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煊赫舊家聲：張愛玲的家族記憶

 黃逸梵講究穿著，酷愛剪裁，經常自己動手做衣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給了女兒。40年代張愛玲成名時，她奇裝炫人的愛好和她的文名一樣有名。所以當初繼母帶來一箱自己的舊衣服送張愛玲，強調「料子都很好的」，只會讓十四五歲青春期的少女難堪發窘，擔心被貴族女校的同學取笑，「有些領口都磨破了」；而穿著一件顏色像碎牛肉的旗袍，「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她後來自言，「因為後母贈衣造成一種特殊的心理，以至於後來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母親喜歡藝術尤其是繪畫，張愛玲也頗有天分，「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裡給了我五塊錢……」後來出書自己設計繪製過封面、插圖，更別提她用字遣詞中那種色彩的敏銳感。　　少年時的張愛玲看母親，既是崇拜也是嚮往。「我父親的家，那裡什麼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作『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父親的房間里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張愛玲年少時開始寫小說，父親是她最初的知音，還曾為她的《摩登紅樓夢》代擬各回目。而她一貫愛看市井小報，也緣於父親的這個嗜好。

　　但這種父女關係一去不復返了。1938年，張愛玲和繼母矛盾激化，大鬧一場後，張愛玲被父親毒打，關在自家後院幾個月，差點病死在裡邊。這段經歷後來被她直接寫進了小說《半生緣》中。一次偶然，她得以逃出家，投奔了母親，從此與父親恩斷義絕。

　　家族故事成為小說材料

　　母親黃逸梵雖收留了她，但也表示手頭很緊張，她現在有兩條路：「要麼嫁人，用錢打扮自己；要麼用錢來讀書。」張愛玲選擇了後者。1938年，她以遠東區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倫敦大學。但天不作美，二戰迫在眉睫，局勢不穩，她只得放棄遠赴英國，於1939年進入香港大學就讀。

　　張愛玲在港大讀書時格外用功，功課每每名列前茅，因為獎學金對她來說很關鍵。與父親關係破裂，他不會再給她一個子兒，而倚靠母親久了，她也曾寫過「母親的家已經不復是柔和的了」。

　　在港大，她是宿舍樓唯一暑假無家可歸的學生。1941年底她又見證了香港淪陷，一個炸彈落在對街，「差點炸死了，都沒人可告訴，她若有所失」。當時她還未及畢業，戰爭讓求學無望，只得重返上海；於是下決心寫文章養活自己，踏入文壇。再到1943年《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炮打響，隨即進入創作的井噴期，代表作《傾城之戀》《金鎖記》相繼問世，一舉成名。

　　張愛玲不寫革命，只寫愛情。她熟悉的豪門舊事、家族逸聞，成為她信手拈來的小說題材，「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她在6歲時寫的第一個故事就可窺見端倪，講一個年輕女子趁哥哥不在家，設計陰謀來對付她的嫂子；7歲時又寫了一部家庭悲劇小說。父親代表的中國傳統，與母親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她身上水乳交融。那些看起來鴛鴦蝴蝶派的題材和章回體小說的氣質，內里貫徹的卻是西方小說技巧與弗洛伊德式心理學。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後來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中把小說里的原型老老實實挨個對號入座：《金鎖記》是寫的李鴻章次子李經述一家，《花凋》則影射的是張愛玲的舅舅，《創世紀》有六姑奶奶李經溥的身影……以至於張愛玲把一眾親戚都得罪光了。她的舅舅氣得夠嗆：「她來問我，我什麼都告訴她，她卻在文章里罵我們！」而多年後幾乎所有李家族人提起張愛玲都意氣難平，有人說，「張愛玲寫小說是為了出風頭……李家人出來工作的也不少，他們的掙扎和奮鬥她不寫，這算什麼？」

　　但這些張愛玲全不在意，她深知在世上立足完全得靠自食其力。她一生都坦承愛錢，對於金錢，親兄弟明算賬，最好的情況就是了不相欠。這也是她的家庭給她的教育。即使和她感情很深的姑姑，兩人在上海同住公寓，張愛玲收衣服時撞到了陽台的玻璃門，膝蓋流血，「給我姑姑看，她彎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關切地問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塊。」早早便將世情看得通透。

　　2009年出版的張愛玲遺作《小團圓》，真實袒露得幾近殘酷，基本上可以認定為作家本人的自傳。除了寫到與胡蘭成的愛情，有專家說這本書寫得最好的地方是展現了一對複雜難解的母女關係。其中有件事讓張愛玲深受刺激。某學期她沒拿到港大獎學金，一位賞識她的教授資助她一筆800元的學費，讓她深為感動。母親說代為保管，後來張愛玲無意間卻發現母親打牌時輕易就將這錢輸掉了。無法形容她當時心中的震蕩，這份鼓勵被她視為一張「生存許可證」，「這世上最值錢的錢」，當下如遭猛烈背叛。

