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在新中國的曲折

趙修義教授近影

第一次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即蕪湖會議的部分與會者在黃山合影。左一為第一任秘書長塗紀亮，其主持了第二次的太原會議。左三為北京大學陳啟偉，左四為南京大學戴文林，左五為北京大學王永江。

趙修義教授在書房向本報記者介紹現代西方哲學譯著

趙修義教授關於「太原會議」的筆記本

「廬山會議」簡報及《紅旗》雜誌編輯部座談會紀要

文匯報記者 李念

在今年8月8日《杜威全集》中文版發布會上，面對三十八本譯著，劉放桐先生感慨西方哲學進入中國的曲折。8月底，記者因「文匯講堂」要做馮契紀念專場，便前往浙江諸暨尋訪馮契先生的故鄉，恰逢華東師大哲學系退休教授趙修義同行，便向他提起這個問題，得知其親歷了1950年代以後現代西方哲學進入中國的跌宕起伏。

嗣後，記者獨家採訪了趙修義教授，他以見證者的身份，詳述了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從1950年代被打入冷宮到1985年後全面復甦的詳細過程。

1950年代初，一邊倒：蘇聯哲學界的定論成為批判實用主義為首的西方現代哲學的指南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曾有幾次西學大家來華的熱潮。

1919年4月30日，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夫婦來華，一待就是二十七個月。1920年10月12日，比杜威小十三歲的英國分析哲學家羅素來到中國，兩人在北京結下深厚友誼。被譽為二十世紀「哲學中孿生兄弟」的兩位西方哲學家和隨後一年來華的印度文豪泰戈爾一樣，給中國精英、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而1955年從上海華東師大一附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趙修義接觸到這段歷史，卻是因為杜威的名字和實用主義一起遭受舉國批判的緣故。趙修義回憶，1954年10月到次年2月，一場全國性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運動展開。毛澤東指示，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對《紅樓夢》研究的批評，是一場反對唯心論的鬥爭，對象是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觀點，而胡適思想的大後台，便是其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導師、1952年去世的哲學家杜威。

但是，如何深刻地批判杜威的思想，自然需要另一種理論的高度。趙修義告訴記者，當時藉助的是被奉為經典、壓倒一切的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1930年代至1950年代，中國是從蘇聯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儘管中國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行了一番努力，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全國學習蘇聯的熱潮中，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成了標準。趙修義清楚地記得，1950年代，一大批蘇聯專家來到中國，在中央黨校、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學，復旦大學等也不例外，這些專家成了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理論工作者的導師。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的一代學人，都聽過蘇聯專家的課，教材則是亞歷山大羅夫的《辯證唯物主義》、康斯坦丁諾夫的《歷史唯物主義》等。

趙修義回憶，他於1955年進入北大哲學系，聽辯證唯物主義課的時候，「老師就讓我們去買一本莫斯科大學的教學大綱。」用得最多的工具書，就是蘇聯哲學界權威羅森塔爾和尤金院士編寫的《簡明哲學辭典》（以下簡稱「《辭典》」）。尤金時任駐華大使，可以經常見到毛澤東，名聲很響。「《辭典》本身言簡意賅、收詞全面，廣泛涉獵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著、原理和基本範疇，也有西方哲學史上代表人物、命題和概念。」這本如寶典般的《辭典》不僅陪伴了趙修義這樣的專業學者多年，也成為當時社會上喜好哲學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普及讀物。《辭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數度重印，影響遍及整個中國思想界。

但是，《辭典》有著蘇式教條主義的深刻烙印。它不僅把斯大林的某些觀點絕對化，也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簡單化和庸俗化。比如，《辭典》將偶然性說成是「科學的敵人」，將主客體這一對範疇完全等同於人和外部事物，把馬恩列一些豐富的思想當作黑格爾哲學的殘餘加以否定。《辭典》對於西方哲學的態度尤為極端。趙修義介紹，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所謂的「日丹諾夫定義」。1948年去世的日丹諾夫，曾是蘇聯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領導人，曾代表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批判亞歷山大羅夫編的《西歐哲學史》，並定下了這樣的基調：哲學史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並且不加分析地將一切唯心主義宣布為反動理論，全然拋棄了列寧關於「唯心主義是人類認識史上不結果實的花朵」的論斷。當時界定，黑格爾和整個德國古典哲學都是「貴族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和法國革命的一種反動」，柏拉圖則是「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死敵」。

