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主與奴」——周氏兄弟「改造國民性」思想之四

魯迅當年所揭示的「主與奴的統一和轉化」，在當今中國以更加露骨的形態重現了：每個人既是主子，肆無忌憚地施虐於他人；同時又是奴才，心甘情願地被虐於他人，如此不健全的心理，表現了國民性的進一步墮落；再不從這樣的「主奴心態」中解脫出來，我們是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人」的。

　　我們下面分二個題目來講這個問題，第一個題目：主與奴的統一和轉化。

　　魯迅在《墳》這部雜文集裡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論照相之類》講到他家鄉的很多小的故事。他說大概在晚清末年照相最早傳入中國。開始中國老百姓是拒絕接受的，後來慢慢地流傳開，就出現了一些別出心裁的怪照片。有的人把自己照成兩張照片，穿的衣服不一樣，態度也不一樣，然後用沖洗的技術把兩張合為一張，兩個「我」的關係或是主僕，或是賓主分送給朋友們，題目叫「二我圖」。更妙的還在一張照片，假設自己傲然地坐著，另外一個自己呢，很卑劣很可憐地向坐著的那個「我」跪下，題目叫「求己圖」。魯迅說這個「求己圖」最妙地表達了中國人的兩種潛在的心理，一方面想「傲然坐著」當主子；另一方面又想「卑劣的跪著」當奴才。魯迅因此引用了德國的心理學家Lipps《倫理學的根本的問題》中的一段話：「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一面既承認可做主人，一面就當然承認可做奴隸，所以威力一墜，就死心踏地，俯首帖耳於新主人之前了。」魯迅說，這位德國的心理學家說得非常的有道理，寫出人的內在心理的兩重性：既要當主，奴役別人；又想當奴，被別人所奴役。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三國的時候吳國最後一個皇帝孫皓，當他當皇帝的時候，如此「驕縱酷虐」，是一個暴君，但一旦他降晉，馬上就是「始此卑劣無恥的奴才」。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宋徽宗。當皇帝的時候那麼的神氣，一旦當了俘虜，馬上那樣卑躬屈膝。所以魯迅說，中國人常語說，「臨下驕者必諂上」，對下面的人驕橫的話，對上級一定是諂媚的。其實這個話梁啟超已經說過。梁啟超在《中國的積弱溯源論》這篇文章中說，天下凡是能夠諂人者，也必能驕人。驕人和諂人是人的本性或者人的劣根性，或者說是人性弱點的兩個方面。所以，魯迅認為，像這樣一個「求己圖」，「將來中國如要印《繪圖倫理學的根本問題》，這實是一張極好的插畫」，他說世界上最偉大的諷刺畫家也畫不出這樣的畫來。這確實是魯迅一個重大的發現。我們過去通常講，中國人有「奴性」。但是魯迅卻發現：中國人的「奴性」不是單獨地存在，它是和他的「主（子）性」合在一起的，形成一種對立又統一的東西。這是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認識。日本的學者增田涉就曾注意到這一點，他說魯迅的很多文章裡面，最喜歡用「奴隸」這個詞，就是說他非常注意中國人的「奴性」。但同時在魯迅的觀念中，「主人」和「奴隸」它們是可以統一在一個人身上的，或者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做主人的時候，以一切別人為奴才；而有了主人，也必然以奴才自命」，專制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這大概是魯迅對「大一統」下面所形成的中國國民性的一個高度的概括。

