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當批評張藝謀成為政治正確

楊時暘

我們不能以一部作者電影的精神旨趣，去要求和框定一部標準的好萊塢爆米花娛樂片，反之亦然，我們也不能在觀看賈樟柯作品的時候，質問他為什麼不請個小鮮肉加盟？

嘲諷張藝謀已經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嘲諷中國式大片，更加安全無虞。但問題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增添一點毫無新意的謾罵，就已經不再是尖銳反而更像是圓滑。

當《長城》早先放出主演陣容和故事大綱的時候，人們就開始了第一輪奚落。彼時，人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比如集郵般的明星面孔，比如屢試屢敗的中國式史詩片設定。

但是當《長城》上映之後，我們能輕易地發現，大多數批評幾乎都仍然停留在電影之外，有關女一號景甜神秘莫測的身世與背景，以及老生常談的張藝謀對權力美學和集體主義景觀的熱愛云云。對於《長城》電影本身的討論被架空了。

《長城》宣傳海報

景甜

這部電影有古怪的部分，比如，那隻軍隊當中，幾乎所有人都死了，只有景甜扮演的主帥活了下來，作為禁軍之中莫名其妙晉陞最快的女將，在她面前，所有危難和險境，最終都成為了襯托她的聰慧和英勇的背景。

她是成名的一將，而枯白的萬骨都被遺忘。但顯然，景甜的所有表演並沒有撐得起這樣一個萬鼎壓身的角色。但選角的八卦和揣測是一回事，電影的故事本身是另一回事。

客觀地講，作為一部爆米花電影，《長城》無疑是合格的。它有著經得起挑剔的視覺特效以及進退有據的故事線，包含著經受考驗的友情，微妙泛起的愛意、自私與英雄主義，個人自由與集體歸屬等等多重意味。

當然，這一切都沒有進行有效探討，因為這並不是爆米花電影的天職，很多人覺得這部電影的精神是空洞的，可問題在於，爆米花大片為什麼一定要對精神訴求負責？難道有那麼多觀眾從最初看到張藝謀的這部新片預告時，就把它當做了一部藝術片來期待嗎？

我們不能以一部作者電影的精神旨趣，去要求和框定一部標準的好萊塢爆米花娛樂片，反之亦然，我們也不能在觀看賈樟柯作品的時候，質問他為什麼不請個小鮮肉加盟，為什麼劇情里連打鬥和特效都不設計一段？這樣的要求顯然是錯位的。

從故事的模塊上講，《長城》是一次對好萊塢標準制式的嘗試。你可以把饕餮置換成任何怪獸或者外星人：

外部不可知的強大勢力入侵善良的人類，人們奮起反抗，意外尋找到一種可以摧毀對方的方法，在各種分裂、對抗、懷疑的內部消耗之後，最終用凝聚的力量打垮了敵人。

無論《長城》還是《獨立日》不都是同樣的設定嗎？這類電影不但有著共通的故事外殼，甚至連缺陷都容易掉進同樣的窠臼。比如，這一次的饕餮怪獸群，仍然有著首領與核心，有些獸類是炮灰，而王者需要保護，一旦摧毀了王，怪獸群就自動崩塌。

這淺薄的想像無非模仿著人類社會的秩序，這種電子遊戲感十足的打垮大boss，其他小兵小卒自動四分五裂的設定非常幼稚、敷衍，但卻行之有效，是這一類電影當中最不會出錯的寫法。它出現於《長城》也同樣出現於《獨立日2》，所以你很難說，這是張藝謀本人的訴求。它更像是這種類型故事本身決定的。

我們看看它的故事核心，馬特·達蒙和他的夥伴是兩個唯利是圖的人，賊、商人和殺手的混合體，他們的終極夢想就是發財，不惜以殺人越貨為代價以獲得那個時代的「核武器」黑火藥。

