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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元代田園詩的宗唐與情感變異

    2010-07-13  來源:詩書人  【詩書人網】     論文關鍵詞:元詩 宗唐 田園詩 情感淺薄

  論文摘要:元詩宗唐,田園詩也宗唐。但在時代生活的影響下,詩人無法安心田園,身在田園也十分無奈,因此,象陶淵明和唐人田園詩的那種韻味,就無法再現,這是元人宗唐失敗的一個方面。

  元代詩人提倡「宗唐」,所主基本是盛唐詩歌,而於盛唐詩歌,又以追求他們的風格為主。盛唐詩風,除了李白和杜甫,尚有邊塞詩人和山水田園詩人。這兩派詩歌,一以氣韻高邁為特點,一以恬淡悠遠為特點。在元代詩人中,兩派的追隨者較多,如戴表元說趙孟顆的古詩「沈涵鮑謝,自余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雲。」鮑照對高適諸人影響很大,都以風格豪邁見長,趙松雪則力求與之比肩。另一派的追隨者,可以戴表元作代表,他由宋入元,入元後或奔走江湖,或遁跡山野,詩歌亦建立在生活基礎上,極力追蹤陶淵明,寫下了許多擬陶詩歌。但是,無論是趙孟顆還是戴表元,都沒有達到前人的成就,更談不上超越前人了。其根本原因是時代妨礙了他們情感的積累。而以淺薄於古人的感情,作類似古人的詩歌,結果不免是成為枵響而已。限於篇幅,本文擬就戴表元的田園詩進行分析,以求揭示這種區別。

  戴表元是浙江奉化人,生於宋末。他在《剡源文集》自序中,不無得意地詳細敘述了自己三十歲以前也即南宋尚未滅亡時的經歷。他五歲開始讀書,六歲就能夠寫詩,七歲學習古文,十五歲學習詞賦,十七歲試於郡校,連連獲優,於是來到杭州,給公卿大人上書,無所顧忌。當時杭州每年選拔貢士三百人,只有十人可以通過禮部考試,進入太學,而戴表元二十六歲就進了太學。在太學又從外舍升到內舍,於宋度宗成淳七年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宋恭宗德韋占元年,任杭學教授,還不願就職。後來轉為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此時他才三十齣頭,可謂春風得意,前途無量。但是,南宋王朝的冰消瓦解,擊碎了他的夢想,也將他的人生分成兩截:前半生路越走越寬廣,後半生路越走越窄。躲避兵亂,東奔西跑,兩三年後返回家鄉,入目的是一片瓦礫,處處荒涼。他只好教書賣文,兼營田地,有時四處奔波,討得一點生活,後來又遷居榆林。直到大德年間,才有人推薦他為儒學教授,而他此時已經垂垂老矣,仕宦已經失去了意義。

  戴表元的命運,從三十多歲開始呈直線下降趨勢,但是他內心世界的變化並不與之同步。他年輕時的追求,是社會潮流推動所造成的;人元之後.換了一個王朝,換了一套統治機構,時代的腳步卻沒有停止。儘管他的人生暗淡了,但是新的王朝照樣在製造無數的權貴,照樣促動無數人追逐著榮華富貴。在元朝統一江南的過程中,南方的大規模戰役不多,經濟遭受的破壞也不如北方,特別是杭州地區,隨著全國經濟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在短短的時間內又成了無數達官貴人嚮往的地方,恢復了它從前的吸引力。因此,戴表元年輕時的嚮往,並沒有隨著命運的改變而消失。他在《清茂軒記》中說:「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為達人者矣。未有既為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也?其先之善,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為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倩。恥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換言之,時代促使戴表元產生了高於農耕的嚮往,他就很難退回到原來的角色意識中去。即使他願意這樣做,外部環境中追逐功利的士人也會造成一種無形而又巨大的壓力。在《君莫誇少年一首贈餘光遠》中,他就將自己少年得意的情景作了詳細的描繪。而回到田園之後。總是「鬱郁不得攄。」這種心態,影響了他一生,同時左右著他創作的田園詩歌。

  田園詩歌在戴詩中佔有一定的份量。平心而論,這些詩歌能夠以詩人的生活為基礎。較多地反映了農村生活的困苦,比那些空想田園者所寫的要好得多。但是,相比傳統的田園詩歌。則又差得很遠。如果從內容和藝術兩方面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

