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際關係看日本國民性

   核心提示：本期《世紀大講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尚會鵬教授作客。尚教授為我們詳細分析了日本人的國民性和民族精神，並且從人際關係方面對日本的社會結構與民族心理的變化做了解讀點評。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可以說日本這些年來一直是多災多難，經歷了經濟衰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政局又動蕩多變。現在又發生了9級的特級大地震，日本的社會結構、民族心理、人際狀態都在不斷地發生著巨大的轉變，那麼如何理解日本人的國民性和民族精神，如何從人際狀態來觀察日本的社會結構與民族心理的變化，關於這些問題，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尚會鵬先生，大家歡迎。

主持人：尚教授您好。歡迎做客《世紀大講堂》，下面我們看一下大屏幕，一個介紹尚先生的短片。

尚會鵬：日本人控制內心感情非常出色

尚會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日本、印度社會文化研究、大規模文明社會比較研究和文化與國際關係研究。著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中日文化衝突與理解的事例研究》、《心理文化學：許烺光學說的研究與應用》等。

主持人：尚先生，這次日本的9級特大地震，讓我們又一次把焦點集中到了日本這片領土上頭，包括我們通過大量的電視畫面看到的，日本國民表現得非常冷靜、平靜，震撼著我們很多的國人，大家就覺得日本的這種國民性是怎麼養成的？

嘉賓：你說的這種情況跟日本地理環境有關係，日本是經常發生地震的，我後面將講到，經常是晃動，所以有了地震一般是不會慌亂的。另外還跟日本的國民性格有關係。就是一個中國記者去採訪一個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園，從老人臉上看不到悲痛，而看到是有一些微笑，這個記者就感到不理解，說老先生你失去了親人，為何你還微笑呢，這個老人就說生活還得過下去。那麼這使我想到日本人的性格和心理被西方人也不理解，中國人也不理解的地方，被西方人所謂是日本式的微笑，叫JapaneseSmile。那麼實際上你跟日本人接觸你會知道，日本人的控制內心的感情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他們在別人面前是很會控制自己內心的真實感情，那麼他對記者的微笑實際上是對記者、說話人的一種尊重，這也是跟其他的我們看到的，和中國人、西方人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是日本國民性的一種表現。

主持人：我們說一個大的天災發生，像這樣的大地震發生的時候，它本身造成的災害可能有時候倒不是非常非常嚴重，然後它的次生災害可能要高過它。比如說這次海嘯的災害肯定就是高過大地震，然後現在的核泄漏可能產生的危害，也許還要高過海嘯，但是更可怕的次生災害就是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個是最可怕的次生災害。但是這種次生災害好像在日本民族，這個民族身上好像幾乎你可以肯定地說它不會發生。

嘉賓：這個實際上也是世界人都看到的，也是日本人性格的一些特點，那麼我講日本它的國民性，它的一些特點就跟這個有關係。

主持人：好，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尚教授進入他今天的主題演講，他今天要演講的主題就是《從人際關係看日本國民性》，大家歡迎。

尚會鵬：日本人在自我認同上仍有危機感

嘉賓：對中國人來說日本人一直是一個謎，日本和中國是近鄰，在文化上相似，歷史上日本一直學習中國，日本跟中國同屬於東方國家，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想法跟我們是那麼的不一樣，這種情況呢我有一句話，我叫它是「居相近，心相遠」，中國跟日本住得很近，但是相互了解得不多，所以說關於日本的話題總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對西方世界來說，日本也是一個謎。近代，日本是唯一的一個進入西方發達國家行列的非西方社會，這正像鹿群裡面突然跑來了一個猴子，眾鹿甚是詫異：來者是誰？感到不可思議。那麼所以說日本人是誰這個題目，一直在西方世界能夠是一個引起人們好奇心的題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跟日本打仗，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美國人非常不理解，他們就召集了一大批的學者來研究日本人。包括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咱們都知道寫《菊花與刀》的那個學者，我們看到的有名的《菊花與刀》這本書，實際上就是美國政府委託學者做的有關於日本人研究的一個報告，是在這個基礎上後來出版的這本書。

