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農民起義是歷史的動力嗎？

最新文章文摘安立志2014-03-08 08:39

[摘要]有人說起義基本成員是農民即可，可希特勒大軍的主體也是工農。

原載《同舟共進》2014年第3期

在我們的文化氛圍里，經過多年的浸潤與濡染，媒體或教材用語往往帶有異樣的價值色彩與愛憎傾向，「農民起義」一語就是如此。1979年出版的《辭海》里，農民起義是「農民階級為反抗地主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而爆發的武裝鬥爭……」而在「維基百科」2009年收入的詞條中，則將「農民起義」界定為「中立性、有爭議」，並給出定義：「農民運動，又叫農民起義、農民起事、農民戰爭，是一個具有廣泛應用的……術語，通常意味著農村或農業人口的暴動，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可見，農民起義其實是一個不無異議、值得討論的話題。

「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是推動封建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通史》第四章）是寫入官方史書的。歷史上的「民變」「暴亂」乃至「邪教」事件，曾幾何時，在主流話語中，其主體變成了籠統的「農民」，其性質則變成了正義的「起義」。「起義」者，「仗義起兵」、「正義起事」也，正因如此，不少歷史學家往往按這一觀念加以詮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歷史，被詮釋成一部農民起義史。如在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中，「農民起義」出現了349次；在白壽彝先生的《中國通史》中，「農民起義」出現了561次；翦伯贊先生的《中國史綱要》里，「農民起義」也出現了100次。

學術無禁區。作為學術研究，採用任何觀點、任何視角都無可非議，但在史學研究中，預設結論、先定基調，然後照此搜集、填充、取捨、剪裁歷史資料，以服務於特定的政治需要，這不僅不是「以史為鑒」，反而是曲解歷史。倘若再把這種扭曲的歷史觀當作金科玉律，在歷史問題上一錘定音，在學術問題上一言獨尊，並以此要求學界與學者，同樣不符合先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是「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精神。如果人們能夠擺脫極左思潮的羈絆，冷靜面對塵封的歷史文本，我們不妨這樣說：如果講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對加速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發揮了某些作用的話，那麼，在推動歷史進步方面，實在看不出有太多的進步意義。

歷史動力的客觀標準是什麼

一些人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加區分地一概定性為「歷史動力」，但這種看法並不是通過歷史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本文不擬從價值肯定的角度談論農民起義，文中關於「起義」的文字，均為中性用語。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肯定有其社會客觀因素，說明當時的政權或社會的確出現了尖銳的矛盾或嚴重的危機。然而，解決這些矛盾、危機，起義並非唯一途徑。起義作為一種代價高昂的社會變革，其實是不得已的政治選擇。即使作出選擇，也未必能達到社會預期。動機與效果、預期與結局、綱領與實踐往往並不一致。筆者曾試圖對歷代農民起義提出的政治綱領與口號作出分析。由於這些綱領與口號只具象徵性、暫時性、工具性，有的的確反映了民變群體的真實願望，有的只是小生產者的經濟政治空想，有的只是出於拉杆子、搭檯子的工具目的，有的則在地位變化之後被自身所拋棄……原因種種，促使我放棄了最初的想法。

按照武斷的「歷史動力」理論，漫漫兩千多年的中國史，似乎存在著一條歷史射線，這條射線通常以秦代為起點，向前延伸、輻射著，經過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仍然沒有終點。按照這種理論，射線之上的歷史角色只有農民與地主，農民起義則是這條射線的動力源；射線之外，舉凡國家治理、經濟發展、民族糾紛、文化科技、外交國防，統統不見了。按照這種理論，歷史的發展進程，不僅不會出現倒退或回潮，甚至不會出現上升中的螺旋，整個歷史潮流似乎只能「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然而如果農民起義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如果農民起義總在推動歷史一往無前，且不說從「雄漢盛唐」到「弱宋腐明」的籠統說法，古代中國陷入皇權專制的長夜何以持續兩千多年？近代中國何以屢屢陷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悲慘境地？