　　上次我們已經介紹過魯迅引用《左傳》的話，說中國的「大一統」統治的最大特點，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每一個人對上面的人來說，他是奴才，對下面這層的人來說他是主人。所以每一個中國人——我這裡說的不是指統治者，是指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包括在座的諸位，也包括我在內，我們每個人有這樣的雙重地位，由此造成了中國人性（國民性）中的「奴性」與「主（子）性」的並行與相互轉化。另外這也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所造成的。人們經常用一句話來形容中國的科舉制度，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你早上還是個農民，但你一旦中舉，就在天子身邊當官了。中國的科舉制度有這個特點：它容易改變一個人的身份。西方的封建領主制度，人的身份是固定不能動的，中國的科舉制度就不一樣。大家可以讀一讀《儒林外史》，范進中舉之前，他是如此奴相十足，但一旦中了舉，就是如此地橫暴。再反過來看范進的老丈人胡屠戶，當范進居於他之下的時候，他對范進如此地跋扈，當范進一爬到他上面去了，就連打一下都不敢打了，說這是「文曲星」，是不能打的，窮女婿一下子就變成「文曲星」。中國的這種科舉制度使人出入於「主」、「奴」之間，就發生奴性與主（子）性的快速轉換。瞿秋白曾對中國的社會與家庭結構有過一個中肯的分析。他指出，中國沒有俄國式的「農奴」，構成中國農村基礎的是自耕農，表面看起來它以家庭為單位，有一定的經濟獨立性。俄國農奴家庭里，每一個成員都是奴隸主的奴隸；但是中國的家庭結構里，有一種表面的獨立性。自耕農對外受壓迫，面對地主、官府，他是奴隸；但回到家裡面他就成了家長，是一家之主，他的下面有老婆、子女，都必須服從他，成為他的「奴隸」。中國這種自耕農的經濟，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也造成人與人性（國民性）的雙重性。這樣的經濟結構，使得中國的自耕農有一種幻想：儘管我今天還是奴隸，但只要努力，勤儉持家，勤勞致富，我最後可以上升為主人。事實上也是這樣，毛澤東的家庭不是由中農上升為富農了嗎？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引起人性（國民性）的主奴轉換，是自然的。

　　魯迅用這樣一個觀點來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中國近代的革命，他得出一個結論。他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近代的革命，並不是要使人改變自己的奴隸地位，不過是爭奪一把椅子，也即爭奪誰做「主人」。他說，奴才做了主人，是絕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目的就是要當老爺。魯迅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根據《史記》記載，當年秦始皇很闊氣，劉邦、項羽見了以後作出了自己的反應：劉邦說：「嗟夫，大丈夫當如此。」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魯迅分析說，劉邦說的「如此」，一是「威福」，有權有威；二是「子女」；三是「玉帛」，有錢。所以奴隸們是羨慕主人的。「當如此」，「大丈夫」就應該做主子，當統治者，這在中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一直到今天。「彼可取而代之」，農民起義就是「取而代之」。魯迅說，農民是根本不可能改變政權的性質的，他們是想把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所以中國只有兩種魂，一是「匪魂」，一是「官魂」，而「匪」「官」二魂是相通的，在位者為「官」，在野者為「匪」，「匪」的最高的目的是當官。這就說到了阿Q造反。你看在土谷祠里他做的什麼夢：「這時未庄的一夥鳥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么？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襯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搬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趙司晨的妹子真丑。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阿Q的夢想仍然是那三樣：「威福」，有權勢；「子女」，有老婆；「玉帛」，有錢，有元寶，有寧式床，也就是當年劉邦說的：「大丈夫當如此。」儘管這已是「現代革命」了，實質並沒有變。

