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曉峰:開啟法治中國建設新征程

顏曉峰:開啟法治中國建設新征程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精神解讀

來源2014-10-31  宣講家

顏曉峰 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核心提示:報告人結合自己學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體會,以開啟法治中國建設新征程為題,圍繞「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重大任務,當好法治中國建設的帶頭人」等四個方面,為大家進行了一場精彩的輔導報告,整部報告內容豐富、重點突出、視野開闊,對學習、領會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很有幫助。

 

顏曉峰,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少將。校學術委員會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學術帶頭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公布,今天我就《決定》內容談一談自己的學習體會。

 

首先,我們對這次四中全會精神有一個基本的把握,我們先從「三個全面」講起。「三個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可以大體上勾勒出從十八大到四中全會這兩年時間的一個基本脈絡。這「三個全面」在十八大報告就提出來了,那麼之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人民,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首先抓了全面深化改革,我們要有一個根據什麼樣的機制、體制,在什麼樣的機制、體制基礎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問題,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完成的任務,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怎麼樣才能夠使我們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他的基礎性的東西、根本性的東西是什麼呢?所以中央實際上就把全面深化改革繼續向前推進,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繼續向深入拓展,所以做了一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因為我們只有把我們的改革、把我們的全面小康建立在穩固堅實的法治基礎上,我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的中國夢才有一個可靠的法治基礎,因為法律、法治一個基本的功能,就是要提供一種確定性,提供一種可預期性,提供一種規範性,我們知道,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若干年的發展過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要有一個若干年的發展進程。

 

在這樣一個時間段中,依靠什麼來給我們的工作、給我們的行動、給我們全黨和全體人民一個確定性的東西、一個可靠性的保障呢?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經驗,根據現代化進程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們黨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深入理解、把握,所以要把法治作為一個基本的東西,把他要確立起來,要把法治的地位和權威性提高到一個足夠高的地位,所以這是基於這樣一種邏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所以四中全會把主題定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我們大家通過看這次四中全會,可以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中央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這是第一次,這是全會主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有的全會做的《決定》,有的全會沒做《決定》,在中央全會作出《決定》的這些《決定》當中,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從1949年、1956年開八大,一直到現在十八大,這60多年時間我們中央全會做出的《決定》中,這是第一個關於法治建設的《決定》。所以習近平同志講,四中全會《決定》和三中全會相比叫做姊妹篇,「姊妹」這個形容詞就表明了剛才我們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這樣一個緊密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決定》理解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說我們中央《決定》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他的指導思想是什麼?他的總目標是什麼?他的基本原則是什麼?他的總體框架是什麼?他的具體要求是什麼?我們都可以從《決定》中找到答案。因為《決定》的全文是昨天公布的,將近2萬字,還有習近平在全會上關於《決定》起草若干問題做了說明,也有一個版大概8千字左右,這兩個文件到目前為止可以構成我們學習領會四中全會精神的一個最主要的文件。

 

今天彙報我的學習體會,想講四個問題:

 

一、推動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第一個問題,主要談一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意義和一些總體性的我們怎麼理解把握。所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叫做,推動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治國理政可以說有多種方式,我們現在明確地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為什麼法治能夠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呢?我們把這個問題梳理一下。我們從三個方面來講法治的意義:

 

第一個方面,法治為民族復興提供有力保障。剛才我們講,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有一個法治的保證。因為我們這兩年大家也感到,要有安全的保證,國家安全,要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同時我們還要有一個法治的保障,所以這是對於我們今天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我們可以稍展開來談一談這個意義。首先講一下法治的發展歷程,如果我們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文明史,大概也就是五千年到六七千年這樣一段時間,法在人類社會進程當中的作用,實際上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階段,大體上我想可以概括為從神治、人治到法治這樣一個進程。

 

最早階段為什麼講神治呢?神治我們用今天的話可以表述為依教治國,依什麼教?宗教,宗教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個基本的依據,宗教反映了神的意願,用神的意願、神的意志作為治理的根據。大家都學過歷史,比較典型的就是中世紀羅馬的宗教法庭或者叫宗教裁判所,把《聖經》作為罪與非罪、罰與非罰的基本依據,因為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和《聖經》中「地心說」這樣一個理念是相反的,所以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處罰。伽利略堅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被宗教法庭判處監禁,布魯諾堅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被宗教法庭判處火刑,燒死在羅馬的廣場,可以說是神治的典型。

 