在日丹諾夫所定的調子下，學界對西方哲學出現了一些今人看來不可理喻的結論。趙修義介紹，在此情形下，當時對現代西方哲學更是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比如，對數理邏輯和分析哲學作出重大貢獻的羅素，一個和平主義者，卻被稱為「好戰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家」；邏輯實證主義成了「帝國主義腐朽時期墮落的資產階級哲學的一種典型的主觀主義形式」；胡塞爾的現象學則成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日趨墮落腐朽的典型產物」。

趙修義特別提到，這和斯大林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發動的「反對世界主義」運動密切相關。當時，蘇聯「對思想戰線上沒有祖國觀念的世界主義小集團給予了嚴厲抨擊」，認為這是「否定蘇維埃文化的偉大成就，貶低和忽視俄羅斯民族和它創造的先進科學、文學和藝術的卓越作用」。趙修義說，《辭典》專寫了一條「世界主義」，卻沒有收入二十世紀大哲學家維特斯根坦、胡塞爾、海德格爾的條目；語言分析、邏輯分析、價值學、社會學不是被當作唯心主義的專利品而不予研究，就是被斥為「和科學毫無共同之處的偽科學」。

在那個年代，劉放桐看到的「將一切不好的東西歸結為實用主義」，比他小四歲的趙修義也是感同身受。從1954年到1955年，為了政治需要，當時發動了全國性運動批判杜威的實用主義及其中國的追隨者。為了肅清「胡適的幽靈」以及「杜威實用主義流毒的來源」，共出版了超過三百萬字的各種著述。在辨析了其後一層層的理論依據後，趙修義指出，「那個年代，哲學被當作政治運動來批判，西方哲學史只肯定為數不多的唯物主義者，而現代西方哲學思想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

1956-1957年，短暫的鬆動：中國哲學史大討論中的些許聲音及馮定「一體兩翼」的保全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迎來了學術界短暫的春天。

1956年6月7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寫道：「在大學哲學系、經濟學系的高年級，我們的意見，應當設黑格爾哲學、杜威哲學、羅素哲學、凱恩斯經濟學等課程，以增長知識、知己知彼。要學點唯心主義，才能在反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反出些名堂來，而不是越反唯心主義越僵化，越學越教條主義。這個主意，如中央同意，那麼，現在開始準備，秋季就可以做了。」第二天，毛澤東即批複：「退陸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發表。」

是年，北大哲學系主任鄭昕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開放唯心主義》一文，北大哲學系開始準備相應課程。趙修義說，此後，「鄭昕先生給我們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課程，洪謙先生為我們作了馬赫哲學的講演。」

更為大膽的如復旦大學哲學系，全增嘏等留美教授開設了「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批判」課程。

趙修義清楚地記得，1957年初，他就讀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發生了兩件重要事情：

一件事是馮定來哲學系當教授。馮定，1946年曾出版《平凡的真理》，因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廣為社會所知曉。他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哲學，是資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解放後任中央黨校一分院院長。趙修義回憶，有一次他去馮定在臨湖軒的住所，「想不到他家大院里有一位衛士在進門看不見的地方，突然走出來，身材魁梧，還佩著槍，著實嚇了他一跳。可見級別之高。」不久，馮定便在北大哲學系提出了一個鮮明的主張——「一體兩翼」，即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體，以中國和西方哲學史為兩翼。「這樣的觀點很好地保護了西方哲學這門學科。」趙修義感慨道。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哲學界逐步掀起了重新重視列寧的《哲學筆記》之風。在《哲學筆記》中，列寧對黑格爾的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使得中國在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史時，為黑格爾留下了一扇小門。

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發起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這次會議的實錄和反思，在半個多世紀後的2013年，才由當時的兩位北大哲學系本科生趙修義和張星翼，整理成《守道1957》出版。雖然名為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但會上的真正主題是當時中國哲學界對以「日丹諾夫定義」為基點的蘇聯式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提出質疑。會議發起者、主持哲學系工作的汪子嵩曾評價此次會議是「建國後近三十年中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爭鳴的會議」。

此次座談會上，馮友蘭、賀麟、金岳霖等一批原本建有自己哲學體系的大家坦陳己見，革命時代就開始學術生涯的頂級馬克思主義學者胡繩、潘梓年、于光遠、艾思奇等也積极參与，其他領域的資深學問家如朱謙之、朱光潛、金克木等都參與爭辯。「有風雲之氣，但仍守道」，在《守道1957》序言里，趙修義借徐梵澄形容賀麟先生之語，描繪了當時學界前輩的境遇和心情。