　　農民起義，勝利了就當官，當皇帝，朱元璋就是這樣。失敗了怎樣？失敗了，就殺人。所以魯迅多次批判張獻忠的殺人。魯迅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說張獻忠最可怕的就是什麼人都殺，納糧也殺不納糧也殺，反正是見人就殺。所以魯迅開玩笑說，張獻忠也是「為藝術而藝術」，他是「為殺人而殺人」。這背後暗藏著一個陰暗的心理。魯迅發現，當開始張獻忠和李自成兩個人爭當皇帝時，他不殺人；到了李自成打進北京，李自成寶座坐定了，就是張獻忠當不成皇帝，這個時候他才殺人。他是什麼心理狀態呢？就是我不能把好的留給你，我當不了皇帝，我把人給殺光。這就是很多破落戶，在臨死之前，把家產一把火燒掉，絕不留給後來人那樣一種心理。所以魯迅對中國農民起義是持相當嚴峻的批判態度的。他和毛澤東不一樣，毛澤東是歌頌農民起義，認為農民起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在魯迅看來，農民起義無非兩種結果：起義成功，他當新的主人，而新的主人比舊主人有時候更壞；起義不成功，就像張獻忠似的，到處殺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提到阿Q造反的時候，他有一句話，他說我寫的阿Q造反，不是說現在，我是指幾十年以後。還有我們剛才說的，他說革命無非爭奪一把椅子，說這話的時候已經是30年代，也就是說，他那個時候對30年代正在發生的革命，是有所警覺的。或者說他一方面支持革命，另一方面，又有所警覺。這些都是根源於他對中國社會結構所造成的中國國民性的弱點，由此形成的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的根本弱點的深刻認識。——中國要徹底走出人奴役人的奴隸時代是十分困難的。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在中國「主」和「奴」的迅速轉化，它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在一個「權」字。魯迅說，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也就是失去權力）的時候就奴性十足。中國「大一統」的權力結構，決定了權力在中國整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主奴轉化完全決定於權：有權就是主人，沒權就是奴才。因此，在中國很容易產生「權力崇拜」，產生「權力至上」的觀念。在我看來，這種權力崇拜在魯迅之後的中國社會有了更大的，或者惡性的發展，以至毛澤東明確地作出理論的概括，叫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發展為「有權就有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6年6月聶元梓在北大貼第一張大字報開始，到1966年底，這段時間，主要是黨內上層的權力鬥爭。到了1967年1月份，毛澤東發動全國性的奪權鬥爭，一方面，中央的權力鬥爭繼續在進行，另一方面，全國各地一直到各個單位都展開了權力鬥爭。所謂「全面大內戰」就是全面的奪權鬥爭。群眾中分裂成各種派別，各派打得你死我活，目的就是奪權，就是爭奪那個公章。每一個人的利益都跟權力聯繫在一起，這是「文化大革命」一個大特點。你這一派掌權了，你就是「主人」中的一分子，可以分享各種權力；你這一派的對立面掌了權，你就是「奴隸」，隨時都有可能被「專政」的鐵拳剝奪一切權力。這是非常具體、非常現實的，關係著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無法保持中立的立場，每一個人眼睛都紅了，全盯著這個「權」。這樣就形成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有權就有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這種權力崇拜經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全國範圍的奪權鬥爭，可以說已經滲入到不同程度捲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並且遺傳到了後代。文革在思想上對中國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還在影響著人們思想與行動的，有兩個觀點。一個就是這個「有權就有一切」，還有一個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無所不為」，不擇手段，什麼事都可以做。這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的根深蒂固的「集體無意識」。

