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隊與八旗——另一種視角看明末和中國傳統政治體制

官僚（先鋒隊）不敵階級，階級不敵民族（八旗）。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無非是官僚國家的正軌，和被異族打斷的歷史罷了。在早期，作為地主階級的先鋒隊，官僚可以最大限度的集中力量發揮出戰鬥力，掌握了空前的組織力，所以秦漢這種古典軍國主義國家屢屢取勝，打的不搞先鋒隊制度的全民（民指地主）國家抱頭鼠竄。隨著社會的發展，管理成本的提高，地主不再掌握社會的全部資源，官僚掌握的資源也越來越少，所以官僚作為先鋒隊，一方面組織能力減弱，一方面也越來越被地主們憤恨，認為不代表他們利益。所以官僚不但不能有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甚至連本階級力量都不能全面動員。以至於官僚中國屢敗於能全面動員本階級力量的異族，更不能抵擋那些最大限度彌合階級矛盾，以全民族身份發動戰爭的異族，導致兩次亡國，而本國地主居然往往因為異族管束較少選擇投降，可謂奇恥大辱。——前言

一

我小時候沉迷於馬克思主義，看了很多有趣的東西，但一直以來也有個疑問。我們的教科書總是有個公式，某政權和某政府是代表某階級的，如說道唐朝，就說唐朝政府和皇帝就是代表唐朝地主階級。我那時不懂「代表」一詞的含義，對此頗有疑問。何謂「代表」？是說李世民不過是一群叫「地主」的團體的傀儡嗎？後來年紀漸長，看了《新階級》一類的書，才醒悟到所謂「代表」理論的局限性。若官僚壟斷全部權力，則官員本身即為一群體，一階層，一階級。各個階層在社會中地位有高有下，有貴有賤，也有博弈。但「掌握權力的人」才是真正的統治者。所以劉備與曹操都是所謂地主和軍閥，但不共戴天，因為問鼎寶座，掌握權力的只有一人。所以所謂代表理論，不符合事實。這種思維方式，也不符合中國傳統的概念和現狀。

不過如果仿照著PRC的說法，換一種說法就說得通了。唐朝政府，李家，所謂關隴集團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但不是一般的代表，而是掌握一切權力的唐朝地主的先鋒隊，這麼說就正常多了。同理類比，劉家是漢朝的先鋒隊，司馬家是晉朝的先鋒隊，趙家是宋朝的先鋒隊，云云。之所以地主在自己「當家做主」的朝代還要造反，是因為自己並無權力——除非當上先鋒隊。要爭的，就是這個先鋒隊權罷了。

但仍有一點讓我感到奇怪。我至今認為，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他對社會的直覺無出其右。馬克思怎麼會「犯下」如此巨大的錯誤？19世紀的學者們也極少反對「階級」的概念？即使馬克思是為了宣講他的理論而刻意扭曲他的觀點，那為何其他學者頂多強調「階級調和」，從來沒說階級理論本身是錯誤的呢？後來我發現，錯誤的並不是馬克思。馬克思的想法，和歐洲自己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

二

中世紀歐洲，日耳曼人遷徙的時候也一併把習慣法和部落制度帶了過去。部落制度下，就有一定的民主。這種「民主」，經常只屬於本氏族的成年男性戰士。雖然本氏族本身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自然而然，若是氏族滅亡，男性被屠殺，婦孺也會變成奴隸），但凡是有發言權之人都可視為本氏族的「公民」，擁有政治權力。而本氏族的領袖，也可以被公議廢除。假如某些戰士不能出席氏族會議，就會委託某人代表他們發言，有時還能處理一些投票之類的事物。這些「代表」，只能表達這些戰士的意願，不過是應聲蟲而已。當然，戰士們有貧有富，利益不同，所處地方不同。我曾想，假如把不同利益，不同觀點的戰士圈子當做階級或階層，把這些代表他們發言的人當做代表。馬克思所謂「代表」理論，大概就是這麼來的。

