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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建設正常國家(2)

榮劍:建設正常國家(2)

發布時間:2013-01-24 11:20 作者:榮劍

  經濟繁榮下的維穩式治理弊端

  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明確實行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對外開放,積極培育民營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利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動力,迅速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驚人成績,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正是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下,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所導致的制度性弊端被長期掩蓋起來,政治體制改革本來要著力實施的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選撥人才、社會協商對話和建設民主法治制度,均無任何實際進展;以致進一步加劇了黨政不分、權力日趨龐大集中、機構臃腫、幹部素質惡化、官民對立嚴重和民主法治大倒退等種種痼疾,不受約束的權力和不受節制的資本勾結在一起,形成了當前所有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總根源,即權貴資本主義。

  在權貴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秩序,既不是法治的,也不是憲政的,甚至也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主要表現是,各級政府的治理不僅屢屢違背法律、違背憲政原則,而且違背道德、違背人倫精神,在諸多方面均一再突破了人類文明底線。近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諸多事情,在一個正常國度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比如,一個政治局委員,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所作所為,明顯違背公義和法律,居然能同時引來高層和民粹的一片喝彩;一個市委書記的夫人,指使尊享副部級別的公安局長如同指使家丁一般,密謀策劃各種殺人方案,以莫須有的理由親手鴆殺曾經親密無間的外國男友,居然被警方高官掩蓋的天衣無縫;一個公安局長平時道貌岸然,正氣凌然,以正義化身和反美英雄自居,居然在關鍵時刻叛逃到美國領館尋求庇護;一個草根青年身穿「不自由毋寧死」的T恤,在網路上發聲批評政府的反常行為,居然被強行勞教。這類匪夷所思的現象並非重慶一地所有,在中國可謂比比皆是。官員的一個隨意笑容、一塊手錶、一段視頻、一包香煙,居然都能引發一出驚人大案;而公民的一個正常上訪、一個向總理的下跪、一個對不法拆遷的抗拒,一個對兒子的探視,居然隨時會被公權力剝奪自由。一個地方政府在人間大肆拆遷還不罷休,居然拆到了陰間,大規模推行「平墳」運動,讓沉睡地下的先人靈魂都不得安寧。一個徐娘半老和她毫無廉恥的女兒一起赤膊上陣,以污言穢語大肆羞辱觀眾,追利逐臭令人髮指,居然公開亮相於一家教育電視台。

  這些極其反常的人和事,表明中國已經全面喪失了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從國家到社會均陷入在全面潰敗狀態。腐敗官僚、權貴集團、不法商人、肆無忌憚的執法者、喪盡操守的文人、失去道德底線的民眾、庸俗和惡俗文化的製造者及其欣賞著,每天都和現行制度的痼疾一起,在共同促使這個曾經有著燦爛文明國家的腐爛發臭。從環境到食品,從大地到海洋,從空氣到河流,從城市到農村,從學校到醫院,從企業到衙門,還有哪一塊凈地沒有被污染和毒化?中國人生於斯長於斯的文化、歷史和道德共同體,何曾有過現在這樣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中國史書汗牛充棟,歷代歷朝在前,列祖列宗在上,我們何曾見過現在這樣的國家治理狀態:吏治敗壞無以復加,物慾橫流無以阻擋,人心渙散無以收拾,道德墮落無以挽救。

  從中國目前的國家和社會治理現狀來看,根本的問題是,缺乏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因為缺失這三重約束,中國現有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是中國歷代歷朝中屬於最不正常的時期,它在權力和資本的雙重腐蝕下,不僅不能有效約束國家權力及其官員,更不能以德垂範社會,實行社會正常治理。以和諧、穩定為目的的維穩體制,脫離了憲政的、法治的和道德的方式,只能迷信暴力和金錢,以強制和收買兩種方式交替進行,不擇手段地強行壓制社會矛盾,無視公民的正常訴求和權利。這種維穩式治理的結果是:官民對立情緒日趨嚴重,社會怨聲載道,暴戾之氣泛起,社會矛盾沒有從根本上被化解,反而是進一步被激化,為釀成更大的社會危機和衝突製造了起因。

