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簽約120年︱李鴻章挨了一槍，大清省了一億兩？

05-26

槍殺李鴻章：馬關市政官員紛紛因此受牽連

1895年3月24日下午，日本馬關。

市區西面的外濱町，窄窄的路邊被人群擠得滿滿當當，如同趕廟會的時節。他們今天從四面八方趕來，是為了等待一個人的出現：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

五天前，李鴻章一行乘船抵達此處，拉開了後來史稱「馬關議和」的中日談判的序幕。這一天進行的，已是第三次談判。前一天，日方全權大臣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向他開出了極其嚴苛的停戰條件：日軍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駐紮這些地區的清軍交出武器物資；津榆鐵路交由日本管理；停戰期間日軍軍費由清政府支付。在發電請示清政府之後，李鴻章當天表示拒絕這一條件，並要求日方宣示議和條件。按照預定程序，這將在次日的談判中揭曉。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李鴻章坐上了歸途的轎子。

聖德記念繪畫館壁畫《下關講和談判》，永地秀太繪。

說是歸途，其實也只有短短几步路。從談判會場春帆樓到李鴻章下榻的引接寺，走得快些大概只要五分鐘。即使是慢吞吞的轎子，十幾分鐘也就到了。

這短短的幾步路，已足夠讓當地的居民蜂擁而來，在路旁築成一道長堤。幾層人堆的最前面，佩刀叮噹的警察和憲兵一字排開，不時呵斥著推擠的人們。不同於電視劇《走向共和》里編劇憑空想像構建出的情景——道路兩邊圍觀的日本人齊聲大喊「快滾」，甚至對李鴻章的汽車推推搡搡（汽車1898年才初次在日本出現）——圍觀者的心態，更多的是好奇。拖著辮子的清國人，龐大的八抬大轎，華麗的官服頂戴，還有傳說中的「東洋豪傑」李鴻章，這樣的西洋景，可不是容易見到的。他們絕大多數只是些瞧熱鬧的看客。

引接寺山門，本文作者攝。該寺在二戰的空襲中被燒毀，原有建築僅有此門存留。

不過，其中一個人除外。

騷動從東邊逐次傳來，「過來了！過來了！」人群中迴響著這樣的叫聲。先是步行前驅的從者，然後是使團副使李經方的轎子，下一頂轎子中坐的便是那位大清帝國的第一重臣。帽後拖下的三眼花翎，垂在胸前的皓然白髯，還有那炯炯射人的犀利眼神……

人影一閃，砰然一響。

眾人一時呆若木雞，時間似乎在此凝固。

一名目擊者繪製的行刺地點示意圖，圓圈為刺客被捕之處，「交番」即派出所。

一位目擊者後來如此回憶那一瞬間的景象：

我想那是下午四時三十分。那天是星期日，天氣和煦晴朗，櫻花將開未開，是個好日子。出門的人也很多，到處都是人擠人。李鴻章還是乘著那頂轎子，正在經過我家門前拐角的一剎那，從路右邊的人群中躥出一名二十三四歲的男子，左手按住轎子，右手掏出手槍，從李全權的右側向其面部開了一槍。負傷的李氏立即以右手的長袖掩住傷口，毫無震驚的神色，態度泰然自若。目睹這一幕的我感嘆，真不愧是了不起的人物。（永岡栄吉：《緑と黃の対角線―下関講和會議始末―》，下関郷土會編：《郷土》第11集，1965年，第89頁）

本來，由於李鴻章的到來，馬關市政當局如臨大敵，緊鑼密鼓地加強了地方治安。當時日本報紙這樣報道：

陸上五步一巡查（註：日本警察的最低級別，也泛指警察），十步一憲兵，四處掃視有無可疑者。海上亦有警察旗翻飛之小艇到處出沒，水上警戒亦臻於完備。如此嚴格，乃為防止兩國全權大臣有不測。為看李鴻章一眼而雲集馬關之眾人中，紅衫漢（註：指進城的鄉下人）尤多。巡查一一往來盤問，調查無旅券者，其狀甚為森嚴。（《東京朝日新聞》1895年3月26日）

然而，彷彿是故意為了給當局一個難堪，行刺現場正在日方特別設立的憲兵支部旁邊，不遠還有一處派出所。事件發生後，山口縣知事原保太郎、山口縣警部長後藤松吉郎一齊丟了烏紗帽。至於下級官員有多少人吃了處分，那就不得而知了。

