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契約密碼：全新視角的中國文字、文明簡史（一）

來自專欄 道義社會

本文較長，近3萬字，閱讀時請注意標識。推薦在電腦上，或列印出來閱讀。也有朋友發來信息說手機看起來太累，敦促出書。請對本文及本主題有興趣的出版商與本公眾號聯繫，也請認識相關出版商的朋友予以推薦。有相關學術諮詢需求的機構或個人，也請與本公眾號聯繫。

本文的原本意圖是，對中國文字、文明的契約屬性和始源進行概要性說明，幾千字就完事。但是，這個論題太過陌生，不好寫，不好懂，於是又總想著不能太概要、抽象，要掰開、具體。就這樣，不覺中就快來到30000字。儘管對很多人來說，這太長了，但是，這依然是一個概要。更詳細的解釋和分析，近幾個月內將陸續推出。

一

自東漢許慎以來，對漢字所形成的最大誤解是，漢字的造字基礎是象形，漢字是象形文字。進入現代社會以後，隨著對古兩河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發現，漢字也與原始楔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一起，並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三大象形文字。事實上，從根本上說，漢字的造字基礎並非象形，漢字也非象形文字。同時，漢字也與古兩河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貌合而神離，存在本質不同。

儘管漢字中的確有一部分文字是象形文字，但是，漢字中的核心文字，卻無一例外，均非象形文字，而是來自對結繩和書契符號的直接借用。何謂核心文字？就是表達重要理念，重要事物，重要制度等文明中重要元素的字。結繩和書契是中國文明中，也是整個人類文明中契約的兩種原始形態，尤以結繩為最。

不妨舉一些字例，讓大家先對甲骨、金文中的結繩和書契符號有個初步印象。

女、卩、母、公、私、自、己、子、巳、命、令、印、鄉、邦、域、國、邑、節、要、卿、見、光；關、系、聯、繁、亂、官、師、率、滋；鳥、藿、夏、龍、鳳；戈、我、錢、戚；玉、朋、契、禮、理、券、德、直、尹、君、王、士、聿、律、辛、言、辨、竟、丙、商、邊、辰、農、半、片、方、央、干、單、古、章、錄、祿……。這些字都是契約文字，其主要結構都是直接對契約符號的繼承和借用，或者結繩符號，或者書契符號。

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字中的很多字還可以作為偏旁部首，衍生出更多的新的字。對這些源自結繩和書契符號的核心字，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我們會逐一解讀，揭示結繩和書契機制的符號化原理，以及這些字通過借用這些符號所要表達的原始內涵。本文主要是做一個總綱性、背景性的說明。

結繩和書契是中國文明中，也是人類文明中契約的最早形態，結繩最先，書契次之。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現在可以確認，結繩與易經在同一個時代出現，時間至少在10000年之前。

關於結繩出現時間的文獻記載，最重要的有三條，分別來自《周易》、《老子》、《莊子》。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本書在倡導「越名教任自然」的魏晉玄學時期，是最受推崇的三部經典，合稱「三玄」。

第一條，《周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工）以治，萬民以察」。隨後還說：「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第二條，《老子·八十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第三條，《莊子·胠篋》：「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這三條資料共同認為，在中國的上古之世，存在著一個結繩而治的時代，僅僅憑藉著結繩這一治理工具，社會就呈現「至治」、「至德」的美好狀態、理想狀態。

具體這個「上古」之世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時代，這三條資料也給出了相應的參照。《周易·繫辭》說，在這個上古之世，「民穴居野處」。《老子》非常希望復興和回歸到這個結繩時代，整個八十章，實際上就是通過對當下進行否定的方式，間接呈現結繩之世的狀態——物質貧乏，但內心滿足：人民稀少，沒有多少工具，沒有甲兵，沒有車船，人們的移動和活動半徑很小，但人民卻認為自己吃的很好，穿的很好，對自己的居住環境也非常滿意和安心，社會的文化風俗也讓他們由衷的快樂。《莊子》則點明，這個上古時代最早可至伏羲（伏戲）時代。

包括《周易·繫辭》在內傳統文獻，認為伏羲時代位處神農時代之前，而神農時代則是農業出現和興起的時代，因此，伏羲時代尚無農業。而是一個漁獵採集時代。綜合這些資料可知，上古結繩時代的最早階段是漁獵採集的伏羲階段，當然這個時代也穴居野處。

