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石刻：中國式的紀念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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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石刻：中國式的紀念與記憶文章作者：程章燦　來源：人民政協報　2011-5-24 10:25:37

編者按：失憶或者忘卻，無論對個體生命還是社會文化來說，都是極其可怕的。紀念是希冀讓瞬間凝固，記憶是期望使短暫永恆。石刻因其材料易得技術簡便而遠勝鐘鼎，從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普適性、廣為人知的一種記憶文化媒介。本文告訴我們，石刻作為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記憶文化媒介，具有怎樣的特色和意蘊。

演講人：程章燦

簡介：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賓州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香港浸會大學和台灣中央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石刻文獻學和歐美漢學。出版《魏晉南北朝賦史》、《劉克莊年譜》、《賦學論叢》、《石學論叢》、《古刻新詮》、《石刻刻工研究》等。

歷史悠久的記憶文化

關於紀念和記憶，首先要做一個簡單的解釋。我們大家都理解，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如果用中國古代的詞語來說，人是一種「群」的動物，人必須跟群體生活在一起，才不會感到孤單。因此，人總是害怕被遺忘，更害怕失憶。對於個體的人來說是如此，對於群體的、社會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因為有這樣的害怕和恐懼，人就非常重視紀念和記憶，來求得群體的認同。這種群體的認同一方面是歷時的，另一方面也是共時的。就紀念來說，一件事情、一個人物、一項公共工程，往往都要利用或者採取某一種形式來進行紀念。紀念既有共時的、又有歷時的認同，跟紀念相比較，記憶則比較傾向於歷時的認同，對前人以及前代歷史的記憶，基本上是一種縱向的群體認同的延伸。英文中說到紀念的時候，有兩個比較常用的詞語，一個叫「memori　ze」，這個詞語也可以表示記憶。另一個跟紀念相關的是紀念碑，「monu－ment」，如果把它拓展成一個抽象的名詞，就是紀念性，叫「monumental　i　ty」。關於紀念碑或者說紀念碑性的概念，已經被學術界運用到中國古代美術以及建築的研究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巫鴻先生在很多年以前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築中的紀念性》，他所講的紀念性其實就是紀念碑性，他所講的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築當中，其實包括很多古代的石刻。

記憶是人類的一種文化本能。我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進行記憶，這些記憶的成果，我們有時候稱之為記憶，有時候稱之為歷史。如果要分辨這兩者有什麼不同，也許可以說，記憶是歷史的另外一種形態，記憶是沒有經過史家加工的一種初級的、粗略的歷史形態。

中國有非常發達的記憶文化，在悠久的歷史中，先民運用了多種記憶媒介。最早有結繩記事，在還沒有文字的時候，先民用一根繩子打一個結來記錄今天發生了一件什麼事，這時的「繩」就是一種記憶的媒介。相對於這種記憶方法，後來出現的文字當然要高級得多，也有效得多了。據《呂氏春秋》記載，在夏禹的時候，「功績銘乎金石」，人們把功績銘刻在金石上面。這裡就提到兩樣東西，一個是金、一個是石。一般來講，金是指青銅器，石就是我今天要說的石刻。夏禹時代的金石，今天看不到一個確鑿可信的實物。相傳夏禹治水，曾經刻過一個《岣嶁碑》，上面的字體非常奇怪，有人稱之為「岣嶁文」，究竟碑上的每一個字怎麼釋讀，是什麼意思，從古到今，有眾多的學者進行過考證和研究。這裡我們不去深究它是一種什麼文字，不管它是什麼內容，也不去追究它是真是假，如果我們相信《呂氏春秋》上面的記載的話，那夏禹時代應該有了某種金石銘刻，而這個金或者石，那時就被人們作為記憶的媒介。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大家熟知的。甲骨文上面鍥刻的文字，也是一種記憶的媒介。「銘刻」遂成為記憶的一種方式。跟石刻相關的，在商代有「商伐鬼方紀功石刻」，相傳還有「箕子就封碑文」。再往下看周代，相傳周代有好幾件大名鼎鼎的石刻，幾乎都跟周代的名人有關係。比如說，周穆王紀功石刻，還有傳說在比干墓前面有孔子留下的題字。再有，據說季札去世的時候，夫子也到他的墓前面並且也留下了題刻。無論是周穆王紀功石刻，還是孔子在比干墓和季札墓前面的題字，都是不能夠當真的，都是一種歷史的傳說。那麼，這樣一種傳說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有其背景的。這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中國歷史悠久的石刻文化，以及中國人把石刻作為記憶媒介的歷史文化傳統。