遇刺之後，李鴻章前往春帆樓談判時改走一條小路，此處後來被稱作「李鴻章道」。吉辰攝。

誰是刺客？一個被激情沖昏頭腦的憤青

等到圍觀的人們回過神來，刺客已經被警察和憲兵按在地上，捆了個橫七豎八。定睛看去，那是個穿著寒酸的年輕人，頭戴一頂骯髒的鴨舌帽，身穿一件破爛的筒袖。長相倒算得上清秀，看起來有點書生氣。

25歲時的小山豐太郎

此人是什麼來頭？當時最想搞個清楚的自然是日本政府。當晚，伊藤博文發電報給內務大臣野村靖，要求調查刺客的身份。他當時知道的只是一個名字：小山六之助。接下來，此人的身世漸漸浮出水面。

小山六之助，原名豐太郎，現年27歲，群馬縣平民，其父孝八郎曾任縣議會議員等職。他是家中長子，但因為為人「放蕩無賴」，七年前就被父親廢除了嫡子身份。小學畢業後，他念了幾個月中學便即退學，後進入慶應義塾就讀，亦中途退學。之後一直沒有固定工作，曾為自由黨的選舉活動賣力，屬於所謂的「壯士」（日語「壯士」指充當幫閑的無業游民，當時常被各政治團體用作打手）之流，有兩次因打人毀物入獄。

群馬縣警部長向內務省警保局長報告小山情況的電報

用今天的話講，這可以說是一個「loser」。

loser不一定是憤青，但憤青往往是loser。小山就是這樣的人物。且看他晚年的一段回憶：

支那人多半似乎有著對世界之大勢毫不介意的大國民神氣。視朝鮮為屬國，視日本為小國，唯獨自誇為世界之大國，就是這樣半身不遂的老大國民。顯而易見，不徹底地懲戒一下，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製造麻煩。這是東洋和平的癌，實在不堪容忍。

李鴻章不管怎樣說是東洋之豪傑，終究是這樣的支那人。媾和委員伊藤、陸奧兩氏，對他待以前輩之禮，當作東洋之豪傑，以如同對待飛入懷中的窮鳥的溫情相待之時，此人搞不好會露出支那特有的本來面目，在歸途下關的海上遙遙睥睨東京的方向，吐出紅色的舌頭，嘿嘿地奸笑吧。這麼一想像，就不由得氣炸了胸膛。

伊藤、陸奧兩氏在當時的日本，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儘管應該不會真有什麼疏失，但萬一為支那特有的權變所惑，已垂一年的日清戰爭，就這樣意外告終的話，遺憾與惋惜實在是難以言表。在他們思考的時候，只要再加一把勁，國民像國民一樣忍耐，軍人像軍人一樣奮發的話，連戰連勝的結果是指日可待的。一路追擊毫無骨氣的支那兵，鐵鞭遙遙北指，用不了吹灰之力。用不了半年，就能讓四億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之下跪倒了。一口氣想到了這一步，真是書生氣的想法。這時候，如果能三思而後行就好了，可是已經被激情沖昏了頭腦，就這樣想下去，甚至想到了採取非常手段。這不是一點半點，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不過，在我的一生之中，再沒有像此時一樣，全心全意地思考這個不負責任的大事件了。關鍵就在這裡。這是抱著丟掉這條寶貴的生命，成為三尺竿頭的曝屍的覺悟的冒險。一旦涉及到本人，不管是怎樣豪邁的人，都不能不考量一番。

被激情沖昏了頭腦。讓我直衝上去的，就是這個原因。

媾和談判化作烏有以後，就能進軍攻城略地，終成北京城頭之盟。這樣的話，就是壞事變好事了。我的做法儘管粗暴，也可以確保以後東洋的和平吧。無論採取什麼方法，都要把李、伊、陸三足鼎立的談判中途破壞。除了殺死其中一人，也沒有別的辦法了。伊藤伯爵和陸奧子爵都是日本的政治家，不是凡物。如果讓他們死去的話，覺得太可惜了。

而李鴻章是外人，不如幹掉他。這就是我決意為此凶行的目的。結果與預期相反，成了多此一舉，和目的完全背道而馳。（小山豐太郎：《舊夢譚》，吉辰：《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附錄三，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43-344頁）

這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憤青的自述。富於激情，富於想像力，富於「愛國心」，只是少了點頭腦。