對日本人自己來說，日本人也一直是一個謎，日本人也一直在求解「我是誰」的問題。從文化上看，日本人缺乏一個可以與西方的基督教，中國的儒教，以及印度的印度教這樣的一種主體的意識形態。古代日本吸收中國的思想，近代又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它在文化上具有「雜交」的特點，那麼實現了四個現代化以後，雖然進入了西方的發達國家行列，但在自我認同上，它仍然有一種危機感，這就像一隻猴子跳到了鹿群裡邊，鹿們會詫異，猴子自己也會詫異：我是誰？我怎麼跟他們不一樣？所以說在日本就有這麼一門專門的學問，研究日本人是誰，這門學問叫「日本人論」，所以在日本一有一些大的事件發生，就會出現一些關於日本人，討論「日本人論」，討論日本人是誰的「日本人論」這方面的著作。

最近的一次「日本人論」的盛行，是2006年藤原正彥的新書，叫《國家的品格》，這個書一出來就成為暢銷書，它是在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以後，日本民眾感到悲觀的時候出現的一個新的「日本人論」，所以說「日本人論」成為在日本特有的一種現象。

尚會鵬：「日本人論」研究日本國民性

第二個問題，我講日本人的國民性研究，簡單地說所謂「日本人論」就是關於日本國民性的一種學說，這個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達到了鼎盛，日本人也是作為國民性研究的一個研究得最深、最透徹的案例。

那麼我們知道《菊花與刀》裡邊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話，這句話就是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甘認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等等這樣的一個既什麼什麼，又什麼什麼的描述，這段話相當的有名，並且被廣為引用。但是對日本人這種描述的方法，後來就受到學術上的一些批評，說這種方法太粗糙，這種既什麼又什麼的這種描述，稍做改正就會適用於任何民族，說任何民族它的性格裡邊都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看法。

那麼後來這個領域的發展就出現了一些變化，就逐漸地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一些傾向，從東方、從日本人自身來出發，來看待這個問題，就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那麼這個學派的一些繼承者，比如說美籍華人心理人類學家許烺光先生，他就是這個國民性研究的一種繼承，那麼他就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方他提出一個「基本人際狀態」這個概念來替代國民性，所以「基本人際狀態」是一個什麼東西呢？簡單地說它就是一個人的存在系統，我們人存在不是個體的，我們是一個系統，就是我們是一個場，我們個體人跟我們周圍的人，跟我們社會文化一個互動的場，這個場就叫「基本人際狀態」。那麼根據這樣的觀點，個人是一種人存在的系統，這種系統在西方社會佔優勢地位，它叫個人。那麼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際狀態」不是個人，那麼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呢？

日本有一個學者叫濱口惠俊，他說相對於西方人的「個人」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跟日本人是一種「間人」，他也是人，他不是「個人」，強調的不是「個」，強調的是什麼？強調的什麼，是「間」，「間」就是相互之間，就是人之間的關係，他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麼這樣就從概念上解決了過去把個人與集體對立，日本是集體主義的，西方是個人主義的，這樣的兩分法是錯誤的。但是提出這麼一個概念以後呢，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那麼中國人跟日本人都屬於「間人」狀態，那有什麼區別呢？這就是說後來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研究，所以我們提出來中國人是和日本人雖然同屬於「間人」，但是它有兩種亞類型，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我們稱它叫「倫人」。倫，倫理的倫。日本人他的生存狀態我們稱他叫「緣人」，就是緣分的緣。這兩種類型都屬於「間人」類型，它都是兩種亞類型，它是不同的。

那麼為什麼叫「倫人」呢？倫，我們知道中國叫人倫關係，中國叫五倫，父母、夫妻、兄弟、君臣，朋友，這五倫是最主要的人倫關係，而這五倫中前三倫屬於親屬關係，就是天倫，這是最重要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它的基本的定位比較強調人倫關係，尤其是天倫，親屬關係，這是人生存的最重要的東西。