  戴表元的田園詩歌,大致包括三方面內容。首先。它們真實地反映了農村生活的勞累。以及在這種生活中唏噓不已的詩人情懷。《耕桑》云:「耕桑本是閑居事。學得耕桑事轉多。失曬麥叢憂出蝶。遲繅蠶繭怕生蛾。調停寒暖春移苧。偵候陰晴夏插禾。衣飯為誰忙不徹。醉來乘興作勞歌。」回到農村後。詩人面臨的生活與書本上描繪的大不相同。沒日沒夜的忙碌。無休無止的艱辛。令他生出厭倦之情感。更何況收入極少。元代農村的賦役繁多。更兼城市經濟的發達。農民如果不辛勤勞動,努力創造收入。就無法進行正常的商品交換。維持日常的生活開支。但是。在以往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裡。農民與外界的經濟交往很少。勞動成果只要能夠提供基本的衣食就可以了。因此勞動者的焦慮程度並不高。同時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主觀的努力並不能帶來明顯的經濟變化,所以勞動者容易滿足於現狀。例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之「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其中「草盛豆苗稀」。可見土地管理的粗放,而「但使願無違」,又見詩人對土地收穫的期望只是衣食粗足。因此,詩人能夠在勞動中培養感情。品味感情,孕育了一種純真的愛和希望,愛得真。想得真,詩境就美。又如《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的「盥濯茅檐下,斗酒散襟顏」。也可以看出詩人並不厭倦農耕,而且把它作為身心的棲息地,品味到其中的無窮樂趣。但是,戴表元在時代生活的壓迫下,非常關注土地收入的豐歉。而不暇考慮其他,對土地的感情不夠。因而就缺乏美感。

  其次是農村生活的貧困,益令戴表元感慨無限。他有時窮到沒有鹽吃,全家專吃白飯和薯塊過日,見《食淡》;有時窮到幾天不開伙,不得不上山采藤換糧食,見《采藤行》;有時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只好把家裡的細軟、被褥與衣物。盡數送給米商,換取一些糧食,見《飢旱》;有時是蝗蟲四起,鋪天蓋地。頃刻之間把青苗吞食一空,令人徒喚奈何,見《蝗來》。這些描寫。兼及當時農村。但是不管如何,都是一些慘霧愁雲的畫面,令人讀後鬱郁不快。在陶詩中,也有窮困的描寫,如《詠貧士》:「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乞食》云:「飢來驅我去。不知復何之」;但是,陶淵明能夠在窮困之中。用儒家的信念來激勵自己,如《詠貧士》:「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或者體現「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的高尚情操,使他詩歌在苦難的畫面中展現了人性的光輝。其實,任何單純的苦難場面,都不能傳遞美感;它們的作用,或在於反襯出人性的偉大。或者可以體現人性在苦難激蕩下的反彈力;或者瀰漫到無邊的山川大地中,動天地而泣鬼神。從而表現出美的韻味。可是。產生這種藝術情感。要求詩人自身對苦難有一定的駕御能力。也要一定程度的超脫。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清貧是農村的普遍狀態。因此「憂道不憂貧」或者不太在意貧困就有社會基礎.詩人能夠超脫也就有現實的力量。然而元代的農村生活已經顯得非常清苦。也很少有文人樂此不疲,所以戴表元被迫回到田野上。就只能感受到無限的苦楚,這種苦楚的背後。是外界生活與自身生活的巨大反差。因此陶淵明可以把農村當作安身立命的場所。並為之付出了努力;歇斯哭斯。雖有痛苦。終亦無悔。儘管他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民。但是他可以把感情寄托在土地中。並以前人勉勵自己。然而。陶淵明可以把漢朝人作為自己的榜樣,是因為漢朝與晉朝的社會經濟差別很小;而戴表元用晉人安慰自已。則顯得非常迂腐;因為他生活的時代,已經和晉朝有了巨大的差別。

  除了勞累和貧困,戴表元在農村中還經受著綿綿不盡的心靈折磨。《和淵明貧士七首》集中體現了這種心情。從事農耕的人,不僅貧困,而且被人輕視;詩人說:「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單純的貧窮,還可以忍受;暫離饑寒的時候,也可以自娛自樂;但「賤」是一種社會觀念,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因此詩人每接觸一人,都有可能面臨被輕視的尷尬;無數生活著的人交織起一張細密的網,將恥辱牢牢地糾纏在他身上。同時,「賤」又意味著無能,妻兒埋怨,朋友鄙視,「以茲亂心曲,智計無他妍」,又是一種煎熬。這些評價,既無情又不盡公平,只重視有「貝」之財,不重視無「貝」之才,對詩人的文化修養和造詣是一種殘酷的踐踏。詩人在《觀村中禱雨》中有一個比喻:「昨日苗穗赤,今朝洒然青。頗如窮旅人,百金換顏形。」可見世人評價眼光之一斑。因此,他感嘆「相逢樵牧輩,混混誰愚賢」,怨恨別人有眼無珠,把他等同於目不識丁的農人,使他承受了比一般農人更多的痛苦。但是,陶淵明隱居田園的時候,還是有一些名流來訪,如顏延之、王弘等人,他的知音雖然不多,但是也沒有什麼人對他表示輕視。此外,戴表元以農為業,但內心世界還屬於文人圈子,他渴望文化交流,不只是談論漁樵豐歉而已;然而周圍的人很難和他溝通.「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頗不工。古來名節士,敢望彭城龔。」按陶淵明的《詠貧士》:「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蓬篙。翁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因此,這裡的「彭城龔」就是知己的代名詞。戴表元周圍的農人,蓬頭垢面,吐言鄖理,無一可作知己,甚至還譏笑他,使他倍感痛苦。這種情況,不但阻礙了他的文化交流,文人對他的肯定,還給他心靈增添了折磨。這與陶淵明很不相同。陶淵明雖然貧困,並不以農耕為恥;知音儘管不多,但「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可以和農人交談,即使「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也非常高興和自然。由此可見,戴表元與農村有很大的隔閡,而這種隔閡是時代變化造成的。