然而，「守道」方式各不相同。在會上，維也納學派唯一的中國成員、北大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洪謙先生髮表了《談談學習西方哲學史的問題》，他說：「在我看來，要想避免在哲學史學習中再產生這樣的不良效果，最好我們不要按照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的差別，而是要按照哲學史中影響不同和大小不同的各種哲學派別和哲學家的標準，來制定學習哲學史的重點。」他主張，要了解唯心主義發展的具體歷史，並結合社會歷史背景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學習西方哲學史。

在當時，這樣的「鬆動」雖屬曇花一現，但畢竟留下了給未來播撒種子的土壤。此後，洪謙先生主持了六卷西方哲學史資料的編譯，還主編了《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這些資料的問世，哺育了幾代學子。

隨後的1960年代，全國一片反對修正主義之聲。1963年秋天，周揚主持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會議，提出為了搞清修正主義和現當代西方哲學的關係，必須出版一批「了解敵情」的書。於是，一批內部發行的白皮書、綠皮書隨之出版。

趙修義邊介紹邊從書架上取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中的一本，是第九輯，杜威著《確定性的尋求》，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的陽光下，他又翻出包著報紙書皮的「西方學術譯叢」中的杜威《人的問題》。往事回憶中，趙修義彷彿回到當年向洪謙先生求教的時光。翻開1981年商務印書館重印的《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指著洪謙先生所寫的再版序言，他說：「這個序言里明確說，1960年代的文科教材選讀本，重印時就不再更改。當時介紹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影響最大的四個流派：實用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存在主義和新托馬斯主義。」在此基礎上，改革開放之後，洪謙又主編了厚厚兩卷本《現代西方哲學資料選輯》。

1970年代「批陳整風」提出要批「先驗論」之後，西方哲學史研究又浮出水面。「文革」後期，尤其在鄧小平復出之後，西方哲學史研究在中國又有了生機。趙越勝在《燃燈者》一書中曾生動地描寫當年北大的周輔成教授到工廠給他們授課的場景。此後一些新教材問世，其中由1965年成立的安徽勞動大學集中一批西哲史學者編的教材《西歐近代哲學史》於197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影響不小。社會上也開始學習西方哲學史。

這個時期，為西方哲學包括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的復甦保留了火種，為以後的撥亂反正打下了基礎。但總體而言，趙修義認為，日丹諾夫等帶來的蘇聯教條主義思想對中國客觀了解西方哲學所造成的禁錮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1979年12月，太原會議：思想解放的陽光和方法論討論——突破障礙的會議

改革開放後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終於給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帶來了勃勃生機。最初的突破，是1978年在蕪湖召開的外國哲學史討論會，其一大成果就是直截了當地否定了「日丹諾夫定義」，這個緊箍咒終於由中國學者自己動手摘除了。

接下來，就是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後的1979年11月舉行的太原會議。在趙修義看來，這既是一次思想解放的會議，又是西方現代哲學作為一門學科開始「合法化」的一次宣示。

當時已被華東師大政教系安排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轉教現代西方哲學的趙修義，至今還記得那次會議的規模之大、參加人員之多和規格之高。會議在山西省省委招待所迎澤賓館召開，那是兩座宏大建築，一座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建造的帶有蘇式印記的多層賓館，客房很大，天花板非常高；「另一座是簇新的洋樓，好像比國際飯店還高」。會議很正式，副省長到會致辭，印發會議簡報，很像政治性會議的程序。除了工作人員，一百九十二位學者聚集一堂。業界前輩、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哲學學會會長洪謙，北京大學教授、黑格爾研究專家張世英，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所長汝信等出席。會議的直接成果是正式成立由中國社科院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主任杜任之為會長的「中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令大家興奮的是，會議和學會的名稱不再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這標誌著重新建設這個學科的開始。」趙修義說。

趙修義拿出三十六年前的活頁筆記本，活頁紙用麻繩線釘在一起，約三十頁，字跡工整地記錄了當時會議的發言概要。或許是這次會議對困惑已久的學者如同久旱逢甘露，筆記本里依稀跳動著那些年輕而興奮的心，閃現著一雙雙睜大的眼睛。

會議開始由洪謙和汝信發言，大意是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原則，要肅清林彪、「四人幫」對外國哲學研究的傷害，研究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對西方現代哲學作出客觀、充分的評價。