而日本人的這種「緣人」，它雖然也強調人倫關係，但是它更強調的是一種由於某種偶然的機緣走到一起的那些人，不一定是親屬關係的人，這就牽涉到我們看到中國和日本人對家的概念，我們中國人跟日本人都用家這個漢字，但是對家的內容和對家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國人的家是完全是由血緣和婚緣締結起來的這種群體，而日本人的家，它的概念廣泛，它不僅僅包括血緣關係的人，還包括那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比如說家裡的傭人、長工或者管家，時間長了以後他們就會改姓這個家裡的姓，死後也葬在這個家的墓地，也會入他們的譜，就是他們這個家不是那麼絕對，不是血緣關係，這種情況在中國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這就是跟中國人很重要的一個區別，這是第二點。

尚會鵬：小群體本位是日本人民族認同的基礎

第三個我要談的一個問題就是由此，由這個視角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國民性的一些特點。說到日本人的國民性比較複雜，日本人他有個體的差異，有地區的差異，有階層的差異，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作為一個民族它仍然是有一些共性的，那麼這種共性就是日本人之所以為日本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一個基礎，也是民族認同的基礎，那麼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日本人的國民性有哪些特點，我可以簡單地概括這幾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本人。

第一點，日本人他是一種小群體本位的一種生存方式，而中國人我認為它是一種家族本位的生存方式。那麼日本人更容易與那些非親屬、非地域的人締結成自願性團體

通俗地說，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容易組織，所以組織就是人為的，為了某種目標締結起來的非親屬、非地域的團體，所以日本人這樣締結起來的團體，也比中國的這種非親屬、非地域性的自願性團體更有活力，更有凝聚力，更有組織力，這一點可以反映在許多的方面。比如說日本它的公司，在日本有這個詞，叫以社為家，它這個社是指會社，是指公司。那麼你如果到了日本，在他們一些公司裡面幹活，你就可以體會到日本人對公司，對他們的研究所、工廠那些，他們的獻身精神是令人敬佩的，那麼在日本的很多老闆你跟他聊起來，他們說我們根本不是說大家好好乾，別偷懶。相反，我們總是告誡他們不要太拚命，要注意回家，即便這樣，員工下班以後自動加班加點不要報酬的人，仍然相當的普遍。但是日本的媒體你看不到說樹立一個榜樣，他是怎樣為他的工作獻身，沒有這樣。相反，就是防止過勞死，這一點就是日本的一個特點。

另外從在海外的日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在海外的中國人跟日本人，從哪個地方可以看出來區別呢？他締結集團的方式。中國人到了海外仍然趨於一種血緣的方式締結成集團，依靠家族的力量，海外有很多叫宗親會，大家知道在美國在東南亞國家，華人中間有很多宗親會，很活躍，也很有凝聚力。那麼一些海外的一些華人，他們的經營，他們企業的經營有許多都是家族式的。但是海外的日本人他們有一個特點，他們更多的是在以他所處的公司為單位活動，就是公司這樣的群體有更大的凝聚力，所以說對日本人來說因為大家都姓田中，都姓渡邊，就成為一個很有活力的老鄉會，大家可能都不可思議，而相反地是一種什麼情況呢？一種比如說公司的員工他們自己抱團，他們跟公司的人有一種距離，他更多的是這種情況。這也是這種締結群體的方式。

第二個特點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日本的群體中它有一種明顯的地位差，一種序列或者叫等級，這一點是跟中國集團不同的。那麼在日本的群體裡面，我們通過觀察一些日本人的群體你就可以看到，一般這個人的定位，誰在我之上，誰在我之下，我該聽誰的，誰該聽我的，比較明確，一個群體裡面必有一個權威，一個老頭子，大家都在他之下，這個權威像對待家庭的孩子一樣對待他的下級，那麼下邊的人也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地對待這個上級，有時候在上級面前撒嬌，就是這麼一種模式。