　　問題是，這些年來的改革開放，在這樣兩個根本問題上，並沒有得到改變，在我看來甚至是變本加厲了。這幾年的改革中所出現的最大問題，就是權和錢的轉換，有權就有錢。少數人利用自己手裡的特權，肆無忌憚地把國家資產轉換為私有財產，形成新的官僚資本，這已是人們有目共睹的「公開的秘密」。或者是效仿，或者是作為一種「報復」，全國上上下下都在利用手中的權，將其轉化為錢，於是權錢轉換由上層，擴展到了社會最基層。這些年不是提高「各單位創收」嗎？講穿了，就是各單位利用自己的權，把這權轉化為錢。所以這種「錢權交易」、「錢權轉換」，是全民性的。原來是「有權就有一切」，這些年形成另外一個觀念：「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比那個「有權就有一切」更加可怕，更具有掠奪性與瘋狂性。原來講「為了崇高的目的什麼都可以做」，儘管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帶有欺騙性的，現在連這欺騙的外衣也不要了，已經沒有人講崇高不崇高了，就剩下赤裸裸的「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其實還是當年劉邦說的「如此」，還是那三個東西：權勢、子女與玉帛。過去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現在是「權中自有顏如玉，權中自有黃金屋」。所以大家現在不讀書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樣，「文革」中形成的兩個基本觀念，到現在，在我看來，已經形成國民的潛意識了。這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於是，每一個人都最大限度利用手中的權力使自己成為奴役、壓迫他人的「主子」。同時一個人在受到他人的壓抑、屈辱時，又忍氣吞聲，表現出十足的奴性。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到處可見，已經成為見怪不怪的生活「常態」。比如說坐公共汽車，經常可以看到乘客在那兒排隊等車，等了半天等來了，司機卻不在車站停車，「嘩」地開過去，讓所有的乘客拚命跑到那邊去，有的時候又故意提前停車，乘車的又像趕鴨子似的爭先恐後地趕過來，司機有「開車權」，他就這樣任意地戲弄你。你去買東西，那個賣東西的人有一點點售貨權，然後他就任意地折磨你。至於郵局、電信局，利用它的壟斷權，肆意侮辱、折磨顧客，更是人人痛恨而毫無辦法。仔細觀察，我發現有一個規律，就是這些喜歡用權來折磨你的人，他常常是社會地位比較低，或者他自認為社會地位比較低的人。傳說有這麼一個笑話，我想可能是真的，前些年小學教師地位很低，有些教師有時氣不過，心理不平衡，就專門找班上幹部子弟的學生的岔，讓他們家長來開會，一開會就訓話，一個月罵一次，過一個月再罵一次，出出氣。而這些幹部呢，在他單位里耀武揚威，現在到了老師面前，馴服得跟一頭羊一樣。人受了別人的氣，就要找更弱小者，或者找沒權的人去發泄。阿Q在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後，他要借欺負小尼姑來「出氣」。那麼我們這些人在郵局小姐面前，就是「小尼姑」，不管你是什麼大學生，大教授，沒有她，你的信就寄不出去。於是你只好忍氣吞聲；然後再到另一個場合利用你手中的權力找比你弱的無權者「出氣」，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在公共汽車上，當有些售票員利用他們的權力來凌辱顧客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出抗議，大半是息事寧人了事。我可能受魯迅影響太深，任何一點對我的侮辱都不能忍受。但我的抗爭經常遭到其他乘客的白眼，顯得我好像有些「不正常」。人們都習慣於當奴才了，你稍表達一點抗爭，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周圍的人都覺得你是可笑的。而且你自己反過來一想，也會覺得沒有意思，因為他也是弱者。當時很氣，回到家裡，就覺得自己很可笑了。所以要維護做人的尊嚴，在中國會成為一種很尷尬、很荒誕可笑的事情，你產生不了悲壯感。後來，我在一篇文章里對以上日常生活的現象做了概括，文章發表好像還有一點影響，我是這樣說的：「其實這種思潮的核心觀念，『有權就是一切』，已經滲入中國國民靈魂的深處，以至當今之中國，幾乎每一個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由於社會分工而享有的權力，既為自己撈取物質的利益，又在施虐於他人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滿足。另一方面，人們又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暴政面前，處處顯示出麻木、忍從的奴相。跟阿Q似的，在對他人的更加肆無忌憚的報復中，贏得精神的補償與自慰。由此形成惡性的循環。」魯迅當年所揭示的「主與奴的統一和轉化」，在當今中國以更加露骨的形態重現了：每個人既是主子，肆無忌憚地施虐於他人；同時又是奴才，心甘情願地被虐於他人，如此不健全的心理，表現了國民性的進一步墮落；再不從這樣的「主奴心態」中解脫出來，我們是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人」的。

　　第二個題目：奴性的根源。

　　首先是經濟上的原因。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說：

　　「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

　　吃飽前的議論常激烈，吃飽後的議論往往平和。凡承認飯需要錢買，但又說錢是卑鄙的人，最好的辦法是看看他的胃。魯迅的結論是：

　　「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

　　中國知識分子像孔乙己那樣，不會營生，生存能力差，就更是如此。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表現都如此軟弱？為什麼幾乎無一例外的批判誰，誰就檢討？後來，我終於明白，一個重要的或者說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後，政府對知識分子採取一個「包下來」的政策。所有知識分子都被安排在某一個單位里，都有工作。這項政策在解放初期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因為解放前夕，許多知識分子都饑寒交迫，無法維持生活。成為國家單位里的人後，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一切都有了保障。因此當時知識分子是由衷歡迎的。但誰也沒有注意到這項政策背後所隱藏的更深遠的影響，這便是「單位所有制」對於人的束縛。每一個單位將單位里一切人員的衣食住行子女讀書，從生到死都全麵包下來，一個單位即是一個社會，這看起來似乎很好，很有優越性。過去有一種說法「一切由組織安排」，但在一切交給組織的同時，個人自由也沒有了。知識分子本是自由職業者，現代知識分子的最大特徵便是職業化。但1949年後，自由職業者以合理的方式被消滅了。同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經濟基礎也被消滅了。每一個人都屬於單位，單位保障你的一切，但同時，你對單位也就存在著依附關係，甚至是對單位最高領導的人身依附關係。單位領導認定你是反革命，要批判你，你只能檢討，否則就被開除。開除之後，你便一無所有，沒有容身之處，即使有硬骨頭，說什麼「我不怕」，但你可以作伯夷，你的妻兒呢？因此知識分子別無選擇。這種單位所有制形成的是一種更嚴重的並且是無法擺脫的奴役關係。60年代，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所有作家、畫家、詩人，統統給我趕下鄉去。不去怎麼辦？「不給飯吃」。這四個字最有力量，所有知識分子最後都規規矩矩下鄉去了。魯迅當年如此強硬，很大程度上因為他是職業作家。解放後，我想即使魯迅，也要屈服，因為人要飯吃，這是常識。自由不得不為吃飯所賣掉。在這個意義上，現在的改革開放最大的一點好處是，它提供了這麼一點可能性：擺脫單位所有制。80年代的一次座談會上，一位人大老教授說：「過去為了吃飯，我不得不違心說話，但我現在不怕了，我雖然老了，但是我的兒子在做生意！」現在中國開始出現自由撰稿人，前一段時間去世的王曉波便是其中之一。當然，今天中國的自由撰稿人過得很苦，但無論如何，「路」算是走出來了，知識分子要真正獲得自由，得要有經濟基礎，首先就是要擺脫「單位所有制」的依附關係。

