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順差拉動已成為歷史？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成為世界重大的財經主題，它時而起伏跌宕，時而峰迴路轉，扣人心環，不但中興通訊為之誠惶誠恐，而且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也轟然倒塌，因為它和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沒什麼兩樣，都停留於供給側而忽視需求側，在美國強烈要求減少逆差的壓力下，中國減關稅，美國增關稅，這讓中國的順差拉動成為了歷史，中國不得不重新回歸內部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讓位於需求管理。

第一經濟首席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挑戰，更是機遇，它有助於中國反思傳統經濟學，創新經濟理論，變革貨幣銀行制度，走出一條真正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之路。

1、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

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發端於重農主義，它以生產函數、生產要素、勞動價值論、貨幣中性、薩伊定律為核心，忽視貨幣銀行對當代貨幣經濟的重大約束作用，具有顯著的歷史局限性，故它只適用於實物經濟。

2、貨幣經濟的本質——債務拉動

工業革命導致重大的技術進步，它使實物利潤增長快於貨幣利潤增長，內生的金銀貨幣發生短缺，商業銀行券泛濫，央行出現，整個社會的貨幣由此出借，貨幣性質由內生轉為外生，生產目的由實物經濟的實物利潤轉變為貨幣經濟的貨幣利潤，投資需求不再是最終需求，庫存也不再是當然財富，央行通過基礎債務控制了商行，商行通過現金流控制了企業、居民、國家，貨幣循環主導了實物循環，貨幣成為市場的信仰。

在一個封閉體內，由於中間加工利潤與工資儲蓄的存在，導致宏觀投資必然虧損，而折舊與資產高估使利潤表誤導了企業家與銀行家，一個願借，一個願貸，於是經濟復甦，乃至繁榮，但也形成頂級企業債務累積與過剩通縮；然後不得不限產保價，供給側改革，結果滑向滯脹，觸發貨幣當局緊縮，接著發生流動性陷阱、資產負債表型衰退、現金流斷裂企業關門、銀行被呆壞賬拖累而倒閉、資產泡沫崩裂迎來明斯基時刻，當債權被消滅，物價得以降低後，經濟復甦重啟，這就是債務長周期。

可見，債務長周期來自兩大根源：央行的基礎債務與商行的衍生債務，現代央行——商行體系誕生與經濟周期相伴而來，具有顯著的因果關係。

3、宏觀貨幣流工具

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貨幣乘數理論推導存在重大問題，現實中誰會借貸後再存入借貸生息？

不會的，因為貸款利率要高於存款利率，理性的選擇是僱傭工人，購買設備原材料進行投資經營活動。

另一個問題是它導致研究者認為借貸瞬間完成，直接用準備金率的倒數得出貨幣乘數，然後計算貨幣供應量。

再後根據該貨幣供應量斷言貨幣超發了，其中以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統計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賀鏗為代表，他在最近的演講中宣稱：我們的貨幣發得太多，放水太多。2017年末M2是167.68萬億，是GDP的25%，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高。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所退休研究員沈華崇認為：現在我們似乎也沒有更好的數據，聊勝於無。我也相信經濟學家們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數據。特別對於特定市場，特定商品，市場的貨幣數量更難準確確定。就現在經濟學的慣例，總價格水平以及通貨膨脹相關性最高的還是M2。

新宏觀卻主張，不能盲從慣例，因為這個慣例導致了M2超發論，一個錯誤的慣例引發後面的研究全部失效。

新宏觀假定價格總水平=瞬時總需求/瞬時總供給為公理，由它可推出P=MV/Q，即費雪貨幣數量公式，這裡需要討論的是M到底是什麼？如何變化？V的真實流速又是多少？

因為M2是銀行債務，不是資產，銀行的流動性由資產決定，而不是由債務決定；M2是存量，不是流量，它只是過去借貸的記錄，並沒有真實的物質存在，它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為準貨幣，更準確的說是影子貨幣，它是無法一次性流動的，是不可完全兌付的。之所以個體存款能自由流轉，是因為量級不夠大，銀行要保證日常提取，其要件是有足夠的超准或庫存現金，它有賴於存款增量，也即M2增量才是流量，因此，銀行對存款增量下降很是恐慌，紛紛加大攬儲力度，一旦有失，則導致擠兌。

所以，決定瞬時總需求的是真正的貨幣流量，它不是M2，而是基礎貨幣中去除法定準備金的部分，即紙幣與電子超准。

由於對存款提取法定準備金，因此，M會逐步衰減，直至為零。如果基礎貨幣全部變為法准，那麼也就失去了流動性，形成流動性短周期，此刻，再大的攬儲也無擠於事了，GDP也降為零。這是當局極力避免的，故會提前降准或量寬。