我說中國人在集團裡面的人的排列類似一種網狀排列，什麼叫網狀排列呢？我就是這個網上的一個結，從我這個結出發，連著那個結是我的父母，另外一個結是我的大舅，下一個鏈接是我的一個要好的哥們，那一個結是我一個好同學，有好多好多結，網狀的結構。這個網呢，在這個裡邊每個人就是相互依賴、相互信賴，這個事情上我有困難了你幫助我，下次那個事情了我幫助你，即便有一個結出了問題也沒關係，而且這個結是個人保護個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網路，有時候這個網路的作用甚至大到了可以影響那些正式網路。比方有一句話叫「三個公章不如一個老鄉」，它就是那種非正式網路的作用甚至會超過了那種正式網路。而日本人在群體中的那種排列，我把它比喻成是一種鏈條狀的結構，就是這個一個人出發他只有兩端，一個是跟上邊接著，一個是跟它的下邊接著，人的排列出現像一個鏈條狀，這種形式在日本的叫做「縱式社會」，那麼這種情況呢就是在日本，在群體就顯得比較的協調和有效，所以日本的這種群體比個人主義的那種團隊有效率。

個人主義他要強調個人的自我平等，權利，內部的關係，比如說勞資關係就很緊張，但日本不是這樣。他要比「倫人」主義團隊有效率，「倫人」團隊比較強調朋友、熟人、親戚，就內耗比較大。

一個極端的例子，在戰爭的時候日本的軍隊在菲律賓的盧邦島上有一個叫小野田的人，小野田他的上司叫谷口，當時谷口告訴了，你潛伏下來，沒有我的命令你什麼時候都不能撤退，潛伏了幾十年。一直到了70年代，說發現盧邦島上荒蕪人煙的地方有日本人還活著呢，還好這個谷口還活著，谷口又到了這個菲律賓的盧邦島上，又舉行了一個受降的儀式，說小野你出來吧，投降吧，他說有了我上司的指揮，好，我出來投降，這麼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日本人從國民性格來講，這種對權威的服從仍然是日本人行為的一個特點。

尚會鵬：日本人難以自我界定怕被群體拋棄

第三點就是日本人由於他更難界定自我，怕被拋棄，被群體拋棄，對個人的保護，沒有家庭和宗族，類似中國這樣的對個人保護的組織，所以個人有一種更大的不安全感。而且在日本一旦被集團所排斥，他的打擊是致命的，因為他沒有像類似於中國人這樣的宗族和家庭的保護，也沒有像西方那樣比較強調個人，個人的獨立這樣的。所以說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時候他會出現一些特點，你比方說他的內部協調並帶有等級序列的這個群體，他很難在他所處的群體以外進行復原，他得先判斷誰在我之上，誰在我之下，我該聽誰的，誰該聽我的，而這個一旦脫離這個群體有時候就很難辦到。

第二點他還必須得注意他不能與陌生人走得太遠，因為與陌生人走得太遠，他會被他所處的那個群體所排斥，所以這就會使我們看到在海外的日本人會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抱團。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到海外以後，他都是自己只跟自己人打交道，大家都稱為LittleTokyo，小東京，那麼還有另外一種相反的傾向，很多人到了國外以後，由於他跟國外的接觸得比較多，他受到他所處的日本人的群體排斥以後，他迅速地同化到異文化當中。實際上這兩種傾向它的根本原因是一樣的，那麼這種對自我定位的困難，整個也可以反映在日本的整個民族這個層面上，就日本人他對自己的定位，他有一種焦慮，他唯恐落在別人的後面，所以整個日本像一部雷達一樣，時刻跟蹤世界，唯恐落後。

那麼古代日本它參照中國來定位自己，近代呢參照西方，它脫亞入歐，後來走上侵略的道路，但是它一直處在邊緣的位置，那麼它既沒有完全入歐，也沒有歸亞，這種定位的困難也是日本人在自我定位，在民族層面上的一個反映。

尚會鵬：日本人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

最後一點呢我還想跟這個有關係的，就是日本人的危機意識，這一點跟日本人的這種生存狀態有關，也與日本人的這種地理狀態有關。最近發生的9級大地震，大家都知道這次地震是空前的，被認為是日本戰後最嚴重的危機，這就使日本人有一個比較深的危機意識，你跟日本人交談，日本人他都是說我們怎麼不行，我們的資源多麼的貧乏，我們這不行那不行，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空氣。

