們在情感上會傾向中國。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定性的分析得出：在韓朝鮮族社會網路的三個地理特徵對他們的中國認同有正向促進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韓朝鮮族的業緣網路對中國的覆蓋度不斷增加；其二是家庭長者作為親緣網路中的核心人物位於中國；其三是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漸提高。

本文嘗試建立的國家和地方認同分析框架，將地理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的分析視角整合在一起。研究個案發現，地理學的視角非常必要。設想在本案例研究中，如果沒有地理學視角，我們只知道在韓朝鮮族喜歡親友集聚，但無法知道他們親友社會網路中的核心人物是否植根在中國；我們只知道在韓朝鮮族從事的行業比較集中，但無法知道他們的業緣網路是否脫離了中國；我們只知道在韓朝鮮族喜歡韓國文化，無法意識到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在韓朝鮮族心中祖國形象也在提升。

　研究提到需要對人口流動對認同的影響進行道德評價。第一層次的道德分析是從流動是否促進了個人的發展來判斷。我們發現多數在韓朝鮮族通過求學、打工獲得了更多的人力資本，為後續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第二層次的道德分析是觀察人們小區域的認同感或責任感是否上升到更大的區域。目前還沒有找到刻畫國家認同和世界認同的訪談或問卷問題，從而沒有對這點做出評價。

本文的不足是沒有分析在韓朝鮮族對哪個國家的認同更強一些。這對移入國和移出國雙方或許更為重要。

參考文獻略

文章引用信息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6.03.002

周尚意，李銀河，Youngmin Lee. 在韓中國朝鮮族社會網路地理特徵對其中國認同的影響[J].世界地理研究,2016,25(3):12-20

ZHOU S, LI Y, Y LE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Korean Chinesein South Korea: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ir social network [J]. WorldRegional Studies, 2016,25(3):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