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起東海：華人曾稱霸日本東南亞【附珍貴圖片】

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凈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誘殺陷阱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凈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 「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迹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第一桶金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大國海盜》電視片片花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后，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日本爭貢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琎。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世貿中心」從倒賣軍火開始，王直開始了自己與日本的不解之緣。走私天堂雙嶼島成為世界貿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毀它，反而為王直成為「海盜」之王掃清了道路……

圖為日本歷史畫「鐵炮傳來」，中間端坐的「儒生」估計就是王直。圖片來自雪珥私家收藏。1543年，下海經商3年的王直，做成了一單生意，這在日本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根據日本著名學者僧人南浦文之（1555年～1560年，別名文之玄昌）的《鐵炮記》所記，這年八月二十五日，幾名葡萄牙商人在「大明儒生五峰」的介紹下來到了日本。葡萄牙人給日本人示範了「鐵炮」（即早期的火繩槍），日本人便購買了幾支。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鐵炮傳來」的故事。而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此時，中日貿易已經中斷，一切商品交流其實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於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約束，海道成為自由天地，物流的風險也大大增加，在多重風險的推動下，中日貿易的利潤也水漲船高，而且，王直直接販賣軍火，自然更是賺得盆滿缽滿。下海5年之後（1545年），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許棟的海上武裝集團。許棟一家四兄弟，他排行老二，也是歙縣人，與王直是正牌老鄉。根據胡宗憲掛名主編的《籌海圖編》，許棟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也就是王直到廣東開始從事走私生意那年，從福建越獄入海，來到寧波口外的雙嶼島盤踞。而根據同時期官員鄭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鑑》，這一年，在馬六甲經商的許棟兄弟將佛郎機(葡萄牙)商人帶到雙嶼港，為葡萄牙人充當中介。雙嶼島是當年鄭和下西洋的補給站之一，「乃海洋天險」，「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明初這裡就被當做「國家驅遣棄地」，居民被強行內遷，杳無人煙，正好成為走私天堂。在各路走私商人們的哄抬之下，許棟統治下的雙嶼成為一個人口眾多、設施齊全的貿易樞紐，日本著名歷史學家藤田豐八（1869年～1929年）甚至將其稱為「16世紀的上海」。從史料分析，在此前，王直與許棟就有許多生意上的來往，甚至王直在外常自詡為許棟的下屬。入伙之後，王直擔任了雙嶼島的CFO——「管庫」，由此可見其文化知識或許在圈內是比較出色的。隨後，王直又被提拔為「管哨」——船隊隊長，進入了許棟的核心圈。雙嶼這一「世貿中心」的紅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也就是王直入伙雙嶼島的次年，朱紈出任浙江巡撫，看到「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為接濟，內外合為一家。有力者自出資，無力者輾轉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雙桅、三桅車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樽，率得厚利，訓致三尺童子亦視雙嶼為之衣食父母。」他深為感慨：「此賊、此夷，目中豈復知有官府耶！」（《籌海圖編》）朱紈認為，既然朝廷宣布海禁，就必須認真執行，他提出「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搜捕通倭奸民，整頓海防，嚴禁商民下海，並開始積極籌備軍事行動，武裝取締雙嶼島這個走私天堂和「世貿中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紈開始了行動。都司盧鏜率軍由海門進兵，率戰船380艘、士兵6000人，佔據完全優勢。經過激烈的戰鬥，「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幾乎殲滅了雙嶼島上的許棟武裝商團，並將島上的房屋、船隻全部焚毀，用沉船、石塊等堵塞了入港航道，令這個「世貿中心」成為一片廢墟。次年，朱紈又抓獲了雙嶼島頭目之一李光頭等，竟不加審訊和請示，就集體處決了此團伙的96名成員，震動了朝野。朱紈的鐵腕和冷血，令浙江、福建一帶的豪強大戶們受到巨大的損失，他們才是雙嶼島走私生意最大的得益者。《明史》中記載說，這些走私船的「舶主皆貴官大姓」。他們動員閩浙籍官員，以濫殺和擅殺為理由，對朱紈發動了聯合彈劾。在巨大的壓力下，朝廷不得不將朱紈「雙開」回籍，不久他自殺身亡。許棟被滅後，反而為王直（五峰）的崛起掃清了道路。在慘烈的雙嶼島大戰中，王直沉著指揮，率領余部逃出雙嶼，成為新的領袖。而明帝國則痛苦地發現，一個更為難以對付的對手誕生了。東海稱王王直的「五峰旗號」，成為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一度也不會刁難……逃出雙嶼島，王直在海上收攏余部，計有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葉明、陳東、徐海、汪汝賢等數千人。王直率領他們在日本長崎的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其從子汪汝賢、養子毛海峰成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則在平戶島上定居，據日本史學家估計，這應該是受到了當地領主松浦隆信的邀請，以便與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貿易。在日本逐漸站穩腳跟之後，王直轉變了戰略，積極向祖國靠攏，協助官軍攻擊別的海上武裝集團（「倭寇」），一可搞好政府公關，二可擴大自己的勢力。經過一系列戰鬥，他最終佔領了舟山的重要軍港和商港之一的「瀝港」（烈港、冽港），「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聾海舶矣」（《籌海圖編》）。隨後，王直主動向朝廷要求當海上「聯防隊」和「城管」，為政府承擔艱難的「抗倭」重任。此時，王直已經成為東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號」則是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也一度並不刁難，行動自由。但是，好景不長，朝廷絕不允許「卧榻之側」還有個「鼾睡」的「他人」。於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等「驅舟師數千」圍攻瀝港，在官軍的猛烈攻勢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圍，逃往日本。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稱王建制，先是自稱「凈海王」，後改稱「徽王」，「服色旌旗擬王者，部署官屬，咸有封號，控制要害，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明書·王直傳》)。稱王之後，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投奔他的人群，不僅有普通百姓，甚至還包括「邊衛之官」,「一呼即往，自以為榮」（明代萬表《玩鹿亭稿》）。同時，他率軍反攻大明，「聯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幹人。以木為城、為樓槽，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如此巨艦百餘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官軍莫敢攖其鋒」,「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海寇議後》）。