　　所以當姑姑警告她，母親回來會生氣觸怒舅舅的事，張愛玲回說，「二嬸(她的母親)怎麼想，我現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訴姑姑800塊錢的故事，並說一定會把母親花在她身上的錢全還給她。後來她果真積攢了二兩小金條送去，說是還母親的，黃逸梵被激得落下淚來，「就算我不過是個待你好過的人，你也不必對我這樣，『虎毒不食子』噯」，堅持拒收。

　　張愛玲與胡蘭成1944年結婚，1947年離異，人們以前都說她慷慨大方，分手了還不忘寄給胡蘭成「分手費」30萬元。其實也是相交之初，張愛玲提起需要還母親的錢，於是胡蘭成某次拿了一箱錢來給她，「她對幣值完全沒數，但是也知道儘管通貨膨脹，這是一大筆錢。」於是後來她劇本一賣了錢，就全都還了他。這倒是她一貫在感情和金錢上的理性清潔。

　　晚年沉迷回憶

　　1950年，張愛玲還應邀參加了上海召開的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柯靈回憶，張愛玲「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她也意識到自己恐與新社會格格不入，1952年以恢復十年前中斷學業的理由避居香港，1955年遠赴美國。

　　1956年，張愛玲在麥道偉文藝營認識了大自己19歲的美國作家賴雅，同年兩人結婚。她在懷孕後墮胎，用古老的「藥線」將孩子打掉，《小團圓》中寫得觸目驚心，「夜間她在浴室燈下看見抽水馬桶里的男胎，在她驚恐的眼睛裡足有十吋長……恐怖到極點的一剎那間，她扳動機鈕。以為沖不下去，竟在波濤洶湧中消失了」。

　　張愛玲選擇不當母親，其中也有經濟考量，她在散文《造人》里探討過人們為何要生孩子，稱「小孩是從生命的泉源里分出來的一點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而「造人是危險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迫處於神的地位」。所以要做父母的得為孩子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不然小孩會很艱難。她和賴雅當時都沒什麼收入。

　　張愛玲在英文上狠下過一番功夫，40年代在上海，她便用流利英文給《泰晤士報》寫劇評、影評，在英文雜誌《二十世紀》上寫介紹中國社會生活的文章。不僅成名要趁早，她年輕時還立願「要比林語堂還要出風頭」，一向想把中國介紹到西方。赴美之前，她的英文小說《秧歌》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書評版面，廣獲好評，但之後的寫作再不復此盛況，《北地胭脂》《粉淚》等不是遲遲無法出版就是毫無銷量。

　　當時西方看重的中國題材寫作，除了林語堂，是英國女作家韓素音的半自傳體小說，以及賽珍珠以中國為母題創作的小說，半是真實半是迎合了固有的想像，追求跌宕起伏的情節性，與晚年「平淡而近自然」的張愛玲，自然差別很大。張愛玲深知於此，但從未要效仿，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曾寫道，「我反對那種獵奇的文學俗套，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儒家學者滿口說教的國度……」而諷刺的是，她寫舊式家庭的殘酷故事，被有其政治立場的美國編輯無法接受：如果她寫的情況屬實，那後來的共產社會實際上就是解放，**變成了救星。

　　她後來幾乎停止了英文寫作。張愛玲在美生活了43年，但對美國題材不感興趣，生前只有一篇相關散文《1988——》發表，身後有一短篇遺作《同學少年都不賤》有所涉足。讓她魂牽夢縈的還是中國故事。張愛玲晚年開始記錄自己的人生，在《雷峰塔》《易經》《小團圓》中一遍遍審視過往。一部《小團圓》從55歲提筆，中途擱置，直到73歲時最終改完。「我確是愛好真實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實的經驗永遠是意味深長的，而且永遠是新鮮的，永不會成為濫調。」

　　多年研究張愛玲的學者止庵，認為張愛玲「對自己的身世太看重了」，「她是中國現代作家裡身世最顯赫的一個，沒有哪個作家能和她相比……所以她家族的故事，她認為是可以寫成類似於《紅樓夢》這樣—個作品的。」張愛玲對《紅樓夢》的痴迷眾所周知，「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但這樣的作品始終未曾寫出。

　　「四十明朝過，猶為世網縈。蹉跎暮容色，煊赫舊家聲。」這是張愛玲祖母李菊耦唯一留下來的詩。臨終前兩年，張愛玲寫了生前最後一本書《對照記》，少有地貼出54張家族老照片——出版「藉此保存」，任回憶瀰漫。「他們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時再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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