　　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也是統治者的文化政策的產物。這幾年來，人們對明清學術史關注頗多，形成一個熱點。在這方面幾十年前魯迅曾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在《算帳》這篇文章中，魯迅寫道：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是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魯迅同時敏銳地發現了問題的另一面：

　　「我每遇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二十年的奴隸，卻換了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魯迅尖銳地提出，清代學術發達的背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樣的清政府對漢民族血腥屠殺的結果，導致「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談近代史」，以免觸及當朝統治者利益，橫招殺身之禍。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避禍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為了逃避文字獄，他們只能選擇與現實距離最遠的考據學。所以清代這種純學術研究之所以取得了這麼大成績，與統治者的血腥鎮壓是不能分開的。因此，魯迅沉痛地質問：「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他的意思並非否定了清代學術的成績，而是警誡我們要敢於正視學術成果的背後隱藏著的濃厚的歷史血腥氣；提醒我們，必須研究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從這點上，魯迅展示了自己考察清代學術史獨特的視角，也就是他比我們更注意統治者文化的政策對學術的影響，也便是他自己說的，注意「學術的厄運」——「文禍」。他因此連寫了好幾篇文章，一再提出，應該研究中國的文禍史。比如研究清代皇帝的御批，了解一下統治者們怎樣駕御漢人，怎樣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並將之分別排比輯成一書。這樣，人們便能看到這些政策的「博大、惡辣」。透過這些「博大、惡辣」的文化政策，我們便可以「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流傳至今的奴性的由來」。晚年的魯迅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明清兩代政府的文化政策，首先是用種種酷刑實行文字獄。從永樂皇帝剝了「逆臣」景清的皮到明亡時張獻忠、孫可望的剝皮術，魯迅寫道：「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魯迅認為，這種酷刑文字獄正是奴性的根源。1931年6月，魯迅在與朋友談到30年代在國民黨酷刑下自首的共產黨員之多時說：

　　「自首之輩，當分別論之。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經查看過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而西方中古之至死不屈者，在殉命之前，便冠以一個聖字，稱為聖徒。但是中國青年之死不屈者已嘗有之，但皆密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賣不可的，於是堅卓者無不滅亡，猶豫者鬱郁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倘中國的終亡，操此策者為之矣。」