人治在社會發展中也有一個漫長的階段,人治我想我們用現在的語言表述,可以表述為依權治國,就是君王、帝王的意志成為國家治理的最高的原則和最高的意志,人的偏好、人的個性、人的這種價值觀可以成為治理的基本因素,甚至君王的喜怒哀樂都可以影響大臣或者百姓的生死存亡,這是人治階段。

 

隨著現代化的進程,現代化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法治,依法治國,法治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依據,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強調過,為什麼我們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就是說我們的國家治理不能因為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能因為領導人注意力的轉移而轉移,所以我們要強調法治。特別是我們人治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掌握權力的人,一個是認識上出現問題,認識有偏差的情況下,容易出錯,一個就是在掌握權力的人,在對待利益的問題上私慾、私利成了主導因素的情況下,也會在權力的運用上產生很大的問題。所以比較神治、人治,法治是更為基本、更為可靠的社會治理的方式。這是一個特徵,從神治、人治到法治。

 

再有,從法制到法治,我們說必須要有書面的東西,這兩個治(制)有什麼區別呢?我們講人類社會歷史,法是和人類社會歷史,特別是文明史相伴隨的,法起源於人類社會、社群、社團的組織群體的規則,是習慣法的前身,即使在原始部落,雖然酋長可以有決策權,但是酋長的決策也要遵循原始部落的一些規則,包括酋長的產生、酋長的繼承,都是要遵循一些規則的,實際上這都是法的起源、法的規則。

 

在古代社會到近代社會也是有法的,我們知道,古羅馬很早就有了法律,秦朝秦律,在戰國七國爭雄的時候就已經推崇法律、推崇法家,秦朝統一以後就把秦國的法律推廣為秦律,也有法律。近代拿破崙在18世紀末、特別是19世紀初主持編製了「拿破崙法典」,也叫「民法典」,也是屬於近代社會法治的一個重要的成果。但是我們為什麼把它叫做「制度」的「制」呢?有法制不等於有治理的「治」,因為這就涉及到人治跟法治的關係問題,涉及到權力與法律的關係問題。所以我們講,社會發展的一個進程就是要從法制到法治,法治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任何人和組織群體都不能夠超越憲法和法律。再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我們講法治精神、法治文化,這是精髓性的東西。

 

再有,法治歷程就是從資本主義法治到社會主義法治。可以說資本主義是依靠發展市場經濟起家的,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法治精神,可以說在資本主義推行法治方面也有很多比較成型、比較成熟的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我們都看講了馬丁·路德金,是美國60年代民權運動的領袖,他組織了一次著名的「向華盛頓進軍」,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一個重要演講《I have a dream》,他在這個演講中就是向美國政府要求兌現一張支票,兌現美國建國之初那些開國者們創立的、擬定的美國憲法「人生而平等」的權利,美國憲法把「人生而平等」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美國憲法到上世紀60年代已經將近200年了,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沒有享受到這個國家憲法所賦予美國黑人應有的平等權利,所以要求兌現美國憲法的這張支票。所以正因為這次「向華盛頓進軍」,這次著名的民權運動,推動了1964年約翰遜政府簽署通過的「民權法案」,這就是資本主義法治。

 

我們社會主義法治應該是在人類法治成果、人類法治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出的更反映社會發展進步趨勢的,更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需求的,更符合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傳統特色的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在法治的進程中也是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可以說我們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一代,改革開放以來對我們世界觀、價值觀、價值理念的塑造是深刻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價值理念的塑造就是法治理念的塑造,可以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就開始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這樣一種努力,我們50年代初就制定了第一部憲法。同時我們在法治的道路上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典型的教訓就是文化大革命。民主法治受到破壞,實際上就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保障都沒有一種確定性,都沒有一種安全感。

 

所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黨吸取了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遭到破壞的這樣一種沉痛的教訓,所以從三中全會開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步伐,開始加快,開始更加堅實。所以從80年代初,我們北京市的老領導彭真就主持開始了立法過程,完善制定各種法律。經過這30多年的努力,我們到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所以正因為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十五大,就是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我們黨提出了依法治國,也就是說十五大到現在一共17年的時間,到了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就是說把依法治國這樣一個治國理政的曆本方略,把它的廣泛性和深入性繼續向前推進。

 

再一個,從建設法治國家到建設法治體系和法治國家。我們剛才講了,十五大提出依法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基礎上把他進一步拓展,就是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把建設法治體系和建設法治國家同時作為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提了出來。

 

剛才我們做了一個簡要的回顧,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這樣一個若干階段,從我們黨建國以來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認識過程,來看法治的基礎作用。

 