但是，同時傳統文獻還將伏羲時代看成是中國文明起源的時代，其中最重要的標誌是易經的出現，即所謂的「伏羲畫卦」。這意味著在中國文明的文明之初，存在兩大核心文明要素，一個是易經，一個是結繩。伏羲時代、結繩時代、易經時代、漁獵採集時代，四者之間存在重要交集。

易經的內核在義理，在心性，不關注生活實踐，比較形而上，但是，以結繩為形態的契約，卻是直接和人們的日常經濟活動相聯繫，是實踐化，生活化的，同時也是社會化的、制度化的。以結繩為形態的契約，也是中國和人類文明中最原始的制度形態，中國以及中國之外後來的制度演變，正是根植於契約的。

這樣以來，易經和結繩就是中國文明的兩個始源性元素，是中國文明的雙分子螺旋。甚至，這一判斷在整個人類文明的層面也成立，即易經和結繩也是人類文明的兩個始源性元素，是整個人類文明的雙分子螺旋，因為考古資料顯示，在9000年前源自中國的易經和結繩已經西傳之西亞，而且此後周期性的西傳，持續不斷地影響了西方文明的產生和演進。

現代人一度錯誤地認為，農業才是人類文明的溫床，也是人類文明的產生前提，因為農業可提供穩定的食物來源，讓人過上穩定的定居生活。因此就想當然地認為，中國傳統文獻中關於文明起源於農業之前的記載是「神話」杜撰。

文明起源於農業這樣的觀點是隨著考古學的引入而在中國開始出現和流行的。但是，也是隨著考古學的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人類的文明更可能產生在農業之前的採集時代，而非農業時代，而農業更可能只是文明的產物，是文明的新階段，而非文明的源頭。因為，在農業出現之前的10000多年前，人類就開始採集和食用野生穀物了，進入了糧食時代，即中國傳統文獻中所說的「粒食」時代。這種來自野生穀物的糧食已經可以為人類提供相對穩定的食物來源，讓其過上定居生活，從而催生文明的產生。

因此，產生易經和結繩的中國「上古」之世，很可能就是農業尚未產生，但是已經開始採集野生和利用野生穀物的漁獵採集時代。從目前的考古證據看，人類最先開始採集和食用野生穀物是發生在中國華北地區，所採集的野生穀物就是野生小米。石磨盤、石磨棒是加工野生小米的工具，目前中國出土的石磨棒最早已經可以追溯至25000年前，比西亞同類工具要早10000年左右。

在加工野生穀物上，農業之前的中國實際上出現了兩種重要工具，除了起源於北方小米區的石磨盤石磨棒之外，還有起源於中國南方大米區的陶器。陶器是最早的野生穀物蒸煮工具，是鍋的前身，而鍋也是當下中國加工食品的最主要工具。目前中國南方所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比石磨棒略晚，但是也遠早於西亞最早的穀物加工工具石臼。

文明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即伏羲時代，更可能發生南方的陶器傳入北方小米區之後。此時，在石磨盤石磨棒的基礎上，憑藉陶器這種新的食品加工工具，可以進步提升食品的質量，進一步擴大食物的範圍，從而讓食物來源的穩定性進一步提升，讓當時生活的穩定性進一步提升。從而催生了易經和結繩的產生。

這一推測也得到民俗學、語言文字說方面資料的佐證。聞一多曾經基於語言文字學、民俗學，對伏羲進行考證，認為伏羲的本義可能和葫蘆有關。在聞一多的基礎上，當代古文字學者劉志一（1937-2014）進一步考證認為，伏羲之所以和葫蘆有關，並非在葫蘆本身，而是因為把葫蘆作為製作陶器的工具，即將泥片貼在葫蘆上，方便定型，然後再進行燒制。

綜合全球範圍內的陶器考古資料，可以推知，陶器從南方大米區傳入北方小米區的時間大約在17000年前，這是伏羲時代的時間上限。同時，考古資料還證實，農業起源於10000年前左右，包括中國北方的小米農業，中國南方的大米農業，以及西亞新月地帶的小麥農業。10000年前就是神農時代的時間上限，也是伏羲時代的時間下限。因此，伏羲時代就是17000年前-10000年前的7000年。

二

從技術上來說，無論是重在義理和心性的易經，還是作為契約最原始形態的結繩，都是對抽象數學這一工具的應用。因此，兩者是建立在抽象數學已經出現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抽象數學也是伴隨著易經和結繩的出現而出現。抽象數學與易經和結繩之間，近於雞和蛋的關係。易經用數學去模擬外境的變化，天道的變化，而結繩則用數學去記錄契約所涉及的財產的價值。