　　魯迅這個總結是相當沉重的。問題在於，魯迅逝世後，文字獄並沒有停止，而且又形成新的理論，不讓人知道，不讓人證實。以最後幾十年而論，中國便有三大文字獄。首先發生的是胡風案件。這是真正名副其實的文字獄。胡風並非政治上的反對派，並沒有從事反政府的活動，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擁護中國共產黨而且至死不渝。他獲罪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在文藝上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典型的文字獄。結果是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為名，除胡風及夫人外，逮捕92人，涉及2100多人，這是建國後第一大文字獄。第二個大文字獄是發生在60年代的《劉志丹》事件。《劉志丹》這篇小說發表後落入康生手中，康生使用一種可笑而又是可怕的邏輯給它冠以嚇人的罪名。他說：「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歌頌劉志丹，不就是貶低毛澤東在江西建立根據地的作用了么？這不是抬高在陝北根據地的反黨分子高崗，要為他翻案嗎？」支持該書的當時有習仲勛，而習為康生眼中釘，急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康生給毛澤東遞條子，寫道：「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當場宣讀紙條，從此開始了對《劉志丹》一案的長期審查，波及人之多實為驚人。首先，習仲勛被撤掉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受審16年，關押8年。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受株連關押6年。當時的一機部副部長因為作者提供素材，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在文革中受盡侮辱，最後批鬥致死。還有一個湖南省勞動局副局長，在文革中不分晝夜地批鬥，含冤而死。出版該書的工人出版社社長也被捕，用車輪戰術折磨致死。工人出版社一普通幹部因與此書有關係，被打成內傷，另外一位也受電刑術折磨。此書責編何家棟，全家被趕到農村，6口人每人每月只發5元的生活費，他的母親及兒子生病時求助無門，在病困中死去。更不可思議的是，劉錦華等兩位普通群眾因作家採訪時好心地給他們帶過路，就惹下大禍，最後含冤而死。習仲勛吃過飯的一家飯店經理，也被定為習的「地下交通員」，由這個經理開始滾雪球，株連到烤鴨店經理、湖南飯店經理……，整個飲食行業被株連有59戶，被捕了19人，其中被折磨致死的有5人。《劉志丹》案從1962年始到1979年長達17年中，陝甘寧邊區被誣為「彭德懷、習仲勛、高崗黑爪牙」而遭迫害的有萬人之多。第三次大文字獄是吳晗、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事件。名為「三家村」，是因為他們曾在《前線》雜誌上三人聯名用「三家村」的筆名寫雜文。這回是姚文元披掛上陣，給他們定罪的。如《堵塞不如開導》這篇文章，原意是強調現在幹部應避免用鯀那樣去堵塞的辦法，而應像禹一樣用開導的方法去治水。姚文元卻抓住文章中的一句話：「一切事件都應積極開導」，然後，大加曲解、引申、發揮：「這豈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也要積極開導，順利發展？身為北京市領導，你這樣說，便是要為黨內外走資派積極帶路開導，使他們順利發展。」「文字獄」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其結果是全國到處抓「三家村」，其實是把文字獄擴大到全社會每一個基層單位，全民上下從字裡行間找問題，抓反革命，製造了無數慘案。從此，人們習慣於從「微言大義」中，甚至無中生有地憑想像去發現、搜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這種畸形的政治想像力普及到每一個老百姓身上，是極為可怕的。在這種社會氛圍下，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成為罪狀，帶來駭人的後果。這怎麼可能有文學、哲學、藝術的獨立發展，人怎能不變為奴隸？我們不應忘記歷史！

　　魯迅說，滿清政府開始時使用文字獄，以後形勢開始緩和了，又使用另一種政策。雍正、乾隆年間，他們大修《四庫全書》。表面上看，這是進行大規模的基本文化建設，以顯示「太平盛世」的文化繁榮景象。實際是從自己的統治需要與利益出發，重新書寫歷史。因此，所謂《四庫全書》的修訂，其主要方面就是對史書大肆刪改，或毀，或抽，目的是將歷史的血腥氣全部抹掉。比如說，金人入侵後宋朝的達官貴人們變為俘虜，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他們的悲慘遭遇：每人每月只發稗米五斗，舂成米，才能得一斗八升；一年五把麻，自己把麻做成衣服。一些不會做衣服的男子只好終歲裸體，大寒時只能烤火取暖，烤完後立起來，一冷、一僵，有時皮膚都裂開了。這些淪為異族奴隸的悲慘史實，現在在修書中就被刪掉了，一些反抗奴隸統治時的記載也同樣被砍去了。這樣，後人再來看（研究）這段歷史時，就再也看不到曾經有過的殘酷的屠殺，找不出曾經有過的有骨氣的文字，有血性的人，歷史的血腥氣都被抹掉了。魯迅說：

　　「明人刻古書而古書亡，清人修撰四部全書而古書亡，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

　　隨著古書的真面目的消亡，是真實歷史記憶的消失，即所謂「強迫遺忘」。一個「遺忘」了歷史的血腥氣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從歷史的血的代價中吸取經驗教訓的，於是，人奴役人的歷史將會重演，民族與個人的奴性也將永遠存在。今天，這樣的毀書、刪書依然存在，「強迫遺忘」更有更簡便的法子：禁止回憶，禁止討論與禁止研究血的歷史。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過去幾十年了，至今仍沒有認真的總結與反省、反思。這是十分危險的。