下面我們想講一下法治的功能。我們強調法治,就說明法治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在社會運行中具有基礎性的、十分重要的作用。現在我們強調法治,強調社會主義法治,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當前的意義何在?這個意義實際上可以從很多方面講,從基礎性的東西講起,我們現在主要從我們當前來看。當前來看就是,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一個重要的要求就是在我國當前這樣一種深刻的變革面前,既要讓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又要讓社會井然有序,這是我們要實現的一個目標。

 

我們講法有什麼功能?法治一個功能就是規定了社會各種資源、各種要素的活動空間,什麼是你可以做的,什麼是你不可以做的,這就是通過法治來提供激勵。這樣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對改革的一些成果用法的方式給予固定,比如說我們講過去我們公有制單一經濟成份,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非公有制經濟成長起來了,非公有制經濟成長起來了,對非公有制經濟成長起來他的資產、財產的權利,對這些人他在國家中的定位,就要有一個法律的保障,這樣才能使大家安心,才能使他們對國家的發展、對未來的前景有預期。所以我們通過修改完善法律的方式,正式承認了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經濟制度中他應有的地位,這就是可以用法治、法律提供空間。

 

同時,各種社會要素就能夠爭先恐後、生機勃勃的爭取自己的權益,各個階層的群眾來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們知道,我們在這樣一種變革面前,還要給人們的活動設定一定的邊界、要建立一定的規則,否則的話我們看,改革開放以來,很多社會經濟、社會生活中,屬於違法牟利、犯罪牟利這樣一些行為產生了,在有些領域達到了很嚴重的程度。這樣我怎麼讓社會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確立一個秩序?讓人們按照規則來牟利?按照規則來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也要依靠法治的力量。如果沒有法律的邊界,沒有給人們錯與對、罪與非罪之間的一個邊界,就會出現很多混亂無序的現象。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莎士比亞的詩,「如果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潤會怎麼樣,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可以冒殺頭的危險」,就是說衝破法律的這種衝動是現實存在的,怎麼樣我們才能夠把法治之網織得密一些,法治之網更堅固一些,讓人們不敢突破、也不能夠突破?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在社會變革面前,如何使我們社會既迅速發展,同時又能夠保持秩序,我想這就是當前我們推進依法治國一個重要的目的要求。

 

剛才講了完善制度,這次這個《決定》提出就是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因為孟子有句話,叫做「無恆產則無恆心」,財產使人行為的確定性更加增加,財產使人對人的未來有一種可預期性,所以我們知道現在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財產數量和種類在增加,怎麼樣才能夠保護人們合法的財產,這是我們法治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對通過合法途徑獲得的財產沒有安全感,隨時以為會失去,這樣不利於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所以我們要通過法律來保證人們的財產安全。

 

同時我們講,我們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的產權保護制度加了一個限制,叫做「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了目前我國財產的分布狀況在社會不同人群中分布狀況是相差很大的,我們怎麼樣通過法律的方式使財產的分配、財產的繼承更公平?這就涉及到財產稅、房產稅、繼承稅等等一系列法治的問題。

 

再有,從社會主義法治的功能講,我們剛才主要是從活力與秩序的關係來講,現在我們講第二層意思,講法治的功能,主要是想講「三個維護」,這是在《決定》中提出來的,就是「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因為法治實際上是有政治屬性的,是有制度屬性的,我們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可以說,一個叫做以民為本,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法治首先要解決為了誰的問題,社會主義決定了人民利益要作為法治最高的價值需求。公正為魂,社會公平正義,社會主義的核心理念公平正義,怎麼樣把我們這樣一種價值理念,通過我們的法律、法規來體現出來?這也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同時,主權至上。法是國家的法,國家的法怎麼樣能夠維護我們國家的領土安全,國家的領土統一,國家的主權和國家發展利益?這些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我們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際上這都是我們各級領導時時刻刻要面臨的問題,當然我們要通過我們的工作來解決這些問題,要通過我們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最基礎的東西還是我們的法規制度建設,我們要有一個基本的法律依據。所以我們講法治的功能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講。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習近平同志有句話,「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怎麼樣來通過法治的各個環節來維護公平正義呢?如果連司法都守不住了,司法的公平正義就守不住了,這樣我們維護公平正義就很難得到真正的保障了,這是法治的功能。

 

我想再講一下法治的現狀。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對我們國家當前法治的現狀有一個基本的估計,首先我們要看到,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取得的成就,一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這是我們的成就。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我國在法治建設上存在的問題,所以在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我們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在立法的問題上,我們的法律是相對靜止的,但是社會經濟生活變化很快,法治調整有一個周期,在這樣的情況下確實會出現法律滯後的問題,這樣我們社會生活變化,有些法律不適應了,需要調整。還有,社會生活越來越複雜,過去法律是空白的,比如說網路,網路是這些年新出來的,沒有網路何談網路立法,有了網路隨之而來的就是網路立法的問題,這是我們立法本身的問題。