在我國，存在著兩種傳統的「歷史動力」理論，一是「人民論」，一是「農民起義論」。但歷史進程從來不會為哪桿旗幟下哪股勢力所左右。恩格斯就曾嚴謹地論述了這一點。從人類能動性的角度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認為，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人類每一個體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絕不限於「人民群眾」或「農民起義」。恩格斯對歷史動力問題進一步作出概括：「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評價歷史事件或歷史活動，當然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或歷史環境去考察。單純地站在統治者或被統治者的角度看問題，對於確立俯瞰整個歷史進程的歷史觀，都是偏頗的。如果政治人物基於統治秩序的需要，古為今用，史為政用，這顯然已經超出了歷史研究的範疇。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認為：「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這些舉措，在中國歷史上存續較長的王朝都可以看到其痕迹。而在那些「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只為「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一些民變頭目那裡，是很難找到的，這也是一些民變頭目即使一時得逞甚至搶到政權也無法長久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當代史上，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可謂波瀾壯闊，如何評價其得失與成敗，鄧小平曾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這個標準是客觀的、科學的。那麼，農民起義是否歷史動力，對於這樣一個歷史跨度更大的歷史活動和歷史現象，顯然也需要一套客觀、科學的評價標準。潘旭瀾先生在評論太平軍時曾經指出：「如果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百姓的安居樂業，民族的團結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太平雜說》，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這個標準當然可以討論，但筆者以為，這個標準大體是客觀、科學的。潘旭瀾先生曾對太平軍的歷史活動與歷史作用進行了系統分析。這場導致社會經濟極大破壞、生命財產極大損失、傳統文化極大摧殘的所謂起義，不僅打亂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而且為西方列強瓜分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要知道，英法聯軍對我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包括火燒圓明園）、沙皇俄國逼迫清廷割讓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遼闊國土、日本吞併琉球群島（包括釣魚島），都發生在太平軍播亂東南半壁之中或之後。在這個意義上，太平軍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都不是什麼歷史動力。

此外，不知是否有人誤用了對立統一理論，在任何事物中都要找出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對立的矛盾雙方，才能證明這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在進行階級分析時，奴隸社會總要奴隸與奴隸主對立統一，資本主義社會總要工人與資本家對立統一，封建社會當然要農民與地主對立統一。在這種理論支配下，我國的歷史學變成了僵化的階級鬥爭學說。

將我國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社會的歷史，簡化為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這是機械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的思維，從根本上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在歷史研究領域的具體體現。在實際生活中，在漫長的中國史上，不僅存在著階級之間的矛盾，還存在著民族之間的矛盾，如此等等。這些矛盾都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展著、變化著，有時此種矛盾處於主導地位，有時彼種矛盾處於主導地位。春秋時的百家爭鳴、文景時的休養生息、兩晉後的民族融合、貞觀時的開明政治、開元時的文化開放、兩宋時的政治寬容，這些歷史事件或歷史活動並不能一概歸結為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它們對於歷史進程的推動，顯然不亞於農民起義。而戰國時的合縱連橫、三國時的金戈鐵馬、中唐時的藩鎮爭權、宋遼（宋金）間的百年戰爭、蒙元時的征服殺伐、明中期的宦官專政、康乾間的文網字獄、晚清時的甲午戰爭，它們的歷史作用同樣不可否認，且不論其作用之正負，至少不能將之簡單地歸結為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將事物複雜的發展變化簡單化、庸俗化，這是「文革」中常常出現的邏輯。

恩格斯曾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反觀國內一些理論，將農民起義視為單一線索或「真正動力」，則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的「線性」思維，這顯然不同於恩格斯的「平行四邊形」的「歷史合力」。

農民起義領袖並非農民

前年，筆者曾寫過一篇《宋江一夥並非農民起義》（載《同舟共進》2012年第8期），文中對梁山一百單八將的職業出身作了初步分析。近日看到唐元鵬先生的《古代農民起義領袖職業調查》一文。文中以中國歷史上12次農民起義作為分析對象，依次是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幺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軍起義。據唐先生考證，這12次農民起義的領袖，其職業可稽考者有35人，其中：

吏員9人：劉邦（亭長），王匡、王鳳（評理諍訟的小吏）；翟讓（東郡法曹），竇建德（里長），劉福通（巡檢），陳友諒（縣吏），李自成（驛卒），徐天德（差役）。

商人8人：黃巢（鹽商），王小波、李順（茶販），方臘（漆園主），鐘相（小商人），徐壽輝（布商）、張士誠（鹽商），高迎祥（馬販子）

軍人出身4人：陳勝、吳廣（屯長），王嘉胤、張獻忠（邊兵）。

貴族3人：項羽（沒落貴族），劉秀（遠支皇族），李密（蒲山郡公）。

地主2人：韋昌輝、石達開（小地主）。

宗教人士13人：張角（太平道），鐘相（自封天大聖），方臘（明教），韓山童、徐壽輝、劉福通（白蓮教），朱元璋（明教），徐天德、王聰兒（白蓮教），馮雲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拜上帝會）。

農民3人：楊幺（相傳為漁民），楊秀清、蕭朝貴（燒炭農民）。

筆者對這一考察結果進行統計，得出如下結果：這些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曾為基層官吏、下層軍人、商人或出身貴族、地主的有26人，佔74.3%；與宗教有關或打著宗教旗號的13人，佔37.1%，真正的農民只有3人，佔8.57%。這一結果，與我前年對梁山一百單八將所作的職業分析基本吻合。