數學是一套抽象的概念體系，也是一套抽象的符號體系。數字是超越任何具體事務的絕對抽象概念。世界上只存在具體的一個東西，譬如一頭牛，一塊石頭，一棵樹，一個人等等，但是絕不存在一個不與任何事務、物體有關的獨立的、抽象的「1」。抽象的1的概念是人的發明。而要表達抽象的1這一概念，則需要一個具體的符號。由於數字1本身是抽象的，沒有任何具體的形象，因此，表達數字1的具體符號，就不可能是象形的，而只能是人為賦予和約定。

數字元號是人為賦予和約定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數字元號在起源上也是一種契約。事實上，數字概念和符號的推廣應用，正是伴隨結繩和書契這兩種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的推廣和普及而進行的。

數字元號是人類最早的抽象符號系統，而易經和結繩則是最早應用數字元號系統的系統。更重要的是，易經和結繩不僅是對數字元號進行應用，而且其自身，也基於數字元號的理念，而分別產生一套新的符號系統：易經八卦符號系統，結繩符號系統，也可稱之為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

對於易經的八卦符號系統，大家是不陌生的。因為以義理和心性為中心的易經，自其產生以來就得到重視和學習。西周易經開始初步的漢字化、文本化，大規模的文本化則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文本的最終定型是在兩漢，成為《周易》。漢以後以五經為中心的經學體系建立，而《周易》則一直位於五經的核心，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對於和易經符號系統同時起源的結繩符號系統，即契約符號系統，由於契約形式的急劇變遷，導致結繩和書契在春秋戰國之後開始邊緣化，至東漢就近於消失，契約符號也在春秋戰國，尤其是兩漢以後，也迅速被人遺忘。

除了最早的結繩符號系統之外，契約符號系統還包括後來的書契符號系統。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共同構成漢字出現之前中國文明中的契約符號系統。

「文」這個字的狹義義項就是指抽象符號，尤其是漢字產生之前的抽象符號，包括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事實上，漢字本身也是一種抽象符號，也是一種文。也就是說，文的內涵比字寬泛很多，不僅包括字這種形式的文，而且更包括漢字產生之前的文。字是文的子集，文包括字，但字並不包括所有的文。

不僅如此，字最為一種抽象符號，其基本理念完全是對文的基本理念的繼承，更重要的是，核心字的具體符號的形成，完全來自對書契符號的繼承和發揮。因此，文和字還是母子關係，文是字之母，字是文之子。

這一層含義恰恰體現在「字」這個字本身上。「字」的字形為寶蓋頭下一個子，意思是在家中生育孩子，因此「字」的原始義項都和婚育有關。將本來用於指代婚育的「字」用來去表達「文字」的「字」，意思是很明確的，「字」是一個被生育的孩子。是誰生育了「字」，是文。

對於「文」和「字」的關係，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做了相對準確的記載。他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官倉頡……初造書契。……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他將漢字的淵源追溯至易經和結繩、書契，將這三者統稱為「文教」。他還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確指出，字是由文生育孳乳而出。

但是許慎犯了兩大錯誤。第一個錯誤是認為「文」的產生原理是象形，「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第二個錯誤是，對結繩和書契的出現年代進行了錯誤的判斷。他認為結繩比易經晚了一個時代，起源於神農時代，事實上結繩和易經更可能源於同一個時代，都在農業之前的伏羲時代產生。書契的產生也遠遠早於黃帝時代。

目前出土的最早的書契符號來自西安半坡遺址，時間在7000年前左右。而最早的結繩符號則來自甘肅大地灣遺址，時間在8000年前左右。前者是刻畫在陶器上，而後者則是繪製在陶器上。

須要指出的是，在文明文化研究上絕不能陷入考古主義，絕不能將目前出土的繪製有結繩符號的陶片的最早時間定位結繩本身的出現時間，也絕不能將結繩符號的最早出土地定位結繩的起源地，因為這裡還有文明、文化的傳播問題。還需要結合傳統文獻記載，以及整體的文明、文化脈絡和氛圍。關於這個問題，以後將專文詳述。

