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政治生態靠什麼涵養2015-03-19 09:01　來源：大眾日報　 文山書院

2015-03-19 09:01:36來源：大眾日報作者：責任編輯：蔣正翔

好的政治生態靠什麼涵養?

——專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杜治洲

　　兩會期間,「政治生態」成為熱詞。凈化、重構政治生態,營造風清氣正、「山清水秀」的良好從政環境,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取向。十八大以來,中央制定出台「八項規定」、強力反腐等,使政治生態明顯好轉。但良好政治生態的培育構建,人們行為習慣的徹底轉變,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如何涵養壯大不斷向好的政治生態,如何使良性政治生態日漸成為「政治新常態」,這是需要我們探索和回答的一個重要課題。為此,我們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杜治洲。

　　了解政治生態,最核心的是了解一個地方的領導幹部

　　本版編輯馬清偉(以下簡稱「馬」):重構政治生態是因為政治生態出了問題,比如系統性(石油系統)、塌方式(山西省)的腐敗現象,除此之外,政治生態還有哪些具體意涵?

　　杜治洲(以下簡稱「杜」):實際上政治生態就是執政的環境,可以理解為是黨風政風民風社風的一個綜合體。除了系統性的腐敗、塌方式的腐敗等表現形式之外,政治生態的核心實際上是領導幹部的職業操守和公共道德問題。社會風氣也是在黨風政風的影響下形成的,社會風氣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政治生態中的黨風政風決定的。所以我們要了解政治生態的話,最核心的是要了解一個地方的領導幹部,他們整體的職業操守和公共道德怎麼樣。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具體來說,政治生態主要由四個「物種」構成:政府、官員、商人和公眾。系統中的四個物種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遵循「適者生存」的生態規律。為什麼會有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以及其他的一些窩案、串案存在呢?就是因為當整個生態系統發生問題的時候,它不僅僅是系統中的某一個「物種」出了問題,而是整個四個「物種」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比如政府承擔的職能過多,過度地干預市場,好像是一個不太大的問題,但是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官員手中的權力過大,而這種能夠交換利益的權力大了之後,商人或者其他的利益主體,就會有求於這個有權的人,他們之間就會形成一種互相交換、互相依存的關係。時間久了,這種不正常的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密,越來越難以打破,從而形成一種惡性的、固定的政治生態,或者不良的政治生態。所以我們說政治生態出了問題,並不是說某一個環節、某一個因素出了問題,而是整個系統中的所有環節和因素都出了問題。

　　馬:通俗理解,政治生態就是一種整體的從政環境或者官場風氣,一些人把腐敗現象歸咎於不好的政治生態,比如所謂「被動腐敗」論或者「體制性腐敗」論,認為誰進來都沒法倖免。這些說法有沒有道理?

　　杜:不可否認,這些說法都挺流行的,市場也很大。這其實是一種關於腐敗的環境決定論,就是說因為官場環境不幹凈,所以無論誰去坐那個位置,無論誰掌權,都會身不由己地陷入腐敗的漩渦。

　　我們不否認官場環境對人的影響。外界環境對人確實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人的行為歸根結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內因是決定因素,外因只是影響因素。從所有的腐敗案件來看,也基本上都是因為人性的貪慾、私慾而導致的,所以,每一種腐敗都是主動的腐敗,都是因為貪慾、攀比、權色交易等主觀原因。只能說在制度不健全、生態不純潔的情況下,個人的行為更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但也恰恰是在這種時候,個人的道德水準和政治素養就會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大家認為政治生態存在問題的情況下,依然會出現很多廉潔奉公、勤政廉政的官員,比如楊善洲同志。所以,那種所謂腐敗是由環境導致的說法,其實只是腐敗官員推卸責任的一種借口。從根本上講,是腐敗導致了不好的政治生態,而不是不好的政治生態產生了腐敗。