中國的記憶文化，從結繩記事到刻於金石，這還都是比較初級的，到史書的出現，才發展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們今天去看《說文解字》這本書，書上對歷史的「史」字的解釋，就是：「史，記事也。」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連續不斷的《二十四史》，這就是一個不間斷的文化記憶，能夠充分表明中國記憶文化的發達。除了這些正史以外，我們還要注意到野史，還有其他的一些記憶文獻。這其中，漢唐石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漢唐石刻能夠對正史起到訂正、補充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種非常重要而且形式相當特殊的記憶文獻。

如果我們不從正史的角度，而是單從記憶的角度，來簡單對其做一個劃分，記憶可以劃分為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有比較小的集體，也有比較大的集體。比較小的集體，包括一個家庭、一個家族、甚至一個村落；比較大的集體則可能是一個州縣，乃至全國，甚至也可以是整個一個時代的人群，或者某種更大的社群記憶。記憶有的是私人性的；有的則是公共性的，要看這個記憶涉及的是什麼內容，屬於什麼樣的類型。如果是一些比較個體的、私人性的記憶，那麼，這些記憶就難免有一些主觀性。如果是一些集體的、公共性的記憶呢？它的客觀性就相對比較強一些，但也未必就沒有主觀感情色彩。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的、個人還是公共的、私人還是集體的，應該說這兩個方面都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

碑刻與墓誌

中國的石刻非常多，歷史也非常悠久。石刻，有時候我們也稱之為「銘刻」。所謂「銘刻」，其目的就是為了不要讓人遺忘，這兩個字充分地突出了石刻這種文獻的紀念性與記憶性。簡單地說，石刻包括所有刻在石質材料之上的東西，大部分是文字，比如墓碑、墓誌。除了文字之外，有的是刻圖像，還有的是石刻雕塑。當然，這三者可以同時出現，文字題記可以跟雕像配合、相輔相成的，比如洛陽龍門石窟中的造像，很多都有題記。

從東漢開始，石刻傳統綿延不斷，經魏晉南北朝，歷唐、宋、元、明、清，石刻文化一直延續了兩千來年，歷史相當長，而且種類非常多。如果僅限於漢唐石刻這一時段，我們可以這麼講：漢唐石刻非常豐富，不僅類型豐富，而且內容豐富。另一方面，漢唐石刻還是一種原始性的文獻。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絕大多數漢唐石刻都是當時、當地所撰所刻的。此外，跟宋、元、明清以後的石刻相比，除了要強調它的原始性之外，我覺得還要強調它的唯一性。宋、元、明、清以後有很多石刻文字，除了刻石之外，很多作者也將其收入個人文集之中。但限於當時的物質條件，漢唐石刻裡面的很多文字，不見於這些作者的文集之中，或者作者的文集沒有流傳下來，甚至有很多石刻文字，我們根本不知道是哪些人做的，因為石刻上沒有留下名字。所謂唯一性，就表現在沒有紙本文獻與之印證。

漢唐石刻最重要的兩大類型，就是「碑」和「墓誌」，碑誌裡面的文字內容對於研究記憶文化及其歷史傳統的價值是很大的。碑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用途廣泛。在東漢開始使用碑刻以前，「碑」的意思並不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紀念碑、神道碑和墓碑。「碑」最早的用途有三個，第一個是在宮殿裡面標識日影，類似日晷；第二個是在廊廟中用來拴系牲口；第三是在墓地用來穿繩子牽引棺材下穴。後來，在東漢發展起來的三種碑，恰好可以與這三種用途相對應：紀功頌德碑；祠廟碑；墓碑或神道碑。