 

再有,從立法主體來看,我們發現在立法工作中存在著部門化傾向,這也是這次《決定》明確指出的一個問題,本來我們希望法都是良法、法都是善法,但實際操作中,有主導立法、影響立法的一些部門,在法治中把部門利益作為立法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就存在一些什麼問題呢?叫爭權諉責,對部門有利的就想方設法法律化,不利的或者是費力不討好的推出去,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我們去年講治理也是發現這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在治理當中存在著治理空白,很多社會問題、社會現象沒有相應的部門去管制、管理,同時也存在另一方面問題,叫做治理過度,過度管制、過度治理,驅動這些因素是什麼呢?有一個因素,就是部門利益,比如這幾年有的地方成立了饅頭辦,對本市出售饅頭要統一發放許可,後來又成立了西瓜辦,對農民進城西瓜都要統一繳費、統一辦證,看起來是主動有為,實際上更多還是把這樣一種管制權力變成了一種牟利的行為,部門牟利的行為。這是立法。

 

第二方面的問題,執法和司法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了法並不等於法治,還要使法治真正地進入社會生活,真正地讓每個部門、每個公民都能夠依法辦事,我們的執法部門能夠依法執法,在這方面也存在這些問題。《決定》里講了,比如說多頭執法,比如說選擇性執法。還有就是司法方面的問題,司法腐敗也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比如說原健力寶集團一個董事長,在服刑期間兩次減刑,每次減刑都有正當的立功,立功,怎麼樣立功呢?和關監獄的人串,立功要舉報他人的犯罪行為,好,我就把那個人的犯罪行為提供給你,並且安排你們住在一個囚室,我就舉報了,立功。然後要減刑,監獄領導建議,本監獄減刑太顯眼,你先搬到另外一個監獄,其他犯人和你不熟悉再辦減刑。就是說通過金錢的運作,整個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在金錢賄賂面前全部崩潰了。所以他出來以後馬上失蹤了,找不到人了,這就是反映了我們執法方面、司法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

 

第三分析的問題,在守法方面的問題。我們有了法律、有了法規,人們的法治意識怎麼樣,人們守法的意識怎麼樣?比如說紅綠燈,紅綠燈在有警察的時候不敢過,在有探頭的時候不敢過,但是在沒警察的時候、沒探頭的時候、夜深人靜的時候,據我觀察照樣過,就是說紅綠燈失效,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自覺守法的這樣一種社會氛圍,還沒有形成自覺守法的這樣一種公民文化。

 

第二方面,我們從國家治理現代化來講。

 

去年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際上就明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基礎的東西是法治,把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基礎性東西。所以我們講法治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國家治理體系大家知道,是以制度體系為基礎的,在制度體系中更為基礎的是法治體系,這是從法治體系。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來說,法治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所以我們從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角度看,我們講依法治國,實際上就是把我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認識和實踐向前推進了一步。

 

第三方面,法治對於執政黨而言具有什麼樣的作用。

 

可以說法治是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黨已經執政60多年了,長期執政,實際上也有隨著社會發展能夠不斷提高自身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問題,所以我們想把法治能力和水平作為我們黨執政能力和水平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和方面。首先我們講,我們黨作為執政黨依據什麼執政?依法執政。依法執政反映在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上,我覺得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增強了我們執政的法理性和權威性,執政於法律有根據,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法理基礎,所以增加了我們執政的法理性。增加了執政的法理性,實際上也就是增加了我們執政的權威性,黨的執政權威從何而來?要從我們執政的法治基礎而來,我們是依據法治、依據憲法和法律來執政的,這樣就使我們的執政行為、我們的各種執政的實踐的權威性增強了。

 

再有,我們講依法執政,一方面,我們黨依據憲法法律,同時,我們黨也有一個政黨自我治理的任務,我們黨怎麼樣能夠完成自我治理的任務呢?黨也要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所以我們講依法執政反映在我們黨的自身建設上,就是要求把黨內法規作為我們管黨治黨的基本依據,也就是說我們黨員、我們黨的幹部、我們黨的組織的行為,既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同時也要受到黨內法規的約束,這樣雙重的約束使我們黨的自律性更強。因為我們執政並不僅僅要是依靠法令上的東西,更重要是推動法令背後的東西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家長,作為一個師長,作為一個領導,實際上我的感染力、我的號召力,一方面來自於我說了什麼,實際上更重要是看我是怎麼做的,我能夠嚴格約束自己,我約束別人,約束孩子,約束學生,約束下級,才有號召力,才有說服力,這就是說我們依法執政對於提高我們黨執政的引領力和說服力,同樣也有這樣一個作用。