　　馬:政治生態系統的良好運轉,一個關鍵環節就是選人用人。那麼,一個不好的政治生態系統,究竟對官員的提拔、晉陞發生了怎樣的扭曲?對整個生態系統又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杜:這個問題很關鍵。有人說,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選人用人制度出了問題的話,政治生態系統是不可能正常運行的。正常的人或者說理性的人,都是在一個指揮棒的引導、激勵下作出自己行為的。在不良的政治生態中,用人的指揮棒如果歪曲了,只有用錢、色、背景、圈子等才能換取官位的話,那麼人人都會選擇通過「走捷徑」來實現升遷。而一旦成功升遷之後,他又會變本加厲地去搞腐敗,來撈回買官所投入的成本,通過權錢交易積累財富,再去買官,以換取更大的官位。所以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官員成了生意人,這就偏離了我們政治生態系統的公共性、服務性。

　　劣幣驅逐良幣本來是經濟領域裡面的一種現象,現在我們也用來形容政治生態裡面出現的「逆淘汰」現象。如果我們官場的用人制度、政治規矩被破壞了,那麼就會只有那些溜須拍馬、會迎合討好上級的官員得到升遷,而老老實實幹工作、踏踏實實為群眾服務的官員,反倒會被官場淘汰,成為政治生態中的弱者。這就必然會導致官場環境越來越惡化,有才能的人進入不到這個系統高層次的位置,去獲得更高的職位,以更好地為老百姓服務；而那些沒有能力、只會阿諛奉承的官員,在獲得升遷後,也不會腳踏實地為老百姓謀福利,因為他們心裡清楚現實中為老百姓著想並不能帶來他們想要的仕途,所以只會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地去攫取更多的權力。所以,選人用人的問題,表面上的後果好像只是讓我們的官場充斥著一些濫竽充數、不合格的官員,實際上背後的危險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它會讓整個政治生態腐爛掉。

　　馬:嚴懲腐敗官員相當於拔除政治生態里的「壞苗」,重構政治生態則相當於「翻新土壤」,讓其長不出壞苗,能不能這樣理解?

　　杜:這個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完全。壞的官員不光是壞苗,而且是毒苗,它能夠毒害其他的苗,而且還能毒害土壤。所以並不是把壞苗拔掉了,這塊地就乾淨了。壞苗的毒性很大,它已經把這塊地給污染了。所以拔掉壞苗只是做了一個外科手術,根除腐敗還是要靠提高免疫力,提高我們政府系統的免疫力。

　　這就需要一方面堅決拔除壞苗,嚴懲腐敗,讓好苗也有生長的地方,讓好的官員能夠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系統的司法改革,讓官員、民眾和社會都認識到法律的權威,讓人人都敬畏法律,形成一種法治的環境,這是形成一種遵守制度的氛圍的前提條件。因為法律就是最高的制度,只有大家都尊重法律了,其他的選人用人等制度,才有可能得到真正遵循。第三個,就是要建立科學的廉政制度,樹立制度的權威性,讓人人都遵守制度、遵守規矩。如此才能實現政治生態土壤的徹底翻新。

　　馬:關於反腐敗,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和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的說法,它們和重構政治生態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杜:懲治腐敗分子、減少腐敗存量,是瞄準「不敢腐」的目標,讓你不敢動,從而為建立制度、遏制腐敗增量和實現不能腐、不想腐鋪平道路。反腐敗和重構政治生態則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係。反腐敗是重構政治生態、實現政治生態良性化的一個步驟、基礎和條件,同樣,重構政治生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我們更好地推進反腐敗工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生態的優劣程度,可以從低到高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不敢腐,腐敗存量逐漸減少,官員心中對腐敗有畏懼感,不敢腐敗。第二層次是不能腐,腐敗增量得到控制,官員的貪腐衝動受到制度的強力約束,這是一種心理不廉潔和行為廉潔並存的狀態,就是說心裡還有腐敗的想法,但在事實上實現不了了。在這種狀態下,官員保持廉潔是不得已,並非心甘情願,是被動的廉潔。第三層次是不想腐,這是政治生態的最高層次,是心理廉潔和行為廉潔的高度一致。我把它稱為主動的廉潔。

　　要關注老百姓對反腐敗的獲得感。「春江水暖鴨先知」,政治生態是否變好,老百姓先知

　　馬:您曾提出,將「一把手」權力關進籠子是凈化政治生態的關鍵。為什麼限制規範「一把手」的權力,在重構政治生態的過程中如此重要?