  總之,戴表元在致力農耕的歲月中,感到十分無奈,心中充滿了矛盾。《和淵明貧士》之五雲:「古人重吠畝,有祿不待干。德成祿自至,釋未列五官。不仕亦不貧,本自足密餐。後世恥躬耕,號呼脫饑寒。我生千祀後,念此愧在顏。為農尚可飽,何用出柴關。」這就對古人和元人的田園生活作了扼要的說明:古人樂意躬耕田園,是因為時代重視吠畝,而田園所獲,也基本可以抵得上薄宦;所以安心田園,有官即做,無官也不強求,是古人的普遍心態。但是元人就不同,儘管田園可以飽腹,但是相比外界生活,已覺得十分清苦,所以要千方百計去鑽營,一旦不獲,就哀苦無限。因此,戴表元的田園詩,有著深刻的時代印記。但是,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又有兩種力量在互相拼搏:一種是離開土地,干祿求富的渴望;一種是眷戀土地,躬耕求隱的心態。這兩種力量截然相反,攪得他無法安寧,終日惶惶。第一種力量的來源,已如上所說;第二種力量,則來自於傳統文化的熏陶.以及傳統風氣在現實中的殘存。     戴表元在詩文中,多次提到他對唐及以前文化的仰慕,《臨池亭記》說:「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蕩於翰墨之外者,此臨池所以為美也。」這是對魏晉風度的仰慕。《紫芝亭記》雲:「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為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為賢。』這是對隱逸人物的仰慕。《容膝軒記》說:「始余讀書,則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之諸書中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說明傳統文化對他的熏陶,由來已久,並使他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認識。元代還有不少象戴表元那樣,遠承古代隱逸之風,近染宋末江湖余習,趙孟頰、虞集等大家,也鼓吹著隱逸,這些文人的風尚,構成了傳統文化在現實中的殘餘.同時也對戴表元產生影響。 