就結繩而言，結繩機制的符號化要晚於結繩，而將結繩符號繪製在陶器上，更要晚於結繩符號的出現。在考古學上，甘肅大地灣是中國彩陶文化的起源地，彩陶圖案的主要內容就是結繩符號，或變形的結繩符號。然而，中國的彩陶自始至終都於西亞彩陶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步性。兩者的圖案是相似的，而起止時間是同步的，都興起於8000年前左右，又在5000年前左右開始同步衰落，並最終消失。這意味著在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同時也證明在彩陶期間，中國文明和西亞文明之間存在密切交流。對中國而言，將結繩符號繪製在陶器上，即彩陶，是一種新習慣，新文化，更可能從西方傳入。這意味著結繩符號的出現與將結繩符號繪製在陶器上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而是是外來文化的影響有關。

許慎之所以將「文」的性質和內涵搞錯，以及將結繩及書契的出現年代搞錯，原因就在對結繩和書契，尤其是對結繩這種早期的契約形態和機制的遺忘。他不清楚，在漢字產生之前，中國存在一個漫長的契約符號時代，正是這些契約符號構成了「文」的最重要部分，因此這個時代也可稱之為「文時代」。也正是這些契約符號，被漢字直接繼承，構成了漢字的基石。

許慎錯誤是中國傳統經學的固有缺陷所致。中國傳統經學發端於春秋戰國，成型於兩漢。這個經學就是以易經為核心的五經（或六經）體系。五經系統的最大缺陷就是重易經而輕結繩，或者說重義理、心性，而輕契約、實踐。

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兩種早期形態，兩種原始形態。契約則是中國文明中社會制度的最原始形態。契約符號是中國文明中最早期抽象記錄符號的最主要部分，即「文」的最主要部分，漢字正是在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契約不僅是社會制度的最原始形態，而是後來社會制度形態的基石，後來的社會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在契約的基礎上演變而來。在春秋之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形態還表現出典型的契約特徵。這一點在下文，和以後對相關字的具體解釋中，還會詳述。

單就這一點上，老子做的比五經系統要好，他明確提出要「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即恢復結繩的制度，恢復契約秩序。這意味著在老子的時代，人們對結繩的歷史還有印象。然而遺憾的是，儘管老子非常重視結繩制度，但是他並沒有對結繩制度本身做過多記錄和解釋。《老子》一書提到結繩的也僅僅這一句。不過也不能全怪他，畢竟整部《老子》才「五千言」。

一旦五經系遺忘和忽視了契約，遺忘和忽視了結繩和書契，就遺忘和忽視了制度設計的理論基礎。在面對外來的制度形式的衝擊時，就顯得無所適從，毫無抵抗之力，唯有屈從。這是中國社會自春秋以來，在制度上逐漸迷信和集權專制的根源所在。現代人將此成為「外儒內法」。

西漢的董仲舒，號稱儒家，但是在制度設計上，他倒向了迷信，企圖用「天人感應」去約束君權，這註定是徒勞。此後中國歷史的整體趨勢，是皇帝的權力越來越大。而儒家學者又跟風屈從，提出了所謂的「三綱五常」說，又衍生出「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愚忠愚孝」說。而事實上，在春秋之前，君臣關係實質上是契約關係，甚至連父子、母子關係也是根植於契約。這一點明確體現在「王」、「士」、「父」、「母」這些字的甲骨字形上，以及五經系統中關於早期君臣和父子關係的不太明確的記錄上。中國原始的政治觀和家庭觀都是根植於契約。

三

以結繩和書契為形式的契約制度和契約符號，之所以會在五經系統中消失，正是被孔子怒斥為「禮崩樂壞」的歷史大變革所致。

現代的中國的主流觀念一味附和賣國賊李鴻章，說什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歐美文化所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事實上，近三千中國歷史所遇到的最大衝擊並不來自近代歐美人，而是兩千六七百年前的亞述、波斯人。儘管亞述、波斯人並未直接侵略和統治中國，但是正是起源於亞述和波斯的「法家」文化，通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傳入中國，成為「禮崩樂壞」的真正罪魁。

春秋戰國時代的那場「禮崩樂壞」，不僅使中國長期陷入戰爭狀態而不可自拔，更重要的是，還使中國歷史出現休克式的中斷，使得後來的中國人，對此前的歷史局部上失憶，對此前的契約的歷史、制度和符號失去記憶。而五經系統正是在「禮崩樂壞」，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發端和逐漸成型的。

中國文明本來是雙核的，一核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義理心性核，另一個核則是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核。而五經系統卻僅僅保留了義理心性一核，卻遺忘了契約一核。因此，五經系統是實際上是一個殘缺的系統。