對於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僅僅考察其出身和職業，作為分析其社會立場與社會行為的基礎與支點，似乎過於單薄或孤立；然而，這些多年被推崇的「農民起義領袖」，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居然不是農民，確實與一般人的想像大相徑庭。他們的社會行為既不反映農民意志，也不代表農民利益，如果將這樣的社會行動稱為「農民起義」，的確十分勉強。

有人或質疑說，農民起義的領袖並非純粹的農民，但起義隊伍的基本成員是由千百萬農民構成的，因此，以其領袖的職業和出身來否定這個隊伍的性質是站不住腳的。然而，質疑者忽視了事物的另一面，即起義者的敵人——官軍，其基本隊伍也是農民，而這並不意味著官軍也是他們同一塹壕的戰友。誰又能說希特勒百萬大軍的主體不是工人與農民？

農民起義的歷史怪圈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古代中國的農民，既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也不代表先進的價值觀念與社會模式，無法突破時代與自身的局限，只能在原有的經濟與社會格局中製造一些衝突與波瀾。每次農民起義的潮水退去，人們在歷史的海灘上發現，中國社會仍在皇權專制的磨道里兜圈子。換句話說，農民起義根本不曾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而只是在社會既定的框架內原地打轉而已。

翻開史書，農民起義往往呈現這樣一幅圖景，他們或聚眾起事，或落草山林，經過多年流竄征伐，浴血奮戰，或者推翻了舊朝廷，或者重擊了現政權，或者建立了新王朝。在鼓角爭鳴、王旗變幻的風塵過後，神州大地仍然是封建皇權。元代張養浩筆下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對歷史圖景的真實描繪。

魯迅先生提出過一個著名的「爭椅子」理論，「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完整考察魯迅先生這段話，其實是一論述、二舉例、三結論的「三段論」。他的結論是「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皇帝』也是如此）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在朝的、在野的；保位的、造反的；「現在的」統治階級、「潛在的」統治階級，顛來倒去，如此而已。魯迅先生目光如炬，入木三分，寥寥數語，說透了一部中國史。中國古代那些農民起義的頭頭們，不管他們喊出的口號多動聽，折騰的動靜有多大，目的無非就是「爭椅子」——龍椅。爭到了「椅子」後，就像阿Q所做的「革命夢」：「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

馬克思在遙遠的歐洲分析了洪秀全太平軍的活動性質：「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馬克思引用英國駐寧波領事夏福禮的話說，「寧波落入革命太平軍之手已經三個月了。這裡同這些強盜們統轄的任何地方一樣，破壞是唯一的結果。此外他們就沒有別的目的了。在他們看來，使自己擁有無限的胡作非為的權力確實同殺人一樣重要。」（同上）馬克思所說的「強盜」式破壞與魯迅所說「寇盜式破壞」，可謂異曲而同工。

作為改朝換代工具的農民起義及其領袖們往往呈現以下幾種結局：

一是打下了江山，做了皇帝。如漢代的劉邦、明代的朱元璋，在鼓角聲里，在刀劍叢中，雖然他們爭到「椅子」，建立了新王朝，在皇權專制的本質上，卻是換湯不換藥。

二是過了皇帝癮，旋即敗亡。如唐末的黃巢（大齊帝），明末的李自成（大順帝）、張獻忠（大西帝），太平軍的洪秀全（天王）。革命尚未成功，稱孤道寡已是「第一要務」，但立足未穩，旋即覆滅，成了歷史的笑柄。黃巢與李自成所部，已經佔領帝國首都，最後功敗垂成。而張獻忠、洪秀全，不是瘋狂殺人，就是驕奢淫逸。對於這些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驕傲自滿和缺乏經驗，在政治變遷的關鍵階段，暴露的正是其自身的胸襟與眼界，正是其破壞有餘、建設無能的群體特徵。

三是做了嫁衣裳，他人稱帝。在民變風潮的衝擊下，舊政權搖搖欲墜，到頭來卻為他人做了嫁衣裳，勝利成果為他人所竊取。在民變蜂起、天下大亂的年代，往往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一些不得志、有野心的官僚、貴族，利用他們的統治經驗與政治基礎火中取栗，農民起義適成為他們竊取政權之工具。新莽的劉秀、隋末的李淵，就是在綠林赤眉起義和隋末戰亂中奪取政權的。

四是折騰三五年，一地雞毛。在中國古代，邪教勢力似乎非常猖獗，如東漢末年的太平道，清代的白蓮教、拜上帝會等。它們是披著宗教外衣，還是邪教蓄意鬧事，也許兼而有之。這種勢力基本上沒有進步意義，不可能推動歷史前進，只會造成破壞或動蕩。

