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于勒

我小時候，家在哈爾濱，並不是幹部家庭，也就是剛剛夠生活罷了。我父親是普通工人，很晚才從工廠回來，掙的錢不多。我有兩個姐姐。

我母親對我們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時家裡樣樣都要節省，有人請吃飯是從來不敢答應的，以免回請；買日用品也是常常買過期的，買不要票的底貨；姐姐的衣服是自己做的，買15分錢一米的灰布，常常要在錢和布票上計較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我們都要衣冠整齊地到火車站台上去散步。那時候，只要一看見從遠方回來的綠皮車進口來，父親總要說他那句永不變更的話：

"艾瑪！要你二叔跟這趟車上，那奏忒好嘞！"

父親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時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這以前則是全家的恐怖。

據說他當初行為不正，糟蹋票。在窮人家，這是最大的罪惡。在有權的人家，一個人好玩樂無非算作糊塗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稱他一聲"資本主義尾巴"。在生活困難的人家，一個人要是逼得父母動老本，那就是土匪，就是惡霸，就是反動派了。于勒叔叔把自己應得的糧票吃得一乾二淨之後，還大大佔用了我父親應得的那一部分。

人們按照當時的慣例，把他送上從哈爾濱到北大荒的火車，打發他下鄉去。

我這位於勒叔叔一到那裡就不知攀上了哪位領導，不久就寫信來說，他做了個官，並且希望能夠賠償我父親的損失。這封信使我們家裡人深切感動。于勒，大家都認為三觀不正的于勒，一下子成了高尚的人，社會主義的人。

有一位回城知青又告訴我們，說于勒已經當上了大隊長，管著一個很大的林區。

兩年後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說："於建國同志，你好！我給你寫這封信，免得你擔心我。我身體很好，忙碌於為人民服務。明天我就動身到北京去作政治學習。也許要好幾年不給你寫信。如果真不給你寫信，你也不必擔心。我升到副焗級就會申請調回哈爾濱的。我希望為期不遠，那時我們就可以一起為社會主義事業添磚加瓦了。"

這封信成了我們家裡的毛選，有機會就要拿出來念，見人就拿出來給他看。

果然，10年之久，于勒叔叔沒再來信。可是父親的希望卻與日俱增。母親也常常說："艾瑪，這茲要咱於大書記一回來，那咱家這面兒啊可奏不是這樣什兒了。你二叔那可真是有路子。"

於是每星期日，一看見綠皮車噴著黑煙從天邊駛過來，父親總是重複他那句永不變更的話：

"艾瑪！要你二叔跟這趟車上，那奏忒好嘞！"

那時候大家簡直好象馬上就會看見他揮著鋼筆喊著："瞅誰呢！於建國同志！"

對於叔叔回城這樁十拿九穩的事，大家還擬定了上千種計劃，甚至計划到要用這位叔叔的特供給我大姐二姐各置辦一件布拉吉。我不敢肯定父親對於這個計劃是不是進行了商談。

我大姐那時28歲，二姐26歲。她們老找不著對象，這是全家都十分發愁的事。

終於有一個看中二姐的人上門來了。他勉強算是幹部，也沒什麼"關係"，但是成分好。我總認為這個青年之所以不再遲疑而下決心求婚，是因為有一天晚上我們給他看了二叔的信。

我爹我媽趕忙答應了他的請求，並且決定在舉行婚禮之後全家到大連去遊玩一次。大連是沒有入關出差機會的普通工人最理想的遊玩的地方。這個小城是屬蘇聯託管的。路並不遠，乘小火車過遼寧，便到了。因此，一個黑龍江人只要坐兩天火車，就可以到一個鄰國，看看這個國家的民族，並且研究一下這個鐮刀鎚子國旗覆蓋著的島上的風俗習慣。

大連的旅行成了我們的心事，成了我們時時刻刻的渴望和夢想。後來我們終於動身了。我們上了火車，離開車站，在一片平靜的好似綠色鐘乳石地面的森林裡駛向遠處。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們一樣，我們感到快活而驕傲。

父親忽然看見兩位軍官在請兩位打扮得英姿颯爽的女學生吃生蚝。一個衣服襤褸的蹭車農民拿小刀一下撬開生蚝，遞給兩位軍官，再由他們遞給兩位女生。她們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絹托著生蚝，頭稍向前伸，免得弄髒軍裝；然後嘴很快地微微一動，就把汁水吸進去，殼扔到車外。

毫無疑義，父親是被這種光榮的吃法打動了，走到我母親和兩個姐姐身邊問："你們要不要我請你們吃生蚝？"