不同於希臘和羅馬的各種公民大會，就是日耳曼人尚未發生巨大的貧富分化，讓這種「公民」的政治權力有價值。每當我讀書讀到羅馬帝國後期，貧富分化巨大，政治混亂，很多議員因為破產寧願放棄自己的公民權，這種「權力」迅速貶值，最後被皇帝普遍分發。我後來醒悟到西方把民主制度推到希臘羅馬是可笑的。因為希臘羅馬的所謂「民主傳統」，其實並沒有延續到日後。

不過貧富分化是少不了的，西方後來也進入到了中世紀封建社會，大部分男性變成了農奴和自耕農，不再享有政治權力（不考慮廣泛存在的自治城市的話）。但是貴族依舊享有這些權力。貴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君主，而在君主的土地上則是君主議會的一員。一方面，自己的土地保證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另一方面，君主的議會仍然有很大的權力。封臣可以和君主博弈，甚至廢黜君主，這些都有慣例，甚至成文法律。當時西歐的政府和官僚還要等到近代才能建立，沒有一個直屬君主的官僚階級，在那時候，說貴族是「統治階級」也是不錯的。不集權的國王不是貴族的先鋒隊，在近代以前的西歐，也沒有一個官僚階級存在，作為先鋒隊偷走了貴族們的權力。真要談先鋒隊，還得談大航海時代和近代國家建立後的近代專制君主國。不過那是以後的事了。

對比我國，我國的地主可以和官僚階層博弈嗎？地方主政的官僚對地方的地主「負責」嗎？有成文的法律保證地方地主的權力嗎？都沒有。說我國地主是「統治階級」，我是有疑問的。只能說他們比農民享有更多的權力，擁有更多的利益，國家保證他們的特權。但他們身為「統治階級」真能問責最高權力？真能讓地方的官僚對他們負責嗎？不能。當然，部分地主通過博弈和權謀可以迫使地方官僚行政參考他們的利益，甚至把地方官僚變成他們的傀儡。但這些手段並不為法律保障，也不是正常現象。類似於在今天，黑社會也可以控制某些地方。黑社會可以脅迫官僚，可以控制當地經濟，但永遠是不見光的，沒有法律給他背書，他不能合法的把控制長久的傳遞下去。一旦政治風聲緊，領袖能力有限，統治就會土崩瓦解。因此，我們不能說黑社會是某地的主人。歸根結底，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主們，仍然無權讓地方官僚向他們負責，仍然是無權的。所以地主們即使擁有了大量土地，大量財富，甚至私兵，在非軍閥混戰的年代仍然要盡量科舉，成為官員，正式成為統治階級。不然，始終不過是一個「民」罷了。他們如何在當地橫行霸道，都是不見光的罷了。

實際上在作為「整個地主階級的先鋒黨」的古代中國，在官僚——也就是先鋒黨的成員的眼中，普通的地主，士紳，也不過是「民」，和普通的草民和自耕農也沒有什麼區別。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地主更狡詐，錢財更多，更「麻煩」，也更能獲得好處。官員們也絕不反對發生「階級流動」，讓自耕農成為地主，或者讓地主跌落為平民。誠然，地主比平民似乎位置更高（在法律上連這點都未必），社會地位更高，但也不過是更多財富帶來的附加罷了。一個官僚可以巧取豪奪一個自耕農，也可以巧取豪奪一個地主。

我不是說在中世紀，西歐好於中國。在法律上，中國的自耕農和地主同樣享有同樣的權利，遇到秉公執法的官僚，他們也可以享有平等的待遇。總比西歐近乎「不是人」的農奴好。而西歐的議會也好，氏族會議也好，都不是他們比中國更早進入近代化，擁有現代民主的必然條件。羅馬和希臘的議會更早，為何最后土崩瓦解了呢？我只是在講一個來龍去脈而已，並不是做價值判斷。

三

今天有些人說中國的權力屬於資產階級，比如鴻茅藥酒事件就可以當成一個典型例子來分析。鴻茅藥酒是通過合法手段控制了當地人大，把政府換成了他們的代理人，讓官僚成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人嗎？不是。鴻茅藥酒是因為能給當地創造GDP，讓政績GDP指向的官僚把鴻茅藥酒的資本家們當成了可以勾結合作的夥伴，結成了一個攻守同盟，是一種「互利共榮」的關係。假如當地出現了另一家可以創造GDP的企業，當地官僚也可以拋棄這個夥伴選擇新夥伴。假如民怨沸騰，上級震怒，官僚們也會立即和盟友們劃清界限。綜上所述，當地官僚和鴻茅藥酒的資本家是兩個互相勾結，互相牟利的主體，而非官僚是鴻茅藥酒的代理人。