一槍換來一億兩：這個籌碼其實可以贏更多

正如小山所說，這次刺殺的結果與初衷「完全背道而馳」。按照國際法，外交使節的人身安全應受所在國保護，這使得日本政府如坐針氈。伊藤與陸奧曾沮喪地表示，這次事件比起一兩個師團被打敗更讓人難堪——如果兵敗，畢竟還有轉敗為勝的機會。

然而，面對這場突發事件，日方的「危機公關」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首先是治傷。李鴻章本來帶來了兩名醫生，即北洋西醫學堂總辦林聯輝與法國駐華公使館醫生德巴斯（Depasse）博士。而為了爭取主動，日方決計擠開兩人，將治療權抓在自己手裡。當天，伊藤致電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要求將陸軍的兩名軍醫總監，即野戰衛生長官石黑忠悳與廣島陸軍預備病院院長佐藤進派來。幸好，子彈不大，又被李鴻章的眼鏡擋了一擋，傷勢並不嚴重。治療十幾天後，傷口已完全癒合。但由於李鴻章年高體衰，不宜開刀，這顆子彈就此一直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蓋棺。

石黑忠悳

其次是慰問。事件之後，李鴻章的病榻前走馬燈似地穿梭著前來慰問的日方官員，「寢室前後甬道游廊皆滿」。天皇與皇后也作出了表示：天皇派侍從武官中村覺大佐為特使，前來馬關慰問。皇后也手制繃帶，並遣來兩名護士。稍後，各種慰問函電如雪片一般從各地飛來。致意者有東京的朝野名流，亦有北海道的普通村民。慰問品更是五花八門，《朝日新聞》等三十家日本報紙一同送上六十隻雞，請李鴻章「為兩國加餐」。而馬關市西部漁業組合送來的東西就更有創意一些：一隻特大號水族缸，裝著章魚、海參等七十多種海洋生物。

北海道空知郡瀧川村村民請陸奧宗光轉達給李鴻章的慰問函

自然還有懲凶。在政治需要下，對這個案件可以說是特案特辦，審判非常快捷。第二天即進行初審，認定案件適用日本刑法第292、112及113條，即故意殺人未遂。3月30日，案件移交山口地方裁判所正式審理，判處小山無期徒刑。

事實上，伊藤博文當時還企圖私下干預審判。他兩次派人給裁判長鶴岡琢郎帶話，要他判處小山死刑，甚至許諾在他退休後提供宮內省的美差。但對方以司法權獨立為由，斷然拒絕。不過，這個結果在日方看來已經可以安撫中方的情緒了。審判當天，外務省將這一結果函告李鴻章，聲稱「與前刺俄太子之罪相同」。四年前，訪日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大津被警察津田三藏砍傷頭部，亦被判處無期徒刑。

當然，最關鍵的問題在於，這次刺殺事件將會給談判帶來怎樣的影響？為了避免李鴻章藉此發難，伊藤與陸奧決定主動作出讓步，同意停戰。陸奧親自告知李鴻章這一決定時，尚在擔心他會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但對方的反應卻近乎喜出望外：

我說，只要清國使臣方便，可於任何時候開始會商，並將此口述內容做成一備忘錄交付李鴻章。此時我十分注意李鴻章對此如何回答。因為倘若他對我方猜疑，有意未完成使命，中途回國，並進一步要求外國援助，或者現在不以簽訂停戰條約為緊急要務，我想他會在回答中流露其語氣。他負傷未愈，頭上一半纏著繃帶，露在繃帶外面的一隻眼睛，露出非常高興的樣子，感謝我國皇上仁慈聖旨，並對我說，雖負傷未愈，不去會所商議，但無論何時都可在病床前開始談判。（陸奧宗光：《蹇蹇錄》，轉引自中塚明：《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日清戰爭是怎樣發生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1頁）

這反映出了當時中國人對國際法觀念的隔膜。在傳統觀念中，雖然也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說法，但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戰場道德，並沒有成為普遍遵循的行為規範。因此，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李鴻章，都沒有意識到這次刺殺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日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做出的實質性讓步是極其有限的。除了停戰（仍然打了一個大折扣：台灣不停戰）之外，大概只有在後來的談判中同意將賠款從三億兩白銀減少到兩億兩而已。這一億兩的讓步不同於割地條件的讓步，並不在日方原先的預案中。坊間常有這樣的說法，「李鴻章挨了一槍，給大清省了一億兩」，不無道理。然而，如果他的反應不是這樣無所作為，最後的結果，必然不止是省下一億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