我們今天講到碑，往往首先想到墓碑，會跟悲哀、悲傷的「悲」聯繫起來。但實際在漢代，很多碑並沒有悲傷的意思。比如，用在山川祭祀封禪這些公共場合的碑，其主要基調是歌頌和紀念。一開始，漢代碑刻主要是用於公共事業、公共場合，後來也慢慢的用於某一個人。比如，有一個地方官開通連接關中與漢中的褒斜通道，當時就有人給他立了一個摩崖碑刻《褒斜道摩崖》。所謂摩崖，是就著山的某一面自然的石壁刻字，像著名的《石門頌》就是摩崖。在中國的書法史上，古今書評家都給予《石門頌》的書法以極高的評價，說它筆法瘦勁恣肆，雄健舒暢，頗饒趣味，「且喜用長勢，多用圓筆。布置巧妙，錯綜變化。」它的整個章法，有一種特殊狂放的美，後人甚至連想像都不敢想像。

碑在東漢最多、最重要的功用還是作為墓碑，這是漢代墓葬裡面不可或缺的一項內容。當時幾乎全社會的人在他們親人去世的時候，都要想辦法建墓葬、立碑，演變成了一種風俗。結果就在社會上造成了攀比，在經濟上造成了資源浪費，同時在文風上也造成了一種虛諛。什麼叫虛諛？就是沒有根據地瞎吹捧。自己的親人尤其是長輩去世了，找人作一篇墓碑文，當然是希望多說好話，這是可以理解的。發展到後來，連七八歲就夭折的小孩子，如果看碑文的敘述，幾乎都是神童。到了東漢末年，曹操認為此風不可長，就禁碑。從魏晉直到劉宋，政府都有禁止立碑的規定。所謂禁碑，就是通過國家的律令，以體制的力量來消除某些不合社會規範的記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一歷史記憶。因為禁碑，有些人就尋找變通的方法，把原來應該立在地面上的碑，偷偷地埋在墓裡面，慢慢就有了墓誌。

墓誌也叫墓志銘，最初是從碑轉化過來的，所以最早的墓誌都是碑的樣子。一般來說，標準的墓誌是正方形的。北朝唐代成熟期的墓誌，上下兩塊，下面是墓誌，上面是墓誌蓋。「墓」是生和死的分界線、標誌點，「志」的意思是記住，「銘」的意思是銘記，所以，墓志銘對於一個生命來說，是發揮記憶和紀念功能的一種文字。墓志銘產生的主要背景是魏晉南北朝禁止立碑，另外則是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北士南遷。到了東晉末年，這些北方士族僑遷到南方已近100年，他們逐漸清醒地認識到回不到北方，只能落地生根。但他們仍然念念不忘北方的家鄉，所以，從王、謝等僑姓士族開始使用墓誌，在墓誌中尋根追源。從考古發掘來看，最早的墓誌出現在4世紀末，使用墓誌的都是王家和謝家的。這些家族在當時有強大的文化影響力，世人紛紛效仿，整個墓誌制度就推廣開來，南朝墓葬制度中就多了一個新生事物。

早期墓誌文有一個特點，跟後來的墓志銘不一樣。一般碑文或墓誌文，前面都是散文的序，然後再有一段韻文，即先序後銘，但是早期的墓志銘有先銘後序的。這說明銘文在早期的墓志銘裡面更關鍵，因為銘文更有文采，又押韻，而早期的序文非常樸質，加上銘序兩者相對獨立，所以，一些文章選本只選錄銘文。南朝有個很有名的作家叫做任昉，他寫了篇《劉先生夫人墓誌》，《文選》就只選其銘文部分，後來很多學者都以為南朝的墓誌只有銘文。這是一個誤解，因為那些序沒有文采，書中沒收。銘是韻文和美文，顯然有助於記憶。序不押韻，但內容卻有關家世，是重要的歷史記憶。

漢唐石刻里的中國式記憶

漢唐石刻是中國式的紀念和記憶，這裡著重強調的是「中國式」。中國石刻尤其是漢唐石刻有區別於其他國家石刻的特點。第一點是體制形式。碑誌形制雖然各地各代不盡相同，但大致體式是一樣的，而且，刻石時對石材選擇非常重視。唐代的很多巨碑到現在一千多年，敲上去還噹噹作響。一些名家書寫的碑刻經過無數次棰拓，依然完好。