　　懲罰之外，還有拉攏、誘惑，即所謂「恩威並重」。於是又有科舉制度，給讀書人以做官的門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讀書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做官，在這過程中便培養了讀書人的奴性。科舉制與文字獄形成左右兩手，正如胡蘿蔔加大棒，使知識分子不能不馴服。以此而言，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是造成中國人奴性的根本原因。

　　此外，還有精神的奴役問題。在《墳》中的《春末閑談》中魯迅講到了細腰蜂，它用毒針，向小蟲身上一戳，小蟲麻木不動了，但還活著，處於不死不活的狀態，細腰蜂便慢慢一口口不慌不忙地吃掉它。細腰蜂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有麻醉劑。魯迅說，這細腰蜂解決了歷代統治者最大的難處，因為統治者們都是要別人做奴隸，當牛做馬，但人們一做事情便有思想、便要反抗，最好是既能當奴隸，又沒有思想，或者說保存運動神經卻沒有感覺神經，細腰蜂正好起這個作用。魯迅指出，中國傳統思想某些方面恰似細腰蜂的毒針，起了精神麻醉劑的作用：一方面讓中國的老百姓甘心做被奴役的機器，一方面又沒有思想。這就是魯迅對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批判如此嚴厲的緣故，在他看來，鼓吹「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儒家思想正是這樣的對中國人民施行精神奴役的「細腰蜂」。

　　最後，中國人思維方式對中國人的奴性的產生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研究中國小說史時，魯迅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個重要的發現。他指出，中華民族居住於黃河流域，自然環境惡劣，先民謀生艱辛，生活勤苦，「重實際，輕玄想」，故神話不發達並難以流傳。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還引用了日本學者的一句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之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皆為儒者所不道。」這就使得中國人比較講究和注重現實的實用的藝術，而輕宗教傳統。魯迅在這點上拿中國知識分子與俄國知識分子進行了比較，指出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一類的知識階級，魯迅說「此話說來太長」，沒有深作發揮，但我們從其文章前後可以發現，他同時批判中國知識分子，「縱然是奴隸，也常常處之泰然」。魯迅指出，中國人往往可以造出一種最適宜的方式來使自己生存下來；而俄國知識分子有宗教信仰，終其一生，即使受苦，也不放棄。所以俄國有殉道者，而中國人，魯迅說都是一幫巧人，聰明人，他們隨時隨地變化自己的立場來適應生存環境。這樣，由於缺少信仰，重實際，輕玄想，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容易妥協，輕易放棄自己的信念，終於淪為奴隸或奴才。近幾年來，知識界對俄國的文學、思想重新感到興趣。「五·四」時，中國與俄國思想與文學曾有過一次交流，到50年代，由於中蘇的關係，我們這一代人都受到俄羅斯文化的深刻影響；80年代以後，熱衷於英美，對俄國比較少有人注意；但是90年代，最近有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知識分子又重新關懷俄國文學與思想。也就是說，世紀末，我國知識分子又一次與俄國知識分子發生一次心靈的感應與交流，這是值得注意的。中國與俄國同樣經歷了大一統的統治，俄國始終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仍然保持著獨立的思考，形成一種反奴隸主義傳統。而在我國思想界，這種獨立思想的傳統卻沒有形成。近年來，我們尋來尋去，找出了顧准；後來又發現了張中曉，但他們都是一些個人，他們在歷史長河中發出了光芒，卻形不成一條線索，構不成一個傳統。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有一個相當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我們缺少一個堅定的、不可動搖的信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的傳統受到了大家的重視。魯迅有個基本的、穩定的體驗，那便是反對奴化，追求個體的精神自由，對一切對人的壓抑、對人的奴化現象都保持高度的敏感。這種體驗融化到他生命中去，一有違這個原則，他便要反抗，絕不妥協。這就是魯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的根本原因。人必須有一個信仰，一個內在的精神支撐，才能不成為奴隸。因此，總結本世紀的歷史，探討知識分子怎樣才能走出奴隸時代，應該是我們思考的問題，而在這一點上，魯迅給了我們一些深刻的啟示。▲

來源：《文藝爭鳴》2000年01期