馬特·達蒙

馬特·達蒙最初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只看利益不看旗幟，而景甜所代言的則是一個訴求相反的群體，如果說馬特-達蒙為了吃飯而戰，景甜一方則是為了信念而戰。換句話說，馬特·達蒙這個自由職業者碰上了一個有「單位」的人。馬特·達蒙站在那個高台邊上，面對嘲笑和激將，他說，我不跳了，我選擇相信自己。

那個時候，這個自由主義的流浪者，一個唯利是圖的游擊戰士，仍然不相信「組織」，也不需要歸屬感。但是後來，他變了，被英雄主義的荷爾蒙激發和催化，被集體主義的氣場所吞噬與感染，當然，也有面對強敵的不甘，複雜的情緒讓他願意融入一個集體，這完成了一種「歸化」，但他沒有沉溺於集體主義，當所有人都在一次次跪拜的時候，這個一臉茫然的「外邦」最多不過是拱一拱手，而且，最終他仍然選擇了和朋友離開那個集體。

有一種盡人皆知的老舊批評，認為張藝謀有著把個體湮滅進集體的自我潛意識，那樣的批評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可以成立，但在這部電影的故事中，所有設定更像是一次自然的人心轉變，如果刻意把這些都用來佐證張藝謀的政治觀，有些太過牽強。

鹿晗

是的，這故事裡滿含著犧牲，鹿晗扮演的士兵從懦弱變得勇敢，最終選擇了赴死，劉德華扮演的軍師，張涵予扮演的舊帥，他們都成為了一塊塊石頭，最終得以讓馬特·達蒙發射了那根燃燒的箭，進而讓景甜摘取了旗幟。

昏聵的皇帝，欲言又止的宮內鬥爭，都被當做了背景，一閃而過。更多的把故事停留在好萊塢敘事的標準之內。平靜，破壞平靜，回歸平靜，用一場雙方死傷無數的殘暴之戰完成這一切。

這其中對自由戰士的感化，對人們赴湯蹈火的讚頌，更多的都是為了翻刻好萊塢經典娛樂片的敘事法則，而並非為了凸顯張藝謀個人的價值取向。用那些投入蠻獸海洋的女兵，還有自殺以阻擋怪獸的鹿晗當做證據聲討張藝謀的價值觀，並不恰當。

王俊凱

張藝謀其實做了兩件事：故意取締精神內核，以及故意取締自我意識和個人符號。

至於前者，他仿效得很好，好萊塢大片的特徵之一就是精神中空，然後，這個結局並沒有懸念的故事會自我生髮出一些雞湯式的道理，供人們在黑暗的影院中短暫地共情，用後即拋。

而至於後者，即便儘力改觀，但仍然殘留著揮之不去的張藝謀印記，那些讓人們迅速回到奧運開幕式場景的擊鼓傳令兵，還有那些密布如林般的箭頭，那些蹦極式的高台攻擊法和女將們從京劇中拿來的耍花槍動作，都無從剔除，即便他抹除了大塊的紅色，但仍然到處泄露著他對於濃稠色彩的熱愛，他淡化了人的群陣，但卻把這個愛好挪到了饕餮一方的視覺處理上。他擺脫了一些東西，也殘留了一些東西。

電影《長城》劇照

在這樣一部講求工業性的娛樂片中，張藝謀的個人意識代入其實是有限的，他所做的第一訴求是要把所有工作都鑲嵌進標準工業制式的框架，這一點是中國電影特別缺失的一環，張藝謀只是想嘗試對接這一課，所以，用《長城》這樣的電影去探尋和又一次批評導演的價值觀，沒什麼意義。

對張藝謀的外部討論早就蓋過了對他每一部作品的細部分析。這一次，他顯然知道自己不要什麼，比如不要過多的觀念，不要過多的個人性，儘力把自己變成工業體系的一部分。擺弄這種體量和這種題材的作品，在當下中國導演的譜系中，張藝謀做得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糟糕。

劉德華與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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