 

這是我們第一個問題,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一些基礎性的問題做一些介紹。

 

二、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下面我們介紹第二個問題,總目標。

 

這次四中全會《決定》我覺得內容很豐富,都很重要,如果我們說提起綱來是什麼呢?提起來綱來的東西我覺得就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我們理解把握這個總目標,可以說就是抓住了四中全會《決定》的綱,綱舉目張。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兩句話構成總目標,一個是法治體系、一個是法治國家,把法治體系和法治國家有機統一起來,就是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決定》當中對總目標也進行了一定的闡述,我們把這些闡述再給大家梳理一下,也就是說我們怎麼理解這兩句話的總目標。  

 

第一點,政黨、制度、理論為保證。就是說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首先,要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來提供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夠保證我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能夠保證我們法治國家的建設最大程度地反映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同時也能夠形成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核心的、堅強的領導力量,所以黨的領導是政治保證。

 

第二個,制度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建設法治體系、法治國家提供製度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三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法治體系是依附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所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為保證。比如說我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還有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些都是我們的制度已經明確了的東西,我們法治體系的建構,法治體系的內容,就不能夠與我們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相違背,這是制度保證。

 

第三個,理論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提供理論保證,因為我們講中國特色理論體系是有若干方面構成的,法治理論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理論體系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們建設法治國家需要理論指導,需要對「我們建設什麼樣的法治國家,怎麼樣建設法治國家」,有一個基本的理解和判斷,所以我們鮮明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以此作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指導。

 

這是把握總目標的第一個方面。

 

把握總目標的第二個方面,要形成「五位一體」的法治體系。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怎麼把握呢?在這個《決定》中提出來了,最重要的我們是把握這「五位一體」的法治體系,所以我們說中國特色的法治體系是什麼呢?概要的說就是這「五位一體」的體系。

 

第一,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這是立法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強調高效,這是我們執法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包括執法,包括司法。

 

第四,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實施不是孤立的,他不是可以單獨能夠發揮作用的,必須要有很多條件、很多社會環境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這個也是我們要建立的一個問題,就相當於我們講社會保障體系一樣,法治也有一個保障體系的問題。

 

第五,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我們注意到,就是我們黨內法規體系也納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之中,是裡面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實際上,我們可以說把依法治國和依法治黨融為一體了,黨內的法規體系建設融入到國家的法治體系建設之中。把握總目標的第二方面,就是要理解、把握「五位一體」的法治體系。

 

把握總目標的第三方面,要把握法治貫通國家、政府、社會各個領域。所以在《決定》中提出了這兩句話: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治國、執政、行政把法治貫通於這些領域,同時我們提出的目標,法治國家包括法治政府、包括法治社會,把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建設都統一起來。

 

把握總目標的第四方面,把法治貫穿運行全過程。我們講法治實際上是一個過程,從立法開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然後這些在執法、司法、守法中出現的情況和問題又反饋到立法,立法又要有新的調整、新的完善。新的調整、新的完善以後,又要把它體現在新的執法、新的司法、新的守法上,所以這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一個循環提高的過程。要把法治貫穿到從立法、執法、司法到守法的整個過程,對立法的要求強調的是科學,科學就要反映我們法治的規律。也就是說為什麼有些不能入法?要考慮到現實的各種情況,不能作為法律規定進去。

 

比如《決定》提出,要把賄賂罪從財產、財務到財產性收益作為賄賂的範圍,也只限定於財產凈收益,這就是說從法律的執行和實施的角度看要反映規律,就是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操作、難以把握、界限不清楚的問題,暫時還不能作為法律把他規定進去。

 

還有就是,嚴格執法,強調我們在執法當中如何能夠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神聖性的問題。公正司法,強調我們司法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司法公正的問題,看《決定》也有很多措施,努力使我們的司法過程更加公開、透明。守法,全民都能夠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來做守法的好公民。

 

總目標第五個方面,就是講基本原則,「五個堅持」,《決定》提出了「五個堅持」作為我們實現總目標的基本原則。

 