儘管歐美的槍炮的確厲害，歐美人也直接來到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侵犯我國土，殘殺我人民，但是，歐美文化的衝擊並沒有讓現代中國人喪失任何的歷史文獻和歷史記憶，儘管歐美文化的確影響了現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理解和詮釋。

中國的歷史文獻不僅沒有因為歐美文化的衝擊而減少，反而因為歐美文化的影響而增多。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因為歐美文化讓我們學會去考古，結果發現了大量埋藏在地下的歷史資料，譬如8000年前的結繩符號和7000年前的書契符號。另一個方面，西歐文化激勵我們去認真學習中國之外的文明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卻在很早就不斷受到中國的影響，而實際上包含著中國的歷史。

當前中國的歷史文獻，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豐富，更能讓人認清中國歷史的原貌以及動態演變過程。歷史文獻的豐富，以及基於此的對中國歷史原貌的清晰認知，最終將必然導致對歷史中最美好元素和時代的復興和回歸，即對契約制度和契約時代的回歸，讓契約成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老子所說的「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恰恰在當今的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現實。

因此，歷史的整體來看，歐美文化帶給中國歷史的衝擊，更可能不僅不是破壞性的，恰恰是修復性，而且是修復2600年前那場禮崩樂壞所帶給中國歷史的真正破壞。

五經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現的，五經系統的形成實際上也是五經文本的逐漸定型的過程，而這也是中國文、字演變史中的一環，當然是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五經系統對中國歷史的失憶，在具體表現上，則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漢字變革所造成。

這場漢字大變革可以稱之為漢字「法家化」，或者漢字「西方化」，事實上，法家化就是當時的西方化，而當時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已經由兩河-埃及轉移到亞述波斯，尤其是波斯，因此，西方化也可稱之為波斯化。

在人類所有的文字中，漢字存在兩個獨特性。第一個獨特性是，在字之前，存在著一個明確而漫長的文階段。直至東漢許慎，對文依然保留了比較明確的記憶，儘管對文的內涵卻存在著失憶。第二個獨特性是，漢字的本質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用來表達「意」的，而非是用來記錄語言的。這個「意」和「義」同義，是義理和道義的意思。即漢字是義理、道義的工具，而非語言的工具。

然而，在中國之外的西方，包括古兩河和古埃及，不僅沒有獨立的文的階段，而且也沒有獨立的「意」的概念，沒有獨立的「義理」、「道義」概念，因此，被現代人成為人類最早文字的古兩河楔形文字，一方面在目的上不是表達義理、道義的工具，而只是表達語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在其文化內部缺乏傳承，表現出突然性，甚至外來性。

西方的文字從楔形文字以來都是淺薄的表音文字，是單純的語言的符號化。儘管原始的楔形文字表現出象形的特徵，但是其象形的目的還是去構造一個符號去與語言對應，如何象形本身，字形本身並不重要。因此，楔形文字在一開始就存在所謂的通假字，即單純的表音字，字形和字義毫無關係。甚至有些這樣的字還是外傳的，是古兩河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說，儘管外形上差異很大，但是，楔形文字，包括埃及文字，與後來的直接表音的字母文字並無本質區別。字母文字只是在表音上更直接，更細化而已。

漢字的這兩個獨特性，實際上都與此前的文有關，是直接來自對文的理念的繼承，即對易經和契約符號基本理念的繼承。但是，禮崩樂壞卻把中國的文、字史一刀砍為兩段。禮崩樂壞之前，即便漢字出現了，其形態是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但是，漢字的性質更接近「文」，更遠離「字」，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字形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典型特徵並非象形，而是對結繩和書契符號的直接借用，這些字的字義都是源自書契機制，更應該稱之為「契約文字」。在已經釋讀出來的1000多個甲骨字例中，絕大多數的造字方式都是對契約符號的借用，而非象形，真正的象形字佔比極小。但自許慎以來，漢字卻被逐漸錯誤的當成象形，現代人更是將象形絕對化，在字源的解釋上極具牽強附會之能事。開頭已經舉出一些字例，在本文的最後部分，將對其中幾個最典型的進行解釋。同時，再接下來的文章系列中，將對每一個字的書契原理都進行詳細解釋。事實上，在此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對一些源於書契符號的字例進行解釋。

另一方面在漢字與語言的結合上，甲骨文和金文與語言的結合非常鬆散，與語言的同步性很差。因此，甲骨文和金文材料非常難懂。《周易》的經文，《春秋》的經文，以及《尚書》的經文，與金文風格高度一致，可以斷定這些經文的源起時間一定在西周。