也就是說，從鴻茅藥酒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政治權力只屬於官僚集團，不屬於資本家。假如按先鋒隊理論去套一下的話，變的頂多是「代表」階層，甚至連先鋒隊本身都沒什麼變化。假如刻薄一點，引用一下鴨子理論——即長的像鴨子，叫的像鴨子，就是鴨子，可以這麼說。自1949年到今天，權力控制在誰手裡？這是「一以貫之」的。

四

回顧一下我國。在秦漢的時候，地主階級興起，迅速成為了經濟和社會的決定力量。當時各個新興強權，無論是秦國還是後來的漢朝，都是採用了「先鋒黨」制度。也就是說統治集團把所有的力量都掌握到自己手裡，用官僚統治所有人民。人民無論貧富，即使是「豪強」，也都是編戶齊民，沒有特權。這麼做，迅速把權力掌握在了自己集團手裡，所以屢屢在戰爭中勝利。想復古的，改革不徹底的，都輸給了這些強權。

有些人至今對秦漢的所謂「組織力」津津樂道，然而這「組織力」是有問題的。為什麼秦漢的時候可以設置「三老」，可以把政權的觸角伸到基層呢？為什麼明朝不行，要依賴師爺？很簡單，社會發展了，人口增加了，統治難度增加了。原本官員只管理百人，可以監管到每一個人頭。等官員需要管理上萬人的時候，必然只管理官吏。以前只有農業需要管理，後來有了發達的商業，手工業，難度自然增加了。想恢復秦漢的組織力，就必須讓社會倒退，讓發達的工商業消失，還得降低人口。明朝假如想模仿秦漢，先得炸平秦淮河。有個遊戲是這麼模擬統治難度的。統治者的統治能力是個常數，想「高度集權」，增加直轄領地，就得降低附庸數量。只有科技進步，可以外生的提高這個常數。這個模型簡單粗糙，卻可以簡單的回答秦漢所謂「組織力」的問題。

秦暉批評所謂「皇權不下縣」是笑話，從中國統治者設置的各種官職的目的和執行來看，統治者從來沒停止過讓皇權「下縣」的努力，在這點上秦漢和明朝是一致的，統治者或者說先鋒隊總是想把全社會都變成編戶齊民，控制每個角落，至於做不做得到另說。其實可以換一種辦法分析這個問題，下縣與否是有時代背景和科技局限性的，有電報自然比沒有統治力強。中國皇權下不下縣，要和其他國家比。漢朝的皇權下縣程度和羅馬帝國比哪個高？和波斯帝國比如何？和托勒密埃及比如何？和貴霜印度比如何？說漢朝皇權不下縣，無異於說「20世紀德國比21世紀的美國窮，所以20世紀德國是個窮鬼國家」。

五

隨著官僚，這群「先鋒隊」越發不能操控整個社會，甚至連地主，這個他們理論上應該代表的，階級都無法操控，官僚的組織力也急速下降。明朝的時候有大批漢奸懷念元朝，懷念元朝的「輕」和「寬」，原因是什麼呢？不是農民懷念，而是地主和知識分子懷念。蒙古人的文化極低，其統治非常古典，甚至古典的讓人發笑。蒙古人只在乎賦稅，只在乎被統治者——整個被統治的民族能否上交財富。至於具體被統治者如何生產，蒙古人根本不在乎。因此，元朝的很多地主在當地如同小封君一般。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地主覺得他們的蒙古主子只收賦稅卻不干涉他們的統治，實在比又要收賦稅，又要限制他們的政治權力以防止他們過度欺壓其他階層，又不對他們負責的先鋒黨漢人官僚集團強多了。這點在清朝重演了一邊，在清朝慷慨的封王封侯，慷慨的把地方自治權交給廣大漢人地主的時候，大批漢奸應運而生。至於日後清朝「違約」，反倒對地方的控制強化起來，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凡是先鋒黨，都喜歡以全民代表自居。古代的官僚，除了大宋這個先鋒黨孱弱的朝代有地主公開大放厥詞想把其他人民開除出人籍（即著名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論）以外，官僚無不標榜自己對其他民眾「一律平等，不分貴賤」。一方面，先鋒黨深知農民即使掌權，也不過是變成另一個王朝，也大可留用自己的多數成員——更何況農民難以掌權。所以先鋒黨防自己的代表的地主階級造反，防禦「豪強」之心，強於防農民。另一方面，作為唯一的權力來源。作為貌似「公允」的一邊，居中調節，獲得各個階層的效忠，實在是掌握權力的不二良方。秦漢遷徙豪強進長安，打壓處死作為大地主的「大俠」，就是出於這個目的。