第一個堅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習近平同志在全會《決定》說明中講到,黨和法治的關係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一方面,我們黨要領導法治,另一方面,我們黨又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範圍內來活動,這就是黨和法治的關係。首先,我們講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本質特徵就是黨的領導,不能把法治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認為我們講法治就不要黨的領導。同時,講黨的領導,是講黨如何領導人民實行法治,如何領導人民來建立形成完善的法治體系,如何領導人民能夠在法治的軌道上來推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所以講社會主義法治就是這三者的合一,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

 

怎麼樣才能體現黨的領導和法治的有機統一呢?《決定》提出了「四個善於」:

 

第一,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這是一個善於,體現黨的領導,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要經過法定的程序。

 

第二,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的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我們每年要召開人大,五年要換一次屆,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怎麼樣產生、怎麼樣選拔,也有一個如何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人員問題。

 

第三,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我們有黨組織、有政府部門、有人大、有政協,黨怎麼樣統籌全局、協調各方,充分發揮國家政權機關的作用,也是體現黨的領導一個重要方面。

 

第四,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的團結統一。

 

《決定》提出這「四個善於」,就是講我們黨如何能夠處理好黨和法治的關係,能夠運用好依法治國這樣一個基本方略問題。

 

第二個原則,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強調依法治國主體是誰,主體是人民。人民是法治的主體,也強調法治既給了人民保障自身權力的武器和工具,人民可以運用法定的權力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人民主體地位也要體現在人民自覺遵守法律法紀的問題,也要用法律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這樣兩方面的要求才是體現人民的主體地位。

 

第三個原則,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原則提出來的,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的權威,沒有高於憲法和法律的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違反憲法和法律,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這就是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特點。

 

我們古代雖然有法,但是也有規則,叫做「刑不上大夫」,刑是對付老百姓用的,作為統治階層是不受刑法的制約的,這就沒有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所以我們從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抓出大老虎,依法嚴懲,也能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任何人,不管是擔任多大的職位、處於多高的位置,違反了憲法法律、黨內的法規,同樣要受到懲罰、受到制裁。

 

第四個原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我們都熟悉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在先秦的時候就有儒家和法家的衝突和爭論,儒家強調的是以禮治國,施仁政,也可以說是以德治國的思想淵源。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韓非,韓非強調嚴刑峻法,秦國的興起和強盛與採用了法家的學說是分不開的,從商鞅變法到最後韓非治秦,都是走的這麼一條路徑。到漢武帝以後,中央集權的政權形成以後,漢武帝強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果更為全面的看,從社會管理、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法治和德治都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可能只有法治、沒有德治,都靠法律治理成本太高,社會治理的控制成本太高。道德是人自我約束的一個因素,自我約束通過道德使我很多事情不敢做,恥於做,通過人的榮恥感來維繫人、制約和引導人的行為。

 

但是大家知道,人的禮義廉恥感也有脆弱的一面,也容易被突破,剛才講的,百分之三百的利益誘惑就很可能突破。道德管上線、法律管底線,有些底線是不能動的。不是人人都是君子,不是人人什麼時候都是君子,所以要有法治。所以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治理比較成功的,都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要有兩者的因素,道德因素和法律的因素,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相輔相承來維繫社會的運行,來維繫人的行為。所以我們講依法治國並不是說我們就不要以德治國了,我們講崇尚法治,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不重要了。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十八大以來,強調要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實現全民守法,也就是說把道德的力量和法治的力量統一起來,來保障我們社會能夠有序的運行。

 

第五個原則,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一個重要的方面,客觀來說,在法治的道路上,特別是在現代法治的道路上,我們的歷史還不夠長,這樣我們如何能夠在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借鑒國外法治的有益經驗,來形成中國特色的法治道路。剛才講了法治有政治性、制度性,法治還有一個民族性,因為每個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各有各的處理問題的一些習慣。對國外的東西、外國的東西我們可以吸收借鑒,但是我們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按照中國的實際來設計我們的法治體系,來實現我們的依法治國的方略,這「五個原則」、「五個堅持」就是我們實現總目標基本的要求。

 

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

 

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六大任務」,我把這「六大任務」簡要地給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大任務,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一是強調立法的重要性,講了法律是治國之重器;二是強調了我們科學立法要建立的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還有立什麼法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在立法的問題上,或者有些部門立了一些與人民群眾利益不相符合的法,立了一些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操作的法,實際上那就不是良法,這樣就很難達到善治的結果,所以首先是科學立法的問題。

 