那麼中國的我們看電視上通常哪兒發生地震，發生一些自然災害了，我們報道總是從積極方面的報道，那麼日本類似這樣的事情出現，總是抱怨、指責、反省比較多，所以這個是日本一個國民性的一個特點，所以說日本一有什麼事情出現了，總是不行了，總是誇張，我們看來有一些誇大，所以有一種危機的意識，那麼這種危機意識就像一個達摩克利斯之劍壓在日本人的頭上，使他們馬不揚鞭自奮蹄，不斷地進步，追求前進，所以有時候會獲得出乎預料的一些效果。那麼去年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日本又一片哀嘆，說日本真的完蛋了，可是我們切記不要受誤導，日本人的國民性格中就有一種抑鬱的、悲觀的一種性格，他對自己的評價通常是偏低的，這次地震也是這樣，最近一些年日本的政局不穩，經濟發展緩慢，國民心理的脆弱感隨著這一次大地震的進一步加深，國民的信心進一步受到打擊。但是呢從這次地震中我們也看到日本國民的防災救災，以及自我保護意識。以及大難臨頭的時候，日本人那種鎮靜、智取、效率，以及互助的那種優秀品質，所以說我們不能像日本自己一樣對有些災難估計的太悲觀，日本正是這樣不斷地在克服各種危機中走過來的，相信他們也能夠再一次戰勝危機，渡過難關。

尚會鵬：近代中國落後日本有組織結構的原因

主持人：那麼剛才在尚教授的演講中間，有兩句話我特別地注意到，因為它是在和中國民族性、國民性經濟比較中間。第一個是由於這種「緣人」關係，它比我們這種「倫人」關係在進入現代社會組織的時候更有天然優勢，我們知道什麼叫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我們跨血緣的社會組織要高於宗親血緣組織，那麼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中國的文化就有一種天生的，對現代社會的一種不太適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中國人即使走出了自己的家庭，走出了自己的同姓的村子，到了外頭以後，見到了一個跟自己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人，也要想方設法把這種非血緣性變成血緣性，稱兄道弟是吧？

嘉賓：我們叫擬血緣，就是模仿血緣來締結親密聯繫。

主持人：對，所以在這一點上似乎日本人比中國人更有組織性，他更適於這種現代的跨血緣的組織結構。對不對啊，第二個一旦進入這種組織以後，他的組織的效率性也要高於，這兩句話我印象很深，您能不能再解釋一下？

嘉賓：中國近代為什麼落後了，日本那麼迅速地現代化了，那麼從組織結構上講，這一點是有原因的。中國的這種締結集團的方式我們稱它是一種「倫人」主義的，它強調血緣。那麼跟現代組織它距離比較遠，我們現在也存在這個問題，那麼日本人他們迅速的近代以來締結的那種現代組織大的公司，現代化大的公司，跟日本人的這種締結集團的方式是有關係的，但另外一個方面，問題都有兩個方面。日本人一旦加入了它這個群體以後，它這種高效率之下，個人也很難退出來。

主持人：對，幾乎沒有退出來的機制。

嘉賓：沒有退路，所以一旦這個群體變質，一旦這個群體它的頭人走了斜路了，這個也是災難性的，因為他個人沒有退路，他不像中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還有別的地方，還有保護我的好多路子，日本人他這一點上沒有。所以日本戰爭的時候一旦國家走上邪路，或者你看看日本有一些奧姆真理教這樣的組織，一旦頭人走上了斜路以後，它是災難性的，它就是有一個，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

主持人：對，它有點像羊群結構，千百隻羊是低著頭跟著頭羊走。說到這個日本人的國民性，顯然它是和中國古代的文化是有關係的，因為過去中國是它唯一的榜樣，把中國的儒家文化後來是經過中國漢化以後的這種佛教的文化，都學到日本去了。那麼為什麼在日本體現出的這種儒家的精神，和在中國本土的這種儒家的精神，好像看上去總覺得還是有點差異是吧？這種差異在什麼地方？