當然，對於普通人民，先鋒黨和整個官僚集團更是極其殘暴無情。我不必列舉事件，只說商君書的五件事即可「壹民、辱民,貧民，弱民，疲民「。而現代的民族主義，推崇公民強大，民族則強大。把權力來源和國家看做人民本身，人民強大則國強。而古代的官僚集團，則時刻畏懼人民反抗。但我想提請諸位讀者注意一點，這裡的「民」是指農民嗎？是指平民嗎？都不是，是指民間。商鞅恐懼民間造反反抗政權，請問，假如只有農民被辱，被貧，被弱，被疲了，其他地主卻很強大，商鞅的目的能達到嗎？不能。商鞅說的很明白，其目的是」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然而畢竟官員本身就是地主的一員，當農民起義發生的時候，整個先鋒黨和政權也會淪為起義者的靶子。也只有這時，考慮到同為「民」，地主們被「貧，弱，疲，辱」不能鎮壓反抗了，他們才會開放一些權力，讓這些地主去鎮壓起義。而這個過程中，政府千辛萬苦的集權往往功虧一簣，地主掌握了權力，產生了野心，有了自己成為新的「先鋒黨」，來代表整個「地主階級」的野心。有些政權，比如大漢就這麼被取代了。有些像大明，對勛貴和地方的防範到了死亡的那一刻。

六

光談少數民族在學習漢族的時候增強了力量，是不能解釋為何少民能入主中原的。比如金朝野蠻落後的很，卻可以打敗遼。為何遼不能像金一樣打敗宋呢？根本的解釋方式應該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作為全體地主階級的先鋒黨官僚集團無法代表全體地主的利益，又無法代表全民的利益，只能發揮出支持其體量的一小部分勢力。那麼，在能代表整個民族統治階級力量的野蠻民族，甚至能代表全民族利益的野蠻民族面前，這體量的差距被極大的縮小了。當野蠻民族人口足夠多，體量足夠大，或者產生了優秀的領導人和動員制度彌補了體量的差距後，中原王朝就可能滅亡。當先進（無人能否定這一點，在當時我們的帝國制度確實先進的很）的制度腐敗，不再有代表性，又不能及時演化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就可能輸給高效的野蠻制度。

這裡我想談談滿清。如果說大明的官僚作為大明的先鋒黨，內部已經分化，真正心向這個先鋒黨的大明忠臣們已經不能代表全部地主，不能代表江南商人，更不能代表農民和織工的時候，滿清的八旗制度卻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全部滿人，尤其是團結了滿人的上層軍事貴族。在對漢人的掠奪中，他們一榮俱榮。從旗主到包衣奴隸，民族的最下層，他們都能獲益。有很多人早已談到了八旗是一個「政治民族」，我不再贅述。實際上滿族的民族性和階級性都分不開。因為階級性，他們團結。因為民族，他們團結。當我們的「代表」連本階級都無法代表的時候，對方卻是一個民族，這就能解釋我們的失敗了。

如果我們抱著先鋒隊和官僚制度不放，就會發現一個脈絡。先鋒隊——階級——民族的脈絡。如果說蒙古人不在乎本民族下層為奴，只在乎蒙古貴族，大元只代表蒙古地主的話。再看到鐵杆莊稼發到清朝瀕死，清朝皇帝時時刻刻充滿民族情誼，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可怕的真理。「六親不認」，對本民族本階級都不在乎的先鋒隊會被完全代表本階級的力量消滅，而只代表某階級的力量會被作為一個整體的民族消滅。滿清把階級矛盾轉嫁到全體漢人身上，用民族的吸血來維持一個滿人民族的存在，正是滿清能比元朝統治長久的秘訣。