科學立法最重要的就是習近平同志十八大以後強調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我們學習《決定》看到了,《決定》明確提出每年的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就是說我們日曆上又多了一個有國家意義的日子。前幾個月我們定了9月30日為烈士紀念日,這次四中全會提出將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實際上就是要在全社會弘揚憲法精神,同時也明確了要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就是說由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的國家機關人員,要在任職的時候向憲法宣誓,過去我們沒有這個程序,沒有這個儀式,現在我們明確要有這個程序。有這個儀式,實際上就增加了我們履行國家職務的一種莊嚴感和神聖感。習近平在說明中指出,現在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是142個,這142個成文憲法中,規定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效忠憲法的是97個,可以表明憲法宣誓制度是國際慣例,我們這次就把這個國際慣例作為我們的一個制度制定下來了。

 

每次說「六大任務」,每個重大任務都列了若干條,這裡就不一條一條的講,就把這些要點給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說在立法中強調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就是說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如果涉及到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必須要報黨中央討論決定,這是明確了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同時還強調,怎麼樣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因為地方也有立法的權利,地方相應的法規,大家實際生活感受很深,地方保護主義,利用立法的這樣一個權利,保護本部門、本地區的產業,設立阻擋其他地區資源生產要素進入的門檻,這都是我們在立法中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強調,我們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也就是說我們的改革決策,重大改革要於法有據,沒據怎麼辦?就要形成、建立、通過新的法律制度,來保證我們的改革。

 

第二個重大任務,執法的問題。《決定》中強調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比如說這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大家有很深的感受,整頓糾治「四風」,很多問題不是沒有規定,實際上相關的紅頭文件很多,比如說公款吃喝問題,不是沒有規定,但是關鍵是沒有執行。所以就說,幾百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我們對待規章制度如此,對待法律法規文件上恐怕也有相同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主要的問題、難題還不在於沒有法律可以遵循,而是有了法律在現實生活中沒有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為,沒有把他有力地貫徹執行,有些法律在現實生活中成了一紙空文,這是我們講法治國家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強調嚴格執法,對我們各級政府部門來說,就是要明確我們的權力範圍,一個叫做「法定職責必須為」,法定的職責不以我的主觀願望、主觀喜好來決定。同時「法無授權不可為」,不能任意地擴大自己的許可權,不能濫用權力。同時《決定》還提了一個詞,叫做設租、尋租,設租、尋租搞經濟學的人更熟悉,實際上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術語,我們把它引進我們的中央文件了,這也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執法來看,就是加強監督機制問題。《決定》提出了黨內、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審計、社會、輿論八大監督,通過這八大監督機制來使我們的監督體制、監督機制能夠完善、能夠有力。還有就是公開,五個公開,決策、執行、管理、服務、結果公開,這都是我們執法中要注重解決的問題。

 

第三個方面的任務,司法。公正司法的問題,《決定》用了這樣的話,叫做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法治的生命在於公正。習近平在《決定》說明中也引用了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的一句話,講司法不公對社會的傷害是致命的。培根講,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在現實生活中存在一個問題,人們遇到了涉法事情的時候,第一個念頭是找關係,找找有沒有在政法部門熟悉的人說情。另一個產生的心理現象就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公正司法的信心在減弱。

 

實際上我們各級都有政法系統,法院、檢察院都有,人們反而不能夠求助於當地的法院、檢察院走司法解決的道路,這和我們的司法腐敗問題是存在聯繫的,也就是用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吃了原告吃被告。就拿裁判來說,一方面運動會的組織者給了你傭金了,你收了運動會組織者的酬金,從道理來說你就不能再收球隊的賄賂了,收球隊的賄賂你就等於兩頭收錢,組織者委託你去公正執法,結果球隊又賄賂你,你又不公正執法,裁判不公正實際上已經是瀆職了。

 

吃了原告吃被告,實際上用我的理解,不是兩頭收錢了,而是三頭收錢,還收了國家給予你的工資報酬、待遇。

 

所以在防止司法腐敗問題上就提出,對領導幹部干預司法的行為,要記錄,對防止司法錯案,防止關係案、人情案、金錢案。

 

第四大任務,守法,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決定》首先就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我們把法治已經作為信仰的高度提出來,因為法治要有權威,要讓人們服從他、信賴他,就要使他成為一種信仰,信仰法治的力量,相信法治是崇高的、是神聖的、是莊嚴的,我們生活在法治國家,就要對法治有一個基本的信念和信賴。如果這種基本的信念和信賴不存在了,法律的權威也就嚴重的削弱了。

 

所以我們講,建設法治國家既是一種法律條文的建設,又是法律制度的建設,還是法制隊伍的建設,但是從基礎性的東西來說,是一種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培養的過程。

 