趙修義回憶，會議發言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當今外國哲學演進概況的介紹分析，比如：汝信談了訪問西德哲學界情況，查汝強介紹國外自然科學的哲學，張世英分析新黑格爾主義學派，羅克汀講了現象學，徐崇溫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劉放桐談了「美國的存在主義」等，北大的陳啟偉還介紹了蘇聯哲學研究進展；另一類則專註於方法論問題——如何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評判現代西方哲學。

趙修義點評道，現代外國哲學學科的確立，並不意味著放棄對其意識形態意蘊的警惕。許多人的發言都講到這一點。可喜的是，會議還產生了一個「副產品」，極為敏感的出版界開始布局，人民出版社知名的女強人袁淑娟組織了劉放桐《現代外國哲學》書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約夏基松和車銘洲、王守昌撰寫相關教材。

「這是一個突破障礙的會議。」趙修義對此次會議給出了第三次評價。

1981年10月，西安會議：潘曉來信的討論與薩特去世——存在主義的評價問題凸顯

太原會議兩年後，全國第二次現代外國哲學討論會召開。此次會議的舉辦地在古城西安，同太原會議一樣也是設在省委招待所——丈八溝。那是一個園林式的大院，建有許多別墅。會議規格還是很高。原定參會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於光遠因臨時有事無法脫身，特地致信祝賀，信中在論說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對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之後，提出希望現代外國哲學的研究者回答一個問題：當代馬克思主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並期望與會者能用一兩千字的文字給他書面回復。

趙修義回憶，「這一次，研究哲學史的學者少了，參加者多為現代西方哲學教師和研究人員。」參會人數也略有減少。會議議題聚焦在「現代外國哲學中人與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同時也展開了對現代外國科學哲學的介紹和評價，如何看待西方現代哲學依然是方法論討論的重點。

為什麼人道主義尤其是薩特的哲學會成為當時的焦點？在趙修義看來，這並非僅僅是西方哲學研究界的興趣，而是這些議題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他認為，這同當時的潘曉來信在全國範圍引發的熱烈討論和法國哲學家薩特突然逝世相關。

1980年初，《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署名為潘曉的讀者來信，信中發出呼喊：「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由此而引發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等話題的全社會大討論。「潘曉來信而引發的討論，其意義怎麼評價也不為過。這是19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大事件。」趙修義評論道，在「這場得到高層支持的全國性大討論」中，「存在主義」凸顯出來了。

後來成為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趙林，當時曾以知青身份寫了贊成薩特觀點的文章。「我記得曾看到《中國青年》雜誌的一本內刊，其標題是『潘曉的信是中國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宣言』。」

恰巧，這一年薩特去世了。這位對中國非常友好的哲學家、大文豪的逝世在中國掀起了不小的波瀾。趙修義記得，1950年代在北大未名湖畔，曾見到郭沫若帶著一位瘦小的外賓參觀，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這位外賓就是薩特。「那時的薩特並不出名。」但到了1980年代，薩特已成名人。文藝界率先將他的劇本《骯髒的手》在上海美琪大戲院公演，那些「文革」後上學的大學生紛紛前往，童世駿教授等人曾提及此劇帶來的巨大震動。「我當時也與學生一起去看了。」趙修義說，此後一些文藝刊物發表了薩特的著名文章《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譯文，一時間廣為流傳。

趙修義出示的當時的會議簡報顯示，那次會議共收到三十八篇論文和資料，既有對薩特、海德格爾、韋伯及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深度討論，也有對奎因、皮爾士和波普爾等當代哲學派別和觀點的深入辨析，主題發言也都圍繞這些內容而熱烈展開。

「這是一次比較中性的會議，逐步在回歸學術的討論，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的爭議也開始了。」

1982年9月，廬山會議：反彈中繼續提出很多重要問題

山重水複疑無路。讓趙修義等人感到困惑的是，思想解放的陽光剛開始照射冰凍的大地，嚴霜又來了。

1982年7月17日，《紅旗》雜誌召開了一次關於外國哲學的座談會，宣布要用述評方式「批判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學說」。在兩個月後召開的第三次全國現代西方哲學會議，氣氛與此前就大不相同了，「我的感覺是，對西方現代哲學的全盤否定開始了。」趙修義給記者講述了幾則小故事。

此次會議，中央媒體悉數到場，各地報紙和出版社也來了很多人，有的在會上還非常活躍。「我所住房間的下面，住的就是《紅旗》雜誌編輯閆長貴，每天晚上講話的聲音都很大而且搞得很晚，大概就是在爭論批判文章怎麼寫。我的這一猜測，會後與放桐先生一同坐輪船東歸時，得到了他的證實。」有的人還發出了一些讓學界震驚的言論。趙修義說，比如京城某報編輯點名批評劉放桐出版不久的教材，質問為什麼書名用《現代西方哲學》，不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對此，該書責任編輯袁淑娟特地做了有力的辯護，還專門寫成文字上了簡報。