而畢竟，在工業革命甚至現代以前，長久維持全民族的認同是很困難的。沒有鐵杆莊稼和滿人特權，就沒有那些已經忘記滿語的滿人的滿族認同。而這些特權，本質上是來自漢人，尤其是漢人勞動者的血汗。這種階級矛盾的解決，用左派的理論，也只能以滿族整個民族的消滅而告終——因為他們的認同就是來自於剝削漢人。剝削只有小剝削大，少剝削多，從無多數民族能靠少數人勞動供養的例子。這正是為何我們要堅決反對滿清的原因，也是我會永遠嘲笑那些用階級話術為滿清洗地的左派的根本原因。蒙古人可以在元朝淪為漢人奴隸，因為元朝只在乎蒙古貴族。但滿族，或者說八旗不是女真，這個民族的存在就是對左派熱衷的階級理論的可怕嘲諷。

七

然而滿清的入主必然有偶然性，如果滿清因為偶然因素消亡了，是不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官僚先鋒隊會長存呢？

不會。

正如官僚先鋒隊制度是伴隨著地主階級誕生而在中國誕生一樣，這個制度在正常情況下也會因為時代變化而滅亡。唯一的問題在於怎麼滅亡而已。

第一種可能是先鋒隊制度再也搞不下去了，宋朝官僚的理想會在明末復活。明末思想家對君主制的批判，實際上是對一家一姓制度的批判，不僅有新興商人的不滿，更有廣大地主不甘於被先鋒隊統治的憤怒。很有可能，一個對全地主階級權利廣泛尊重和保護的新國家將在江南誕生。這個政權最後是如同東歐波蘭立陶宛一樣經歷再農奴化，讓社會矛盾激化。還是說如同把選舉權交給全體資產階級後不可避免的讓選舉權落入全體成年男性最後全體公民之手，還未可知。

更有可能是先鋒隊制度開始在西化中慢慢改革，與西方殊途同歸。隨著近代西方開始廣泛採取了專制君主制度，官僚階層開始形成，貴族被剝離了權力。但是新興商人和資產階級的力量也逐步增強。他們一邊用財富支持政府，一邊爭取權力。政府在讓利的過程中逐步調整了立場，最後慢慢轉變為民族國家和採用資本主義。

再以鴻茅藥酒舉例。不錯，在現有體制下，官員和鴻茅藥酒的資本家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但利用就是合作的開始，合作本身會導致官員愈發依賴對方。假如在古代，隨著商人權力逐步增加，商人對政治影響加深，很有可能上層出於某種需要會允許商人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政權。隨著西方知識的傳入，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和啟蒙思想的傳播，上層不得不利用這一切。尤其是在上層不得不利用民族主義組織軍隊，對抗愈發貪婪的西方國家和北方威脅的時候。

我經常設想一個場景，假如明朝沒有滅亡，逃亡到了南京組織了一個地方政權。大順大西的農民起義軍也組織了自己的政權，與北方的滿清對峙。無論是保護自己的需要，還是果真出於民族感情，政權都註定必須解除對地主的束縛——或者主動用民族主義來組織軍隊，用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來制衡越發壯大的地主的力量。等啟蒙運動興起，會不會揚州的商人，南京的官僚，徐州的地主與無錫的手工業者，一起向皇帝遞交「請願書」呢？然而這一切，都隨著最後一個漢人政權的覆滅化為了泡影。

至於民國，隨著抗戰結束原本不多的中產階級的覆滅，民族資本被戰爭和美國衝擊殆盡，各路軍閥興起，先鋒隊成為了各種意識形態的選擇，實在不值得去談，也沒必要去談。

（和諧）

對民國和新中國來說，漸進時代已經結束，歷史已經不必回顧。唯一值得去想的，就是如何工業化，發展出強大的市場經濟狂飆突進的中產階級。以及如何達成共識，用最野蠻的方式來保衛自由，保衛權利，保衛財富，同時進行最冷酷的改革以保證共同體不被撕裂了。

請看下期：謀事在人：聯邦與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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