   陶淵明作為隱逸詩人之宗,對戴表元影響尤其深刻。除了和陶詩,他還仿效陶淵明的生活行為。如《九日與兒輩游中溪》:「何知是節序,風日自清妥。群童競時新,藕果間蔬茄。欣然為之辭,烏帽危不墮。此日山中懷,孟翁不如我。」既用陶文「孟嘉落帽」的典故,表現歡游的得意,又明顯仿照陶淵明的《游斜川》,努力表現出風和日麗中與鄰曲盡情娛樂的情調,但是模仿意味太濃,總有些矯情的味道。又如《四十》雲:「四十不解事,真成無用人。交遊青草盡,途路白雲新。漸覺名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龔傳,猶有隱流慎。」努力把自己描寫成古人的面貌,但是,「無用」、「有用」的計較,學與貧的關係,交遊多少的計較,說明他對世上的東西還是耿耿於懷。 
   傳統的隱逸思想,雖然還有一些基礎,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隱居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經濟的發展,使得隱居也「水漲船高」。戴表元《居清堂記》雲:「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憧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服魚果、酒醒餚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鬧無恙,妻攀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這裡駁斥了那種隱居要建立在富足生活基礎上的說法,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如果想隱居,沒有一定的生活基礎是不行的;而且這種生活水平已經遠遠超過古代隱士的生活水平。同時,這也說明了「富貴」與「隱居」的矛盾:為了富貴,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和追求,在追求過程中就無法隱居;而富貴以後,就沒有必要再隱居,甚至隱居有可能導致原有生活條件的喪失。戴表元《質野堂記》就說自己「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棲,獨常常以為異時倘得餘閒,營一區之宅于山林間,將名之曰質野。」但是,這種願望在心中徘徊了五十年,依舊不能實現。這說明,富足而隱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在農村生活的時候,因為缺乏較好的物質條件,就無法安下心來。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現實的一端更有力量,並總是逼迫他不斷地驅馳。他常常在旅途中奔走,如《東離湖州泊南得》、《客京口》之類;直到晚年尚無歇息,《舟過嚴州》雲:「生涯著處有,奔走愧華巔。」奔走的目的,他很少明言,但肯定是為衣食而忙,《書嘆》雲:「君有殉名子,擾擾起風塵。朝逐富兒冶,暮聯豪士茵。歸來反如客,魚鳥亦相慎。」恐怕也是一種自我表現寫照。有時甚至是厚顏無恥的打抽豐。《丙子除夜》雲:「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醉,村落無病醫亦稀。客任低頭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渾如此,除卻躬耕事事非。」從狗竇進出的說法,是自嘲也是厚顏的寫照。又《久客且歸留別郭於昭憲椽》:「久客令人厭,初春乍許寒。飛蓬妨覽鏡,脫粟愧加餐。坐有誇年酪,門誰住馬鞍。重來會相見,老性忍悲歡。」他在別人家裡呆久了,引起別人的厭煩,何況他蓬頭垢面,有礙體面;於是吃的東西越來越差,只有粗茶淡飯了。他也清楚這種窘境,但是內心又生出不平:主人家有山珍海味,積年陳釀,卻不肯照顧一個又老又窮的讀書人。最後他又說,自己還會來的,因為白眼看多了,也容易忍受。歷史上陶淵明寫了一首《乞食》,就遭到後人的恥笑:以前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現在卻要為一頓飯搖尾乞憐了。但是,陶淵明乞食是因為實在沒有飯吃,而且「既醉輒去,曾不吝情去留」,還顯得文明;戴表元卻是有飯還要求取更多,並且非要住到主人討厭為止,臨走還要發牢騷,人格實在不怎麼樣。但這是時代造成的:奢華的生活,繁盛的經濟,製造了現實的目標,卻又製造出困頓不堪的文人,造成了人格的扭曲。 
  通過上述考察,再回頭看戴表元的田園詩歌,就容易看出他在藝術上的特點。首先,戴的田園詩歌,表現為對生活的質量非常關注,略有收入就很欣喜,而歉收或者沒有收穫的時候就哀嘆不已。除此之外的事情,包括自己的內心世界,他不關注,也沒有能力給予很多關注。如《傍家東北有山口……》:「況復近芳茨,時能薦果蔬」,表明他看重土地的實用價值,而不象柳宗元憐惜「唐氏之棄地」。《伯收東岡麥》雲:「四季各有役,糊口走惶惶。」突出為衣食的忙碌。(采藤行):「大藤換糧論解數,小藤輸市亦值錢。朵得官梗甜勝乳,明朝滿意作晨炊。」采藤可換糧食錢鈔,令他雙眼為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意義。但是,陶淵明居家的時候,最關心的是心靈的狀態,既不願意讓心靈為形所使,也不會為口腹束縛心靈,喜歡適意從心,即使在困苦之申,也忘不了心靈的愉悅。田園的收成,他有時也去關照;無酒無米,他也感嘆,但都不是主要的。其次,以物質收人為中心,導致詩人忽視了此外的田園生活內容。諸如農村的人際交往,田園風光,農閑時節的樂趣,都很難在戴表元詩歌中看到。如《食淡》一首雲:「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羹白煮,山稻飯紅蒸。暑豉方傳友,寒糟共學僧。厄廚尚如此,未嘆室生冰。」謀生笨拙要歸咎於「世亂」,「食淡」要想到村子是否偏僻,是否有人看見,還是考慮到面子問題。將食物陳述了一番,詩人有些沾沾自喜的心情,因為能夠吃飽還算是好的,恐怕日後窮得揭不開鍋,廚房裡都要結冰了。描寫不可不謂之真切,但是也令人感嘆,在現實的壓迫下,詩人的心靈卑微、恐慌到何等的地步了!這樣的詩歌,又能有什麼美悅感?再次;這樣的詩歌,給人以「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的感覺,因為詩人的心靈面對著重重束縛,被逼到一個很小的角落,戰戰兢兢,左右碰壁,完全失去了陶詩那種自由悠遠的韻味。同時,這其中也沒有一絲一毫的寧靜感,有的只是煎熬,矛盾和惶惶不安。造成這種特點的原因,就是詩人無法在田園中灌注深厚的感情,而依靠時有時無,飄忽不定的鄉土情懷,是無法寫出傳統的隱逸詩歌的。因此,戴表元儘管作為元朝力矯宋弊,鼓吹唐風的一員健將,也無法達到唐朝山水田園詩人的藝術成就。

(作者:讀書人網友 編輯:kind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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