　　杜:很多時候,一個地方的政治生態惡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把手」的權力失控。所以在重構政治生態的過程中,一定要把「一把手」的權力約束好。「一把手」的權力是否受到約束,「一把手」的行為是否規範廉潔,直接影響到本地區、本部門所有公職人員的行為。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就是這個意思。

　　另一方面,「一把手」的權力帶頭受到規範,也會為「一把手」搞好本地區、本部門的廉政建設,提供足夠的政治底氣。換句話說,如果「一把手」自己的權力都不受約束、都大搞腐敗,那還怎麼要求下屬廉潔從政,政治生態又怎麼會好?所以說,廉政建設一定要自上而下地做,我們要對廉政領導力有足夠的重視。上面的人如果隨心所欲地濫用公共權力,就會造成非常壞的示範效應；而如果「一把手」能夠保持廉潔,能夠做到秉公用權的話,就必然會帶來良好的示範效應。

　　馬:一些人認為,政治生態里的不良現象,如圈子文化、關係網、潛規則等,與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包括我們的很多歷史文化傳統,都是分不開的。

　　杜:現在很多人都把腐敗現象歸結於我們的文化,認為儒家文化人情因素太盛,我們的歷史傳統文化不好。但我認為,政治生態好不好,與歷史文化傳統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同樣有很多優秀的元素,比如「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孝道、誠信、愛民,這些都是很好的文化傳統,為什麼沒能成為腐敗官員學習的良好元素?反而腐敗卻成了傳統文化所導致的?國際反腐倡廉的實踐也給我們以思考和啟發:例如韓國、日本、新加坡,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都屬儒家文化圈,照理說也都有所謂關係文化、圈子文化,都受「不良歷史文化」的影響,但他們已是世界上較為廉潔甚至是非常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廉潔程度比中國大陸要高得多,這是為什麼?所以說,跟環境決定論一樣,歷史文化傳統也只是一些人為自己腐敗找的借口而已。

　　馬:重構政治生態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風清氣正、「山清水秀」的良好政治環境,在這一過程中,很多舊的做法、行為習慣要改變,要邁入新的常態,這也就是現在很多人所說的「政治新常態」。

　　杜:我覺得政治新常態至少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個就是良幣驅逐劣幣。這是政治新常態的基本規律。要在官場上樹立公平競爭,能者上、庸者下,廉者上、貪者下,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不能讓老實人吃虧。

　　第二,廉潔戰勝腐敗。這是政治新常態的前提條件。腐敗是政治新常態的天敵,是政治新常態的最大威脅,我們必須而且只能通過高壓懲腐和全面防腐,來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良性的政治生態。

　　第三,勤政代替懶政。這是政治新常態的民意基礎。新的政治生態能否變成常態,離不開民意支持。而民意支持主要取決於民生福祉,取決於政府為老百姓做了多少實事,取決於老百姓獲得了多少實惠。當前在嚴峻的反腐形勢下,一些領導幹部開始採取「求穩」策略:「不收錢,也不辦事」,「不花錢,也不調研」,以「不做事」保「不出事」。這是典型的以反腐為借口的懶政,是需要堅決反對的。

　　最近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在收集老百姓對於「反腐敗獲得感」的建議意見。什麼是「獲得感」?就是反腐敗,讓老百姓得到了多少實惠。為什麼這個問題重要?因為中央的治腐策略是先治標後治本,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而之前主要是「打虎」。但其實普通老百姓對「老虎」所造成的危害體驗並不那麼深刻。老百姓覺得,好像反腐敗如火如荼,但自己的生活並沒有因此發生多大的改變。小孩上學,沒有關係還是很難；去醫院看病做手術,還得託人找大夫(當然這些狀況並非完全由腐敗所致,但腐敗是重要原因)。這就會影響到老百姓對反腐敗的感知,覺得腐敗還是很嚴重,因為自己辦事還是需要到處求人,不公正、不透明、不作為的現象依然存在。所以接下來「拍蠅」、治理懶政等會成為比較重要的工作,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政治生態是否變好,老百姓先知,就是這個意思。

　　第四,法治代替人治。這是政治新常態的重要保障。當前一些地方和部門權大於法的人治現象依然突出,「黑頭不如紅頭,紅頭不如口頭」,「用人一言堂,花錢一支筆,決策一張紙」,嚴重透支了政府聲譽和國家信用。要使新常態真正「常」在,就必須摒棄人治,依法治吏,依法治國。只有真正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政治生態,才是科學的、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