一些農民起義同樣沉重打擊了人民群眾。

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少的農民起義，不僅不是歷史動力，它們對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破壞，甚至比腐敗、無能的統治階級危害更甚。人們常說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統治階級，其實，一些農民起義同樣沉重打擊了人民群眾，在這點上，中外思想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魯迅先生評論李自成，因怕已經吃飽肚皮的換成一群空著肚皮的：「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利害的。」（《南腔北調集·談金聖嘆》）在官方史家筆下，黃巢是一個「高大全」的起義英雄。多年後，如何看待這個歷史人物，不僅需要新的史料，而且需要新的視角。黃巢有三個重要經歷，在當代官方史書中未曾提及：

一是屠廣州。唐僖宗乾符六年（879）九月，因唐王朝拒絕了他擔任廣州節度使的要求，黃巢遂率軍攻佔廣州，野蠻劫掠與屠殺。據梁啟超轉引：「回曆紀元264年（相當於公元878年，與中國紀年有誤差），叛賊黃巢陷廣府（廣州），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飲冰室專集》）這一史實在另一書中也得到證實，「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

二是禍長安。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黃巢率軍攻佔首都長安，迫不及待地建國稱帝。有人在大門上塗詩嘲弄黃巢軍，黃巢部下竟將該衙官員和門衛全部挖去眼睛，頭足倒懸，掛於門前；又在全城搜捕能寫詩者並全部殺害；凡識字者均罰作賤役，所殺總計三千餘人。（《資治通鑒》）中和元年（881年），唐軍一度攻入長安，百姓協助官軍將黃巢驅逐出城。黃巢再次攻進長安後，「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這座周、秦、漢以來的千年古都、世界名城，一炬成灰，從此再與首都無緣。

三是吃人肉。中和三年（883年）五月始，黃巢率兵圍陳州（今河南淮陽縣）百日，糧食短缺，就製作了數百個巨型石臼，餓急之時，將大批鄉民、俘虜，不分男女老幼，活生生扔進臼中，「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舊唐書》）。黃巢所過之處，人煙絕滅，赤地千里。這些史料經過後晉、北宋三個不同的作者群體，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中均有記載。

唐末著名詩人韋莊的《秦婦吟》，在歷史上，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辭》並稱「樂府三絕」。這首樂府以目擊者的口吻揭露了黃巢所部在長安的彌天大罪：「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六軍門外倚殭屍，七架營中填餓殍。」「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華軒綉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然而對此，我們的一些史家在讚賞杜甫的「三吏三別」，肯定白居易《賣炭翁》的同時，卻指責《秦婦吟》是地主階級對農民起義的污衊。

另一個例子是張獻忠屠川禍延百年。如果以歷史動力的標準考察張獻忠的所謂農民起義，可說是極大諷刺。在史家眼中，浩劫之後的四川是怎樣的圖景？「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嚙死人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之，遍體皆生毛。」（《明史》）張獻忠的農民起義使「天府之國」淪為「人間地獄」，以致自清康熙年間始，不得不實施長達百年的大規模移民，史稱「湖廣填四川」。這就是史書為什麼會記下「四川經張獻忠之亂，孑遺者百無一二，耕種皆三江、湖廣流寓之人」（《清史稿》）的根本原因。

《魯迅全集》中有10多處譴責張獻忠屠川的內容。有人對魯迅先生敵視農民起義的立場表示不解，而這恰好體現了這位思想家的遠見卓識。魯迅先生在《記談話》中指出：「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這也就是孫可望所說的「有王無民，何以為國？」魯迅先生批評張獻忠破壞了「奴隸規則」，「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墳·燈下漫筆》）魯迅先生譴責道，「張獻忠殺人如草」，「為殺人而殺人」，「『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柏楊在其史著中不斷重複著一句話：「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歷朝歷代的中國百姓，無論面對在朝的執政者，還是面對在野的覬覦者，這些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動輒被屠城、大規模殺害；軍隊糧草不足時，竟把百姓活軀當作軍糧；還有的綁架百姓到大街上屠殺切割，零賣人肉，政治如同刀俎，百姓形同魚肉……史不絕書的太多苦難，令人毛骨悚然、驚心動魄。然而，一些所謂「專家」「學者」，仍將黃巢、張獻忠這類殺人如麻的屠夫，將洪秀全這樣嚴重戕害中華文化、招致深重外患的民族罪人，將李自成這種利欲熏心、鼠目寸光的野心家，通通奉之為「農民起義」，奉之為「歷史動力」，奉之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他們往往以馬列、魯迅信徒自居，動輒把自己的學說標榜為「馬克思主義」，然而，對於馬克思嚴厲譴責的太平軍的倒行逆施，對於魯迅反覆鞭撻的張獻忠的獸行，他們卻充耳不聞。這不能不令筆者感嘆：我們的歷史惰性、歷史因襲竟是如此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