  不是法治的憲政的國家,對於中國這個有著長期帝制傳統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情。從孫中山主張軍政、訓政和憲政以來,中國國民對於何時達到法治和憲政的國家是有心理等待的預期,並不指望在較短的歷史時間裡全面建構起法治的和憲政的政治秩序。但是對於建設一個正常國家,應是國民的基本要求,是國家建構的底線,是執政者應當完成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何以取信於民?何以維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建設正常國家的現代路徑

  提出建設正常國家,並不是要降低中國制度建設的標準,從法治國家和憲政國家的目標向後退到晚清以前的政治治理水平,而是為了指出中國的根本性弊端是來自於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這三重缺失。一個缺失法治和憲政的國家,再加上缺失道德約束,那無疑就是這個國家的災難。如何建設正常國家,是中國當前面臨的迫切問題。

  中國歷史上不正常的國家治理,一般均發生在一個朝代的「亂世」或「末世」,其標誌是,統治者荒淫無恥,宦官外戚專政,社會民不聊生,危機四伏。由於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統治機構自身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改制更化的能力,既無拿自己開刀斷臂求生的勇氣,又無集合天下賢人廣求治國良策的智慧,其統治已無法繼續維持下去,只能在人民揭竿而起中坐以待斃,被新的統治者取而代之。清朝末世統治者,在內外交困之際,曾有立憲開設國會打算,亦有機會主動完成憲政轉型,但是囿於皇族權力和利益,關鍵時刻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後還是不能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命運。可見,在傳統的制度條件下,國家治理的非正常狀態只能通過暴力佂誅和改朝換代的方式得以終結。

  中國當前正處所謂「盛世」,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同時大幅增長,經濟的飛速發展使社會各個階層程度不同地受益,中華民族似乎已進入到一個「中興」時代。在「盛世」中,建設正常國家的路徑,顯然可以避免暴力革命和推倒重來的命運,但是,這要取決於執政者能否實行一條切實可行的、符合人民意願和歷史潮流的改革路徑。從根本上說,是能不能按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徹底改革。

  在沒有憲政的和法治的傳統政治時代,建設正常國家的惟一途徑是以德治國,用道德來約束統治者的行為,規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在現代政治條件下,以德治國已不能成為政治建構的核心,道德的「軟約束」不足以從根本上約束執政者的政治行為,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依法治國和依憲治國。法治的政治秩序,以法律為最高準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一切權利受法律保護。而憲政的政治秩序,是人民通過憲法所規定的程序,自主選舉產生國家最高權力,授權委託國家官員進行國家和社會治理,對國家權力及其官員行使直接和間接的監督權,同時享有最廣泛的社會自治權。簡言之,法治的核心是保護人民的權利,憲政的核心是實現人民的權力。只有在法治的和憲政的政治秩序中,國家和社會才能得到正常治理,人民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良善的道德才能發揮出有效的整合作用。

  政治體制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主要針對的就是傳統體制中法治化和民主化的缺失。當前的所有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總的根源就是來自於國家核心權力配置缺乏正當的程序和人民的實質授權,權力運行缺乏根本性的制衡機制,憲法缺乏真正的權威和實施條件,司法缺乏獨立的和公正的制度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不能得到合法保護,人民的最高權力不能得到有效實現,人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均不能正常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怎麼能夠正常治理?社會怎麼能夠有效整合?

  國家無道,社會必然無序,歷史上暴政和暴力的交替循環,引發無數朝代的血腥更換,形成興亡治亂的周期律。其實,擺脫這個周期律的答案共產黨人早在延安時期就有了,這就是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共產黨人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人民期待走上這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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