另一個故事與王守昌教授有關。196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的王守昌較早在山東大學開設現代西方哲學課程，並編有講義。學會成立時，他就當選為理事，當時已到湘潭大學哲學系任教。他比較推崇薩特，口才極好。「薩特熱」的時候，江西省委宣傳部曾邀請他為江西大學生演講，影響不小。然而，這次會議主辦方江西省委宣傳部卻不同意他出席會議。後來學會提出，王是學會理事，學會沒有理由不給他發邀請信，他才得以與會。會議期間，時任學會副秘書長的沈少周每天都陪著他散步。沈少周是趙修義的老師，兩人談得來。沈把前因後果告訴趙修義，嘆息道，「這次我的任務，除了編好簡報及時送到山下九江印刷之外，就是做守昌的思想工作，讓他在會上不要發聲音。」儘管王守昌能言善辯又性格倔強，除了散發一篇與學生合寫的文稿（學生署名在先）之外，「我們確實沒有聽到他的聲音，會上會下都沒有。」

還有關於老先生的故事。令趙修義感到吃驚的是亞里斯多德研究專家苗力田教授的發言。「苗公說，『在認識論方面，唯理論在康德、黑格爾那裡，經驗論在洛克那裡，都已經發揮得淋漓盡致，走到頭了。』在此基礎上，他談了自己對西方現代哲學的看法，認為現代哲學確實抓住了古典哲學走到終結了的一些東西，提出了下意識、社會意識（煩惱、恐懼）和意志的作用等新問題。」苗教授的此番言論經其認可後上了「簡報」。

與此不同的是，剛過七十歲的熊偉先生情緒低落，他是海德格爾的門生，對昔日的老師還是非常感懷的。西安會議上，熊先生作了名為「海德格爾的蓋棺論定」的報告，發表時把題目改為「海德格爾是個哲學家」，其寓意就是不要糾纏于海德格爾與納粹關係的那段歷史，還是應該把他視作一位有獨創性的思想深邃的哲學家。此次會議上，氣氛凝重，火藥味十足，矛頭所指就是存在主義。熊先生只是介紹了赴德國和美國開會的情況，特別提到在德國哥廷根舉辦的哲學家哈特曼百歲誕辰紀念會上，哈特曼夫人問起曾是他同窗的亞里斯多德研究專家陳康教授。熊先生到美國後與陳康通電話，得知陳已卧床不起。令熊先生感慨的是，當年兩人同為哈特曼高足，學成後同在北大共事，陳康赴普林斯頓大學後留美，成果斐然；而自己僅翻譯了一部分海氏著作。在芝加哥，熊先生參加了第十六屆北美海德格爾年會，還成為北美海德格爾學會的八名名譽會員之一。此情此景，不免令熊先生黯然神傷。「好幾天我都陪著熊先生在賓館前面的蘆林湖邊散步、聊天，傾聽他訴說心中的鬱結。」趙修義雖然盡著弟子之禮，但內心同樣困惑。

至於中青年學者，則看法分歧不小。比如在一次分組會上，上海社科院幾位同仁不但大批薩特，還指責薩特研究專家柳鳴九以及刊發肯定薩特文章的《書林》雜誌。趙修義有點坐不住了，擔心這類批判如果成為氣候，此類發言一旦形成簡報上送，對雜誌和學者必然會造成傷害。趙修義為此說了幾句：「柳鳴九還是當面同他討論吧，我們只談薩特。」「至於雜誌，學界有不同看法，自然會登各種文章。這是正常的事情。」

儘管會議氣氛凝重，但趙修義逐漸觀察到，其實許多人心中有數。有些同行就到處遊玩，不參與那些火藥味濃重的會議。「我們一批老同學在住處還商量怎麼給會議降降溫。最後一次大會，風向就有點變化了。」時任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朱德生先生在會上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我們研究現代外國哲學，主要不是為了當消防隊員，更不是為了當乞丐，而是為了做新世界的創造者。」這位昔日的教師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也被記載到了《簡報》中，也讓趙修義在三十三年後還記得清楚無誤。

這份《簡報》在對六天交流情況的總結中提到：「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已經不滿足於原來的認識，不滿足於『對外國哲學簡單的否定，要注意其合理性』的說法，而是要求『從自己所研究的流派中殺出去』。」當然，簡報也強調了要落實「十二大」精神，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