母親有點遲疑不決，她怕花錢；但是兩個姐姐贊成。母親於是很不痛快地說："多傷胃啊！給小兔崽子買倆奏好了，憋買多了！吃多了饒病！"然後轉過身對著我，又說："於則成用不著吃這種東西，別得資本主義病。"

我只好留在母親身邊，覺得這種不同的待遇十分走資。我一直盯著父親，看他鄭重其事地帶著兩個女兒和女婿向那個衣服襤褸的老農民走去。

我父親突然好象不安起來，他向旁邊走了幾步，瞪著眼看了看擠在賣生蚝的身邊的女兒女婿，就趕緊向我們走來，他的臉色十分蒼白，兩隻眼也跟尋常不一樣。他低聲對我母親說："我去！這個賣生蚝的面相有點像于勒？"

母親有點莫名其妙，就問："哪個于勒？"

父親說："就......就孩子他二叔啊。......如果我不知道他現在擱北京，官做得老大，我真以為就他呢。"

我母親也怕起來了，吞吞吐吐地說："你說啥瘋話！？既然知道不是他，瞎比比啥？"

可是父親還是放不下心，他說："你過去瞅瞅吧，小麗！上個雙保險，我不放心，你親眼去瞅瞅。"

母親站起來去找她兩個女兒。我也端詳了一下那個人。他又老又臟，滿臉皺紋，眼光始終不離開他手裡乾的活兒。

母親回來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說："估摸兒奏是他。去跟乘務員同志嘮嘮。招子放亮點，別啥都言語，這小子要是又回來吃咱們，咱可受不住！"

父親趕緊走去。我這次可跟著他走了，心裡異常緊張。父親客客氣氣地和乘務員搭上話，一面恭維，一面打聽有關他職業上的事情，例如大連是否重要，有何出產，人口多少，風俗習慣怎樣，土地性質怎樣等等。後來談到我們搭乘的這隻"中蘇友誼號"，隨即談到全艙的乘客。最後我父親終於說："艙上有個賣生蚝的老鄉。"最後我父親終於說："哥，您艙上有個賣生蚝的，那人兒有點意思。啥背景？"

乘務員本已不耐煩我父親那番談話，就冷冷地回答說："那比是個黑龍江老知青，去年我在燕郊碰到他，就把他帶回東北。據說他在哈爾濱還有親屬，不過他不願回到他們身邊，因為他欠了他們的錢。他叫于勒……還是於咧，總之是跟這差不多的那麼一個名字。聽說他在北京跟著反革命叛徒彭徳懷集團順過一段日子，哼哼，看看他今天是怎樣一番下場！"

我父親臉色早已煞白，兩眼呆直，啞著嗓子說："啊！啊！原來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來了！......謝謝您，乘務員同志。"

他回到我母親身旁，是那麼神色張皇。母親趕緊對他說："瞅你嚇得！坐下吧！別叫他們看出來。"

他坐在長凳上，結結巴巴地說："是那比，真是那比！"然後他就問："咱們怎麼辦呢？"母親馬上回答道："快讓把崽們起開。於則成既然已經知道，就讓他去把他們領回來。要緊的是別叫咱姑爺起疑。"

父親突然很狼狽，低聲嘟噥著："據說他參加了廬山反黨集團，必須劃清界限！"

母親突然很暴怒起來，說："我奏知道這小王霸羔子骨子裡奏是個叛徒?賊，早晚回來禍害勞動人民。快把錢給於則成，叫他去把生蚝錢結了。已經夠倒楣的了，要是被那個反革命的認出來，還得劃清界限。咱們到那頭去，注意別叫那比靠近我們！"她說完就站起來，給了我一個1元的鋼鏰，就走開了。我問那個賣生蚝的人："應該付您多少錢，同志？"

他答道："5角。"

我把1元的鋼鏰給了他，他找了錢。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隻滿是皺痕的農民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臉，那是一張又老又窮苦的臉，滿臉愁容，狼狽不堪。我心裡默念道："這是我二叔，我爹他弟，我的親叔！"

我給了他1毛錢的小費。他趕緊謝我："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也祝您長壽，少先隊同志！"

等我把4毛錢交給父親，母親詫異起來，就問："吃了6毛錢？這是不可能的。"

我說："我給了他1毛錢小費。"我母親嚇了一跳，直望著我說："你簡直是瘋了！拿小費貼補那比？貼補這個要踏上一萬隻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集團！"她沒再往下說，因為父親指著女婿對她使了個眼色。

後來大家都不再說話。在我們面前，天邊遠處彷彿有一片赤色的陰影從海里鑽出來。那就是大連港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改乘另一列火車，以免再瞅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