無奈之下，明帝國將捉拿王直的賞格提升到了驚人的高價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胡默林行實》、明代茅坤《海寇後編》）王直成為史上賞格最高的「海盜」之一。「隆慶開關」惡法出刁民。內外交易本是國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隆慶年實行了全面改革開放，於是倭患消解，經濟發展……令明帝國相當尷尬的是，王直這位「倭寇」卻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龐大的運營網路，「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胡宗憲就曾感慨：「倭奴擁眾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其實，能夠擁有如此「群眾基礎」，絕非「內地奸人」「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釋的。朱紈在抗倭過程中就發現：「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其中的原因，正是在於是「海盜」、而非「軍門」，給百姓提供了「衣食」。刑部主事唐樞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倭寇之亂」，乃是「海商之為寇也」。唐樞認為，內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賊伙愈盛」，實際上是惡法出刁民。唐樞更認為，「倭寇」本是中國百姓，只有開放海禁才能杜絕倭患。福建巡撫、曾舉薦戚繼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將譚綸，也在一份奏摺中說:「今非惟外夷，即本處魚蝦之利與廣東販米之商、漳州白糖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此後擔任過刑部右侍郎的謝傑，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於「海禁之過嚴」，「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處江湖之遠的王直，與這些居廟堂之高的官員一樣，都看到了導致「倭亂」的同一個根源，所以，在針鋒相對地用軍事手段回應政府圍剿的同時，王直也不斷地向政府表示，「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己」。從各種史料對比來看，此時，至少身處「抗倭」第一線的官員們，都深切認識到了開禁才是治倭的根本，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號召力的王直，是維持海洋穩定的關鍵人物。但是，為了朝廷的「體面」，自以為是「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的王直就必須死。王直死後，海上武裝集團、也即所謂的「倭寇」失去了控制，東南沿海秩序大亂，果然應驗了諸多官員對倭患亂源的認識及王直的擔憂：「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時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國榷》）。王直死後7年（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新帝即位，改元「隆慶」，這就是明穆宗。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上奏，「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東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延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廢止，史稱「隆慶開關」。驍勇善戰的戚繼光，也在這年從東南沿海調往北方，鎮守更為重要的薊州。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明史·兵志三》）。儘管隆慶初年的開放並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並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制的商業活力已然噴涌而出。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慶開關」後3年（1570年），在張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員的積極推動下，利用韃靼內部紛爭，結束了明帝國與蒙古部落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對峙，韃靼首領俺答歸順明朝，封貢互市，史稱「俺答封貢」。大明帝國開國200多年，第一次同時在南北兩個方向獲得了「和平的發展環境」。迅猛增長的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後世學者推算，從隆慶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國滅亡（1644年）的78年間，因海外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也有學者估算，「由萬曆元年（1572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毫無疑問，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為張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日後在內憂外患中掙扎的帝國提供了苟延殘喘的資本。而這一切，都必須歸結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國，給大明帝國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尾聲王直死了，與中國歷史上一切敢於挑戰和對抗現行體制的人一樣，不得好死。他20年奮鬥建立的海上貿易王國，不久也土崩瓦解。令人悲哀的是，王直這位被體制當做叛逆的人，卻從未放棄過向體制靠攏的努力。他的輕身犯險，實際上也是為了獲得體制的一絲認可，試圖與體制內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動海禁的廢止，卻沒料到自己做了犧牲品。耐人尋味的是，王直最後被處決的罪名並非「海盜」，而是「叛國」——「背華勾夷，罪逆深重」（《明世宗實錄》），儘管王直只是僱傭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還是指控他「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倭變事略》）。顯然，這樣的判決，與其說是刑事判決，不如說是政治判決。真正令朝廷所擔憂、並且非殺之而後安的，並非是王直的武裝走私行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稱王建制，是可忍孰不可忍？「徽王」的稱號，實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聯翩，將王直與其那更為著名的老鄉朱元璋掛鉤。在經濟上出點問題，哪怕觸犯了刑律，都還可通融，但在政治上觸碰了高壓線，而且還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誠信，送上門去，王直就非死不可了。其實，「惡法出刁民」，王直等一眾「海盜」也是被逼上梁山，內心深處與梁山好漢們相同，都是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無非是另一種途徑和渠道而已。區別在於，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則是賠盡了老本——儘管他用自己掀起的驚濤駭浪，喚醒了帝國內的改革力量。慣於駕馭波濤的王直，最終卻無法駕馭自己的命運。據說，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門口，掛著一副對聯：道不行，乘槎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其實，這副對聯已經被後人無數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國海盜」故事裡。或許，在這些「中國海盜」身上，都有著同樣的烙印？(請繼續關注雪珥《大國海盜：浪尖上的中華帝國》後續各篇。《中國經營報》所連載為簡本，更為詳細的全本，將於2011年出版同名著作及電視專題片。「雪珥傳播」聯絡：snowsword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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