儘管如此，1982年的廬山會議，給很多人帶來了困惑。烏雲暫時遮住了陽光。

對於這次會議，趙修義始終不能忘懷。那時的氛圍也激發了他的深度思考。三十三年後的今天，他說：「通過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廬山會議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在他以後的西方哲學研究和教學中。

首先，1848年後，即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之後，現代西方哲學是否就沒有任何學術價值？

其次，對西方哲學以「評」為先行不行？是否要先「走進去」，否則搞得清楚人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嗎？如果搞不清楚，瞎評有什麼用處，怎能使人信服？

第三，究竟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恩同時代及其後的西方哲學的關係？研究西方哲學對於發展馬克思主義有無意義？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同西方哲學家的論斷做簡單對照，能否解決問題？

第四，哲學與政治究竟是什麼關係？哲學家的哲學觀點與哲學家個人政治態度極其複雜，如何分析？如何看待哲學家以及其學術產生的政治影響？比如，薩特在哲學上是存在主義者，政治上是左派，是同情共產主義運動的，對中國也是非常友好的；在中國被捧得很高的波普，其證偽主義確有獨創，但整個哲學尤其是歷史觀直截了當地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第五，現代外國哲學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意識形態的引導到底是什麼關係？中國發生的社會思潮變化與現代西方哲學影響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單靠哲學的批判能否回應社會思潮提出的問題？

正是帶著廬山會議留下的疑問，趙修義萌發了寫作《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以問題為中心的斷代哲學史》一書的念頭。該書後來在國家社科基金唯一一次評獎中獲得優秀著作三等獎及多個省部級獎項。

1985年，貴陽會議：進入學術討論氛圍，海學和薩學誰更有學術性

第四次會議也就是現在所稱的貴陽會議，是過了三年後才召開的。但是，「氛圍完全不同了。學術合法化已經不再是問題，『文革』後新畢業的研究生成了參會的主力軍。會議爭論得最熱鬧的是研究海德格爾有學問，還是研究薩特有學問。」漫長的回憶開始掀開了愉悅的章節，趙修義的語氣輕快起來。

趙修義以自己的例子來說明這次會議的變化。當時，主持會議的車銘洲請他第一個發言，主題是「現代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代性」。這也是他在廬山會議後認真思考的一個切入點。「但是，反應冷淡。看來這個問題被擱置了，很多人認為沒有意義。後來我才明白，只有我這樣從學馬克思主義轉到學西方哲學的人才會思考這個問題。」趙修義揶揄了自己的思考。

但是，變化確實在發生。當時，鄧小平剛提出「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走向未來叢書」的出版給思想界吹來新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書籍盤桓在這些研究生畢業的青年學者中。張汝倫等青年學者爭得面紅耳赤的是，「海學和薩學，何者更有學術？」後來，不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者不約而同地走上了「海馬」（海德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之路。

「這次會議標誌著西方現代哲學的研究終於回歸了它應有的學術地位。」趙修義說，這從一些小事也可看出。會議地點不再是省委招待所了，而是借用了部隊的一個老舊賓館，地處鬧市，窗外就是市場。晚上習慣於夜生活的貴陽人吵吵鬧鬧，常讓人難以入眠。簡報不再編印，地方官員也不來致辭了。會議中儘管也交鋒激烈，但爭的都是學術問題。有鑒於此，學會新產生的理事會決定，以後不再召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了。一則因為沒有財力，不再會有撥款開大會；二則，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趙修義記得，以後的幾次全國會議，就分別討論了分析哲學、實用主義、解釋學等。而劉放桐的那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為杜威和實用主義辯誣的《重新評估實用主義哲學》，就是在1988年成都召開的「全國實用主義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

從1950年代開始被冤屈、背上大黑鍋的西方現代哲學研究，一曲三折，終於在三十年後解禁而自由生長。然而，西方哲學的研究、傳播與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關係依然是一個有待破解的難題。采寫本文時，于光遠先生1980年代初所說的一段話又浮現眼前：「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仍有一個與其形成的過程中相似的問題，那就是要從各個方面吸取有用的東西。當然。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批判的態度。我們必須反對兩個『倒』，一個是簡單地『罵倒』，還有一個是『拜倒』。」「我們不能因為怕受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把自己封鎖起來，而只有研究它們，用批判的態度去對待它們。有了這樣的態度去接觸外國的和各種思潮，我覺得就會有很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