嘉賓：那麼儒家文化對日本人來說它是一種舶來品，進口的，日本的儒家思想始終沒有進入到一般民眾的這種血液裡邊去，所以它在吸收儒家的思想的時候，它也是有選擇的。你比方說中國的儒家思想它強調孝，百善孝為先，這個孝就是對家庭的忠誠，這是絕對的。是所有德行的一個源泉。但是日本它這個強調孝，它也有孝這個概念、這個漢字。但是它是引進的，它讀音讀中國的發音，它沒有孝自身的讀音。就說明它文化中沒有，它進口來的。所以他對孝的強調並不絕對，另外對仁，日本的儒家思想裡面也不是強調，他更強調忠和義，這個忠也是從中國進來，這個非常適合日本人的口味，跟日本的集團的締結方式結合起來了，它是有選擇的。

主持人：定義一個個人的時候，我們說是看他的基本的人際狀態。但是確實我們知道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有很多的糾葛，有很多的恩恩怨怨，那麼這些東西也一直在妨礙中日這兩個國家很多關係的正常化，包括對民間的交流也產生了很多的障礙。那麼日本人是又怎麼回過來看中國人的呢？

嘉賓：根據他們的調查呢，是最近一些年對中國有好感的人是越來越少。我個人的體驗，日本人對中國有好感最好的年代是在8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到日本，我深深地體會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那種熱情。那個80年代初的時候，那個時候印象也不真實，他們又過於理想，把中國人理想化了，但一旦大量接觸中國人的時候，他們會覺得原來中國人是這樣，他們又會對中國的印象走上另一個極端，特別是牽涉到一些敏感問題、歷史問題，對中國的印象有好感的人實際上是在下降，但是我認為日本對中國的看法的變化，有一個基本的東西在哪裡呢？就是中國地位的變化，日本還沒有做好跟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打交道的心理準備，這是我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剛才也講到日本對自己的地位是相當的敏感，那麼對中國的強大，中國的人口的規模，國土的規模以及政治影響力，悠久的歷史文化，再加上經濟的發展，這個對日本來講是一種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這裡有一位鳳凰網的網友，可能是一位女網友，她向尚老師提一個問題，她說都說日本人主要是男主外、女主內，女性在結婚之後一般不再工作，操持家務、生兒育女，那麼請問經濟已經很發達的日本，而且曾經是脫亞入歐的，為什麼會沒有形成像歐美一樣的男女平等的狀態，日本真實的家庭內部的情況，在新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之下，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嘉賓：我們講經濟的發達跟社會的結構它不是一回事情，日本的近代的發達它的現代化，它走了一條跟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那麼從我們這個角度看，西方國家是一個個體化的道路，而日本不是走的這個路，它並沒有個人化，它仍然是一種我們叫做「間人」主義的模式，就是集群，強調群體的，所以說日本雖然現代化了，個人是高度融化於會社、公司裡邊，而婦女留在家裡邊，形成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模式沒有改變，它的真正的人個體化是從80年代開始，表現就是日本的很多公司開始凝聚力下降，許多男士男人原來被稱為是企業戰士，又重新回歸家庭的一種傾向。而另一方面呢，日本原來在家庭身為專業主婦的婦女，開始從家庭中析出而走向企業，開始婦女就職的比較多，所以這個是它的真正的人際關係開始變化的時候，80年代才開始。但是這個變化是好是壞，另當別論，這也是說明從人際關係來看日本的話，比單純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可能會更看到一些實質性的東西。

主持人：好，下面我們進入現場提問。

學生1：老師您好，我想剛才按照您的說法，日本人是特別害怕被它的群體或者是這個小社會所不接受的，那為什麼現在日本的很多人會特別地標榜標新立異，特別是在服飾上，這是不是一種矛盾的現象呢？