第二點是文章形式。石刻文章絕大多數都是非常講究的，尤其是碑文。碑文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散文的序，一個是韻文的銘。我要強調韻文的銘，從漢代、唐代到宋代，一直都有人把銘文稱之為「銘詩」。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這個稱呼名副其實，值得重視。從文體的角度看，漢唐石刻有各種各樣的文體，一般來說，不是高手沒有資格撰文。

第三點是藝術形式。刻石要請書法家來寫，碑上的篆額、墓誌的篆蓋，都要請當時的名家，旁邊還刻一些紋飾，極具藝術價值。今天研究中國美術史、藝術史、書法史，幾乎沒有辦法脫離石刻，宋以前的書法史主要是建立在石刻文獻基礎之上的。如石刻中的唐代書法家，初唐時代有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歐陽詢、歐陽通父子、薛稷與薛曜兄弟；盛唐時代有李陽冰、顏真卿、李邕、蘇靈芝、褚庭誨、蔡有鄰、韓擇木、史維則、梁升卿、徐浩；中唐時代有柳公權、沈傳師、裴璘、唐玄度；晚唐五代有徐鉉與徐鍇兄弟。

第四點是文獻形式。石刻文獻有三種形態：實物的石刻、拓本(包括照片)的石刻和錄文與題跋的石刻。如果說實物石刻的中國特色還不夠突出的話，那麼，拓本和錄文、題跋肯定是有突出中國特色的。別的國家對於石刻的研究，沒有像中國那樣傳統悠久、資源豐厚。

第五點是禮儀形式。漢代人為什麼那麼重視立碑？因為立碑關係到社會觀感、家族臉面。碑不只是一個家族的事，是與死者相聯繫的整個社會群體共同的責任。漢代有所謂會葬制度，立碑以後，漢代人在春秋佳日都會到墓上去憑弔，所以，墓場成為東漢人很重要的親族聚會的場所。我們讀《世說新語》，看到楊修經過《曹娥碑》，讀到當年蔡邕留下的幾個題字，「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實際上，很多人都會像蔡邕那樣到墓上去看看，讀一讀碑文。

除了形式外，漢唐石刻的內容也獨具中國特色。首先是刻中國的經典，包括儒家、佛教和道教的經典。以儒家為例，在中國歷史上一共有過七次刻經，為什麼要把儒家的經典刻在石碑上呢？東漢時，文獻傳播非常艱難，要把經書刻在石碑上，立在洛陽的太學門外，供人抄寫，以便傳播。所以，就有了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刻的《熹平石經》。接下來是三國魏正始年間又一次刻石經，後來是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後蜀廣政元年(938)又刻過兩次，漢唐之間共刻過四次石經。從文獻傳統、學術記憶和文本記憶來說，漢唐之間這四次刻經是比較重要的，後面三次尤其最後兩次即南宋石經和清代乾隆石經，在文獻價值方面已經不重要了。南宋印刷術興起以後，石刻在文本和文獻傳播方面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石刻中另外一個比較有中國特色的內容是藥方。如果說石經代表的是精英社會和經典知識；藥方則代表著是民間社會和日用知識。龍門石窟里有一個石窟叫「藥方洞」，刻了140劑藥方。另外，像華山蓮花峰、衡山也有藥方。北宋開封大相國寺石壁上還刻有《針灸圖》。

從學術上來說，宋代發展起來的金石學對於石刻的保存、傳播和影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天研究漢唐石刻，很多文獻為什麼能夠看到？那是因為從宋代開始，以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為代表的學者，收集石刻並進行整理研究。他們還為這些石刻做了一些題跋、校正，留下了他們研究的心得，對我們今天了解和研究那個時代的歷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金石學興起的歷史，其實可以說就是對中國記憶文化收集、編輯、珍藏、轉化、積累、傳播和研究的歷史。我們應該從文化的角度，對歐陽修、趙明誠他們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