貨幣流速為一月一次，因為當前是月薪制主導，該結論可以從簡單再生產模型中推得。這與貨幣主義者流速基本恆定的結論相吻合，但它們沒有指出真正的M，以及V的大小。

因此，貨幣乘數不是瞬時完成的，而是按月循環周轉的。

教科書對這一細節的疏忽，直接導致了對貨幣流通規律認識的混亂。

簡單模擬一下，貨幣每月周轉一次，一年12次，每次9萬億x(1一庫存係數)約為7萬億，則一年84萬億GDP，與當前中國經濟數據吻合度很高。

上面就是貨幣循環尚未打通的關節，微觀現金流因此止步於市場黑箱。

新宏觀將貨幣循環加以閉合，形成了公式體系：

月度GDP=M*（1-S*D）^V；

周期總GDP=M/（S*D）；

累積債權=M/D；

流動性危機=M/D》M*（1-S*D）^V；

流動性短周期：月度GDP=M*（1-S*D）^V→0；

債務性長周期：M/D→∞。

其中，M為基礎貨幣，S為儲蓄率，D為法定準備金率，V為月度序數。

通過對比月度公式與費雪公式，可見，月度公式聯繫了儲蓄率、準備金率、基礎貨幣，可以考察GDP、債務水平、資產泡沫、流動性變動，更為適合貨幣經濟。

根據學者六萬水的測算，現在M2=170萬億，中國改革開放後40年的總GDP=670萬億，兩者之比為25%，另外，現在的M2年均增量20萬億，年GDP80萬億，兩者之比也為25%，這驗證了儲蓄率的一致性。

債務為什麼會持續積累？

原因是大而不倒的個體通過借新還舊來保持信用，避免壞賬顯現，這就要求存款增量以及量化寬鬆。

反之，一旦貨幣緊縮，必然爆發債務危機，以及全面的大蕭條，因為頂級企業倒了，中上游產業也就失去了拉動力。

宏觀貨幣流工具是扭轉貨幣認識的節點，一旦對此達成共識，那麼，經濟周期的解釋也就豁然開朗了。

4、評價市場經濟成敗的標準

成功的市場經濟可推進至物價降低、產出增加的繁榮階段，末端即為嚴重通縮。

如20世紀初的美國、二戰後的德國、日本，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失敗的市場經濟則只能停留於物價上漲、產出增加的復甦階段，或者物價上漲、產出減少的滯脹階段，末端均為嚴重通脹。

如一戰後的德國、現在的辛巴威、委內瑞拉。

可見市場經濟成敗的評價標準並非是傳統教科書上的壟斷、信息不對稱、兩極分化、外部性等一般意義上的市場失靈，而是能否推進至繁榮階段，或者說成功的市場歸宿是通縮，而不是均衡。

5、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充要條件

經濟增長的充要條件實物利潤與貨幣利潤同步，重商主義有其合理之處，貿易戰的實質為國家之間追逐貨幣利潤，減少內部債務，努力達成兩者同步。

6、價值補償方式實驗

成功的市場經濟無法實現貨幣利潤，它需要價值補償，於是來自外部的順差拉動與來自內部的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

19世紀中葉的美利堅，二戰後的德日，20世紀80年代後的中國，都是順差拉動，即獲取系統外的貨幣利潤實施價值補償。

大蕭條之後的羅斯福新政，次貸危機後中國推出的4萬億政府投資，帶動10萬億信貸，拉動基礎設施與房地產，都是凱恩斯主義價值補償，結果是政府債務持續攀升，因為該方式並沒有消除兩大根源，只是讓政府替代了頂級投資者的虧損。

7、順差拉動的重要性

順差重要嗎？傳統經濟學對此感到迷茫與疑惑。

這一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論證。

中國基礎貨幣的90%來自外匯占款，也即順差，基礎貨幣的周轉循環形成GDP國民收入，該收入一部分消費，一部分儲蓄，而儲蓄又形成貸款或股市投資，可見沒有前者，也就沒有了這些後者。

順差帶來的是內生貨幣，它避免了基礎債務的增加。

反之，次貸危機後，外匯占款減少，商業銀行從央行再貸款補充基礎貨幣10萬億，貨幣從內生轉外生，導致基礎債務上升，加上貨幣當局緊縮，因此債務危機多發，進入資產泡沫破裂期，這就是新常態、三去一補、系統性風險的主要內容，理解貨幣大環境的變化，對於投資者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再看，美國對逆差的反應，由於持續巨額的逆差威脅債券與貨幣，因此才聲嘶力竭不擇手段地壓制當年的日本與今日的中國。

8、順差拉動的局限性

順差拉動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

資源枯竭、環境惡化、通貨膨脹導致的國民福利損失；

經濟體量限制，這是因為逆差國債務不可持續，即它只適合小的經濟體，或者大的經濟體剛剛啟動時；

貨幣主權喪失，中國央行成為美聯儲的支行，貨幣政策被動；

經濟獨立性差，受制於逆差國。

19世紀的英國與美利堅、二戰後美國與德日、現在的中美，都曾經歷過逆差國與順差國的鬥爭，80年代日本經濟高居世界第二，但美日貿易戰後被迫簽訂廣場協議，接受產業制裁，結果失去了二十年，從第二位置上跌落下來。

9、中國的出路

新宏觀利用順差拉動黑箱法，通過分析傳統儲蓄投資的債權股權的形態不穩定性，得出儲備需求解決方案，它包括央行購買重大專利、勘探成果，支付通行費、清潔空氣費來調動社會儲蓄，典型如社保投資高速、高鐵、紅旗河等基礎設施，以消除債務長周期的兩大根源，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崛起之路。

一旦實施了儲備需求，真正的平衡貿易成為可能，這就避免了貿易戰，也防止了倉促間過度讓步，使處於高位的美股換股收購當前破凈的A股，導致國民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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