嘉賓：第一點，日本年輕人的這種我們看到的標新立異的行為，絕大部分是他們在進入公司之前。這些人都沒有工作，一旦工作，所有的個性，所有的這種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都會被凈化，所以有人說日本的公司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你再像什麼樣的人一旦進入公司，就像給你格式化一樣，你看日本的工作的人穿衣服都穿得一樣的，就走路方式甚至行為方式什麼都是一致的。第二點，我們看到的日本的這個青年人的標新立異的行為，那是在特定的場合，但是在另外的場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日本你看有所謂愛之旅館，還有援助交際，兩性關係他是比較分場合的，有時候我們不能把他的特殊情況的場合，看作是日本人就是這樣的，所以這個我認為日本人這個行為跟一些年輕人的標新立異是不矛盾的。

尚會鵬：中國文化吸引力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主持人：下一位同學。

學生2：就是說日本它是一個一身兼二任的國家，它既是亞洲國家，同時呢它又是西方國家，因此在身份認同上就會經常出現問題，日本會不會有可能脫離美國，真正歸亞，謝謝。

嘉賓：從歷史上看，日本向來不是一個體制的中心，古代的日本它屬於中華體制，近代的時候它學習西方，試圖想成為亞洲的體制的核心，但失敗了。打敗以後它就迅速附在了西方，現在美國－西方體制，成為西方體制的一部分。那麼隨著中國的強盛，按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有可能形成一個既與古代東亞體制不同，又與現代西方這種以美國為核心的這種西方體制不同的一個新型的體制。如果日本從現有的體制脫離，再尋求一個新的體制是完全有可能的，那麼這取決於，我認為取決於兩點。第一，這個新的體制必須具有力量，能夠對日本提供保護，另一點取決於中國文化上的吸引力，現在應該說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對日本來說，那麼中國除了經濟和實力的強大以外，這種文化吸引力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學生3：那麼我們知道日本的動漫產業發展得非常早，然後到現在今天也形成了非常大的規模，對我們國家的年輕人也有很大影響，我想問一下您覺得我們應該如何從國民性，從文化的角度上來看待它文化產業的大繁榮、大發展，謝謝。

嘉賓：日本民族它是一個非常善於學習的一個民族，外國有一種先進的思想、一種理念，日本很快就會拿來仔細琢磨、仔細研究，給它分解，掰開揉碎、消化吸收、模仿，發揚光大出來。我們知道漫畫就是讓人能夠好好理解你要看的東西，我想是不是跟日本人這種善於學習有關，整個日本民族就像一個求知若渴的一個中學生，他在把很多的東西在吸收、要學習，這跟這個可能我覺得是不是有關係。

學生4：老師您好，就現在有兩個現象，一個是日本的自殺率非常高，另一個現象就是根據日本的本土的調查顯示，日本的人際關係就日益在淡漠，所以我想請您從學術的角度來解釋一下這兩個現象，謝謝。

嘉賓：這點我覺得跟日本人的性格有關係，日本人的性格裡邊就有一些，那些抑鬱的、內向的、比較悲觀的這種性格在裡頭，那麼跟你說的人際關係淡薄也有關係，那我們剛才也講了日本人，人的集團的構造特點缺乏這種家族、家庭的保護，出了事以後一旦被社會所拋棄，他就沒有像中國人有很多的途徑受保護的，這也是日本人的他們的基本人際狀態的一個特點。那麼最近一些年由於個人化發展，日本的這種公司，日本人集團裡面的人際關係進一步的淡薄，對人的保護機制就進一步的弱化，本來性格裡邊就有一些這樣的特點，那麼加上人際關係的變化，自殺率一直是居高不下。

主持人：感謝尚會鵬教授精彩的演講，既自信又自卑，既順從又叛逆，既規矩又放縱，既有菊的柔順和傷感，又有刀的鋒利和殘酷。強震和海嘯可以摧毀建築，卻破壞不了日本社會對秩序的尊重和恪守，對危機的焦慮與準備，反而可能更加鍛造他們堅忍的民族精神。好，讓我們再一次感謝尚會鵬先生與現場的各位同學，下周同一時間，我們《世紀大講堂》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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