所以法國有個思想家叫盧梭,他就講了一個很深刻的道理,「最重要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這才是國家真正的憲法」,就是說對人心的這種影響力、束縛力,人們不管在什麼樣情況下都能夠自覺恪守,這是法治能夠實行最基本的條件。

 

德國有一個古典哲學家叫康德,他講對兩樣東西會產生一種深深的敬畏,一種東西就是頭頂的星空,星空燦爛,人們仰望星空感受到了大自然這種偉大、大自然這種壯麗、大自然這種美好,對心靈產生一種震撼,產生對世界的神奇、世界偉麗的敬畏。還有一種力量,就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心中的道德律令是一種絕對命令,就是任何情況下我都能夠恪守對道德的遵守,這是不容易的。因為講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我也講誘惑的問題,誘惑,權力小的時候能夠約束自己,權力大的時候能不能擋得住;誘惑小、利益小的時候我能夠扛得住,不為小利所動,利益大的時候,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上億,你能不能不為所動;在監督強的情況下,都是攝像頭我要循規蹈矩,沒有攝像頭我能不能約束自己。這是道德律令。法治法律也是一樣,我想我們對心中時刻保持這種敬畏。對康德的補充,一個是對星空、對自然的敬畏;第二,是對道德的敬畏;第三,我們現在補充,要增加一個對法律的敬畏。這就是全民守法的一個基礎性的東西。

 

這是我們講普及法治,從思想觀念、精神層面來解決問題的重要方面。

 

第五,加強法治工作的隊伍建設。就是我們怎麼樣能夠保證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呢,很多都是法治隊伍建設的問題。所以《決定》提出,除了法治人員的思想道德方面素質以外,對法治隊伍建設要有專門的要求,就提出了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要求。過去叫政法隊伍,這次《決定》我注意看了,叫法治工作隊伍,就是進入法治隊伍的門檻提高了,要有專門的訓練、專門的培訓。這是第五個方面的任務。

 

第六大任務,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能夠保證全面依法治國這個任務很好地完成,要從加強改進黨的領導方面來著手,《決定》提出要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我們黨領導法治工作,組織形式是什麼?一個重要的組織形式就是政法委員會,通過政法委員會來領導政法工作。同時這個《決定》還提出,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考核幹部的標準,這也是一個新的提法和要求。同時我還看到提出,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推進改革,優秀的幹部要作為領導幹部選拔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還有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問題,也強調了。大家都很關注香港這段時間持續的「佔中」行為的問題,「佔中」行為實際上就是對我國憲法、對香港基本法、對香港目前將要實行的特首普選問題,針對這方面來的。在這方面,這次《決定》專門強調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也就是說在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和尊嚴問題上我們是不能退步、也是不會退步的,這是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問題。

 

再有,涉外法律問題,專門強調涉外法律。我們現在對外交往、對外開放越來越多,走到世界各地都能看見自己的同胞,我國公民在國外從事經濟商務和學業活動中一些權益保護問題,我們在外事交往、對外開放、經濟貿易往來這些涉及到的法治問題,都給我們的法治建設提出了很多的新問題。比如說前兩年利比亞撤僑,當時更多的還是動用軍事力量、軍事手段來幫助利比亞撤僑,是通過駐利比亞附近,包括中東和南歐一些國家的武官出面,利用他們的資源和他們的脈絡,來協調利比亞撤僑,派出大型運輸機、派出艦艇來撤僑。這實際上提出當我國公民在國外,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在法治上如何能夠保障他們的權益。

 

這是六大重要任務,立法、執法、司法、守法、隊伍、黨的領導,這是第三個大問題。

 

四、當好法治中國建設的帶頭人

 

法治中國建設要依靠一大批能夠走在法治中國建設前列的帶頭人來實現、來推動、來帶領。我們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是帶頭人,當前我們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推進依法治國,同樣要求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能夠做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帶頭人。我想首先我們要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對數同志來講,可以說還沒有系統的深入學習,建設法治中國,我們首先要學習理論。再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知道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重要的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剛才他的基本內涵我們也介紹了。

 

第二方面的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如何能夠在思想觀念中樹立法治精神?樹立什麼樣的法治精神?培育什麼樣的法治文化?值得深思。

 

第三方面的要求,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的能力。依法治國的問題重要性突出了,實際上對我們的工作能力、領導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所以講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這個對我們來說也是新課題,可能過去我們習慣的一些方法,特別是行政手段,現在要更加體現法治。

 

最後一方面要求,要帶頭遵守法治、帶頭依法辦事,成為全民守法的模範踐行者和模範帶頭人。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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