甲骨文金文這兩個特徵，說明儘管在形式上已經是字，已經開始與語言進行結合，但是，作為漢字最原始的形態，甲骨文和金文在性質上更接近文，而非字，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文就是易經和書契符號，這兩種符號自文明之處的伏羲時代，就已經在中國歷史中出現。文是與語言完全分離的，無論八卦符號，還是結繩、書契符號，其本身是沒有發音的。同時，無論八卦符號還是契約符號，所表達的都是「意」、「義」，即義理和道義。

但是，春秋戰國以來，隨著西方法家文化的傳入，西方波斯的文字理念也傳入中國，並使漢字與整個當時的社會一起，發生了劇烈的變革，甚至說斷裂式的變革。

這場文字大變革，從形式上說，是西方化、波斯化，從內涵上說，是語言化，字母化，也是去「意」化，去義理化，去道義化。其變革的結果是，漢字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此前的傳達道義的文，變化成傳達語言的字。

然而，由於文的歷史太過於漫長，其文化積澱太過深厚，這使得儘管漢字西方化了，但是終究沒有西方化，儘管語言化了，但是終究沒有徹底語言化，而是停留在完全與語言無關的文，與徹底語言化、字母化的西方字母文字，兩者中間的一個狀態，這就是所謂的「文言」。「文言」其實就是「文」和「言」的結合，是「言」化的「文」，也是「文」化的「言」，既言既文，又非言非文。

從這個意義上，在人類所有文字中，文有漢字存在「文言」的狀態，即「文言文」。因為西方的所有文字都是徹底語言化的，並不存在「文」與「言」的結合問題。西方歷史並無獨立的「意」、「義」的概念，因此也無獨立的「文系統」。

然而遺憾的是，自許慎以來，五經系統對漢字前的文的歷史信息遺忘了，即對此前的契約符號遺忘了，包括對契約符號本身，以及進入甲骨和金文字形中的契約符號。而導致這次文、字的歷史發生斷裂的就是「禮崩樂壞」的重要組成部分——漢字的大變革。更讓人痛心的是，連這次文字大變革本身，也被遺忘了。這導致後人，無法理解「文言」的真實歷史來源，以及真實內涵。

現代中國人更是錯誤地將「文言文」與「古文」等同，現代翻譯家也想當然地將任何文字的古代形態都翻譯成「文言文」。事實上，任何文字都有難懂的古代形態、歷史形態，但是，除了漢字之外，所有的文字都沒有文言文這一文字形態。

「禮崩樂壞」時期所發生的漢字大變革，是受當時西方字母文字衝擊的結果，在漢字出現相當程度的語言化的同時，也激起了對漢字本質屬性的大討論。討論的目的是維護漢字的道義傳統，而拒絕徹底語言化。

《周易·繫辭》和《莊子》、《荀子》均對這一討論進行了記錄。《周易·繫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明確指出，漢字不是用來表達語言的工具，不是用來「盡言」的，漢字和言都是「盡意」的工具。最後，《周易》甚至徹底否定了漢字的作用，認為只需「立象」加「繫辭」就足夠了，「立象」就是建立八卦卦象，繫辭就是對這些卦象進行解釋的言語。八卦卦象屬於文的一部分，因此，立象加繫辭實際就是文加言，完全不用書、字。

《莊子》比《周易》還要絕對，不僅否定了漢字，甚至連語言也否定了。《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荀子則從名實相符的視角對此進行審視。《荀子·正名》：「心也著，道之工宰。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這裡「說」和「辭」是不同層次、維度的語言表達手段，都是為了更清楚地表達「道」。這裡的「道」與《周易》、《莊子》所說的「意」同義。

《周易》、《莊子》、《荀子》三者的相似之處有兩點。首先，都共同強調「意」、「道」的本位性、主體性，而文、言、書均傳達「意」和「道」的手段。其次，都認為漢字本身並不重要。現代人相當然地把漢字的出現說成是中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從「意」、「道」的角度，先秦古人卻認為漢字本身無關緊要。

在《正名》中，荀子將一切表達「道」的符號系統和語言系統統稱為「文」，認為都是人為「約定」，人為的賦予。這意味著文和字的成型原理都非象形的。約定、賦予和象形實際上兩種截然相反的造符、造字理念。象形是從物到字再到人，其本在物，而約定、賦予則是從人到字再到物，其本在人。象形說是一種「物本」文字觀，約定說則是「人本」或「意本」文字觀。後者為中國固有，而前者則來自當時的西方。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